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遗书

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侵略中国的列强十一国宣战。与此同时，与北京几乎在同一纬度、相去三千七百里的偏僻的甘肃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正在清除洞窟淤沙。6月22日，他不经意间发现了藏经洞。时空交错，古往今来的爱恨在这一天发生碰撞，由是打开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失的生死之门。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其名意指没有比修建石窟寺更高的修为。唐代，莫高窟因丝绸之路的繁荣而兴盛一时，经宋、西夏至元，千年香火，世代礼拜，留给后世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20世纪初在一石室中发现的数万卷佛经、文书和绘画等史料，内容浩繁，贯穿数代，统称为“敦煌遗书”。

这个石室，被称为藏经洞，不过只是荒僻之地的一个七米见方的耳室。随着敦煌遗书流失四散，其价值日益受到各国学界的重视，并发展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敦煌学。而藏经洞也不再只是个地理发现的坐标，而成为映射古今中外的参照系，融汇文化，洞见历史。

按现今编号，藏经洞是莫高窟第17窟，实为第16窟的耳室。第16窟是敦煌高僧洪䛒（䛒，同“辩”）在唐代大中初年主持开凿。

安史之乱后，敦煌被吐蕃占领，吐蕃赞普升洪䛒为释门都教授，是当地僧界最高领袖。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克复敦煌，洪䛒派弟子悟真等随侍，为其出谋划策。大中四年（850年），洪䛒派悟真入长安面奏唐宣宗，沟通河西走廊地区与唐朝的联系。大中五年（851年）敕封洪䛒“河西释门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养大德兼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赐紫衣”；敕封悟真“朝授京城临坛大德、赐紫、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

或许是为了感念皇恩、虔诚供养，洪䛒开凿了第16窟。唐咸通三年（862年），洪䛒圆寂。悟真等弟子在第16窟开凿耳室，作为洪䛒的影窟（纪念室），即今天的第17窟，其西壁嵌有“敕/河西都僧统洪䛒/都法师悟真/告身”碑。

第17窟长宽各2.6米，高3米。窟中现有一尊塑像，被认为是洪䛒像，是1965年从第16窟上方一侧的第362窟搬移至第17窟的。可能这尊塑像一直就在第362窟，究竟是不是洪䛒，至今并没有确凿的判断。既然第17窟中有“洪䛒告身碑”，在窟中为他塑像也是合乎常情的。如果是洪䛒像，原先从第17窟搬到第362窟，是非常费劲的事，甚至需要搭脚手架、几个人一起动手才行。可为什么要把塑像搬走呢？

从第17窟土筑的禅床（不含木板底座）来看，那里的确就应有一尊塑像，而且壁画是为塑像专门绘制的——该洞窟只有这一幅晚唐时代的壁画：绘双树，树两侧有近事女（在家奉佛的受五戒的女子）和比丘尼，树上挂着布袋和水壶，双树中间正好留出塑像的位置。双树意示世尊释迦牟尼涅槃本相。

很多人都把藏经洞的“藏”读作cang，正确的读法应该是zang（去声）。何人何时把第16窟耳室（第17窟）称作藏经洞，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可能从开凿之初就是作为藏经洞来使用，与寺庙里常见的藏经楼一样。藏经，即收藏、储藏经典经文典籍之意，又作一切经，寺庙搜集佛教经律论三藏以及著作文书，汇集在一处，如书籍库藏一般，此所谓“藏经”。

根据现在的不完全统计，分散在国内外公私收藏的敦煌遗书，包括各种宗教、历史、社会、文学、艺术、地志、民俗等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至少也有5万多件，其年代自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至北宋和西夏，时间跨度约七百年。文字除汉文外，还有吐蕃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和少量的佉卢文、梵文、粟特文、蒙古文等十几种文字，是名副其实的图书馆。

藏经洞中现存有纪年的文书，最晚在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因此，大约在公元11世纪初，藏经洞封藏。封藏是一种宗教仪式。据《史记·封禅书》，“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封藏于洞中的，是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经典和最有保存价值的文书。封藏后，僧人们在第16窟四壁绘画，作为仪式的结束。有人说藏经洞被封闭，是因为逃避战乱或堆放弃置无用的文档，显然这都是无稽之谈。

藏经洞封藏九百多年后重见天日，发现者是王圆箓。根据王圆箓墓志《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他发现藏经洞是在“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当时“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而王圆箓自己记述，是在“（光绪）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清晨”发现了藏经洞。当时“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拕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绎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

这段记述出自《催募经款草丹》，这是王圆箓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纸本文献，是一封写给某活佛催要捐款信件的草稿或留底的抄件。活佛允诺捐款但迟迟没有兑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王圆箓遗留的木箱中发现了这封信，此信为红纸墨书，纵25.3cm，横47.5cm，共25行，约写于1909年前后。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时间应以此为准，即公历1900年6月22日。

那个世道不太平，王圆箓的心境也不安定。他自称是个道士，道号法真，还号称是莫高窟下寺的住持，快60岁了，背井离乡，四处化缘，不辞辛劳地清理、修缮佛窟，冷暖苦乐自知。他的确干了几件大事：1906年在第16号窟前修建了“三层楼”，即窟前倚崖建筑的三层木构窟檐，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录其事；还于1908年在三层楼对面修建了道观“三清宫”（今敦煌藏经洞陈列馆）。

正是三层楼完工之后，三清宫破土兴建之时，王圆箓正在捉襟见肘的时候，斯坦因和伯希和先后来到了莫高窟。洋人的到来让他找到了用藏经洞“敦煌遗书”来化缘的套路。钱用来修庙，这对他而言不是小事，但在历史上这导致了一件惊天的大事，这不是他能左右和预见的。他不失为一个好人，一个热心的人，有追求，有心机，只是好心未必办得成好事。

在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他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他可能是想以藏经洞的发现来申请经费。然而，严知县只是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碰壁而返。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又作瀚，字栗庵），王圆箓向这位湖北老乡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也是大约在这个时候，汪宗翰同科进士、在京城时的故知叶昌炽到甘肃任学政，恰巧托汪宗翰征求碑刻拓本。汪宗翰遂将藏经洞一事告知叶昌炽，并将王圆箓送来的经卷文书转呈给他。

对此，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有记述。如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12月30日）记：“汪栗庵（汪宗翰）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其阴《杨公碑》；《李大宾造像》，其阴《（唐昭宗）乾宁（年）再修功德记》；经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像》四分，《皇庆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至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据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大中碑》亦自洞中开出。”

又如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1904年9月29日）记：“汪栗庵来公私两牍……又宋画绢本《水月观音像》，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行书右行，后题‘于对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记’……又写经三十一叶……皆梵文。以上经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除此之外，叶昌炽还从敦煌文人王广文手上得到一些藏经洞文献，如《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年10月13日）记：“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幅，皆莫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画像视栗庵所贻一帧笔法较古，佛像上有贝多罗树，其右上首一行题‘南无地藏菩萨’，下侧书‘忌日画施’四字，次一行题‘五道将军’，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像。再一行题‘道明和尚’，有僧像在下。其下方有妇人拈花像，旁题一行云：‘故大朝大于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元初碑版多称‘大朝’，然不当姓李氏。此仍为唐时物耳，公主当是宗室女，何朝厘降，考新旧《唐书》外夷传或可得。”

由此可知，王圆箓也在拿藏经洞的佛经“化缘”，有些佛经已经散失于民间。叶昌炽是藏书家，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即撰成《藏书纪事诗》七卷刊行，深知其所得藏经洞佛经文书的分量，遂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藏经洞文献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五千至六千两银子的运费无处落实。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宗翰就地“检点经卷画像”，封存藏经洞，并责令王圆箓妥加保管，不许外流——由此可知，后来外国探险者不论以何种手段取得藏经洞“敦煌遗书”，皆是违法行为。

“敦煌遗书”陆续四散而出，绝大部分被外国探险者掠去。余秋雨在散文《道士塔》中写道：“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账，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

按照这篇散文的说法，最早获得藏经洞“敦煌遗书”的外国人是俄国人勃奥鲁切夫。勃奥鲁切夫应是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契夫，1892年至1894年，他曾参加波塔宁的探险队来到中国，考察了外贝加尔地区、祁连山脉、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和阿尔泰山等地，即便他到了莫高窟，也不可能看到藏经洞。

“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还有人说是日用品，甚至具体到六包劣质石蜡——蜡烛？），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的桥段，似出自奥勃鲁契夫1951年写的冒险小说《在中亚荒野上》。这里需要给奥勃鲁契夫正名，他未曾染指藏经洞“敦煌遗书”。

不过，与余秋雨所写“勃奥鲁切夫换取藏经洞文书经卷”的时间相对应的，是1905年，在第二次德国探险队的考察中，冯·勒柯克在哈密从土耳其商人口中听到藏经洞的消息，由于时间紧迫，他以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是否前往。“正面朝上，会满载而归；背面朝上，则空手而回”。结果是背面朝上，于是他回到喀什，失去了“应属于我的难以置信的宝书”。

另外，余秋雨散文中说斯坦因和伯希和付给王圆箓少量银元换走了大批经卷，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来到藏经洞的探险者是斯坦因。他根据匈牙利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拉乔斯·洛克齐的指引来到了莫高窟。1877年至1880年，洛克齐调查了中国西部和戈壁沙漠的地质、地理情况，是第一个对青藏高原山脉进行科学说明的欧洲人。1902年，洛克齐曾向斯坦因生动地描述了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这激发了斯坦因的兴趣，也成为他在第二次探险中，由新疆继续向东勘察、深入中国的动机。

斯坦因在1900至1901年、1906至1908年、1913至1916年和1930年，分别在中国西部进行了四次探险，是政府派遣和资助的官方行为，得到了英属印度总督以及英国印度外事局、勘探局的批准和协调，以及来自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大英博物馆的支持。

斯坦因实际上是个间谍，主要任务是进行地理考察和勘测并绘制地图，同时进行文化考察并获得古物标本，并进行民族、风俗和社会调查。为了节省时间，并防止其他人获得古物标本，同时毁灭遗址以断绝文化传承，他在探险中的发掘方式往往非常粗暴，是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

斯坦因于1904年9月14日正式向英属印度政府提交了进行第二次探险的申请书，很快就得到英属印度政府以及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批准。1905年9月10日，清政府外务部为斯坦因颁发了护照，上面写道：“外务部为发给护照事。准大英国驻京大臣萨（道义）函称：‘准印度政府咨称：本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斯坦因）请照游历新疆在案，现拟明春复派由印度携带从人前往新疆、甘肃、陕西等省考察古迹，请缮发护照’等因，本部为此缮就护照一纸，并盖印标朱讫，送交大英国萨大臣转给收执。所有经过地方官，于司代诺持照到境时，立即查验放行，照约妥为保护，毋得留难阻滞，致干查究，切切。须至护照者。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收执。”

斯坦因来中国的身份是英国总理教育大臣，这是一个夸张的、不存在的、因翻译而误导的一个“大官”，虽然他曾是英属印度教育部门的公务员。外务部将负责斯坦因在考察中的所有事情，并且还允许他可以向肃州道台提出请求，从国库中提取6000两银子（相当于1000英镑）。同时，外务部于1905年10月21日还给兰州的陕甘总督升允、甘肃新疆巡抚吴引孙咨文，在斯坦因过境时妥为保护。

1906年6月初，斯坦因抵达新疆喀什，随行有专业测绘员，并携带枪支弹药以备不测。斯坦因在喀什组织了必要的人员以及骆驼和装备，并聘请了蒋孝琬作翻译和助手。蒋孝琬是湖南人，光绪年间去新疆，曾在莎车衙门任职，人称蒋师爷。离开喀什后，斯坦因于1906年下半年和1907年初重点发掘了尼雅遗址、楼兰遗址和米兰遗址，然后于1907年3月来到敦煌。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几乎是同一天，敦煌的新知县上任。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时，敦煌知县是严泽，但很快汪宗翰接替他成为敦煌的新知县。在做了四年知县后，汪宗翰已经于1906年2月离任，接替他的新知县是黄万春。黄万春在1906年7至8月间向学部呈交《敦煌县乡土志》，可视作第一次向中央政府报告发现藏经洞一事，但似乎没被当成一回事。斯坦因到敦煌的时候，黄万春刚刚卸任，他即将见到的新县令是王家彦。

斯坦因描述道：“这位县官王大老爷是一个消瘦的中年人，他的脸上透着机敏。他举止端庄，看上去像一个学者，很善于与人交流。”直觉告诉斯坦因，王知县会为他提供官方帮助。特别是斯坦因说起了对其考察很有指导意义的玄奘大和尚时，王知县说他曾读过《大唐西域记》，这让斯坦因很兴奋。

斯坦因收到敦煌当地军事长官林大人的正式回函，告诉他可以派人担当护卫。斯坦因聘请的蒋师爷判断，在敦煌，林大人比王知县更有权威，至少林大人的官品比知县大得多。林大人即沙州营参将林太清，早年曾是湘军将领刘锦棠麾下。左宗棠在新疆平叛时，刘锦堂部是主力军。林太清因而在新疆待过数年，不过做些小官而已。庚子国难（1900年），慈禧带光绪帝逃往西安，林太清护驾有功而火速升官。

斯坦因去拜访了林大人，“一个豪爽的老兵，身强体壮、充满活力，中等个、国字脸，看上去很和善，言谈直率而不失诚恳”。林大人调拨了一队人马和随从给斯坦因，名为保护，也有监视的用意。

在敦煌城内，乌鲁木齐来的商人扎希德博格告诉斯坦因一个传说：几年前在敦煌城外石窟寺的一个洞中，偶然发现了一大批埋藏的古代书稿，其中一部分不是汉语，据说由官府下令锁在洞里。这是斯坦因此前未曾了解的情况，他和蒋师爷秘密讨论如何能找到这些书稿，如何才能突破宗教障碍得到它们。根据在印度的经验，斯坦因认为采取外交手段更容易得手。

1907年3月16日一早，斯坦因带着蒋师爷和测绘员去到莫高窟。因为没有指引，斯坦因在莫高窟的观察很快结束。他注意到石窟，特别是石窟中的塑像损毁严重，他判断石窟中的塑像主要来自希腊式佛教艺术（犍陀罗），但若要进一步研究，需要一个熟知佛学的人来指导，而且他也懊悔对汉学了解得太少。

斯坦因从一个年轻僧人口中获知传说中“那批书稿”的情况：是在清理和修复莫高窟较北边的大石窟（第16窟）发现墙壁上有裂缝，进而发现了墙后的通道，通向一个密室，其中的书稿数量之多，可以装好几辆马车——藏经洞的容积为大约20立方米——但被官府下令就地封存在密室内，被加装了门并上了锁。负责看管密室的人是王圆箓，他去远地化缘去了。斯坦因暂时无缘与王圆箓相见。不过，他在年轻僧人的师父那里，看到了一卷汉语书写的佛经——蒋师爷虽博学，但也坦白不知道那上面的文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黄昏时，斯坦因一行离开莫高窟，一路上，他的脑海里一直想着“石窟中生动形象的壁画和精美的雕塑”。不过，斯坦因预估发掘莫高窟的工程浩大，于是先发掘了敦煌周边的古长城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东汉初年的木简，从而证明了那段长城的年代。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重返莫高窟。这次，他驻扎在那里，如他所述：“这里的寺庙已经让我的心情愉悦了几个月了，现在它就像一块大磁铁一样吸引我回去探寻更多更重要的古迹。我的目标就是要发掘出更多的古代手稿。”（图4-18，彩图22）

图4-18　星象图（局部）

纸本，墨书，卷本，公元8世纪前后，24.4cm×330cm。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斯坦因掠获品，现藏于大英图书馆

蒋师爷已经探查清楚“那批书稿”的位置，并说服王圆箓王道士不再外出云游，单等斯坦因的到来。在斯坦因看来，王道士很难对付，“他看上去很奇怪，很紧张，很害羞，不时露出老奸巨猾的神情”。

斯坦因首先拍摄了石窟和壁画，包括王道士刚修建完成的三层楼檐，实际上他也住在此处。斯坦因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毫。”

拍照时，斯坦因注意到通往石室（藏经洞）的甬道已经被砖墙（未抹泥灰）封闭了，他3月16日来时还只是一道木门。王道士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前段时间蜂拥而至的香客——可能是因佛诞日的朝拜——因好奇而可能觊觎里面的文书。

王道士没什么学问。因而斯坦因不能像跟那些官员一样跟王道士聊天，但很快他就找到了共同话题——玄奘。斯坦因说自己是追随玄奘的足迹来到莫高窟的，而王道士则把斯坦因带到他找人新绘制的壁画前作为回应，壁画取材自唐僧取经故事。斯坦因因此与王道士建立了一种新的、更加可以信赖的关系。

当天晚上，王道士就偷偷将一卷玄奘翻译的佛经交给蒋师爷带给斯坦因。第二天，虽然王道士还犹豫不决、紧张而忧虑，但还是把斯坦因带进了藏经洞。如斯坦因所见，大量的写本一卷卷一层层堆积却又凌乱不堪，足足有10英尺高，体积大概在500立方英尺（图4-19）。

图4-19　释迦牟尼佛说法图

盛唐，公元8世纪前期，绢本设色，139cm×102cm。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斯坦因掠获品，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这幅《释迦牟尼佛说法图》是藏经洞出土的绘画中时代最早、保存状态最好的作品之一，而且明显与敦煌石窟壁画中隋及初唐时期的《净土变和说法图》有密切关系。释迦牟尼坐在须弥座上，结说法印。四尊菩萨坐在莲花座上，环绕佛陀，他身后有六个弟子，带着发自内心的沉静和喜悦。

手持鲜花端坐着的年轻的女供养人，整洁的发型和高腰的衣服，使人很容易想起长安近郊发现的8世纪初王侯墓中的宫女壁画和陶俑。女供养人正上方有菩萨乘坐的莲花宝座，从莲茎伸出的花蕾恰好在她头上的位置，因而脸和黑发格外显眼。右下方的男供养人仅存幞头的顶部，能清楚地看到向主尊宝座轻飘蔓延的香烟，可以想象他手持香炉。可以想象，当时敦煌和长安之间有着密切而频繁的联系，各方面都被长安影响着。

题写发愿文的地方被画成碑额，如同要书写碑文一样，可惜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藏经洞中堆满文书，只容两个人站立，于是斯坦因提议把文书拿到外面（第16窟）进行检阅。实际上，斯坦因并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辨识王道士从藏经洞中拿出的文书的价值，尽管后来有护卫帮助搬运。这些文书，主要是写经和佛画，所有的经卷都用细绳捆扎的方式保存，可见最初它们并不是因慌乱而随意堆积进去的，只是看上去因叠放太多而显得没有章法。因为担心打开文书而导致损坏，斯坦因决定把王道士拿出的文书尽数收下，条件是除了斯坦因、蒋师爷和王道士，此事不能被其他任何人知晓，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在接下来的七天，他们每日重复着同样的程序，白天在第16窟拣选，晚上把拣选的文书打包，由王道士交由蒋师爷，在旁人都入睡后小心翼翼地拿给斯坦因。斯坦因得到的文书中，有汉文写成的，最早可以追溯到3世纪，也有吐蕃文和维吾尔文写成的，还有一些他不能识别的文字，但他没有发现宋真宗时期的文本，也没有发现西夏文的文本，他由此断定藏经洞是在西夏占领敦煌（1035年前后）时封闭的，以免遭到破坏性的侵入。但他的行为，直接造成了破坏性的侵入，藏经洞文书的排列次序被打乱，从而无法确知它们最初是以怎样的序列来摆放的。

除了斯坦因已经拣选的文书，王道士还同意他再搬走50包保存很好的汉文经卷和5包吐蕃文卷，代价是4锭马蹄银（50两一锭，当时约值500卢布）。由此，斯坦因总共装了24箱写本和5箱画卷及古物运往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为斯坦因的第二次探险提供了5000英镑的资助，占总预算的五分之二，条件是大英博物馆得到五分之二的考古成果。王道士还承诺斯坦因离开四个月后，再提供200捆汉文和吐蕃文写卷。王道士是个守约的人。四个多月后，蒋师爷重返敦煌，替斯坦因取走了这200捆写卷。斯坦因从藏经洞“拿走”的中文写本超过9000卷，连同吐蕃文写本等总数超过万卷（图4-20，彩图23）。

图4-20　观世音菩萨像

五代（910年），绢本设色，77cm×48.9cm。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斯坦因掠获品，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图上最主要的题记写在右上方绿色栏中，从左往右三行：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永充供养

奉为　国界清平法伦常转、二为阿姊师

为亡考妣、神生净土、敬造大圣一心供养”

在其他的题记，包括附加的两张贴在绘画背面纸上的题记中，称“姊师”的人，是亡者、普光寺法律临坛尼大德——严会，她在画面左侧，而右侧的年轻人是她的弟弟、试殿中监张有成（里面的题记是张有诚）。两个长篇题记末尾所使用的“毕功记”，虽然字迹凌乱，但都是严格遵守固定格式写成，而且绘画也同样依照固定模式。

左侧题记中出现的纪年“天复拾载庚午”，唐昭宗天复年号实际只用了四年（901—904年），唐朝在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已经灭亡。显然，此时的敦煌与中原已经完全隔绝，依然沿用天复的年号。

6月初，王县令拜访斯坦因，他是受陕甘总督的派遣来阻止斯坦因在古长城的挖掘工作，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斯坦因的“工作”一直受到监视并被层层上报，他被警告，要对在古长城的挖掘作出解释。虽然当局并未得知他与王道士的交易，但他意识到应该离开了。林大人也来拜访他，并说要让他安全地离开。(www.xing528.com)

斯坦因去敦煌县衙与王县令辞行，并去林大人家共进晚餐。6月14日，敦煌城东门外，官员们列队为他送行——他们着急把这个麻烦赶紧送走，但不知他的那些箱子里装着什么。原本斯坦因还打算把这些箱子寄存在县衙里，但因为匆忙，他带着箱子直接上路。官方错过了秘密检查这些箱子并决定是否扣留的机会。

斯坦因离开敦煌后继续他的探险旅程，他考察了万佛峡石窟（榆林窟）、嘉峪关、玉门关，然后返回新疆，进入吐鲁番地区考察了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于1907年底到达焉耆，挖掘了明屋遗址，并于次年在和田周边进行考察和发掘。1908年8月，斯坦因结束了第二次探险，总共有93箱的古物随他返程。

但是，斯坦因与藏经洞的缘分并未因此结束。

1913年8月28日，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入境中国新疆，当地政府就下令对斯坦因“随时侦查”，因其“察看险要地方暨照绘地图”。10月11日，当地政府还发出明令：“禁止测绘在案。”而11月12日——此时斯坦因已离开喀什、巴楚，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和田行进——公文令对斯坦因“应即查明禁阻”“遵照部令严行阻禁通行”，主要是鉴于斯坦因“派人分往各处测绘”“测绘险要”。显然，公文更关切的是测绘（地理考察），但英方以考古之名进行勾兑，以及各级官员懈怠此事而无暇顾及，甚至包括可能收取了贿赂等原因，让斯坦因钻了空子。

1914年3月17日，斯坦因再次抵达长城。沿着长城走下去，就会到达敦煌。经过在长城沿线的考察后，他决定在敦煌休整八天。此时的敦煌早已物是人非，王县令早已离去，换成了一个懒散的、抽大烟的县长。林大人已经故去，他的继任者商大人是旧相识，1907年曾在嘉峪关欢迎过斯坦因。王道士还在，他竟然在斯坦因到达敦煌的次日早晨便去拜访了他。不过，在斯坦因看来，藏经洞已经没有考察价值了，正如他所述：

“在我本人去过（莫高窟）后一年（1908年），伯希和教授设法看到并且查验了石室（藏经洞）藏品中剩下的部分。凭借他渊博的汉学知识，他从丰富的写本中精选了不少，并经由北京将其带走了。这引起了北京的中国当局对这个古老图书馆的注意，下令将宝藏运往北京。这个命令执行得非常粗心，实际上几乎是毁灭性的。对此我在喀什和和田就略知一二，因为在那里，有一些显然出自莫高窟的零散的佛教经卷辗转落到了一些中国官员手里。到敦煌没多久，就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汉人香客，拿着一大摞卷子——显然出自莫高窟石室——找到我，想急于出手。他只收到了一点钱，便急着回去再拿更多的卷子来。由此判断，这些东西在当地市场上并不是稀罕物。”

但王圆箓暗示斯坦因，他还有出自藏经洞的文书。第二天，斯坦因就见到了装在两个大箱子中的写本，大多是唐代的佛经，都很大，且保存完好。经过谈判，斯坦因花了500两银子获得了这570卷写本，装了5箱，可见每个卷子的体量都很大。作为附赠品，斯坦因还得到了一些石窟的浮雕，这是王圆箓在“重修”莫高窟时收集的（图4-21）。

图4-21　引路菩萨

唐代，晚唐，公元9世纪，绢本设色，80.5cm×53.8cm。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斯坦因掠获品，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菩萨右手持香炉，左手持莲花，莲花上悬挂着白色的幡。画面的色彩华丽，至今保持鲜艳。菩萨的香炉、璎珞、宝冠贴金，菩萨身后跟随着贵妇，她的发饰上有菱形碎金箔，白玉梳子犹如飞翔的白雀。此引路菩萨是观音菩萨，也可能与地藏信仰有关。在伯希和《敦煌的幡和绘画》中的《地藏十王图》供养人栏左侧，绘有一身菩萨，有“南无引路菩萨”题笺。

接引菩萨的主题在唐代后期到宋初很常见。除大英博物馆的两件引路菩萨像，还有四件相同构图的作品，见于伯希和掠获的敦煌画，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斯坦因从藏经洞所获取的敦煌文书，凡汉、粟特、突厥、回鹘语、佉卢文、梵语的归大英博物馆，凡于阗、龟兹、吐蕃及梵文的收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绘画品则由大英博物馆与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平分。1973年以后，大英图书馆成立，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成为其组成部分之一，大英博物馆所藏文书也改归大英图书馆，总数超过一万一千件。另外还有各种古物无从计数。例如原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部、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雕版印刷《金刚经》，是斯坦因1907年从藏经洞获得，唐代咸通九年（868年）印制的，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的有纪年的印刷书籍，整本分七个版印刷，而后粘接成一卷，长达5米。

莫高窟藏经洞价值的最大发现者，被认为是伯希和。斯坦因曾如此评价伯希和在藏经洞的“工作”：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1909年我回到英国之后，听说法国政府委派伯希和教授作为领队，协同法国几位资深的学者到敦煌——这个我曾逗留的地方，进行一次为期一年的考古行动。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对我迫不得已留下的、由不可信赖的王道士保存的大量写卷进行全面、彻底的研究。由于伯希和教授精通中国的文学和版本学，特别是佛教方面的学科，所以他成功地对成百上千的捆扎结实的书堆进行了细致筛选。那时，王道士看到我们做事小心谨慎，而且并未引起严重的后果，因此看上去不是特别担心，现在他更加放心了。因为给了足够多的报酬，王道士同意伯希和教授挑选和带走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研究中国历史或文学的任何写本。伯希和的初步工作，就获得了巨大的收获，这是竭尽全力收集历史遗产的结果。

伯希和生于法国巴黎，他最初的理想是做一个外交官，所以在中学时便学习英语，后在法兰西国立语言文化研究所学习汉语。所谓天赋异禀，三年的汉语课程，他两年便修完，其进步之快和成绩之好，引起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沙畹的注意。沙畹也曾在法兰西国立语言文化研究所学习汉语，当时他正翻译《史记》。他在1889至1893年间，曾作为专员与法国驻华公使馆合作一项科学任务：考察中国古代文化。中国一系列文物的流失，很多都是后来的学者和古董商，根据沙畹的考察成果按图索骥掠去的。

伯希和投在沙畹门下，两人亦师亦友。沙畹把伯希和推荐给法兰西学院的梵文教授、印度学家列维。在两位东方学领域导师的影响下，伯希和放弃了外交官的追求，转而做了一个学者。他的汉语能力自然不在话下，他还能看懂至少十门外语，而且深谙这些外语相对应的历史与文化。这一点，在伯希和游历中国时，尤其是他获取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书时得到了验证——他知道什么是最具价值的。

1900年初，伯希和到法属印度支那首府河内（今越南河内）担任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2月即被派驻北京，为学院图书馆搜购古籍。7至8月间，义和团围攻外国驻京使馆，伯希和亦被困。停战期间，他冒险一个人前往义和团营地，凭借流利的汉语，竟然为受困的使馆人员弄来了新鲜水果。在一次战斗中，他还夺了义和团的战旗。这些“勇敢”行为让他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904年，伯希和回到法国，准备代表法国远东学院参加次年在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召开的“东方学家国际会议”。需要提及的是，在1902年的“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上，成立了“中亚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这成为各国探险者交流经验和发布成果的机构，为后来的探险提供了重要参考。该委员会法国分会主席、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的教授、印度学家埃米尔·塞纳尔特，在1905年“东方学家国际会议”后，推荐伯希和带领探险队前往中国新疆。

这次探险由政府资助，资金主要来自法兰西学院下属的法兰西文学院和法兰西科学院以及法国教育部，另有部分学术团体和个人的捐款，包括埃米尔·塞纳尔特。伯希和对这次探险做了充分的计划和准备。此前德国、沙俄探险队的报告对他大有帮助，不排除他也接受了专门的测绘训练。与伯希和同行的还有路易斯·瓦扬，他做过军医，也是自然学者，以及摄影师查尔斯·努瓦特。探险队成员有各自的专业分工，这不是单纯的文化考察，与其他探险队一样还担负地理、自然和社会调查的任务。

法国探险队于1906年6月17日启程，坐火车经莫斯科、塔什干去安集延，然后改换马队经奥什（今吉尔吉斯斯坦城市）翻越阿莱山脉、经塔尔德克山口、伊尔克什坦口岸进入中国新疆境内，8月底到达喀什。探险队在沙俄总领馆盘桓多日，为下一步考察做准备，也调查了喀什周边的遗址。在与新疆官员打交道时，伯希和的外交手段和流利汉语再次发挥了作用，探险队获得了帐篷和补给，此前这被认为是无法获得的。

离开喀什后，探险队先行前往图木舒克进行了约三个月的考古和发掘，然后于1907年初到达库车一带，对多个地方进行了考察和发掘，历时八个月之久。这一期间，斯坦因对莫高窟藏经洞进行了第一次搜刮，满载而归。此时伯希和对藏经洞还一无所知。不过伯希和在库车各遗址也收获颇丰，例如发现了失传的龟兹文。伯希和后来把相关文献交由他的老师列维研究和翻译。

在沿着德国考察队曾经的线路对吐鲁番地区略作考察后，伯希和于1907年10月9日到达迪化（乌鲁木齐）。在那里，伯希和遇到了爱新觉罗·载澜。载澜是光绪帝的堂兄弟，封辅国公，曾在1900年力主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伯希和是那次战争中被攻打的对象。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后，载澜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狩”逃往西安。1901年9月，清政府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载澜被列入“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之一被惩办，“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一个是被授勋的勇士，一个是被发配的罪臣，一场战争两种境地。伯希和在迪化与载澜相见，惺惺相惜。实际上，此时在新疆，伯希和是奔波劳顿的探险者，而载澜是生活骄奢的“澜公爷”，两种身份，真是一言难尽。

载澜向伯希和炫耀了一份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的经卷，而伯希和从其他渠道也获知敦煌写本的情况，由此他认为这预示着一次重要的文物和考古发现，于是决定即刻前往敦煌。虽然这是他的目的地之一，但没想到一幅画卷是如此突然地展现在眼前。

伯希和经吐鲁番、哈密进入甘肃，途中进行了考察和测绘，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头进入新疆。在新疆，除了考古成果，伯希和后来还完成了《关于新疆住民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些关于人种的调查是通过路易斯·瓦扬在库车开办诊所获得的，而路易斯·瓦扬则完成了《地理考察报告》。

1908年2月14日，法国探险队到达敦煌。伯希和在初次造访莫高窟时并未见到王圆箓，也未能进入上锁的藏经洞。但他了解到了藏经洞内写本的情况，尤其在敦煌城内找到王圆箓后，还获知斯坦因已经捷足先登、花费不菲，获得了一些写本。不菲是王圆箓示意高价的姿态，这给伯希和一个强烈的暗示，用同样的方法，他也可以。虽然据王圆箓称藏经洞内还有小佛像，但已经散失（拿去化缘）了，有些是大施主要来看的卷子，那些是不能动的，但这不重要。不过，此时的王圆箓似乎更加放得开，直接在3月3日让伯希和进入藏经洞拣选，比起斯坦因来，伯希和完全享受着“最惠国”待遇，不知是否是因为伯希和的外交手段和流利汉语再次征服了王圆箓。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伯希和主要是在藏经洞中度过的。

斯坦因掠走部分写本后，藏经洞内留下了一定空间，使伯希和能够置身藏经洞内，直接面对着三面书墙，那书墙全都超过一人高，那是将近两万卷的宝藏。基于他的外语能力，伯希和迅速做出判断，对其进行分类：第一类是非汉语的卷子和有题记、题跋或者精美程度很高的汉语写本——这是不惜代价要让王圆箓出让的；第二类属于退而求其次，是尽量争取获得但不得已时也可以放弃的部分。这项工作工程量巨大，在前十天，伯希和每天要检阅1000捆写本。当时写本都是捆装的，每小时打开100捆，这样算来每分钟打开不止一捆，而且灰尘呛喉咙，谁都会感觉难受和劳累，甚至头晕，心脏不舒服。不具备相当高的鉴定能力和抗压能力，是做不到这些的，但伯希和做到了。

他原本打算花1500两官银来实现“购买”，但最终他只花费了500两便“购买”了他看中的写本，还分别花了80两和200两银子购买其他洞窟的绘画和木雕作为打动王圆箓的“买路钱”。对比斯坦因的200两或250两白银，伯希和的付出并不贵，因为伯希和掠获的这批文本和古物，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精挑细选。虽然他也懊悔没有带相关的参考书来对一些文本做出精准的判断。这都不重要了，伯希和已经尽最大能力做到了极致（图4-22，彩图24）。

图4-22　观音菩萨像

唐代，贞元十三年（797年），纸本设色，80.5cm×58.6cm。伯希和敦煌遗书，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题记：“大唐贞元十三年六月十九日沙州东南隅修文坊就事宅　写记使君男李绍宗敬造　供养”。

当然不得不提一句的是，伯希和还对莫高窟超过300个洞窟进行了细致研究和部分发掘，记录了这些洞窟的状况，尤其是重要洞窟的壁画和题记，并由查尔斯·努瓦特进行了拍照。这是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为后来修复和研究莫高窟留下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所幸的是，伯希和未掌握壁画切割的技术，或者他原本就没想破坏石窟的本体，这其中也包括第16窟（伯希和编号为163窟），他这样记录道：

这就是藏经洞，于1900年重修过。在过道的右部，便是收藏写本的龛（带有一条短小的藏文题记和背屏画，需要拍摄——即今第17窟藏经洞）。藏文题记可能是近代的，出自那位阅读过藏文写本的人（如曾许诺向王道士捐款的活佛）之手。左部的过道有一块纪念1900年的重修和发现写本而制作的木牌，以及一块851年的碑（洪䛒告身碑），二者都被嵌入墙内……（大菩萨像）背屏上的绘画虽属于常见的风格，却有一种更加古老的外表，可能并不属于对该洞窟做最后一次维修的装饰。洞门把一行菩萨像分开了。因此，我们应该承认，洞窟的装饰恰恰是在人们把写本藏在其龛中之后完成的。为了不使人发现，才进行了装饰，目的是掩盖该龛……勉强凑合地做了一番掩饰，在衔接处有一些不严密的地方，以至于在1900年清理洞窟时发现了龛。这明显使洞壁本身暴露了目标。

法国探险队于1908年6月8日离开敦煌，经西宁、塔尔寺、兰州一线的考察后，于8月22日到达西安。在此之前，沙畹已经于1907年3月至1908年2月，对西安以东的中原、华北以至东北广大地区的古迹进行了考察。伯希和一行在郑州乘火车北上，于10月5日到达北京，路易斯·瓦扬先期押送探险队的掠获品从海路运回法国。伯希和与查尔斯·努瓦特南下返回河内，其间在南京、无锡逗留，拍摄了两江总督端方和裴景福的藏品。裴景福当时被贬戍新疆，在迪化与伯希和相识，曾告诉伯希和他在流徙途中路过甘肃时，曾目睹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佛经、佛画一事。

应该是在南京的时候，伯希和向缪荃孙透露了藏经洞的经历。缪荃孙于1907年受聘筹建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时任图书馆总办，在其《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年）十月廿五日条记载道：“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

1909年9月9日，清政府批准创办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在什刹海畔广化寺），命缪荃孙为正监督。殊不知，京师图书馆创办的初衷，正是为了存放从藏经洞运到北京的“敦煌遗书”。这是巧合，还是缘分？

1909年5月，伯希和离开河内再赴北京购买古籍，他随身带有出自藏经洞的他认为最有代表性的四部文献。这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罗振玉“乃约同好往观，则皆已佚之古籍。因与约影照十五种，计书卷五、雕本二、石刻三、壁画五。都下同好，既醵资影印，幼云（刘廷琛）先生复印一份，存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充学人之考镜”。9月4日，学部和京师大学堂的官员在六国饭店（后改为外交部招待所、华风宾馆）宴请伯希和。京师大学堂侍读学士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伯希和在藏经洞所获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时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一方面，罗振玉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八千卷购归。其《松翁自序》记曰：

予闻之，欣然以语乔茂萱左丞，请电护陕甘总督毛实君方伯庆蕃，托其购致学部。予并拟电，言须款几何，请先垫给，由部偿还。乔君携电上堂白之，则电允照发，而将还款语删去。予意甘肃贫瘠，若令甘督任此，必致为难。乃复提议於大学，由大学出金。总监督刘公亦谓大学无此款。予曰：若大学无此款，由农科节省充之，即予俸亦可捐充。刘公始允发电。逾月，大学及学部同得复电，言已购得八千卷，价三千元，两电文同。部中初疑价必昂，闻仅三千元，乃留之学部，不归大学。

这就是京师图书馆“敦煌遗书”的来历，但为什么不是下令上缴而是斥资购买呢？这或许是押运途中有所散佚，或者说被沿路官员窃取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罗振玉请端方协调，向伯希和回购部分“敦煌遗书”，未果——“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制军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伯希和如约寄来一批影照。后来罗振玉据此辑成《石室秘宝》（为刊行敦煌影本之始）、《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

消息既出，闻者心情各异，悲喜天下同。

最初在1900年即获知藏经洞消息并获得“敦煌遗书”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后因清朝废除科学，不再设学政一职，于1908年——伯希和光顾藏经洞的那一年——退居故里。在其《缘督庐日记》中，他曾在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1909年12月28日）记述道：“午后，张暗如来言，敦煌又新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像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载而去，可惜也！俗吏边氓安知爱古，令人思汪栗庵（即最初向他报告藏经洞发现的敦煌知县汪宗翰）。”（图4-23）

图4-23　观音菩萨像

唐代，贞元十三年（797年），纸本设色，80.6cm×57.2cm。1929年底特律美术馆购自纽约山中商会。

题记：

“大唐贞元十三年六月十九日沙州东南隅修文坊就事宅写记

使君男李绍宗敬造金光明菩萨像二尊、了生死经一部、诸佛要集经一部、诸德福田经一部、菩萨五十德行经一部，永劫供养，愿从今已去灾障永除、惑累消灭，现在尊卑恒招福庆，七世父母早生天界”

六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唐贞元十三年（797年）沙州（敦煌）李绍宗敬造金光明菩萨像二尊，图中均绘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和龙女二侍从，造型相同，敷色有异。二图现分别收藏于底特律美术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

近一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即1910年1月23日）叶昌炽又记：“午后，张暗如来，携赠《鸣沙山石室秘录》一册，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叶昌炽为当年对藏经洞的忽视非常懊悔和愧疚。

1909年10月24日，伯希和回到巴黎，在收获赞扬的同时也招致了抨击。他在敦煌给埃米尔·塞纳尔特写的长达75页的信（包括关于藏经洞最有价值文书的目录），后编为《甘肃发现中世纪的文库》一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第8卷3期和4期，1908年）。此文包含许多文书的详细的文字说明和准确的纪年，但人们并不相信伯希和能够在分分钟内鉴定一份文书并根据记忆写出来。于是，对他的攻击扑面而来，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图书馆里根据参考书编制目录，并伪造了那些文书，还指责他滥用公款。不可否认，伯希和受到美誉的同时而招致了嫉妒。自由社会科学学院的费尔南多·法热内尔在1910年发表的文章，让这种指责达到顶点。1911年7月3日，在一次宴会上，伯希和以殴打了费尔南多·法热内尔作为回应，但他因此被起诉。各种流言蜚语并未影响伯希和的学术地位，这一年，法兰西学院特设了一个“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的教授职位并授予了他。1912年，斯坦因就其第二次考察写的专著《契丹沙漠废墟》出版，斯坦因在书中提到，他离开藏经洞时洞中还留有大批文书，并对伯希和的目录予以认可。自此，针对伯希和的攻击和批评才烟消云散。

1909年12月10日，伯希和以《在高地亚洲的三年》为题，在法国地理学会发表演讲，后刊登在1910年3月12日法国巴黎的《画报》上，其中还包括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展出的法国探险队成果展的相关情况。

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掠获的汉文写本超过4000卷，吐蕃文写本超过2000卷，另外还有回鹘文和粟特文的写本，以及出自莫高窟其他洞窟和在敦煌收集的西夏文、畏兀尔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总数可能超过7000卷。另外在新疆，他还掠获有龟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佉卢文等古文字写本。据《纽约时报》1909年11月27日的报道，“伯希和总共带回了30000卷写本，都将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不知30000这个数字仅是写本，还是也包括了伯希和在藏经洞获得的超过200件的幡画等文物、在新疆各地遗址发掘的难以计数的古物，以及在沿线收集的动物、矿物标本、拍摄的照片等物的总和。1927年，吉美博物馆归属法国博物馆总部，成为国立亚洲艺术吉美博物馆，法国探险队掠获的古物转归该馆收藏，但在分类上它们并不属于中国文物，而是以伯希和探险命名、作为中亚文物来归档和展示的。我们需要对此提出抗议。

伯希和再次回到中国学者的视野，是在1935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参加在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伯希和被选为古物选择委员会的委员，此举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反对。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刊登了《我国学术界反对古物运英展览》的公开信，签名者有王力、李碧芸、林徽因、侯宗濂、陈之迈、陈岱孙、赵诏雄、朱君之、沈性仁、金岳霖、秦宣夫、沈有鼎、陈铨、熊佛西、朱自清、周培源、金岳荣、蒲薛凤、张荫麟、张真如、刘信芳、李健吾、时振纲、姚鸿翥、梁思成、李濂、张奚若、杨景任。

公开信提及伯希和，说他“向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行贿当地道士，发掘古室，盗取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犹封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中，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

这一公开信发表后，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撰写了《论伯希和教授》一文来为伯希和辩解，文中说：“论伯（希和）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傅斯年似乎有些感情用事，将藏经洞“敦煌遗书”的散失归咎于清朝当局的失察，而忽视了伯希和、斯坦因违令违规盗取、盗运的事实。

可能是不想与傅斯年抵牾的缘故，1935年1月27日，《北平晨报》发表《平市学术界第二次宣言反对古物运英展览》一文，内容不再谴责伯希和，签名学者有司徒乔、朱君之、朱自清、沈性仁、沈从文、吴世昌、李健吾、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成、黄子通、许地山、秦宣夫、张真如、刘敦积、熊佛西、闻宥、钱稻孙、顾颉刚，较前次退出了十多位。

公开信也提到了斯坦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这说的是斯坦因的第四次探险。

斯坦因在1925年即申请第四次探险，但一直未获批准，毕竟在其第三次探险时，中国政府对斯坦因的行动表示了严重关切，并下令对其“严行禁阻”。1929年，斯坦因成为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荣誉研究员，获得10万美元探险经费，大英博物馆也出资支持。斯坦因还向国民政府保证：“在不事先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绝不运走任何文物”，由此，其第四次探险才得以成行。虽然如此，斯坦因依旧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反对，蔡元培、翁文灏、傅斯年、朱家骅、袁夏礼、李四光、马衡、李济、刘半农、袁同礼、陈垣等十八位学者，联名发表了《关于斯坦因在中国新疆进行考古探险的声明书》（原标题有所差异）一文。

中国政府也在1930年9月至12月间屡次电令，对斯坦因“严加监视”“绝不能任其自由行动”，并称斯坦因“携百余万元之巨款，奉印度政府之使命，领测探之专员，结果如何，念之不寒而栗”，又言“古物保之国境乃尊主权之道”，斯坦因“盗取我国先民遗迹，蹂躏我国固有主权，实为吾族人士一大愤慨”。要求地方政府“派员严密监视，不得有发掘古物及携带出境”，不准斯坦因“窃挖古物，测量地形”，否则“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若斯坦因有违令之举，“将其驱逐出境”“庶几主权、国防、国宝皆得保全”。

但斯坦因并未信守承诺，也由于地方当局执行不力，斯坦因对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发掘、收购、受赠等方式获得古物百余件。1931年4月25日，他返回喀什结束考察，在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对相关古物进行了拍照并编制目录。之后，他又向喀什地方当局提出，将这批古物先带往欧洲进行研究，研究完毕后可将古物交还国民政府指定的任何一个机构。5月30日，斯坦因离开中国，“查验行李，并无何项古物及他违禁品”。此后，经过中英双方长达7个月的交涉，虽然英方强调没有一件古物是通过发掘获得的，这批古物仍然于11月21日由英国驻喀什总领馆移交给喀什地方当局。但是，原本应转运给设在北平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这批古物，后来一直下落不明，这可能跟当时“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时局动荡有关。后来，斯坦因对其第四次考察只字不提。

相比于1930年的斯坦因，伯希和的遭遇似乎要好得多。虽然探险是一样的探险，但在学术上应见高低。斯坦因可能受限于专业性和系统性学术研究的缺乏，呈献的著作往往是调查报告性质的，相关研究则往往交给各领域的专家来完成。比较起来，伯希和显然更胜一筹，特别是与中国学者保持开放而友好的往来，不完全是一个假冒考古学者的间谍，这也可能是傅斯年抵制斯坦因，却为伯希和辩解的原因所在。尽管遭到中国学术界的抵制，伯希和还是在1935年5月来到中国，除了“中国艺术国际展”的前期筹备工作，伯希和还在傅斯年的陪同下前往河南安阳考察第12次殷墟发掘。“中国艺术国际展”在伦敦如期举办，其中也展出了斯坦因和伯希和自藏经洞等遗址掠去的古物，分别由英属印度政府、卢浮宫、吉美博物馆提供。1939年，伯希和被聘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聘任他的正是傅斯年。

20世纪20年代，陈垣辑成《敦煌劫馀录》一书，著录藏经洞写经8679卷。陈寅恪为《敦煌劫馀录》作序，他写道：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垂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

而今，关于敦煌和藏经洞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敦煌学。但是，我们的敦煌学是建立在文物流失前提下的，也是以相关收藏机构开放互通的姿态为基础的，可能，这是一种劫后余生的缘分吧。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伯希和有着一个学者的开放互通的立场，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他不但将部分“敦煌遗书”的影照交给中国学者研究，还力主将他对莫高窟的研究笔记和相关所有照片出版，作为共同研究的基础资料。伯希和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努力。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日本人青山庆示向敦煌研究院捐赠8件文物，这是流失海外的藏经洞文物首次归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