客家和客家研究的重要性和影响

客家是汉族中重要的民系（族群）之一。客家先民，原是黄河江淮流域的汉人。长期的迁徙，至今客家人已遍及世界各地，用他们的话说是：“有山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客家人”，足以昭示客家人分布之广泛。同时客家先民在迁徙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住民互动，吸收了各地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在语言、民情、风俗、精神特质等方面有显著特点的客家文化。因此，近几十年来，客家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掀起了一股客家热，国内外学者都参与到了客家研究中来。

何为客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客家”的解释是：“指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现在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客家”做了进一步阐释，“相传西晋末及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迁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末（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闽、赣、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隧相沿而完成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语言保留最多的古音韵，称客家话”。1987年出版的《民族词典》，对“客家”则做了更详细的解释，“客家，汉语广东方言称为‘哈卡’（Hakka），‘客而家焉’或‘客户’之意。汉族的一个支系。原始于当地土著居民相区别的称谓，后相沿成自称。过去曾有误认为少数民族者。”它继而沿袭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五波说，谓客家先民及其后裔自北而南经历了五次大迁徙（丘权政，1999：18）。

罗香林（1989）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中，客家先民其先世则多属于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水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等，及所谓中原旧址。

“客家学”（Hakkaology）一词，系三十年代罗香林教授考证客家源流时提出的，但并未有明确的概念，之后黄石华教授的解释是：“客家学就是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黄石华教授认为：“客家学是对客家民系进行的历史源流、组织状况、现状和未来的研究，也是对客家社会、经济、文化、民俗以及族群心理等各方面的系统而科学的研究，从而指出该群体发展趋势的研究，要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学科进行全方位研究，探讨客家人与整个汉族及华夏传统的关系，分析客家人族群性与人类文化的意义，进而以科学论证客家族群对中华民族及世界人类的贡献。”这样的期盼和努力与罗香林先生的初衷是一致的。

1933年，罗香林先生以汉民族客家方言群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客家研究工作的开始。1950年又出版了《客家源流考》，这两本书系统地总结了多年来客家问题研究的成果，还在基本的理论体系方面，对当时及后世的客家研究界产生极大影响。罗教授运用正史材料、地方志和大量客家族谱来“再现”了客家人的起源、迁徙和形成过程。其得出的两点主要结论：一是，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或支系），而不是独立的民族；二是，客家是由于历史上多次移民运动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客家问题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罗先生的观点为出发点的。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是对客家地区历史时期人文事项的探讨及对客家文化与历史上百越文化的比较研究提出，长期生活在赣闽粤边的客家人，“是南迁的中原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移民混合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房学嘉，1994：36）。这一结论显然与罗教授的结论大相径庭。也有学者认为房学嘉的观点站不住脚，但他试图突破罗香林以来以汉人南迁史探讨客家源流的范式，而从闽粤赣地区土著居民与土著文化的角度探讨客家人的来源与形成的问题，并提出新见解，同时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运用到研究中，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显然是对客家研究的突破性尝试。

之后谢重光（1995）在《客家源流新探》中较系统地探讨了客家源流及其形成过程，提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他提到，客家既然是个文化的概念，那么，在客家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就不仅是北方汉人南迁这个唯一的因素，而应该包括赣、闽、粤住民的历史与文化因素。在经过一系列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并非所有自北而南的移民都与客家人的形成直接关联，与客家源流真正相关的主要是唐宋时期的北方移民；在客家人的形成过程中，粤、赣地区的住民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客家人正是他们与北方南迁汉人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闽粤赣边住民及其文化的“参与”，就不可能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再者陈支平在《客家源流新考》中对罗香林以来的客家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他不只是用客家人的谱牒，而是试图把闽、粤、赣、台等地不同民系的族谱综合起来，相互参照，从而对客家的来龙去脉作出新的解释，“客家民系与南方各民系的主要源流均来自北方，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的血统并无明显差别，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和一千多年来大融合的结果”（王东，2007：7-9）。(www.xing528.com)

除此之外，已故澳大利亚籍学者梁肇庭在《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们》中，首次将西方的“族群”概念与客家联系起来，深入讨论了发生在明清时期的移民运动及其族群性问题。他的研究思路不再跟随罗香林那一代学者，而是通过树立北方游牧民族的内嵌与汉民族南下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来讨论客家的源流及其发展与“族群性”问题。梁氏认为，至少对于16世纪以来由赣、闽、粤地区迁入岭南、东南沿海等区域的那部分客家人而言，主要是基于经济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民族的或政治的原因。他认为：当某一区域进入经济高潮期时，其周边区域的人口就会因其提供的经济机会而迁徙；当这个区域的经济状况下降时，居住在此地的人口会退去周边，或迁徙到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但是在经济状况衰退时，这一区域的资源竞争导致移民的族群认同开始加强，因为只有通过认同大家才能团结一致，得到更多的生存资源，客家之所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就是因为在这种不同发展周期导致的客家人的不断迁徙及与各地住民的互动造成的结果（王东，2007：10-13）。

王东（2001）在《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一书中通过探讨客家的本质特征来界定什么是客家的问题，认为“最能代表客家这个群属本质特征的应该是客家方言。客家方言不仅是客家人区别于非客家人的最直观、最基本的文化特征，而且也是客家这个群属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内聚纽带”，“闽粤赣”作为基本单位，通过“方言群”（group of dialect，or dialectal group）来界定客家，而不是用“族群”或其他概念。

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之前关于客家的研究成果主要通过历史文献、地方志和族谱等材料，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客家的源流、形成和发展，以及客家语言、客家文化形成等方面进行的探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量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开展客家研究，出现了一批专题性和区域性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包括客家宗族、宗教信仰、社会模式、文化、教育、性别、客家建筑、饮食、服饰、习俗等各个方面。如林嘉书和林浩的《客家土楼与客家文化》、郭丹和张佑周的《客家服饰文化》、汪毅夫的《客家民间信仰》、李永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王东的《社会结构与客家教育》等。值得关注的还有，法国学者劳格文和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杨彦杰共同主持的“客家传统研究”计划，通过在客家各地区的田野调查，结成了《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闽西的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等成果，以及房学嘉的《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罗勇和劳格文主编的《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教》、谭伟伦的《粤东三周的地方社会之宗族、民间信仰与民俗》等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作品，均试图通过实证性的宗教信仰、习俗来研究客家社会及其历史。在他们看来这些习俗和仪式是“客家人传统上用来表述其价值体系，以及寻求保存和改善其生存方式的凭借”。这一时期的研究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客家研究，与罗香林先生对客家的宏观研究模式不同，而是从具体村落和微观的个案入手，对客家社会和文化进行新的范式研究。同时，通过田野工作，在客家地区收集了大量的口述史资料和地方性知识，这些对今后的客家研究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与此同时，客家研究在台湾、日本等地也掀起了研究热潮。如陈运栋的《客家人》、尹章义的《台湾客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运栋的《台湾客家研究的考察》等学术成果，对客家历史、迁移、形成以及社会经济、组织、民俗和文化等方面做了全方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