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在中国新疆的考古探险中收获最丰富的古物

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在热衷希腊文化的背后，更深的目的，是探讨德国人种和文化传承的正确性以及影响力，以确认德国对相关地区的占领在文化上的传统与合理性。比如，时任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副馆长的格伦威德尔，在1893年发表了《印度佛教艺术》，认为犍陀罗佛教艺术源自古希腊。

1899年，格伦威德尔受邀参加了拉德洛夫探险队，由此来到中国新疆的北部。1902年冬，格伦威德尔作为柏林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亲自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到达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

在德国皇帝、普鲁士政府以及军火商克虏伯等赞助人的支持下，德国探险队在20世纪初，接连四次对包括吐鲁番地区遗址在内的新疆多地的古城和石窟进行考察，掠获了数以千计的绘画和壁画等艺术品，以及超过40000件的写本和文书。在各国探险者中，德国人的收获最大。

1902年12月至1903年4月的第一次探险，由格伦威德尔带队，成员包括胡特博士和巴图斯，得到了博物馆赞助人詹姆斯·西蒙、军火商克虏伯、普鲁士政府和一个民族学委员会提供的36000马克的资金。探险队经由伊宁到乌鲁木齐，转道进入吐鲁番，获得绘画、造像、写本等46箱，动物标本13箱（图4-6，彩图18）。格伦威德尔也成为近代第一个考察高昌故城（哈拉和卓）附近古代遗址的欧洲人（图4-7、图4-8，彩图19）。不过，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新疆当局发给格伦威德尔（当时译名“旅威力”）的通行文件，规定他只能在新疆境内游历。显然，他违规了。

图4-6　十一面观音像

隋代，公元7世纪初，木雕，38cm×11cm×4.5cm，重1.3kg。出自新疆吐鲁番鄯善吐峪沟千佛洞，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图4-7　供养人像

回鹘高昌，公元10世纪，壁画，彩绘，残片，59.5cm×62.4cm×4.8cm，重25kg

图4-8　菩萨像

回鹘高昌，公元10世纪，绢本设色，32cm×25.7cm。出自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高昌故城）5号墟，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深受第一次探险巨大成果的鼓舞，第二次探险在1904年11月至1905年8月展开，他得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32000马克和克虏伯10000马克的捐款，这次探险也因此又被称为“第一次皇家普鲁士吐鲁番探险”——实际上，探险的范围并不只在吐鲁番。因为健康原因，格伦威德尔不能成行，委托其助手冯·勒柯克（又译作雷科克、封礼格），带领巴图斯执行此次任务。冯·勒柯克与格伦威德尔同名，都叫阿尔伯特，他是个酒商，继承了在中欧和东欧数量可观的啤酒厂和葡萄酒厂。他认为中国受到了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于是在40岁时开始研究考古。

冯·勒柯克和巴图斯经由乌鲁木齐进入吐鲁番，并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古丝绸之路北线进行探险。这次探险，掠获的古物总计105箱，主要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以及少量文书，这些文书出自高昌故城附近的摩尼教和景教寺院，价值不凡（图4-9、图4-10）。

图4-9　摩诃迦叶

公元6世纪前后，壁画，残片，46.5cm×71cm×7cm，重40kg。原位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第13窟，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图4-10　释迦说法图(www.xing528.com)

公元6世纪，壁画，残片。左：298cm×346.5cm×4.3cm，重约1040kg；右：314cm×85cm×4.3cm，重约270kg。原位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第84窟，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德国人的第三次探险与第二次探险是连续的，在1905年12月至1907年4月实施，得到了德国文化部的资助。格伦威德尔赶到新疆与冯·勒柯克和巴图斯会合，但冯·勒柯克因患病于1906年年中提前回国。这次探险的线路先由喀什到图木舒克，然后由克孜尔到库车、库木吐喇，又经舒尔楚克—吐鲁番—乌鲁木齐—哈密—吐峪沟一线，然后返回，掠获118箱古物，包括石窟壁画和文书等（图4-11）。

图4-11　佛坐像

唐代，公元7世纪，泥塑，彩绘，102cm×54.5cm×23.5cm，重70kg。原位于新疆焉耆舒尔楚克麒麟窟第9窟，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时隔六年，1913年3月至1914年3月，在威廉二世和其他赞助人总共60000马克的资助下，冯·勒柯克带领巴图斯前往新疆开展第四次探险。这时，清朝已覆亡，民国初建。这次探险重复了第三次探险的线路，主要目的是把第三次探险中格伦威德尔在各地石窟中拍照的壁画“取走”。格伦威德尔只是希望记录这些壁画而不破坏它们，但冯·勒柯克倾向于将壁画用锯切割下来，把实物带回去，这种做法受到格伦威德尔的批评。这一次，冯·勒柯克掠获的古物装了156箱，是四次探险中收获最大的一次。

来自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巴图斯参加了全部四次探险，他的工作是切割佛窟、岩壁、遗址中的壁画。他使用狐尾锯，将尖头、细长的锯条扎入墙壁，反复推拉锯条，从而将壁画连同一定厚度的墙体锯下。这些壁画被切割成便于运输的方块运回国后，再进行拼装组合，但已经无法完整复合，断面处的壁画已经脱落，裂痕明显，无从识得全貌（图4-12、图4-13）。

图4-12　乐伎图

公元7世纪前期，壁画，残片，233cm×129cm×5cm，重约300kg。原位于新疆克孜尔石窟171窟，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图4-13　供养人像

回鹘高昌，公元10世纪，壁画，彩绘，残片，66cm×59cm×4.8cm，重约39kg。原位于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0窟（格伦威德尔9窟，斯坦因v窟），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德国探险队的掠获品最初保存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印度部（1963年改称印度艺术博物馆，1992年并入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科学院）。二战中，民族学博物馆遭到盟军数次轰炸，固定在博物馆墙上的大幅壁画无法拆走，遭到毁灭性破坏，包括28幅最好的壁画，例如最壮观的出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9号窟的佛教壁画，在1943年的空袭中灰飞烟灭了。一些小幅壁画，则被转移到掩体和矿井中而幸免于难。1945年，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后，在柏林动物园的一个掩体内发现了至少十箱德国探险队的掠获品，并把它们运回苏联，现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2006年，印度艺术博物馆和东亚艺术博物馆合并为亚洲艺术博物馆，是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的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各国探险队对很多古代遗址，不可能采取科学的方法抽丝剥茧般进行细致的勘探和发掘，甚至不乏雇用当地民工进行滥挖，这对遗址往往是不可逆的、毁灭性的破坏。同时，考察也导致文物的损坏，特别对壁画、佛像等那些不可移动的文物。

外国探险队在新疆的考察和发掘活动，并未得到中国官方的许可。探险队将发掘获得的古物运到国外，这在当时是违反政府规定和法律的，是一种偷运、走私行为。虽然在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的混乱时局中，中国的法律和政令无法得到普及和贯彻，但并不能因执法力度的薄弱而忽略这些违法行为的事实。

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90%的壁画被斯坦因、奥登堡、德国探险队、大谷探险队等四个探险队切割下来，盗运出境，现收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以柏孜克里克千佛洞4号窟为例，可以尝试结合原址的情况和探险队拍摄的壁画原貌，把分散在不同博物馆的壁画残片进行还原，但完成的复原作品是支离破碎的、没有质感，甚至是失真的图像。我们永远无法想象最初时的美感及其所传达的信息，同时，这也意味着有部分壁画早已不存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