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流失文物的幕后黑手

2016年10月21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向日本横滨国际拍卖株式会社发出《关于停止拍卖中国流失文物的函》，要求停止拍卖相关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并保留对有关文物的追索权利。相关涉案拍品——唐代天王敦煌壁画、唐代木质彩绘佛像人物故事壁画、唐代写经等，最终被退回给委托人。

国家文物局的函件指出，从中国非法劫掠这批文物的人，为首的是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是日本佛教最大门派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21代门主大谷光尊的长子，9岁剃度出家，1898年与九条筹子结婚。筹子的妹妹节子，在1900年与皇太子结婚——1912年大正天皇登基后，她成为皇后——大谷光瑞由此攀上皇亲，他本人也在1903年成为本愿寺派第22代门主。由此可知，大谷光瑞在佛教界和政界都有非比寻常的地位。

大谷光瑞非法掠夺中国文物，主要通过“大谷探险队”在中国西部，特别是在新疆的考察来进行。他最初组织探险队，可能跟他1899年在中国、1900年起在英国的经历有关，当时欧洲的探险者，已经在中亚和新疆进行了考察和考古发掘。例如1896年和1900年的两次新疆探险中，瑞典人斯文·赫定分别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和田）和楼兰古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其1900年的第一次中亚探险中，大规模发掘了和田遗址和尼雅遗址。1901年7月，斯坦因返回英国，很快出版了《去中国新疆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从新疆带回的考古发掘成果存放于大英博物馆。而此时，大谷光瑞正在伦敦游学。

从1902年开始，大谷光瑞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谷探险队前往中国西部，目的有数个：解明佛教东传的线路；巡礼佛教遗迹；在西域收集佛经、佛像、佛具等；通过考古研究佛教教义；开展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植物学的研究等。

大谷光瑞在中国西部的探险活动并不是单纯地发掘、搜集古物，而是一种间谍性质的、侧重佛教的综合性考察。大谷探险队成员都是佛教徒，或者说是大谷光瑞门下的弟子。这三次探险的情况大概如下。

第一次大谷探险队的活动时间，是在1902年至1904年。1902年8月，大谷光瑞一行5人从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入境中国。其探险队在新疆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分为两路，大谷光瑞率本田惠隆、井上弘圆翻越明铁盖达坂，到达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印度斯利那加。1903年1月，因其父亲大谷光尊圆寂，大谷光瑞回日本继职本愿寺派宗主；另一路，渡边哲信、堀贤雄两人沿丝绸之路南道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和田、库车一带和克孜尔千佛洞等地进行“考察”（图4-14）。

图4-14　如来佛首

公元3世纪，铁胎鎏铜，高17cm。此系第一次大谷探险队掠获品，出自新疆和田，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第二次大谷探险队的活动时间，是在1908年至1909年。1908年6月，野村荣三郎和橘瑞超从北京出发，取道张家口、库伦等地进入新疆准噶尔盆地，调查吐鲁番周围遗迹。次年2月，两人在库尔勒分手，野村荣三郎在库车周围进行盗掘、调查，然后经阿克苏到达喀什（图4-15，彩图20）；橘瑞超则进入罗布泊，然后经若羌、和田抵达喀什，与野村荣三郎会合后，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进入印度河畔的列城，历时18个月。这次探险被认为是收获最大的一次，尤其是在1909年，未满20岁的橘瑞超在楼兰偶然发现了《李柏文书》。

图4-15　菩萨头像

龟兹晚期，公元7至8世纪泥塑，彩绘，高22.9cm。出自新疆库车库木吐拉石窟，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李柏文书》现存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共有三件：一件为残纸，疑为初稿；另一件有9行文字，用墨丰润，为二稿；第三件有12行文字，纵23.8cm，横39.7cm，墨色枯淡，全用笔尖书写，为第三稿，被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他是前凉时的西域长史，文书是他于前凉建兴十六年（328年）在罗布泊畔的海头城给焉耆王等几个国王发出信函而留的草稿，是前凉简牍资料中最为集中、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书资料。

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活动的时间，是在1910年至1914年。1910年，大谷光瑞带橘瑞超游览了欧洲各国，先后会见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冯·勒柯克等著名的西域探险者，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各种最新情况和知识。8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从俄国入境至塔城，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再次进入楼兰遗址，然后又从且末北上，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库车，经喀什、和田进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而归。

时局动荡，大谷光瑞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便决定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武汉、兰州，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首先拍摄了莫高窟，并得到了一些写经、文书和彩塑。此时，橘瑞超装扮成维吾尔族人，正由若羌向敦煌进发，在路上碰到了一位从敦煌回来的维吾尔族人，并带有书信，他因此得知吉川正在敦煌找他的消息。橘瑞超于1912年1月26日到达敦煌，与吉川会合。在莫高窟，王道士将自己私下藏匿的部分藏经洞文物卖给了橘瑞超和吉川。由于工作作风与习惯、个性等均不是十分合拍，橘瑞超和吉川决定分道行动。吉川前往吐鲁番，橘瑞超前往安西。

在安西，橘瑞超收到大谷光瑞的电报，要求他马上中止活动回国，于是他只好回头，赶上吉川一起经哈密到吐鲁番，吉川决定在吐鲁番继续发掘，橘瑞超则前往乌鲁木齐，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吉川继续留在吐鲁番，到1913年2月离开吐鲁番，经焉耆到库车，调查和发掘了库木吐拉石窟、苏巴什佛寺等地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阗，北上伊犁，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于1914年5月经北京回国，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大谷探险队的活动。(www.xing528.com)

现藏于日本MOA美术馆的《树下美人图》（图4-16，彩图21）和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树下男子图》（图4-17），均出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被认为是墓中装饰的六扇屏风中的两扇。贴背使用唐开元四年（716年）西州柳中县高宁乡（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的户籍纸。其中《树下美人图》是1914年大谷探险队盗墓获得，《树下男子图》据说是王树楠（王方伯）旧藏，王树楠在1907年至1911年间曾任新疆布政使。

图4-16　树下美人图

唐代，公元8世纪，纸本设色，纸板，139.1cm×53.3cm。现藏于日本MOA美术馆，日本重要文化财

图4-17　树下男子图

唐代，公元8世纪，纸本设色，纸板，138.6cm×53.2cm。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重要文化财

发掘遗址时，与欧洲探险队只拣选价值高的古物不同，大谷探险队把发现的所有古物无论巨细悉数收集起来，当初毫不起眼的疑似残绢，如今也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大谷探险队三次行动总共攫取了多少古物，对此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根据第三次探险的记载，共获得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其中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就有70箱之多。

大谷光瑞称，所得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出土文物予以区分的话，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幡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除了汉语文献，还有用印度婆罗米字母（梵文）书写的佛典以及粟特文、吐蕃文、西夏文、回鹘文等语言书写的佛经和摩尼教典籍等，如一件译成回鹘文的净土宗《观无量寿经》。另外，大谷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发掘高昌国墓葬遗址时，出土了干尸12具，其中成人11具、孩童1具。干尸上的覆盖物，绘有人首蛇身神像（女娲与伏羲）等形象。

第一次大谷探险队运到日本的古物，最初存放在京都西本愿寺，一部分曾寄放在京都帝室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1909年，大谷光瑞在神户六甲山麓的别墅二乐庄建成后，第二次和第三次探险获取的古物便存放于此，并进行了整理和展示，美其名曰再现阿弥陀世界。然好景不长，1914年5月，由于财务危机和属下僧侣的疑狱事件，大谷光瑞辞去了教派门主和伯爵职位，无力继续探险，而三次探险获取的那些古物也开始四散零落了。

1914年11月，大谷光瑞到大连出席西本愿寺关东别院（地址在永和街，已拆）落成典礼，决定以旅顺为中心在中国和南洋活动，并买下一栋俄式建筑作为宅邸。1916年8月，他移居旅顺后，把二乐庄内别墅古代写经、十具干尸、佛像等部分文物也一并运来。1917年4月1日“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对外开放，这些文物以“寄存”形式存放于此。该馆于1918年4月1日改馆名为“关东都督府博物馆”，1919年4月12日改称“关东厅博物馆”。1929年，这些文物以37161日元出卖给“关东厅博物馆”，即现在的旅顺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的620件卷轴装敦煌写经被调拨至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佛画、版画等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旅顺博物馆仍收藏有大谷探险队吐鲁番所获的16035片佛经断片、非汉语文献以及美术品等。

大谷光瑞离开日本后，其二乐庄别墅被转让给“矿山王”久原房之助（他也是日立和尼桑的创始人，二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晚年积极开展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活动），二乐庄内保存的部分探险所获的古物，也一并转让给久原房之助。久原房之助将这些古物赠送给了其同乡寺内正毅。1916年10月9日，寺内正毅任第18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兼大藏大臣兼朝鲜总督，相关古物入藏朝鲜总督府博物馆（现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现在仍藏有约2000件壁画等美术品。

1948年，大谷光瑞在73岁时去世，次年在西本愿寺发现两个从旅顺运回的木箱，其中有探险队所获的8000多件古物，均被捐赠给日本京都龙谷大学。至今在龙谷大学图书馆，还有橘瑞超捐赠的55件探险所获古物和吉川小一郎收集的帛画以及照片等考古资料，包括有佛经、贝叶、木简、印本、帛画、染织品、植物标本、古钱币、拓本、考古资料等，共计9000余件资料。其中，世俗文书主要有吐鲁番地区土地制度文书（给地、欠地、退地文书断片）、经济文书类以及原本用于丧葬的纸本残片、官署废弃的行政文书等。代表性的文书除了《李柏文书》，还有吉川小一郎于1912年第三次探险时，在敦煌获得的被称作中国本草学之祖的《本草集注序录》卷一的卷轴装写本（718年）。非汉文的资料，共使用了13种文字和15种语言，即印欧语系（梵、吐火罗、粟特、于阗）、古代突厥语（突厥、回鹘）、西夏语、蒙古语、吐蕃语、婆罗谜文、佉卢文、粟特文、摩尼教文的文书。

大谷光瑞寄存在京都帝室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掠获品，二战后转让给木村贞造，由日本文化保护协会于1964年购买，并于1967年归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这些掠获品包括出自吐鲁番、敦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地的佛像、飞天像、回鹘语文书和木简等物。例如敦煌出土的《刘子》残卷，被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纵27.8cm，横412.1cm，据推测其系晚唐时期书写，仅残存从“去情第三”至“思顺第九”的部分，一行约写有16至17个字，可以辨认出使用的是朱墨。《刘子》为北齐时代刘昼所作。

大谷大学是与大谷光瑞有关的净土真宗派西本愿寺建立的一座学校，该大学图书馆藏有38件敦煌写本，34件来自大谷光瑞，3件来自前大学校长的收集品，1件来自一位大学教授。

天理图书馆有来自大谷探险队的敦煌、吐鲁番绘画各1件，还有大约20个卷子来自丝绸之路遗址，包括张大千收藏的散件。通过后记可以判明，它们是来自敦煌佛塔的19世纪早期发现的一个写本，以及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获得的各种写本，包括藏文、西夏文和回鹘文的残片。另外，该馆还收藏有庚子国难后自北京流散的8册《永乐大典》。

1932年，在荒废多年后，二乐庄被火烧毁，原因不明。如果说一切结果都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1915至1916年间，二乐庄内古物和古籍的流散，似乎不失为一件幸事。而这些古物，最初是因了某个缘分而产生并集结在一起，又因为劫难而四散。在它们暂时无缘重聚的时候，只能用文字的力量将它们复原在一起，这种重生，在因缘的感召下，可以让现在的人们重新解读历史，并感受湮没于黄沙中古典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