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商会深入调查天龙山石刻被盗事件

1935年5月出版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中，有《追究盗卖山西天龙山北齐石刻之始末》一文，述及1933年一起盗卖天龙山石窟造像的案件：

山西太原县天龙山摩崖石佛造像，系北朝名迹，工艺精钜，法相庄严，关系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者甚巨。前代省、县志书均经著录，近年日本考古家关野贞、田中俊逸等，亦均先后亲来踏访，著论阐扬。唯比年以来，屡经盗凿毁伤，本会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闻悉该项石刻，有被盗之讯后，即一方咨函山西省政府饬令太原县加意保护，勿使湮毁；一方即加紧调查，追究奸人之盗卖。二十二年（1933年）冬，侦知北平（北京）打磨厂长巷头条谦义馨客栈主人张兰亭，沟通奸人盗运此项石刻两方来（北）平，当即函咨北平公安局协同本会北平分会干事王作宾前往将张兰亭依法逮捕，押公安局审讯。据供“该佛教石刻两方系其友人侯敦卿及已散店伙王御书二人由晋（山西）携来，存于店内，曾经介绍古玩商人周同山到店看货，嗣因索价一万八千元，周即拒购，侯敦卿即将此两方石刻以三百元代价，抵押于甜水井日本人中村手中，以两月为限，届时如不赎取，即归中村所有。”等情。本会除函咨北平市公安局严行追究、务获主犯、依法严惩外，为明了天龙山石刻被盗详情起见，又派干事王作宾躬赴山西太原县调查。

嗣据报告谓，查天龙山北朝石刻造像，共分东西两区。东区各洞原有大小佛像，上下各层，悉数被毁，或身完首失，或全体残碎。洞顶云龙仙女，亦悉无存，洞外石壁原有碑刻，亦大半经人凿取仅遗空穴。西区各洞，除最大坐像，仅遭矐目，未损头身，余者亦皆被毁坏。综观各像被毁之处，凿痕极新，碎片石屑，散布满洞，决为最近所为，断非旧迹。又查造像所在，位于天龙寺之后山巅，登陟艰难，石刻坚重，断非一手一足所能盗錾，亦非一朝一夕能为功，且运送下山必经寺门，山静人稀察觉甚易。寺中原有僧人净亮、普彼二人，及太原县派驻天龙山警察二名，常川驻内。倘非同谋盗运，则截留禁止，只须举手之劳。复查天龙寺殿前置巨大佛头一枚，据称系被盗后于山涧所拾取，则造像被盗之事，为寺人所熟知。前后参详，此项石刻之盗錾私售，寺中僧人、驻警实有伙同勾串嫌疑，该管县政府亦难辞放任疏忽之责（当时太原县政府设有保存古物会专司保护天龙山石窟）。

1933年11月25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干事王作宾与委员罗庸到达天龙山进行调查。根据王作宾11月30日所作《天龙山石窟佛像调查报告》一文，天龙山石窟东西二区各洞佛像受损、被盗的数目和情况，兹详记如下：

石窟东区

下层，自西向东：

第一洞：大小31像，仅存有首者二像，余或有身无首、或身首俱残。洞外壁上有立像二，亦全毁。东壁刻北魏造像记，尚完整，然蚀泐不易辨认。又有明嘉靖间刻字，亦泐。

第二洞：大小五像，全毁。

第三洞：大小十一像，全毁。

第四洞：大小三像，全毁。

第五洞：大小七像，全毁。

第六洞：大小十五像，洞顶有云龙四，全毁。东旁一碑亦被錾去。

第七洞：大小十二像，洞顶有云龙四，全毁。

上层，自西向东：

第一洞：壁画剥蚀甚多。

第二洞：另置石像一，上身全毁，仅存下半。

第三洞：像一，壁画二，全毁。外面雕有小像亦无存。

第四洞：全毁，凿痕极旧。

第五洞：大小九像，全毁。

石窟西区

自东向西：

第一洞：为大佛坐像一躯，高约二丈，雕刻与云冈埒（类同），尚属完整，惟两目被掘损。佛座下东西各刻佛像及乐舞天女等四枚，皆毁。大佛像膝前另有三像，中一立像，可十尺，佛首已失。据云寺中佛头，即属此像。左一像骑象，右一像骑狮，佛首俱失，惟狮象尚完好。三层佛阁亦破败不完。

第二洞：共大小十一像，中二坐像一有头、一无头。东面中一坐像，旁三十像，小像有头者二，余头皆失。旁另有天王像二，头俱失。西面中一坐像，旁二小像，又一立像皆无头。

自第三洞以西为洞凡七，因栈道毁绝，无法攀上，佛像确数，不能悉知。然自下仰望，洞中佛像，殆全毁坏。

综观调查所得，天龙（山）佛像之被盗凿，由来已非一日。东区各窟之被毁，则确系近日所为……

天龙山石窟，在山西太原西南40公里，最早开凿于东魏时代，其供养者是高欢。北魏末年，皇权衰微，大丞相高欢把持朝政，并于永熙三年（534年）擅立新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境内），史称东魏。高欢自居都城五百里外的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遥控大局，与皇帝无异。武定三年（545年），高欢在晋阳城外方山修建避暑离宫，并开凿石窟（今天龙山东峰第2、第3窟），承袭云冈石窟和早期龙门石窟的造像传统，另开新局。武定八年（550年），高欢次子高洋逼迫东魏皇帝禅位于他，建立北齐，以晋阳为别都。他延续了父亲修建离宫和开凿石窟的雅事，北齐造像也因此确立了有别于北魏的圆满富丽的风格。高洋因纵欲酗酒而暴毙，其子高殷在14岁低龄继位，但次年便被他的六叔、高洋的六弟高演废掉并杀害。26岁的高演登基上位，虽被评价德才兼备，但皇位也只坐了一年多便坠马身亡。高演唯一显赫的，是延续父兄的礼佛传统，于皇建元年（560年）在方山兴建天龙寺，天龙山因此得名。

经过北齐、隋这样皇统无序、佞臣横行的朝代，天龙山石窟在唐代迎来兴建的高峰，总共25个石窟，有19个是在唐代开凿的。这可能跟唐高祖李渊在隋代曾是太原留守、晋阳宫监并在此起兵而建立大唐有密不可分的缘故吧。其实这里在隋代也被看作是龙兴之地，隋开皇元年（581年），13岁的杨广被封为晋王，官拜柱国、并州（太原）总管，他即是后来的隋炀帝。天龙山石窟唯一的隋代洞窟（东峰第8窟）即是开皇四年（584年）杨广镇守晋阳时主持开凿的。天龙山石窟的开凿，终结于武则天时代，现存最大的造像弥勒佛即是那时的产物，这跟武则天自诩弥勒佛转世有关，当然她的籍贯在山西文水，属于杨广曾辖制的并州，也在大唐龙兴之地的属地范围。但自武则天以后，天龙山石窟的开凿史便结束了。随着城市中寺庙的兴建，石窟寺也成为荒山野岭中渐渐被冷落的一隅而趋于荒废，香火惨淡。

近代，作为建筑史或美术史上的发现，天龙山石窟被世界认知，是出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二战后改名为东京大学）教授关野贞在1917年在中国考察时的一个偶然发现，他在随后的1921年，在《国华》杂志发表了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由此激发了日本学者和古董商的热情。出生于芬兰赫尔辛基的瑞典艺术史学家喜仁龙则是最早光顾天龙山石窟的西方学者。1923年他第一次到达天龙山石窟时，有些造像已经被盗凿了，但整体并不算悲哀。然而，当喜仁龙1929年第二次前往天龙山时，之前完好的雕像业已不存了，这确实是个悲哀。

按照古物保管委员会王作宾在1933年的统计，天龙山石窟遭盗凿的佛首、佛像、菩萨，超过130件不止，另外还有若干佛弟子、供养人、飞天等雕刻，它们被盗凿的时间似应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不同类型的天龙山遗物，在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都能找到对应的残件（图5-4，彩图28、图5-5）。该馆有多件藏品出自天龙山石窟，大多原位于东魏时代最初开凿的第2窟和第3窟，它们是来自温索浦的遗赠。资料显示，温索浦在1931年和1936年间从纽约山中商会购买了这批出自天龙山石窟的佛像和石雕残件，并于1943年去世后遗赠给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

图5-4　胁侍菩萨

砂岩浮雕，东魏，约545年，高94.4cm，宽38.8cm。原位于天龙山石窟第3窟，现藏于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图5-5　胁侍菩萨

砂岩浮雕，东魏，约545年，高94.2cm，宽39.8cm。原位于天龙山石窟第3窟，现藏于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温索浦来历不俗，其祖上可以追溯到最早在北美建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并四度担任总督达12年之久的约翰·温斯罗普，这也奠定了其家族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温索浦的父亲罗伯特·温斯罗普早年从事棉花和食糖生意，后转入银行业，娶了凯特·威尔逊·泰勒为妻。凯特·威尔逊·泰勒的父亲摩西·泰勒是当时美国铁路、钢铁、煤炭等领域最大的资本家，曾掌控纽约城市银行（即后来的花旗银行）长达27年。因为姻亲关系，罗伯特·温斯罗普也进入相关产业，成为各大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另外，罗伯特·温斯罗普还与银行家邻居、曾参与建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老西奥多·罗斯福成为朋友和生意伙伴，并将这种密切关系延续到下一代，比如他的小儿子比克曼·温斯罗普跟老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西奥多·罗斯福颇有私交。西奥多·罗斯福担任美国第26任总统后，比克曼·温斯罗普被任命为波多黎各总督和财政部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卸任总统后，比克曼·温斯罗普担任海军部副部长，这是西奥多·罗斯福成为总统前曾经担任过的职务。1913年比克曼·温斯罗普离任，他的继任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比克曼·温斯罗普从海军部离任后曾担任国家城市银行（后改名为纽约城市银行）董事。比克曼·温斯罗普的二哥就是温索浦。

跟很多豪门子弟一样，温索浦毕业于哈佛大学，于1886年获得艺术学位，1889年又获得法学学位。在校期间，他是美国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哈佛秘密学生社团坡斯廉俱乐部的成员。该社团只邀请拥有“贵族血统”的极少数人参加，西奥多·罗斯福及其家族很多人都是该社团成员，但富兰克林·罗斯福未被邀请加入，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温索浦曾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但不久后于1896年退出，此后他便专注于艺术收藏和慈善，曾在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担当视察委员会委员12年之久，去世后将多达4000件藏品，包括天龙山石窟佛像和雕刻残件，以及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系列中国高古玉器统统捐赠给该馆，该馆后并入哈佛艺术博物馆。按照温索浦的遗嘱，除非向纽约育婴堂捐款10万美元——当时是一笔巨款——其展品不得外借展出。进入21世纪后，10万美元已不是大数目，温索浦捐赠的文物终于有机会在欧美博物馆巡回展出（图5-6，彩图29、图5-7）。

图5-6　金刚头像

唐代，约735年，浅灰石灰岩雕刻，高36cm，宽17.2cm，厚19cm

图5-7　金刚头像

唐代，约735年，浅灰石灰岩雕刻，高32cm，宽18.3cm，厚18.6cm。原位于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17窟，1932年5月23日山中商会售予温索浦，现藏于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山中商会主导了天龙山石窟的一系列盗凿，以及失窃佛像和石雕残件的走私和贩卖。山中商会是外国人在中国的最大古董商，是业务横跨欧美亚、风云一时的古董大鳄，其灵魂人物是山中定次郎。

定次郎出生在靠近大阪的堺市，是家中长子。那时的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前外国侵略和内战不息的乱世之中，他的一生，也是日本走上近代化之路、自主发展、日渐强盛并对外扩张的见证，而他的生意也经历了同样的轨迹。定次郎的父亲安达信五郎是古董商，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之故，他自幼便有好古之心。小学毕业后，十一二岁的定次郎便开始见习古董行，次年到大阪跟随古董商山中吉兵卫，成为他的学徒。或许是能力受到认可、被视为大有前途的缘故，17岁的定次郎有机会再次进入学校。他在大阪市立商业夜校学习的同时，还在私塾学习英语，这对他将来重点开展国际生意大有裨益。1889年，定次郎与山中吉兵卫的长女结婚并入赘山中家，连姓也改为山中。1894年，定次郎被派往美国，在纽约西27街开店，当时所经营的只是日本工艺品、美术品。随后的1899年和1900年，他又在美国波士顿和英国伦敦开店，并把生意改组为山中商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庚子国难后大量中国古董、文物出现在市场上并受到日本和欧美收藏家的偏爱，这让定次郎看到了商机，遂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在中国与日本、欧美间建立了中国古董和文物的购销网络。

山中商会初期在中国的收购，主要集中在陶瓷器、玉石等器物，他最大的一宗买卖，是在1912年一次性买下了除书画外的恭王府全部的历代收藏和物件。当时的恭亲王溥伟如此打包甩卖家业，可能跟民国建立、清帝逊位有关，他与肃亲王善耆勾结日本人组织“宗社党”，企图复辟清室，这势必需要大量的经费。因为是一揽子买卖，溥伟售予山中商会各类器物的品种和具体数量是难以统计的。根据相关拍卖的情况，1913年，211件恭亲王旧藏，山中商会总共卖了6255英镑。同年在纽约的恭亲王旧藏拍卖会上，总成交额则超过27.6万美元，但拍品数量不详。这只是拍卖的情况，山中商会店铺销售的情况则不得而知。另外，山中商会还在北京收购了一些自清宫流出的物品，包括帝后宝冠、玉石、金饰等，拍卖的金额在1917年也超过11万美元。目前，我们很难判定这些古物的流出渠道。

按照流失文物的判断标准，在交易情况下古物的流出，要视其行为是否违反了当时的法律，比如获得方式是否违法（盗、抢）、交易方式是否违法（欺诈）、自中国离境是否违法（走私）、在国外入境是否违法（逃税）。很多古物的流出自始至终都缺乏必要的实物证据，实际这也是当时的古董商想方设法都在规避的问题。

1917年，山中吉兵卫去世，定次郎在纽约第五大道680号的美术馆式店铺开张，自此山中商会常态的销售方式从拍卖渐渐转变为展销零售，变被动为主动，并根据客户需求定向寻找货源，无疑这是占有了较大比重的市场份额后，客户定位更加精准和获得极高信用后的结果。

1918年，定次郎将山中商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担任社长。自此以后，山中商会经营的中国古物的品种和销售方式，较之以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定次郎将手伸向铜器、甲骨、三彩陶俑等出土文物和佛雕像、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的时候，这本质上是一种罪恶的转变，因为这些都是当时政府明令禁止破坏和出口的古物。比如铜器，在1918年之前，山中商会的拍卖品中虽也可以见到商周铜器，但毕竟数量极少，而且往往出自名士旧藏，比如清末金石学家端方。定次郎对青铜器的追逐，往往是缘于日本上流的雅好，但至晚在1923年，商周铜器、陶俑等出土物以及石雕佛像、佛首残件等显见是被盗凿的古物，已经成为山中商会的主流项目，山中商会也由此步入兴盛。

据不完全统计，山中商会1923年至1934年在日本相关展览会上展出的中国北朝至唐代的石雕佛像、佛首残件超过470件，其中有个别是未售出而重复展览的部分。以其中的天龙山石窟造像为例，在1928年的“中国古陶金石展”，山中商会展出了45件出自天龙山的佛像和佛首。1933年“中国朝鲜古美术大展”，山中商会展出5件出自天龙山的唐代佛像，标价六千至四万日元不等。1934年定次郎去世，而山中商会的业务并未停止。上述只是在日本的展览会的情况，其中几件天龙山石窟佛像也曾于1935至1936年在英国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展销，另有一些则在山中商会在欧美的店铺中销售，也不排除有一些佛首从未展出过便已售出了，而今它们散落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因为有老照片可资比对，这些流失的佛首一般可以确定在石窟中原属的位置，例如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尊盛唐时代的菩萨头像，原位于天龙山石窟第14窟。(www.xing528.com)

天龙山石窟第8窟开凿于隋代开皇四年（584年），是天龙山唯一的前后室中心塔柱窟。中心柱四壁各开一龛，造一佛二弟子像。窟内正左右三壁开龛，龛内各雕一尊佛像，龛外两侧为胁侍弟子和菩萨像。所有这些佛像的头部都被盗凿而去。2020年10月，日本东瀛国际拍卖株式会社计划拍卖的一尊佛首，经鉴定是原位于天龙山石窟第8窟的北壁主尊佛像。在拍卖被叫停后，拍卖公司协调收藏者将此佛首无偿捐赠回国。另外可知，今天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和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各有一尊原位于第8窟的佛首。原位于第8窟门外两侧的一对金刚力士（分别高189cm和179.6cm），曾在1939年“东亚古美术展”标价10万日元，现藏于日本京都有邻馆。

定次郎似乎对天龙山石窟情有独钟。毕竟按照公认的美学观点，在佛教石窟盛行的北齐、隋、唐，天龙山造像艺术都堪称同时代的翘楚。当定次郎于1924年6月第一次来到天龙山时，这里还是未被古董商觊觎的处女地。可以想见的是，他与天龙山寺僧、警察内外勾结，盗凿了天龙山石窟的佛像、佛首和雕刻。当然不止一次，他还于1926年再度造访天龙山，并于1928年发表《天龙山石窟踏查记》，详细记录了各个洞窟的情形，为之作序的是关野贞。关野贞并不避讳定次郎破坏天龙山石窟一事，并根据前后照片对比说，定次郎两次在天龙山石窟破坏的佛像多达一百多尊，其中第一次有四十多尊。天龙山石窟损失的雕像，有据可查的超过150尊，可见基本是定次郎的“业绩”。在其《天龙山石窟踏查记》序言中，定次郎并不掩饰自己对天龙山石窟的爱慕。如果是出于爱而破坏，尚有被谅解的余地，但他并不是那些佛像残件的收藏者，而是纯粹以此牟利者，这确实是对历史、对信仰都是无法交代的，是个相当悲哀的事情。这种斩首示众式的盗取，毫无人性可言。

1932年日本“世界古美术展览会”上，山中商会展出天龙山石窟第21窟盛唐时代“观音两胁侍菩萨三体”，即三尊菩萨像，标价15万日元。在1935至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山中定次郎也将这三尊菩萨像送展。自此之后，原本在离开原址后还相对完整的三尊菩萨像，而今收藏于不同的博物馆，而且其中两尊已不再完整，处于身首分离的状态。例如1937年4月1日，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用威廉·斯特吉斯·毕格罗捐赠的327幅日本绘画与纽约山中商会交换获得一尊菩萨立像（高136cm），原位于天龙山石窟第21窟。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也收藏有一尊同样风格的菩萨像，其时代和原址都与以上那尊菩萨像相同，只是现在只剩下身体残躯（高101.6cm），它曾是艾弗里·布伦戴奇的旧藏。这尊菩萨像在1935至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时，头部仍安放在身躯上，如今头部或许被私人收藏，不知所终。

“观音两胁侍菩萨三体”的另一尊菩萨像（高139.7cm），于近年回归国内，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收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其头部为后补新作。1935至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时，这尊菩萨头部仍安放在身躯上。原头像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5-8，彩图30）。

图5-8　菩萨头像

砂岩石雕，彩绘，唐代，约710年，高40cm，宽20.3cm，厚19.1cm。原位于天龙山石窟第21窟，1942年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捐赠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出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第21窟的造像残件，现散落在世界各处，如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有一尊盛唐时代菩萨坐像头部（高35cm），该菩萨坐像之身仍在原址；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一尊盛唐时代如来坐像残躯（高62.2cm），佛头不知所终。另外1936年5月11日，山中商会在美国纽约售予温索浦一尊释迦牟尼佛坐像（图5-9），原位于山西天龙山石窟第21窟北壁，现藏于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图5-9　释迦牟尼佛坐像

砂岩雕刻，唐代，公元8世纪初期，高109.5cm，宽75cm，47cm，重约317kg。原位于山西天龙山石窟第21窟北壁，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英国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现收藏于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由上述流散的天龙山石窟第21窟造像可推测，窟内两主尊（释迦牟尼、如来或弥勒佛）及其两对（四尊）胁侍菩萨的情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流失和流传过程。我多日无从解释某些现象，有时做梦也在想象事件的经过：山中定次郎1924年第一次造访天龙山石窟时，盗凿的也许只是佛首和菩萨头像。因为生意需要，他1926年再次造访时，就把那些缺少头部的佛像和菩萨像的残身也盗凿去了，并拼合复原展出售卖。可惜这些佛像和菩萨像的头部和身体，因为生意的需要而阴差阳错地再也无法合体了。定次郎真是一个犯下莫大罪过的人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中商会在欧美的资产被冻结、拍卖而走上一条不归途，从此消逝在古董行的视野里。定次郎在1931年获得法属安南（越南）大南朝龙星勋章和日本绿绶勋章，1933年获得德国红十字二级名誉勋章，去世后于1936年被追授日本从六位官阶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古董商享有的荣誉，或许他迎合了文化侵略中国的意识形态。其实他很早就为日本外务省服务了，并不是个简单的古董商。

对于石窟寺佛造像的盗贩，山中定次郎在20世纪的前10年就已经开始涉足了，他首先染指的是响堂山石窟。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地处冀晋豫三省交界处，民国时这里属于磁县地界。窟群主要分为南北两处。

据传北响堂石窟的开创始自东魏末年。《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记载：“（东魏）太清元年（547年）正月丙午，东魏渤海献武王（高）欢卒……世子（高）澄秘不发丧……八月甲申，虚葬齐献武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

高欢是天龙山石窟的供养者，他的死是响堂山石窟开凿之始。尤其是高欢次子高洋建立北齐后，以邺城为都，然高氏世居晋阳，故在邺城与晋阳间经常来往。在这期间，高洋在沿途修建行宫，大兴佛寺石窟，响堂山正位于邺城至晋阳的要冲，由此创立了北齐造像的典范，尤以北响堂石窟为盛。史传高欢所葬之北响堂石窟大佛洞（北洞），如1922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所见：洞窟阔、进深均约13米，正中、左右三面为一佛二菩萨形制，然正面佛像和菩萨像已遭破坏。

南响堂石窟开创于北齐后主高纬天统元年（565年），由高阿那肱施建。据《北史·列传第八十》，“天统初，（高阿那肱）加开府，除侍中、骠骑大将军、领军，别封昌国县侯。后主即位，除并省右仆射”。高阿那肱工于骑射，但才技庸劣，不涉文史，为人奸巧，是皇帝幸臣，后来官至大丞相，但最后却投降了北周，直接导致后主被俘遭诛、北齐覆灭。南响堂石窟现存七窟，下层两窟，上层五窟，其中第2窟被破坏尤其严重，造像几乎无存。1500年的佳构，徒留下空荡、残缺的记忆。

响堂山石窟造像为古玩商觊觎、被盗凿而流失海外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清朝末期。山中商会在1913年将数件响堂山石窟造像卖给弗利尔，如今收藏于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图5-10、图5-11、图5-12，彩图31）。

图5-10　阿难头像

北齐，石灰岩雕刻，饰彩，高32.1cm，宽23.2cm，厚18.8cm。原位于河北北响堂石窟南洞，1913年山中商会卖给弗利尔，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图5-11　佛头像

北齐，石灰岩雕刻，饰彩，高42.7cm，宽25.3cm，厚32.2cm。原位于河北南响堂石窟第4至第6窟某窟，1913年山中商会卖给弗利尔，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图5-12　佛头像

北齐，石灰岩雕刻，贴金饰彩，63.4cm，宽41.4cm，厚27.4cm。原位于河北北响堂石窟南洞，1913年山中商会卖给弗利尔，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弗利尔的供货商还有迪克兰·克里凯恩，卖给他一尊出自南响堂石窟的大势至菩萨头像（图5-13）。迪克兰·克里凯恩出生于土耳其，大约1892年时在伊斯坦布尔开始从事古董生意，并陆续在纽约、巴黎、伦敦、开罗设店，主营古埃及和中东古物，是伊斯兰和波斯领域艺术收藏的行家，后来入籍美国。1951年，他从纽约圣莫里茨酒店21层坠楼而死。

图5-13　大势至菩萨头像

北齐，石灰岩雕刻，饰彩，高36cm，宽24.5cm，厚24cm。原位于南响堂石窟第4至第6窟某窟，1916年迪克兰·克里凯恩卖给弗利尔，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迪克兰·克里凯恩的大主顾还有子承父业经营铁路公司的巨商亨利·沃尔特斯。1934年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建立的沃特斯美术馆，即收藏有来自亨利·沃尔特斯父子的藏品，包括青铜器、书画、玉器、陶瓷器、佛像等逾千件中国重要文物。

经手响堂山石窟佛像盗卖最多的，应是中国文物流失第一大贼卢芹斋。1916年弗利尔从卢芹斋的来远公司购入一件跪兽残像（高88.4cm，宽47.3cm，厚28.5cm）。在北响堂石窟中洞（第7窟）主佛像下方共有24个相类的跪兽，绝大多数在清末民初被盗凿而流失。在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还收藏有四件类似的跪兽石雕，分别是于1953年购自卢芹斋两件，1977年由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转入两件，来自德裔瑞士银行家爱德华·冯·德·海特男爵的旧藏。在1937年入籍瑞士前，爱德华·冯·德·海特是一个纳粹分子，1945年他将藏品捐出，在瑞士苏黎世建立了瑞特堡博物馆，其中有众多中国青铜器、佛像、石雕等文物；另外在德国伍珀塔尔，他也有以其家族姓氏命名的博物馆。

在弗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一尊等身菩萨立像（图5-14，彩图32），原位于南响堂石窟第2窟，最初由法国古董商查尔·维涅经卢芹斋转手售予尤金·迈耶。尤金·迈耶曾在1930至1933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后收购《华盛顿邮报》，还于1946年担任世界银行首任行长。其遗孀阿格尼丝·迈耶于1968年将该菩萨立像赠与弗利尔美术馆。

图5-14　菩萨立像

北齐，石灰岩浮雕，饰彩，高172.5cm，宽51.8cm，厚42.9cm。原位于南响堂石窟第2窟，1968年阿格尼丝·迈耶赠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另外，弗利尔美术馆还于1921年购入收藏有“释迦说法图”和“弥勒说法图”浮雕各一件（图5-15、图5-16，彩图33），原位于南响堂石窟第2窟。

图5-15　释迦说法图

北齐，石灰岩浮雕，饰彩，高120.8cm，宽340cm。原位于南响堂石窟第2窟，1921年入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图5-16　弥勒说法图

北齐，石灰岩浮雕，饰彩，高159.3cm，宽334.5cm。原位于南响堂石窟第2窟，1921年入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是收藏响堂山造像最多的国外博物馆，或多达十件以上。1916年卢芹斋卖给宾大博物馆有两尊菩萨立像和一尊辟支迦佛立像，高近2米，均出自南响堂山石窟第2窟。1918年卢芹斋又卖给该馆两尊菩萨头像，出自北响堂石窟北洞。

当然，卢芹斋做古董生意的套路也不只是卖，出于打开销路、维护关系的考虑，他也会捐给博物馆一些古物，有时应该是半卖半送或搭售的性质。比如1920年，卢芹斋捐给巴黎赛努奇博物馆一尊辟支迦佛首，出自北响堂石窟南洞。1923年，他赠给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一件佛首（图5-17，彩图34），同样出自北响堂山石窟南洞。1928年他又送给宾大博物馆一件说法图浮雕残件，据传也出自南响堂石窟第2窟。1930年，他捐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支佛手石雕残件，出自北响堂石窟北洞。1951年，他再次捐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尊菩萨头像，出自北响堂石窟中洞。

图5-17　佛头像

北齐，石灰岩雕刻，颈部断口，高62.2cm，宽54.6cm。原位于河北北响堂石窟南洞，1923年卢芹斋赠给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目前所知，自响堂山石窟流失的造像已超过120件，散落于日本、欧美等国公私收藏机构。除前述相关博物馆外，还有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大原美术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美国弗吉尼亚美术博物馆、波特兰艺术博物馆、伍斯特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图5-18、图5-19）、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纽约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及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瑞典远东艺术博物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等，其中出自北响堂石窟北、中、南三洞者——常盘大定所云大佛洞、释迦洞、刻经洞——属北齐造像经典。

图5-18　佛弟子像（左图）

隋代，公元7世纪前后，石灰岩雕刻，饰彩，87cm×25.4（肘）cm。出自南响堂石窟，白凯特旧藏，1932年捐入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图5-19　佛弟子像（右图）

隋代，公元7世纪前后，石灰岩雕刻，饰彩，88.9cm×23.5cm。出自南响堂石窟，白凯特旧藏，1932年捐入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