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壁画的罪恶手印与华尔纳的故事

敦煌莫高窟最经典的艺术莫过于壁画和塑像，在那些壁画和塑像上留下“罪恶”手印的人，是美国人华尔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大发展，各博物馆因而获得充足的经费来扩大馆藏品，一些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也在那时陆续进入美国各大博物馆。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现统称哈佛艺术博物馆）不甘人后，也打算找位专业人士去中国搜购文物。他们选中了华尔纳。

华尔纳是最合适的人选。

首先，是缘于哈佛情结。根据有限资料得知，华尔纳的祖上是第一批乘“五月花号”到达北美的移民之一，其祖辈也曾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签字代表之一。华尔纳的父亲约瑟夫·班斯·华尔纳是律师，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是“形而上学俱乐部”的成员。该俱乐部是19世纪70年代在哈佛大学由学术同好组成的自由讨论哲学和社会问题的秘密团体，其成员后来都成为学术大师或业界名人。华尔纳19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10年结婚，妻子洛琳·罗斯福来自罗斯福家族，据说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西奥多·罗斯福也是哈佛校友，1901至1909年曾任美国总统。

其次，华尔纳有专业知识，曾系统学习中国古代艺术。1906年，华尔纳被波士顿美术馆选做馆长助理，跟随该馆亚洲艺术部馆长冈仓觉三学习，并被派到日本进修，后在1909至1913年担任亚洲艺术部副馆长。1912年，华尔纳成为哈佛大学讲师，教授“日本和中国美术”课，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开设的此类课程。

第三，华尔纳曾到过中国进行古文化考察。1913年，华尔纳受史密森学会的委派前往中国进行考察。史密森学会是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第三方博物馆机构，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遗赠捐款，于1846年创建于华盛顿。华尔纳考察项目的目的，是探讨在北京建立一所美国在华考古学院的可能性，该学院实际将会成为美国东方学者的研究基地和搜购中国文物的大本营。此项目背后的支持者，是热衷东方古物的弗利尔。1913年6月，华尔纳从美国启程经欧洲到中国，在中国内地考察历时近一年，游历甚广，并曾拜会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陈情在北京建立考古学院一事，袁世凯给了45分钟会见华尔纳。1914年9月，华尔纳回美后完成考察报告，考古学院因故未能建立，但这份报告以及华尔纳领衔的第一次福格中国探险队的成果，后来促成了哈佛燕京学社在1928年的建立。

第四，在华搜购文物的实战经验和外交能力。华尔纳曾作为野外调查特工，为克利夫兰美术馆在1915年来华搜购文物。1917年9月，华尔纳成为费城艺术博物馆馆长，稍后不久即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副领事，在西伯利亚和日本执行机密任务。实践证明，外交官或具备外交能力的学者，在中国掠获古物时往往有更好的发挥，比如伯希和。实际上，在1914年华尔纳就曾在北京见过伯希和——当时他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两人就艺术方面的“专业问题”进行了交流，并相约去新疆发掘几处伯希和私下隐瞒、秘而不宣、未曾公布的遗址，但最终因故未果。

由于上述四方面的因素，让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决定聘请华尔纳到中国来搜购文物。华尔纳对此早有打算，早在1913年来中国的路上，华尔纳经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见识了斯坦因、伯希和、冯·勒柯克、科兹洛夫等来华探险队的成果，他也向往着同样的探险，并将掠获的首要目标定为壁画，这是当时美国各博物馆藏品的空白。

华尔纳的探险想法得到认可，他成为福格博物馆东方艺术部馆长，第一次福格中国探险队随即在1923年成立。

与华尔纳同行的人是翟荫。

1923年7月，华尔纳与翟荫到达北京，在燕京大学找了个叫王近仁的学生担任事务员和翻译，还买了一把旧滑膛枪以防不测。这是军阀混战、盗匪横行的年代，世道不太平。8月，华尔纳一行由北京出发乘火车到郑州，去洛阳拜会了军阀吴佩孚——这一年2月，吴佩孚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二七惨案”——并由吴佩孚派士兵护送过境。

华尔纳一行经过西安，于9月进入甘肃，在泾川考察了“象洞”（王母宫石窟），发掘到至少六件石佛首和一件石佛身（无首），分属北魏和唐代。这些石雕佛像残件现藏哈佛艺术博物馆。然后，华尔纳一行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于11月到达这次考察的第一个目的地：黑水城。华尔纳在这里没有显著的收获。

斯坦因和伯希和的经验表明，在中国西部发掘遗址应该在冬季，这似乎是为了避开高温或雨季的缘故，但斯坦因却因此冻掉了脚趾。华尔纳也遇到了类似的寒冷。离开黑水城后，华尔纳一行经甘州到达肃州，翟荫因冻伤并患重感冒而不得不提前返回，华尔纳独自带着王近仁和在黑水城时的雇工老周前往敦煌。

华尔纳于1924年1月21日到达敦煌，受到敦煌县长的宴请。可能是因为得到上峰肃州军政长官的命令，县长热情招待华尔纳，结果却把自己灌醉了。次日黄昏，华尔纳来到莫高窟，那位所谓的当家人王圆箓正巧不在。华尔纳迫不及待去考察洞窟，主要是壁画，这是他的目标。他目光所及，壁画的颜色已经有五成消退，那些影像犹如浮动的众佛依稀闪着光，他们明眸流盼，带着不可言表的肃穆和平静。

在北京的时候，华尔纳一直担心壁画遭到了沙皇军队残部的破坏。十月革命后，一支400人（一说有900余人）的白俄士兵窜入中国境内，在1920年11月至次年8月间，被圈禁在莫高窟的38个洞窟内，他们在洞窟内烧火做饭，并在壁画上刻下部队番号和名字。

残兵没有保护古物的意识，百无聊赖的涂鸦，就像游客在遗迹上写“到此一游”一样。王圆箓也没有觉得不妥，或者他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作为一个虔诚的人，他的心思在于化缘得到更多的钱来新绘壁画、新塑佛像。华尔纳却认为，那是对神灵的亵渎，他想要“挽救它们”，但他的手段有限，他只是想剥离并带走它们，收集一些样品带回美国进行研究并加以妥善保护，以防止进一步的损坏。可是，他首先做的便是损坏，他的行为似乎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事实上，华尔纳几个月来，甚至几年来都在思考剥离壁画的方法。斯坦因和冯·勒柯克在新疆的遗址，通过从壁画后部的泥墙入手成功切割下壁画，但这种方法对于莫高窟壁画并不适用。伯希和已经考量过。莫高窟壁画看似绘在草筋泥墙上，但泥墙厚度约2至5cm，并不均匀，因为泥墙后面是粗糙不平的岩石，而且，一层壁画的后面可能还有一层年代更早的壁画。当然，要了解这一构造，是以破坏壁画为前提的。华尔纳试图从壁画最松动的地方入手，即便是非常小心地采用锯割法或凿沟法，他的手段也不能奏效，难以剥离画幅较大并完整的画片。

华尔纳在敦煌待了十天，五天用来考察和寻找理想的壁画，并通过纯手工的方式尝试剥离壁画，他由此可能获得了一些残片。接下来的五天，华尔纳决定尝试哈佛大学博物馆专家介绍的一种技术，他显然有备而来。在北京时，华尔纳已经准备了黏固剂和可溶性底物。黏固剂是用来固定松脆壁画颜料的无色药液，对色彩无损。将黏固剂和可溶性底物刷在壁画上，待其凝固后，即可将壁画揭下。揭下的壁画需在实验室进行底物还原。

华尔纳把莫高窟当成了试验室。他先把黏固剂刷到壁画上，然后涂上加热过的胶水状底物。时值腊月，气温可能低于零下10摄氏度，底物凝固得很快，难以涂刷。王近仁和老周只好举着加热底物的火盆，华尔纳则赶紧将滚烫的底物刷在壁画上面，搞得一头、一脸、一身的胶水，手指也被粘在一起。壁画被揭下后，用毡布包好，夹在两块木板之间绑扎好，以免在运输途中损坏。

华尔纳说他没有揭取唐代以前的壁画，也没有动唐代最好的壁画，他揭取的都是保存状况不好的唐代壁画。因为他这一次是试验性质的揭取，一旦有闪失，破坏了最精美、最珍贵的壁画，对他而言是得不偿失的。当然，他寄望于下一次在气温较高的季节、带更多的黏固剂和底物、由更加专业的技师，再来揭取那些更精美的壁画。

对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行为，王圆箓不以为意，可能他认为那些壁画反正是要重新绘画的，还要新塑佛像，这是他化缘的目的，也是他的骄傲。显然，华尔纳对所获的壁画从数量到质量上都不甚满意，他还需要更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收获，他盯上了石窟内的佛像。最终，华尔纳布施了一些财物——据他说是区区75两银子，但据说后来被夸大到10万银圆，导致民众去找王圆箓分钱并以死相要挟，王圆箓只好装疯卖傻演神经病躲风头。但凡“布施”，不问来由目的，似乎都是王圆箓喜闻乐见的，于是他同意华尔纳拿走一尊“过时的、表面并不鲜亮的塑像”——只是因为经年的尘土遮蔽了这尊菩萨像的光彩（图4-27，彩图26）。

图4-27　菩萨像

唐代，公元7世纪晚期，泥塑，彩绘，高122cm，底径71.1cm。原位于敦煌莫高窟第328窟，第一次福格中国探险队掠获品，现藏于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华尔纳为莫高窟第328窟的这尊菩萨像做了一个木箱，里面填充进棉花、毛毡、被单以及他的羊皮裤、内衣和袜子。华尔纳视这尊菩萨像为宝中宝，过去前往莫高窟的其他各国探险队都没有获得这样完美的塑像。华尔纳记录道：“即使我没有内衣和袜子穿，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每当我想到这些衣物能保护塑像那鲜艳、光滑的皮肤和破裂的颜料免受损害时，我的心情就感到无限温暖。”(https://www.xing528.com)

实际上，华尔纳还掠获了莫高窟第110窟的一件北魏时代的红土彩塑飞天像，以及“敦煌遗书”《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妙法莲华经》各一卷。

在华尔纳之前，也曾有探险者剥离莫高窟壁画，比如1908年伯希和剥离壁画以求看到下面一层的早期壁画的题记；斯坦因在1914年也有类似的尝试；据说奥登堡在1914年曾剥取莫高窟第263等窟壁画十余幅，窃走彩塑雕刻数十尊——未经查实。

1941年张大千到莫高窟临摹壁画，待了两年多，也曾剥去多幅壁画来探看下层壁画。不过，他们物理破坏壁画的方式，与华尔纳使用化学手法揭取壁画所造成的破损情况是不同的，这可以通过实地研判来验证。所以，莫高窟壁画的破坏，不能全部扣在华尔纳头上。

关键问题是，华尔纳究竟从莫高窟掠获了多少壁画呢？

据华尔纳1926年发表的《中国漫长的古道》所述，他只获得了三块壁画片段——可能当时福格博物馆的实验室只还原了三件。后来在1936年的文章中，他将掠获壁画数量提高到几方8世纪壁画断片和六幅更早期的壁画样片——这也可能跟剥取壁画的底物还原有关。

根据敦煌艺术研究所（1951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的记录道，“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四年华尔纳在千佛洞（莫高窟）用胶布粘去与损毁的初、盛唐石窟壁画，计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3、329、331、335、372各窟壁画26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以及东汉白马驮经等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等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警告霍雷斯·杰尼（翟荫）和他的主子们》）

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即约3.2平方米，按照华尔纳的说法，“大者半米多，小者一二十厘米”。华尔纳带回美国的莫高窟壁画残片，现收藏在哈佛艺术博物馆，目前可以获知的是，原位于莫高窟第320、321、323、329、335各窟的11方壁画残片的资料，总面积约2平方米（20006平方厘米）（图4-28、图4-29）。据敦煌研究院的资料，第331窟西璧门南天龙八部壁画部分，明确标注为“华尔纳盗走”，但我在哈佛艺术博物馆未见到记录。另外，上述相关洞窟以及第372窟壁画亦有毁去和残缺处，有可能是华尔纳试验和揭取失败所致，也有可能哈佛艺术博物馆还有未公开的资料，现在都不能确定。尤其因为华尔纳是初次尝试用化学方法揭取壁画，技术能力有限，并受到低温和化学制剂质量以及底物还原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壁画目前所呈现的视觉效果大多是相当惨淡的，就博物馆而言，似乎也没有全部展陈的必要。

图4-28　东晋杨（扬）都出金像图

源出《法苑珠林》“东晋杨（扬）都金像出渚缘”典故。唐代，公元7世纪，彩绘壁画，残片，50.8cm×94cm。原位于莫高窟第323窟南壁，现藏于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

图4-29　莫高窟第323窟南壁模拟复原图

上绘千佛；中绘佛教史迹画面：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东晋杨都出金像（需用上图补缺）、隋文帝迎昙延法师入朝等；下画菩萨八身

哈佛艺术博物馆目前只公开了其收藏的华尔纳非法盗取的11幅莫高窟壁画残片的信息，其中笔者模拟复原了第323窟南壁的壁画。

1924年，华尔纳回到美国后便开始筹划第二次探险，并在第二年成行。第二次福格中国探险队的成员，除了华尔纳和翟荫，还增加了专业技术人员，丹尼尔·汤普森负责剥取壁画，普爱伦协助壁画研究和保存，石天生负责测量、记录并担任随队医生，摄影师时达专事摄影。探险队计划在途中先考察泾川“象洞”及其周边石窟，然后到敦煌，花费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对莫高窟进行系统的测绘、拍照，并剥取第285窟的全部壁画。

华尔纳一行在1925年2月到达北京，依旧找来王近仁作翻译和事务员，另外由福开森推荐，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陈万里随队前往。这次探险，作为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的一个正式项目来开展，探险队因而也获得了北京大学的介绍信和特派员的身份。华尔纳因为要在北京协商哈佛大学在华合作办学事项，探险队由翟荫带领先行出发。

1925年5月18日，探险队到达敦煌，没有从官方获得揭取莫高窟壁画的许可，行动被严格限制，只能按敦煌县署的规定游览莫高窟三天，每天限定五小时，并受到密切监视，规定不得拿走任何东西，否则不准进入洞窟和拍照。而此时，华尔纳才到达肃州，距离敦煌依然遥远，而且渐行渐远——他再也没有到达莫高窟。但华尔纳并不想就此罢休，他遂带探险队前往安西（甘肃瓜州）考察“万佛峡”（榆林窟），但所能做的也只是看看、拍照而已。

第二次福格中国探险是失败的，一方面是因为华尔纳破坏文物的行为引起官方重视，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当时大规模的排外反洋浪潮的影响。华尔纳后来写道：“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七个月时间里，整个中华民族就从沉睡中醒来，并且打了一个可怕的哈欠，吓得我们这些洋鬼子们全都溜回公使馆去。”

但探险队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在考察途中买到了几件古物，其中一件是唐代末期的观音菩萨幡画（95.3cm×61.8cm），据说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现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对于这样的结果，福格博物馆和华尔纳是很不满意、相当失望的，虽然无可奈何，但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华尔纳的怂恿下，斯坦因的第四次探险背后，就有福格博物馆的支持，而且斯坦因在哈佛大学见识了更新的壁画剥取技术并准备在中国大显身手，但他遭到了中国官方的反制和学术界的抵制而没能得逞。

据说，最后一个破坏莫高窟的外国人是巴慎思，他出生于英国的罗斯伯爵世家，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任《北平时事日报》专栏作者。1935年4月22日敦煌县长杨灿电呈兰州省政府主席朱、民政厅厅长王的电报：

钧鉴：

英人巴慎思系英文《北平时事日报》特约记者，游千佛洞，县长派警保护，并加注意。巴氏违背条约，暗用铁器，抱取洞内佳像，窃装车中，当被查觉，押送安西县府，或递解或放行，立候电示祗遵。

不过，有说巴慎思是随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王子云来到莫高窟的，卢善群、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组成员劳干、石璋如等先后来到敦煌，拍摄了不少莫高窟的照片。据电文所示，巴慎思窃取莫高窟石窟内的塑像而被羁押，但因外交干涉，他随后在兰州被释放。

古物的流失意味着中国文化经受的创伤，如无坚守，则是文明沦丧，如同灭国的命运。中国不间断的历史自始至终是靠文明传承而撑起的，文化兴，则国力盛。希望记住那些被掠、被盗而流失的文物，否则，文化复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