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恢复的圣境：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责难与呼吁

云冈石窟开创的背景，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运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拓跋焘“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在这样的危急中，“沙门昙曜有操尚……誓欲守死……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从来不负有心人。拓跋焘死，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即“初复佛法……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次年（453年），昙曜“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云冈），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上引文皆见《魏书·释老志》）

这五个石窟，是云冈石窟之始，现编号为第16至20窟，俗称“昙曜五窟”。此为云冈艺术的初期。在北魏孝文皇帝统治前期（471—494年），云冈石窟的兴建达到鼎盛，其壮观如当时郦道元《水经注·灅水》所记：

武州（云冈）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今日所见的石窟，实为佛寺殿堂，先前有木构窟檐建筑，因为后来的战乱兵燹而大多化为灰烬，只余石刻佛像成为艺术和道法的经典。近年曾有动议要修复石窟前的木结构佛殿，使暴露在外的大佛免遭风吹雨淋日晒寒暑等自然侵害，但石窟内已经缺失的佛首、残缺的佛龛可以复原吗？显然不可能。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自平城（大同）迁都洛阳后，云冈石窟便已开始沦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虽然后世历朝俱有香火为继，但它地处北地荒野，到清末时已经相当凄凉残乱了，有些石窟被当地村民改建为民舍，任由其破败下去。

近代最早发现云冈石窟的人，是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他在庚子国难时曾奉命调查紫禁城等北京古代建筑，从1902年3月至1905年，他在中国、印度、欧洲进行学术考察旅行，于1902年6月自北京经张家口来到大同，偶然发现了云冈石窟。原本他以为大同“先为北魏之平城，后为辽金之西京，后魏遗迹，想必湮没无存……不图于城西三十里之云冈，望见一丛之石窟寺，就而抚视之，则实为后魏营造之古刹，而一千五百年前之壮观依然保存于今日”。他感叹道：“惊其形式与结构之奇异，诚余旅行亚细亚中之最壮观。”相关记述，伊东忠太最初于《建筑杂志》第189号（1902年9月）上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后于1906年10月和11月，又在东京的《国华》上发表了《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一文。云冈石窟自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离开云冈后的1903年初，伊东忠太前往印度时，在云南遇到了正进行第一次探险回国途中的大谷光瑞。后来伊东忠太为大谷光瑞在神户监造了“二乐居”别墅，其中保存和展出了三次大谷探险队在中国西北各地掠获的古物。当时，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已经成为各国探险队盗掘遗址、掠夺古物的“乐土”，但偏安一隅的云冈石窟尚未引起汪达尔主义者的觊觎。不过，这种任由风吹雨打暗自神伤的平静，很快就会被窃贼的凿斫声打破。病体之上又加了几道新伤，真的令人惨不忍睹。

法国汉学家沙畹最早对云冈石窟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研究。他在1907至1908年间，对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考察，1909年发表了《中国北部考古学调查》，其中收录有他拍摄的云冈石窟照片78幅。这些照片，令西方对这种皇权结合宗教的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本质文化类型产生了兴趣和热情。这本书，成为后来文化侵略者按图索骥掠获中国最珍贵不可移动文物的指南手册。

从沙畹拍摄的照片可以得知，在1907年之前，云冈石窟已经遭到人为的破坏，而且最初的盗窃者可能对凿下雕像并无技术和经验，尝试的结果是，凿碎了岩壁上的佛像却并无有价值的收获，仓促之中只好退而求其次，凿下一个孤立于岩壁之外的供养人的头部以资纪念，也算聊胜于无。例如云冈石窟第8窟主室东壁的一组云冈艺术中期（约480年前后）佛像，在沙畹拍摄的照片中，一个供养人像的头部已经不在了。此头像高21.2cm，雕工并不精细，现藏于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

因为伊东忠太作为发现云冈石窟的先行者，激发了其他日本学者紧紧追随他的脚步的欲望，比如同样以建筑学见长的塚本靖和关野贞，在沙畹考察后不久，于1908年也来到云冈石窟。因为日本学者的考察是官方公派，他们往往在古物的历史价值和获取相关古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做学术探讨。

对于这些外国学者，不知道究竟应该感谢他们，还是迁怒他们，或者兼而有之。激赏他们开创性考察研究的同时，作为100年后的见证者，也有必要站在保护文化遗产的立场上谴责他们：不能因云冈艺术之美、历史和佛教意义之高而起盗割之心而占有之、炫耀之，因为石窟佛像一旦被盗割破坏，则毫无美感可言，徒留不完美之遗憾，且若不在原始环境中欣赏、研究，亦无学术价值。从小处讲，他们是出于学术之私心，出于倒卖牟利之欲望；从大处说，他们破坏了中国古代艺术之传承，割断了历史之根基和血脉，以达到文化侵略、灭绝中华文明的野心。殊不知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就在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而不是破坏甚至毁灭。

相比而言，中国学术界后知后觉。最早对云冈石窟进行反省式考察的学者是陈垣。1918年10月他游云冈，此前关野贞受官派考察朝鲜、中国和印度途中已经刚刚再次到过云冈石窟。陈垣后于1919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了《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真实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远望飘渺，容态转真，窟别异形，无有复制。至于裸体神女，振翮凌空，宝相庄严，拈花微笑，则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矣！惜乎古洞荒芜，荆榛满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吹爨，悉在佛前，断瓦颓垣，横阻当路。或土埋佛身，已过半膝；或偷藻全体，新留斧痕。过此不图，日即湮灭，是则有司之责也。

由此观之，陈垣应该是最早记录了云冈石窟被盗凿情状的中国人。

1930年6月18日，伊东忠太在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做题为《支那建筑之研究》的演讲，提及云冈石窟：

见此云冈之艺术，知日本飞鸟（时代）式（艺术）之所自，更讨论六朝艺术之源流，而溯西域地方，尤于犍陀罗、印度、希腊等，得知东洋艺术之潮流也。

寥寥数百字，并未言及云冈佛像的保存状况，更未提及有佛像被盗凿的情形。可能这不是建筑学家关心的话题。殊不知正在当时，云冈石窟佛像被盗卖一事，已成为坊间沸沸扬扬的话题，这大约跟1929年集中发生的盗凿案件有关（图5-1）。

图5-1　交脚菩萨像

北魏，云冈艺术晚期，公元6世纪前后，砂岩雕刻，彩绘，高146.1cm。原位于云冈石窟第25窟或第16窟上层佛龛，1932年入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930年12月《燕京学报》第八期《民国十八、十九年国内学术界消息》中，有《云冈石佛之厄运》一篇，编者按写道：

山西大同云冈石佛为晋北古迹，去年（1929年）四月至八月间，被外来军阀勾结古董商，与附近村民乘夜斧凿佛头九十六颗，私首外人。自此消息传出后，国家学术机构至为痛惜，纷纷函电地方主管机关严加保护，使我国古代文化美术之胜迹不致再受摧残。古物保管委员会曾派常惠君前往调查……

据常惠于1929年9月29日完成的《山西大同云冈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常惠详细罗列了他的调查结果：

九月十八日午时从（北平）西直门（乘火车）动身，是日夜四时至大同。次日早进城，略访古迹，观九龙壁等处，又至西门内上华严寺参观，与寺僧略谈云冈事。该僧云：闻县中已捕盗佛头人数名在押云云。午后即赴县署谒县长。县长云：中央及省政府已叠电保护矣。县长亦曾亲自往查，见（石佛）寺之附近者无甚损失；惟距寺较远者，寺僧颇难顾到，故损失较多。又云现已派警察数名驻守。晤谈结果，俟（常）惠往云冈查看后，再做详细讨论善后办法。次日（19日）赴云冈，县中派警察一名骑马随行保护。十时饭后起身，下午三时至云冈，住于石佛寺（云冈即此一寺）。和尚闻系县中来者招待甚殷。次日（20日）开始调查，从东至西，山坡石崖，满山满谷，无处非佛。查无洞基痕迹者不计外，详单列后：

1. 石鼓洞，失去佛头二十二颗。

2. 寒泉洞，失去佛头七颗。

3. 碧霞洞，风雨剥蚀，已无佛像。

4. 灵岩洞，失去佛头六颗。又寺顶洞（俗名尸骨洞），失去佛头三颗。

5. 阿弥陀佛洞。

6. 释迦佛洞。二洞在（石佛）寺内正殿，佛像完好。释迦洞内有康熙御笔金字“庄严法相”扁（匾）额。

7. 菩萨洞，失去佛头二颗。

8. 佛籁洞无失（此二洞在石佛寺西院）。

9. 阿閦佛洞，无失。

10. 毗卢佛洞，无失。

11. 接近佛洞，失去佛头二颗。

12. 离垢地佛洞，无失。

13. 文殊佛洞，无失。

以上五洞俗名五画洞（又名五华洞，或五花洞、五佛洞），（在石佛寺）另一院。太和七年碑及十九年四月碑，均在接引洞内。七年者，于民国八年，古钦明觅得；十九年者四月者，于民国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拓字工人李万寿觅得。

以下庙外堡子内。

14、15. 万佛洞，无失。村人居此二洞。

16.（万佛洞），失去佛头四颗。

17. 无名洞，无失。太和十三年碑在此，于民国十二年石佛寺僧人广玉在此觅得。

18. 接引佛洞，失去佛头四颗。

19. 普贤佛洞，无失。(www.xing528.com)

20. 阿閦佛洞，无失。

21. 宝生佛洞，无失。

22. 白佛洞，无失。

以下洞皆无主佛，无从知其名，故以白佛洞后第几洞记之，无失则不书。第四洞，失去佛头四颗。

第九洞，原毁无佛。

第十五洞，失去佛头一颗。

第十六洞，失去佛头六颗。

第十七洞，失去佛头七颗。

第十八洞（俗名塔窑洞），失去佛头十三颗。太和十九年碑在此洞外，约于民国十年左右发现者，字迹模糊，未有拓片。

以上，共失去佛头九十六颗。

以上统计，按常惠所列失去佛头数目，总数为81个，且均记为佛头，是否佛像头部或菩萨像头部之外的其他雕刻部件也算在内呢？因为是根据遗迹凿痕进行统计，被盗的佛头皆未能截获扣留，此近百个被盗的佛头，恐怕也不只是1929年5月至9月间被盗的，应该把之前被盗的也算在内了，而且它们未必是云冈石窟被盗佛像和雕刻的全部。那么，它们最终都散失到国外了吗？（图5-2）

图5-2　思惟菩萨头像

北魏，云冈艺术晚期，公元5世纪晚期，砂岩雕刻，彩绘，高35.6cm，横19.1cm。原位于云冈石窟第40窟，约失于1925年后，1942年阿比·洛克菲勒赠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常惠《山西大同云冈调查报告》述及佛头损失的原因：

其所以失去如此之多者，在于今年（1929年）五月初，有某军副官一名，来自张家口，带有马弁一名，兵士四名，及一姓郑者，另一古董商刘某，假作游历，并用零钱散施当地穷人，诱其帮忙斫凿佛头。及寺僧知晓，急速报县，县中赶派警察到来，某副官已携带斫下之佛头行至观音堂，正与警察相遇，一方兵士故与警察捣乱，一方副官携带佛头从旁路逃走。结果一无所获，只捕获嫌疑犯二名，一为古董商刘某，一为当地流氓刑润喜。后县中以刑润喜无甚嫌疑，将其释放。然不知邢某正属盗犯之一，回村后更为胆大，从此勾结该村无业之人，夜夜斫凿，故此次损失实为一大原因。虽中央及省政府叠令保护，然县中张贴告示，派警巡查，均属枉然。闻警察亦有与被勾结使钱之事。及至八月间，大同县长亲自视察一次，又由僧人告发当地流氓盗佛人十余名，由县中逮捕拘押，事始稍息。由今年（1929年）五月至九月止，此数月共盗去的佛头约百颗。

云冈石佛寺僧人告发盗卖佛头的云冈堡村人有邢有功、孙庆寿、邓万寿、王海、苏远来（在逃，其父苏玉宽被押）、邢润喜（即前次释放者），以上六名被捕在押；邢狗子、邢老孩、兰福海（以上三名在逃）。

常惠在报告中也论及云冈石窟的保护：

二十五日回至大同，赴县署与县长作最后之接洽，请县中应行注意事项如下：1. 由县中派警察长期驻守。2. 不时派员密查有无偷盗及伤毁佛像情事。3. 预防驻守警察疏忽，或与村人及古玩商勾结。4. 如有外人游历，预防其偷取及伤毁。5. 零星修理，由县中及本地绅董担任；较大工程，则请中央拨款云。

古物保管委员会隶属教育部，常惠的云冈石窟调查报告发表于《燕京学报》之前，应在1929年9月29日完稿之时，便已呈送相关部门和人士作为咨政参考，包括当时直接隶属国民政府的全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可能意识到事关重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遂于10月12日派赵邦彦赴云冈再做调查。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于10月15日给掌控山西军政的阎锡山发电云：

山西大同云冈石像，工程伟大，雕刻瑰奇；出龙门造像之前，集北朝美术之粹，久为世界有识者所称美。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名迹因以毁损，国宝日就消亡。我公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同深愤惜也。务恳电令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并妥商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而示来叶，幸甚。

同时蔡元培还致电在北平的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继：“山西大同云冈石像，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国宝消亡，至深愤惜。除电阎公百川迅饬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外，务恳贵会妥筹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而示来叶，幸甚。”古物保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设立的文物管理机构。

赵邦彦在云冈调查历时半月，写有《调查云冈造像小记》，统计被盗佛头137个：第1洞（石鼓洞）22个；第2洞（寒泉洞）7个；第5洞（楼窑子）9个；第6洞（寄骨洞）3个；第7洞（寺顶）6个；第10洞（菩萨洞）4个；第14洞（接引佛洞）4个；第29洞15个；第31洞4个；第40洞1个；第42洞7个；第43洞13个；鲁班窑洞36个。对比此前常惠的统计，被盗佛头多出了近40个——其中鲁班窑两洞不在云冈石窟群内，常惠未统计。此外赵邦彦和常惠统计有出入的地方，可能是他跟常惠的研判方式不同，同时也不排除在他们二人调查间隔的半个月中，又有佛头被盗走。

1933年9月28日，《北洋画报》登载了铮然《记大同云岗（冈）石窟寺》：

云岗（冈）石佛，以本地人诱于利，屡有盗卖情事。当民国十八年七、八月间，为贼盗卖九十一佛头，至今犹留裂痕，并以红色标号记之。去岁（1932年）又有某国人来同收买五头佛，曾出价数万，幸经地方人士反对，始未沦入外人之手。

铮然之署名，肯定是笔名，其背后的真人即是林徽因，当时她正与梁思成在云冈石窟考察。他们不可能不关心云冈石窟佛造像被盗凿一事，而且，他们跟美国、日本来华学者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了解很多中国文物被贩卖到国外的情况。文中所说红色标号至今仍依稀可见，不知是否与1929年标记对应；所述“五头佛”，即五头六臂的鸠摩罗天，在云冈石窟中不止一个，以第8窟（沙畹标注第4窟）门拱西壁者最为盛况，现今犹存。从技术角度考量，在没有电动切割机械的20世纪30年代，想盗凿这尊浮雕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1930年之后，那里已经不是窃贼任意撒野的地方了。

铮然记述云冈石窟“为贼盗卖九十一佛头”，与之相对应的是丰子恺1931年《云冈石窟》中，也记为91个。关于云冈石窟被盗造像的数目，还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傅振伦《雁北考古日记》载：“经1927年7月11日调查，已惨遭破坏。佛头即损失了三百多个，售价三百元至千元不等。”傅振伦所述调查在常惠之前，难以考量出处，是否因自然侵害损毁的佛头也被列入被盗的范围呢？

厉寿田《云冈石窟寺源流考》（1937年）记：

云冈山岩多系沙石，不能持久。诸佛窟龛，风雨侵蚀，山水渗剥，历千年之数，今尚存三分之二，实属侥幸。国人弃之荒郊，不知爱护，一任村夫愚妇、牧童野老之破坏，甚为可惜。四十年前，有日本人（伊东忠太）来寺研究考察，发表言论，介绍于世界，价值倍增。于是，日本之考古家纷纷阴谋攫取石佛以资研究，并且陈列于日本之博物馆。于是勾结本地之奸民盗窃折毁，转售日人，希图渔利。一佛能售银币数十圆，一佛头能售数圆。自此石佛痛遭巨劫，尤以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至八月中，所损甚多。西部诸窟破坏特甚，有全身凿去者，有将佛头凿去者，总数约在千数以上。后为官方闻知，考查属实，方始设法保护，禁止斫伐。于是千余年不为国人所注意之地，开始受人青眼相待。

厉寿田是大同当地人士，其所述所感是非常客观真实的，只是佛像被盗凿达千数以上这样一个笼统而模糊的数字，或许是出于真实客观的所见所闻而发出的愤慨吧。

厉寿田在《云冈石窟寺源流考》中，也记述了云冈石窟受官方保护的情形：“十八年（1929年）十一月，大同县当局奉阎总司令（阎锡山）之命令，始行派警保护。”这是常惠和赵邦彦调查云冈石窟、蔡元培致电阎锡山之后的举措。厉寿田还记述“二十年（1931年）秋，由大同县地方事务协进会发起，成立云冈石佛寺保管委员会，加紧管理，设警长一人，警士数人，专司看守”。至此，云冈石窟佛像被盗凿的情况终于结束了。回想此前的乱象，正如大同当地人许殿玺《云冈叹》诗云：“时逢乱世出败子，勾结外贼作强梁。累累斧凿无头像，毁坏国宝换银洋。高下前后皆扫兴，归途忡忡实彷徨。这年正值九一八，灯下沧桑话太长。”

是的，“九一八事变”后以至“七七事变”后，包括大同在内的华北的大片国土成为沦陷区，这在日军看来似乎将成为他们“永久的属地”吧。尤其是日军侵占大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1939年9月1日成立后，作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基层机构的晋北政厅，制定了云冈石佛寺保存计划，其实行者是政厅文教科的财团法人“大同石佛保存协赞会”。同时由军队管辖云冈石窟，竖立了“破坏石窟者格杀勿论”的告示牌。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自1938年至1945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七次勘测、调查。所谓的保护，对于学者这是出于研究层面的人文情感，但在战争侵略的背景下，很难说这不是出于文化侵略的目的，否则学者也难以获得相应的自由度和特权，在勘测的同时进行发掘并获得出土品，而且他们调查的范围并不仅限于云冈石窟，而是追随着日军侵略者的铁蹄延伸到更多地方。

1985年2月14日，考古学家宿白致信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信中说道：

送上云冈石佛陶眼一件，请考虑是否转至云冈保管所保存。

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现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其来源，据史协和说，是他1932年参观云冈时，用一块大洋从云冈附近农民处购得的，史协和还写了一纸说明一并附上。史协和过去在我国多年，喜爱我国文物并颇有收藏，近年我国学者去堪萨斯参观者多蒙热情接待，现又送还此罕见文物（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殊值称赞。我的意见，请文物局具函致谢，以示郑重。上述意见，局领导如认为可行，英文谢函一事是否可烦史协和的老友王世襄代拟。

信中所说送还云冈石佛陶眼的史协和，即史克门。他是华尔纳的学生，1930年哈佛大学毕业后，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交流学者来到中国，并作为威廉·洛克希尔·纳尔逊美术馆（今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代理人游走各地，专门搜集文物。王世襄与史克门的交情或许可以追溯到他十多岁时，据说因王父在外交部任职，送他上美国人在北京干面胡同开办的学校，自小英文甚佳，而他的老师就是史克门的母亲。

北魏时代，在云冈雕刻的佛像是不镶嵌眼球的。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辽代自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年）皇太后重修石窟寺，至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年）幸西京（大同），在云冈的所谓修建工程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一般认为陶眼是在那时加装上去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早佚，碑文载于缪荃孙抄录《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引《析津志》。发现此碑文并进行考证，从而建立石窟寺研究体系基础的人，正是宿白教授。

1985年7月，石佛陶眼回归云冈，这可能是迄今唯一回归云冈石窟的流失文物。这件陶眼呈圆锥体，直径11.5cm，长14.4cm，眼球部略凸，表层涂有黑釉，锥体部分无釉，呈土黄色。该眼球具体失落自哪尊佛像已不得而知。究其尺寸，应出自一尊大佛像。实际上，有些佛像的眼球在很早之前就已失落于尘埃了。

云冈石窟流散的佛造像，很难有准确的统计。现今在日本和欧美博物馆以及少数私人收藏中，都能见到典型云冈艺术的佛像，例如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洛杉矶县里艺术博物馆、日本京都有邻馆、大阪正木美术馆等（图5-3，彩图27）。

图5-3　交脚菩萨像

北魏，云冈艺术晚期，公元6世纪前后，砂岩雕刻，彩绘，高146.1cm，纵45.7cm，横58.1cm。原位于云冈石窟第27窟上层佛龛，1948年罗伯特·莱曼赠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一尊佛像头部，属云冈艺术中期（约480年前后）作品，高29.4cm，原位于云冈石窟第14窟西壁。根据沙畹摄于1907年的照片，其左侧在1907年之前已遭毁坏，其右侧螭兽，高达半米，后来被盗凿，成为日本私人藏品。

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亚洲艺术吉美博物馆的一尊佛立像，原在云冈石窟第26窟，高129cm，宽40.5cm，重约280kg，属于云冈艺术晚期（约490—505年）作品，1926年由大卫-威尔捐赠给吉美博物馆。大卫-威尔的父母因普法战争迁居美国旧金山，并在那里生下他，那时他表舅公的家族，已经在加利福尼亚黄金潮中将原本经营纺织品期货的公司，发展为从事银行和外汇生意的拉扎德公司（也译为雷达飞瑞公司、瑞德集团），并将业务拓展到巴黎、伦敦和纽约。大卫-威尔在19世纪末期返回法国读书并从军，然后便进入拉扎德公司并在1906年后成为董事长，他还在1935年执掌法国的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因其收藏广泛，大卫-威尔成为法兰西国家博物馆理事会主席和卢浮宫之友协会副主席。二战期间，据德国方面的记录，大卫-威尔有2687件藏品被德军掠夺。后来，他向法国、德国、美国、荷兰的博物馆和大学捐赠了超过2000件艺术品，其中中国青铜器藏品捐赠给吉美博物馆，掐丝珐琅器则捐赠给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

现藏于法国巴黎市立赛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多件云冈佛像，来自王涅克（法国名Léon Wannieck，又译作汪涅克）的销售或捐赠。王涅克是波兰裔法国古董商，曾在山西一带混迹多年搜购古物，后来曾任赛奴奇博物馆之友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