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梦小白楼：清宫旧藏与历代帝王图

1924年，一个法国商人在天津获得一座龙椅和配套的屏风（图3-25）。当时的文件显示，它们是皇家御用之物，出自盘山（今天津蓟州区）的皇家行宫。盘山毗邻清东陵，也是清朝皇帝前往承德避暑山庄途中的驻跸之地。盘山行宫位于盘山南麓，本名“静挹山庄”，乾隆九年（1744年）动工兴建，历时十年竣工。

图3-25　龙椅及屏风

清乾隆时代，公元18世纪中期，红木，金漆。龙椅105cm×105.5cm×73.5cm，重约60kg。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胡景翼部军队为筹军饷，以斥卖官产为名，在“静挹山庄”伐松拆屋、计亩卖地。同时，看守园官也争相抢夺，“静挹山庄”由此被毁。这座龙椅和屏风，应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流出行宫，后来失落异域，于1972年入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当时胡景翼为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率部驻防京东，策应冯玉祥所率第三军在古北口的防御。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占领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这也为后来溥仪私携出宫的清宫旧藏埋下了流失的伏笔。

1922年，溥仪以“赏赐”之名将大批清宫旧藏运出，以书画法帖占大多数，盖因便于夹带，免得被警卫发现。但他从一开始就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导致运出的珍宝跟自己的下场一般如孤魂野鬼，不知所终。

溥仪自己供述：“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运出的总数大约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批珍品全部运到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落了。”

1924年11月，溥仪被“撵送”出宫并于次年2月潜至天津，住在日本租界内的张园。其间售出书画珍品几十件，还“赏赐”经手人，即其师父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以资酬答。据杨仁恺著《国宝沉浮录》说，其中有《历代帝王图》卷（图3-26，彩图14）。然而，这种说法是存疑的。

图3-26　历代帝王图（局部）

绢本，设色，尺寸51.3cm×531cm，据传为唐代阎立本绘。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历代帝王图》，又名《列帝图》《十三帝图》《古列帝图卷》，描绘了西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十三个皇帝的形象，入列者并非都是开国皇帝、圣贤王者，亦有昏聩之君、亡国之人，创作意图难以揣测。原作恐有缺失，抑或有补绘。画家以刻画表情神色来表现历代帝王的内涵与气质，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寓意褒贬，令人联想其帝王生涯，功过成败宛若眼前。

《历代帝王图》卷上有宋以来历代名家、藏家题跋、钤印，并多有著录。最早的跋为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富弼所题。富弼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要职，其题跋有“阎立本……正（贞）观中时为主爵郎，图此列帝像，大特妙观……王金吾家……”等文字。这是后世认为《历代帝王图》是阎立本作品的源头。

《历代帝王图》最早的著录见于米芾《画史》：“王球，字夔玉，有两汉而下至隋古帝王像，云形状有怪甚者，恨未见之，此可访为秘阁物也。”“王球夔玉家古帝王像，后一年余于毕相孙仲荀处，见白麻纸不装像，云杨褒尝摹去，乃夔玉所购，上有之美印记。”这些文字在《历代帝王图》的题跋中也可见到。

不过，富弼和米芾都未提及他们所写的“帝王像”是何情形。那么，《历代帝王图》上究竟画了几个帝王呢？之所以有这样的提问，是因为古画本身以及古画与题跋，都在传承中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拼接装裱。另据李光《庄简集》卷十七《跋阎立本列帝图》云，“阎立本《列帝图》，王贽家物”，但“或疑其非真”。由是我们也可知“帝王像”在1060年后的收藏者是王贽家族，王球（夔玉）是王贽的孙子。那么，在1060年之前又是什么情形呢？

《历代帝王图》最早言及帝王有十三位的，是周必大题于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的跋文（亦收录于《周益国文忠公集》与《益公题跋》），文曰：“阎立本画《列帝图》，凡十三人，嘉祐名胜杨之美褒藏之”。杨褒，一般的认为，他就是被波士顿美术馆资料显示的《历代帝王图》最早的11世纪中期的收藏者，与米芾《画史》所云“杨褒尝摹去”者是同一人。杨褒（生卒不详），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华阳（今属四川成都）杨褒，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据米芾《宝章待访录》所记，杨褒曾任国子监直讲，“外舅王安国”。妻之父为外舅（《尔雅·释亲》），王安国的胞兄是宋神宗熙宁年间主持变法改革的宰相王安石。“妻之父”并非指妻子的父亲，而是伯父或叔父。那么杨褒的岳父就是王安石。《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即王安石去世后四个月，书中为何不提王安石而拿王安国说事呢？可能因为米芾与苏轼交好，而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持不同政见，因此米芾提到王安石就一肚子不痛快？我们不得不说，这种说法太有想象力了。事实上，在《历代帝王图》题跋中，富弼以及后来曾赏析并在卷上留名的韩琦、章衡、蔡襄等人，都与苏轼一样，属于反对王安石的政治团体。由此可见，宋代还是足见开明的，并不避讳奢谈前朝历代帝王故事和风流过往。

言归正传。不排除杨褒售予王球的《历代帝王图》中有他的摹笔，应是在宋室南渡后完成的，《历代帝王图》归吴幵家族（吴珏仪仲、吴祖忠）所有。据周必大淳熙十五年（1188年）的跋文，“吴氏子孙今寓赣，贫质诸市，过期不能赎。予兄子中为守，用钱二（卷上题跋写作五）十万，鬻以相示。初展视，而断烂不可触，亟以四万钱付工李谨葺治，乃可观。十三人中，惟陈宣帝侍臣两人，从者并执扇各两人，挈舆者四人，笔势尤奇，绢亦特敝，是阎真迹无疑。余似经摹传，故稍完好。”可见从吴氏后人手中买下《历代帝王图》的不是周必大，而是其兄周必正。次年（1189年），宋孝宗禅位给宋光宗，《历代帝王图》可能被作为贺献之物归入内府，卷上钤“中书省印”五方。这一年，周必大被任命为左丞相，进封许国公。

南宋灭亡后，《历代帝王图》归入元朝内府。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及《书画目录》著录：“至元十三年（1276年）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图书礼器并送京师。敕平章太原张公兼领监事。寻诏许京朝官假观。予遂与左山商台符叩阁披阅者竟日，凡得书画二百余幅，今列于左……阎立本画古帝王一十四名：汉文昭帝、光武皇帝、魏文帝丕、蜀昭烈皇帝、吴孙权、晋武帝炎、陈宣帝、陈文帝、陈废帝、后主叔宝、陈文帝、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炀帝。前宋杨褒家藏，后入秘阁，富弼、韩琦题识其后。”这里有两位“陈文帝”，所以《历代帝王图》上是十四位帝王。想必不应是统计的失误，而是被周必大加装了一张吧。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陈文帝是从叔父手中继承皇位的，宋孝宗亦然，而且陈文帝和宋孝宗也被认为是其时代最有成就的皇帝，虽然都只是囿于江南的统治。如果真是这样，这加装的一张“陈文帝”新作后来被撤出了《历代帝王图》的序列。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有一幅宋画便一生可知足矣。我在这里为什么耗费大篇文字来讲传承与变迁？因为这是有资可循、能够复原的历史，不是演绎故事、贻害观众的纪录片和架空历史的穿越剧。

明代正统六年（1441年），大学士杨士奇等人编纂官修文献目录《文渊阁书目》，便载有“历代帝王图一幅”，可未知其详。明末，《历代帝王图》自内府散入民间，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有“项氏所藏帝王图”一说，项氏即收藏鉴赏家项元汴，浙江嘉兴人。清初顺治二年（1645年，又为南明弘光元年），清兵破嘉兴，项氏收藏散失。

与《历代帝王图》题跋对应的，还有清初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顺治十七年，即1660年）所记，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在李吉安梅公家。图中仅十三帝。汉昭文、光武、魏文帝、吴大帝、汉先主、晋武帝、陈宣宗、陈文帝、陈废帝、陈后主、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肖貌皆如生。后题跋大半灭没。惟韩魏公蔡忠惠数人尚可辨。是周益公（周必大）家物”。

同时代的著录者，还有曾奉敕编纂《石渠宝笈》的沈初，他在其《西清笔记》中曾记曰：“余尝于江南见阎画历代帝王图卷，其气韵深厚。”清道光初年鉴赏家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载：“阎立本《历代帝王图》，自汉至隋，仅十三帝，绢本淡色，用笔浑穆，冕服之古，所不待言，览之使人心容俱肃……图载孙退谷《庚子销夏记》，藏金陵人家，乾隆间为宦游者购去。”“金陵人家”是谁？购去《历代帝王图》的“宦游者”又是谁？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时代的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画记》：“唐阎立本十三帝图，此图今在吾乡蔡友石太仆家。”

蔡友石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书画家和鉴藏家，《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白下琐言》：（南京）鸡鸣寺之阴，近台城处，有胥家大塘，蓄水冬夏不涸，环塘有田近百亩，蔡友石观察购为屋舍，名之曰晚香山庄，今废。”其子蔡小石是道光年间进士。《历代帝王图》有咸丰乙卯（1855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恩庆题跋：“昔与小石同在都门时，每相访辄出此图，恣其玩赏，自中外分辙，六七年来，梦寐之间，不忘名迹。今年春去甘凉，东至潼关，以疾乞退，待命两阅月，小石适以去秋观察此地，留余衙斋，急索观累日，并详记图内之状貌冠服及跋文款识，自诧奇缘，且谓主人曰：公家世宝，余乃分携而去矣。”并钤“臣庆私印”白文印一方。李恩庆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进士，或与蔡小石同科，他“详记图内之状貌冠服及跋文款识”载于《爱吾庐书画记》。同时期的鉴藏家李佐贤，在其《书画鉴影》中也转述了李恩庆的记录，他还写道：“阎右相历代帝王图卷。绢本，尺寸失记，浓著色，兼工带写，共十三幅，人高尺余。汉文帝、晋武帝、后周武帝形差大，陈文帝、陈废帝差小，汉昭文帝、陈宣帝、文帝、废帝、后主、隋文帝、炀帝貌甚文，余多威猛，衣饰各异，侍从较小，多元冠绯衣，或朱衣素裳，各幅皆有标题，而无款。”

据《历代帝王图》上题跋可知，“同治丙寅（1866年）九月朔，棣儿生之日，购得此卷，他日长成，其知宝藏否。林寿图识于西安藩署”。林寿图，闽县（今属福建福州）人，时任陕西布政使，他应该是从蔡小石或经李恩庆之手买下了《历代帝王图》。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画册形式完整出版了“闽中林氏收藏”的《历代帝王图》卷。其后，《历代帝王图》是否曾由林氏后人献给溥仪不得而知，是否委托刘骏业转卖也不得而知。最晚在1925年，《历代帝王图》成为梁鸿志的收藏，梁鸿志与刘骏业以及林氏是福建同乡。

梁鸿志出身官宦世家，清末曾中秀才。民国后，梁鸿志拥护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死后，梁鸿志投靠段祺瑞。1924年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梁鸿志任临时执政秘书长，还任日本主办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国委员。1925年11月梁鸿志辞职，寓居天津。据《历代帝王图》上梁鸿志“共和乙丑（1925年）秋日”“爰居阁无上珍秘”的题识，以及朱文“众异珍藏”、白文“梁鸿志”钤印推测，似乎正是他刚到天津寓居后购得了《历代帝王图》。

1929年，《历代帝王图》在日本东京展出，日方曾有意购买，但因价格没有谈拢而作罢。1931年，梁鸿志将《历代帝王图》卖给山中商会。同年，山中商会的纽约分店将此画卷卖给波士顿美术馆，9月3日正式入藏。实际上，是美国画家、收藏家登曼·沃尔多·罗斯与波士顿美术馆共同出资购买了《历代帝王图》，资金据说是“数千美元”，按照英文的表述，可能是数十千（数万）甚至高达数百千（数十万）美元。登曼·沃尔多·罗斯是波士顿美术馆的董事，与该馆交集密切，《历代帝王图》可视为他的捐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自天津经旅顺至奉天（今辽宁沈阳），次年在日本的扶持下建立伪“满洲国”，他从宫中盗运出的珍宝也随即运到，书画、挂轴存放在长春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俗称小白楼。此小白并非源自皇太极的坐骑小白，而是因面积不大、外墙灰白斑驳而得名。1945年日本战败，溥仪仓皇出逃。兵荒马乱中，小白楼遭到守卫的伪满军兵盗窃、抢劫，大批书画珍品或毁于抢夺，或不知所终，或四散流出，几经转手，各自流落天涯。

在这些流失的文物中，就有《职贡图》。有说1922年梁鸿志避居天津时，半骗半买收获了唐代《四夷朝贡图》，传为《历代帝王图》的作者阎立本所绘，后转手卖给一个叫岩崎的日本富商，从中赚得30万银元。这个岩崎，或恐是附会日本三菱财阀第四代社长的岩崎小弥太。(www.xing528.com)

但《四夷朝贡图》一事，有待考究。该画作描绘的应是藩邦属国觐见朝贡的情形，一般称作《职贡图》。传阎立本及其兄阎立德，均有《职贡图》传世，且都在长春“小白楼风波”中被盗抢而去。

传阎立本所绘《职贡图》，鉴定为宋人摹本，原为奉天行宫（沈阳故宫）旧藏，绢本设色，绘藩属之众26人各持朝贡宝物，与故宫博物院台北分馆藏阎立本绘《职贡图》相类，但有宋徽宗赵佶题签，清乾隆帝题：“画则神气英爽、结构精严，即非立本真迹，亦必在五代以上之作。”1947年，天津古玩商靳蕴清从监守自盗小白楼的伪满军兵何义、王恩庆手中购得此图，后转售给北京韩某。

传阎立德《职贡图》，绢本设色，系南朝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的摹本，此见于《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萧绎原本已不存，该摹本有残缺。此图从小白楼流出后，被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从古玩商处购得。20世纪50年代，郑洞国夫人经手转让此图，上海市文管会代南京博物院收购，20世纪60年代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般认定此图为宋人摹本。

自古藏品多聚散，乱花渐欲迷人眼。小白楼风波中散失的清宫旧藏古代书画珍品多达千件，能回归故宫或入藏国内博物馆，实至名归，适得其所，何其幸哉。

不幸者，又何其不幸。参与盗抢小白楼的伪满军兵王恩庆，颇有生意头脑，他以天津为据点，除了贩卖自己抢来的书画，还充当其同伙的掮客，而且他行事诡秘，只跟京津的个别古玩商和主顾交易，以免树大招风。他经手倒卖的书画有44件，也不乏三倒五转之后流失海外的传世名迹，比如《三世人马图卷》（图3-27，彩图15）。

图3-27　三世人马图卷（局部）

纸本，设色，全卷尺寸31.1cm×890.3cm，画幅30.2cm×178.1cm，元代赵孟、赵雍、赵麟绘，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赵孟，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一世孙。南宋灭亡后入仕元朝，官至一品，卒赠魏国公，谥文敏。他家学渊博，书画造诣极高，被称为“元人冠冕”，且承上启下，开后世文人画之风尚。《三世人马图卷》为赵孟子孙三代所制，皆以一人牵一马命笔，藏家将三幅接裱合装成一卷，遂成大观。

第一幅为赵孟“元贞二年（1296年）正月十日作，以奉飞卿廉访清玩”，画白马一匹，丰满俏丽，不失动感。虽为写生玩赏之作，信手拈来，写真情态，小品之中见大手笔。此幅后被谢伯理收藏。谢伯理，又名伯礼，号履斋，祖籍陈留，居云间淞江淀湖里，移居泖上，元代末期曾任松江（今属上海市）同知。

第二幅为赵孟之子赵雍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八月画青斑马。此时他寓居杭州，谢伯理托人带去赵孟所绘《人马图》并请他续作一幅。赵雍年已七旬，慨然而作，所绘之马体态健硕，性情恭顺，欣悦和感怀之情流露画中。

第三幅为赵雍之子赵麟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十月画桃花马。谢伯理既已得到赵孟父子《人马图》，当时赵麟又在江浙任职，正是成就三代同画之佳构良机。谢伯理遂在赵雍成画后一个多月，就请赵麟续作。画中之马形态颇似赵雍之作，而右前蹄抬起，意在跃跃欲试。

三幅画中，马前皆有一人执缰，体态、相貌、服色、动作、神情各异，相同的趣味，不同的思想，各有千秋，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时空跨越六十年，祖孙三代丹青合璧，堪称奇迹，玉成此杰作的谢伯理，用心良苦，是个大雅。

谢伯理之后四百年间，《三世人马图卷》为历代藏家追捧，题诗、钤印众多，流传有序。明代僧人善住诗云：“魏公三世写人马，紫燕青骢白鼻䯄。头络黄金趋伏枥，蹄翻碧玉踏飞花。奚官有若来沙漠，神骏无殊产渥洼。貌入丹青传世久，何当捧献帝王家。”

没想到此诗一语成谶。在清代，《三世人马图卷》被乾隆帝收入内廷，命之“宜子孙”，列入上等珍藏。后来嘉庆帝和溥仪均在画上用印，凑成三代御览之宝。然溥仪之后，此画卷不复有三，命若浮萍，随波逐流。

王恩庆以微小代价，从伪满军士兵李德林手中买进《三世人马图卷》，通过长春古玩店主李植甫和北京琉璃厂墨宝斋古玩店马保山，经伦池斋靳伯声转手卖往香港，又经周游、朱朴（朱省斋）、张大千递藏。

朱朴，字朴之，号朴园，江苏无锡人，1947年移居香港，改号省斋。据其《书画随笔》中所记，流寓香港的书画收藏家谭敬，欲以黄金十条购入此画，却因突发车祸，未得如愿。谭敬1948年赴香港，不久后因车祸卷入人命官司，1950年回上海，此画卷遂为藏家周游购得。书中又记：“周游获此卷后，邀其与（张）大千前往共赏，复详录尺幅及历代题识等。”书中还记：“去年冬天，我（朱省斋）在东京获得周氏有将全部收藏出让的消息，当即告以大千，并深以无力得此念念不忘的名迹为恨。不意一月以后，我接到大千于赴欧途中于曼谷寄来的一信，其中有一段如下：‘周氏所藏名迹精华，此次殆已全部为弟所得。尊赏《赵氏三世人马图卷》，亦已代为垫款购得，容当面奉。想吾兄闻之，必将浮一大白也！’”

1956年，张大千在日本东京办画展后赴欧洲，朱省斋请张大千垫款从周游手中购入《三世人马图卷》。不料此后两人失和，朱省斋对此事则有了另一番心情的描述，其《十年来在港所见书画十大名迹录》文中记述：“此卷原为清宫故物，为赵氏传世之一大剧迹。七八年前（1948、1949年间）流到香港，为周游所得。邀往观赏，为之击节。三年前（1956年）我在东京，听得周氏有将此卷出售的消息，喜出望外，当即以告张大千（因其时彼适将有香港之行），他答应为我垫款以购之。但是他后来购得了，随即瞒了我，一转手就以重价卖到美国去。从此国宝外流，重归无日，真是可惜！”

但是，不管朱省斋如何讲述张大千独闷儿了《三世人马图卷》，此画卷上有“梁溪朱氏省斋珍藏书画印”，可见朱省斋是过了手的，但最终还是入了张大千的收藏。近代就画坛高峰而言，有“南张北溥”赞誉，即张大千和溥心畬。若视藏品如过眼云烟，二人亦有一拼，只是处境、心态不同。

自小白楼流散的书画珍品，张大千曾购藏若干，最知名者当属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和董源《潇湘图》。此同时代的两幅杰作，一个工笔人物，一个写真自然，一个纵情声色，一个肆意山水，不同风格同样境界。一生中能见半张董源的画便可知足了，《潇湘图》乃董源真迹，张大千自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购得。有人说《韩熙载夜宴图》乃宋人摹本，岂不知此画中藏有天机不可泄露，非临摹者所能参透。1952年，经由“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徐伯郊，张大千将《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以低价转回国内，传为美谈。有人说张大千为移居南美筹措经费才脱手这两幅稀珍，那他如何没过两年就有钱了，能把周游所藏名迹精华悉数拿下？此权当托词，殊不知张大千别有一番良苦用心不便直白。张大千收藏的名作之上，可见钤有“鸿嫔”“鸿嫔堂记”“徐氏小印”，此为徐雯波之印章。徐雯波，成都人，18岁嫁给年近五十的张大千，成为其第四任妻子，视张大千为偶像，也是其创作的主题和灵感。大师背后必有一精明佳偶，此话当真。

张大千往往在其收藏的名作上加盖闲章，以《三世人马图卷》为例，他钤有“不负古人告后人”、“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别时容易”“球图宝骨肉情”等印，不比乾隆帝“三希堂精鉴玺”“乾清宫鉴藏宝”有章可循，却不失为悟透收藏之真知灼见，可供后世自省。

张大千购藏或经手清宫散佚书画，如北宋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合传》草书长卷、南宋赵孟坚《梅竹谱三诗》、南宋传刘松年仿高克明《溪山雪意图卷》、传南宋初年赵伯驹《六马图卷》（图3-28）、元代赵孟《九歌图》等，以及历代名家书画，如宋徽宗赵佶《翠竹双禽图》、南宋李结《西塞渔社图》、元代盛懋《秋林渔隐图》、元代倪瓒《秋林野兴图》、元代唐棣《滕王阁图》、明代仿赵孟《草书湘帘疏织七绝诗》、清代朱耷（八大山人）《山水图》册页、清代石涛《秋林人醉图》、《山水人物图》册页，还有自己的画作，转售给美国人“汉光阁主”顾洛阜。

图3-28　六马图卷

纸本，设色，尺寸47.1cm×647.1cm，画幅46.2cm×168.3cm。传南宋初年赵伯驹绘，张大千题跋，钤印九方；徐雯波钤印二方。顾洛阜捐赠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顾洛阜家境富有，无子女传代。在20世纪40年代东亚大局动荡中，他脱颖而出，成为西方以巨资收购国宝级中国法书的第一人。顾洛阜还从香港收藏家处购得五代《别院春山图》、北宋郭熙《树色平远图》、北宋米芾《草书吴江舟中诗》、北宋李公麟《豳风图》、北宋《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五》、元代鲜于枢《草书韩愈石鼓歌》、元代吴镇《芦滩钓艇图》、明代文征明《东林避暑图》等清宫散佚书画名作，除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在1983年以27万美元转让给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外，其所藏宋元明清历代书画和其他文物艺术品，于1988年悉数捐赠给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自小白楼散佚的清宫旧藏书画，流失到海外者约百件，其中以美国博物馆入藏为盛，虽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但均为历代名家传世收藏，进而成为宫廷珍赏，其艺术价值自不可估量。正所谓珍藏易主知多少，聚散春风何处寻？书画自古是最高品位的收藏，构成了帝王系雅好与收藏聚散的史话，是中国收藏史和文物流失史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怎奈神品一去杳如烟，纵有千言万语，总如浮云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