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下的文物流失与古董贸易

光绪三十年（1904年），康有为游历欧洲十一国，在《法兰西游记》中，他述及所见：

干那花利博物院（法国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又称为巴黎历史博物馆），此院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开，亦伤心地也。院为园式。内府珍器，陈列满数架，凡百余品，皆人间未见之瑰宝，精光射溢刻籀精工。有碧晶整块，大五六寸。一白玉大瓶，高尺许。一白玉山，亦高尺许，所刻峰峦阁楼人物精甚。其五色玉盘、玉池、玉屏、玉磬、玉罗汉、玉香椽，精绝，亦多有刻字者。玉瓶凡十一，大小不一，皆华妙。有玉刻《绮春园记》十简，面底皆刻龙，精绝。一白玉羊大三寸许，尤华妙。如意亦百数，以红玉镶碧玉及白玉者佳；有一纯白玉者，至清华矣。其他水晶如意、磁如意，亦极清妙。其铜铁如意尤多，不可数。其刻漆、堆蓝、雕金之屏盘杯盂百器甚多，皆非常之宝也。其御制瓷有字者甚多。有御书《印心石屋》墨宝六幅，金纸《印心石屋图》三幅，亦刻龙，斋戒龙牌一。封妃嫔宝牒一。其他晶石漆瓶盘、人物无数。皆中国积年积世之精华，一旦流出，可痛甚哉！

康有为对乾隆玉玺尤其感慨：“呜呼！高庙（乾隆帝）雄才大略，每日必作四千言。想下此印时，鞭笞一世，君权之尊，专制之威，于是为极，并世无同尊者……岂意不及百年，此玺流落于此。昔在北京睹御书无数，皆盖此印文，而未得见，又岂意今日摩挲之！”

乾隆帝附庸风雅，也是拥有各种玺印最多的皇帝，而他的玺印也最多地出现在各种拍卖会上。1998年11月3日佳士得拍卖中，乾隆帝登基前皇子时期有三枚印章“宝亲王宝”“长春居士”“随安室”上拍，此后这类玺印更是屡见不鲜，但都至为珍贵。

2016年10月5日香港苏富比“龙游帝苑”专场拍卖，清乾隆御宝青玉交龙钮方玺“太上皇帝之宝”以9148万港币成交（含买家佣金）。这是2003年10月26日香港苏富比秋拍“清乾隆御帝组玺”五件中的一件，当时总共以2918万港元拍出。

无独有偶，此类成套系的清朝皇帝玺印，在2003年7月7日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也曾出现，“佩文斋康熙御用十二宝玺”以2100余万港币拍出，原收藏者是法国某家族。佩文斋为康熙帝晚年书斋，位于圆明园畅春园内。此“十二宝玺”是康熙帝御用闲章，应是在乾隆年间归拢收纳于寿皇殿。将故去帝后印玺存于寿皇殿在乾隆年间成为制度，乾隆帝曾敕印《宝薮》，著录先帝及其宝玺。此“十二宝玺”均见于《宝薮》，而故宫博物院仅存三枚《宝薮》著录的康熙玺印。

文物流失是殖民侵略的一环。印玺、宝牒是皇权象征，却在国外被当成玩意儿展卖，着实凄凉。连同那些内府珍玩，或恐皆是庚子国难时自禁苑坛庙等处被抢掠而去。这是乱世与乱市的一个缩影。据柴小梵（柴萼）《梵天庐丛录·庚辛纪事》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与之相对应的，如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1900年11月12日记：“此间买卖当时抢劫所得各物之贸易，极为隆盛。各处商人，尤其是来自美国者，早已到此经营，获得巨利。其出售之物，以古铜、各代瓷器、玉石为最多；其次则为丝绸、皮货、铜瓶、漆器之类。至于金银物品则不多见。最可叹者，许多贵重物件横遭毁坏，其中常有无价之木质雕刻在内。”

庚子国难后，中国深陷内忧外患的乱世，在这样的乱局中，抢掠、盗墓等不法行径则催生了一个混乱的古董市场（图3-14、图3-15）。

图3-14　凤柱斝

殷商时代，公元前13世纪，铜器，祭酒器，41.8cm×21.5cm×22.3cm，出自长江中上游一带。此斝为二凤柱、一出戟鋬、三足，器身饰神面纹。1907年弗利尔购自日本藤田，1920年入藏弗利尔美术馆

图3-15　鋞

西周，公元前10世纪前后，铜器，祭酒器，29.1cm×20.3cm×14cm。器盖和器身饰鸟纹，盖内铭文“亚矣作母辛彝”。1909年弗利尔购自北京瑞珍斋，1920年入藏弗利尔美术馆

一方面，因战乱所导致的文物流失，有国家层面的行为，比如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总馆长九鬼隆一，向政府和陆海军高级官员发送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中规定：对被占领国的图书文物的搜集必须服从陆军大臣或军团长（军司令官）的指挥，收集的图书文物一旦送到兵站，立刻运回日本，然后入藏帝国博物馆作为收藏品。日本在之后的历次对华战争中，都执行了同样的策略。对于欧美国家，则一直存有战利品政策，驱动将战时的抢劫行径合法化。

另一方面，庚子年间的文物流失，更多是因八国联军的劫掠暴行，导致了一种变态的古玩交易。对于八国联军的普通士兵而言，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古玩收藏，而是专注于抢劫金银珠宝等细软，或者在当时就地把有价值的“战利品”变现。毕竟，他们没有贵族出身的高级将领的艺术鉴赏眼光，更没有收藏意识，也没有将大批量的掠获品运回国内的能力，只能就地销赃或拍卖，而各国的古董商则伺机大捡便宜。

例如山中商会1901年时，便已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在中国与日本、欧美间建立了中国古董文物的购销网络，是当时弗利尔等美国大收藏家和波士顿美术馆等知名收藏机构的供货商。清朝末年，山中商会倒卖的中国文物，已不仅是战争流散的民间藏品，相当比例是来自于华北、中原一带的佛造像和出土青铜器。

弗利尔受惠于美国铁路的兴建热潮，因火车制造而暴富，于1906年向史密森学会捐赠其收藏的2000多件艺术品，并捐款100万美元在华盛顿建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弗利尔立志捐出全部收藏品，他的进货渠道非止山中商会一家，也有来自日本和欧洲经营中国艺术品的古董商，同时他也亲自来中国采购古物，直接与北京琉璃厂和上海的古玩店打交道进货。起初，弗利尔并不重视以佛、道造像为主的中国古代雕塑，1909年，波士顿古董商、日本人松木文恭准备将一批中国佛道造像交给弗利尔用以抵偿债务，其中有一尊出自西安宝庆寺的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图3-16、图3-17）。这尊造像打动了弗利尔，他也从那时起，就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佛教雕刻。

图3-16　十一面观音立像

武周，长安三年（703年），石灰岩高浮雕，108.8cm×31.7cm×15.3cm。最初原位在长安光宅寺七宝台，出自陕西西安宝庆寺，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图3-17　十一面观音像

武周，长安三年（703年），石灰岩雕刻，残件，77.8cm×31.5cm×18.8cm。最初原位在长安光宅寺七宝台，出自陕西西安宝庆寺。1914年弗利尔购自巴黎德籍古董商埃德加·沃奇，1920年入藏弗利尔美术馆

在清末民初的乱局中，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则派出冈仓觉三这样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来中国搜购古物。从1904年至1913年，冈仓觉三曾任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美术部、东亚部主任，他通过收藏中国顶级文物来建立东亚艺术品展厅。在这九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外甥早崎幸吉的陪同下在中国收购古物。

1912年，冈仓觉三第三次来中国搜集古物，从盛昱后人手里买到一件盛昱旧藏青铜器（图3-18）。盛昱，爱新觉罗氏，字伯熙，亦作伯羲，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授编修、文渊阁校理、国子监祭酒，性喜典籍。冈仓觉三在其《九州·中国旅行日志》中记录说：“最近得到了三十五件左右古代青铜器，其中包括十件著名的盛伯熙的收藏品。盛氏生前是最有地位的满洲人，在收藏青铜器方面，他是端方的前辈。”

图3-18　父乙神面纹尊

商代晚期，公元前12世纪，铜器，祭酒器，32.8cm×27.6cm。盛昱旧藏。1912年5月冈仓觉三在中国购得，同年入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据说冈仓觉三在华期间，结识了著名书画家吴昌硕。吴昌硕十分欣赏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中国艺术品的行为，1912年专为波士顿美术馆题写了一块匾额：“与古为徒”，相应的题记为“波士敦府博物馆藏吾国古铜器及名书画甚多，巨观也”（图3-19）。

图3-19　佛像

北魏，公元5世纪中晚期，石灰岩雕刻，73cm×43cm。这尊佛像头光和火焰纹背光间遍刻坐佛，背光后壁雕刻七佛，底座前面遭破坏，图像无存。底座后面铭文待考。底座两侧面线刻菩萨像、浅浮雕狮子，狮头缺失。1906年冈仓觉三在中国购买，1907年11月21日入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另外，在殖民战争的促动下，西方探险者已不甘于仅从中国西部边疆掠获古物，开始将触角深入中国内地，例如当时沙畹在中国北方的考察图录，日后成为了欧美古董商和收藏者搜寻中国文物的指南。同期，日本的考古学者开始深入调查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古代遗址，他们都是为其外务省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特务机构服务，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阴谋攫取中国最有价值的文物，割断中国文化传承，在中国推行奴性文化。

在战争征服、经济控制的同时，灭绝其文化，是各国殖民者和资本势力的意图，因为只有灭绝本地历史，灌输外来文化，才能实现完全的征服和彻底的殖民化，才会有合法化的战争掠夺，才会有政策指导下的文化劫掠。毁灭古迹、盗卖古物是文化灭亡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殖民者在北美、南美和非洲已经屡试不爽，中国成为弱肉强食的下一个目标，一个个丑恶的面孔打扮成考古家、学者、收藏家、古董商，粉墨登场了。

雁过拔毛，贼不落空。这个变态的市场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北京南城的琉璃厂，成为中国文物流失的策源地，各地被盗掘、掠获的古物也汇聚于此，经转卖后流失出国。据罗振玉所记，“近欧美人之研究东方学者日增，故中国古物，航载出疆者，亦岁有增益，而我国国学乃日有零落之叹。无识之商民，又每以国宝售诸外人，以侔一时之利，殊令人叹惋无已”。又曰，“京师人海万方百物所萃，世家旧藏与齐鲁晋郑卫燕秦古物所出者，时于肆中遇之，尽倾俸钱购之”。而他购买的只是零散片段而已。这零散的片段，就包括出自殷墟的甲骨。(www.xing528.com)

甲骨遗书，所谓神的预言。

最早认识到甲骨文化和历史价值的人是金石学家王懿荣。此前甲骨被视作龙骨入药，据说王懿荣是因好奇而发现“龙骨”蹊跷，后买入山东潍县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的“龙骨”，对上面的刻符进行研究，断代为商代，刻符被认为是商王占卜吉凶在其兽骨、龟甲之上记事的文字，一般称作甲骨文，时在1899年。这在文化上是开天辟地般的发现，这个结论，后来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运用科学方法在殷墟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

商代灭亡后，占卜之法在周代发生了变化，记录商代大事的甲骨湮没于史，后世不得而知，从而导致了历史的空白，王懿荣的发现将学术的视野放眼到一个真实的上古时代。此“龙骨”，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以龙为图腾之脊梁。

庚子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城破，王懿荣偕继室夫人及守寡的长媳服毒后投井自杀殉节，一代大师的苦心孤诣付水东流，然甲骨研究并未中断。王懿荣殉难后，其子为还旧债而出售家中所藏古物，他所收藏的千余片甲骨，在1902年大部分转归其好友刘鹗——他被人熟知的是写了个话本《老残游记》——加上刘鹗另外的收集，其所藏甲骨有5000多片。在罗振玉的建议和帮助下，刘鹗于1903年11月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由此经中国学者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甲骨学，将中国文字系统记录的历史向前追溯了一千年。相比而言，它的文字学意义不是那么明显，毕竟刻符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并早已建立了文字书写体系。

罗振玉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两万片。另外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他在1911年写的《洹洛访古游记》记载：

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有作殷色者，不知为何物。北方土中，埋藏物多，每耕耘，或见稍奇之物，随即其处掘之，往往得铜器、古泉、古镜等。得善价……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创，故药铺购之，一斤才得数钱。骨之坚者，又购以刻物。乡人农暇，随地发掘，所得甚夥，拣大者售之。购者或不取刻文，则以铲削之而售。

甲骨未必有龙骨疗效，后人叹息甲骨入药是“人吞商史”。甲骨学的兴起也招致国外文化侵略者的注目。据甲骨学家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中国收藏127900多片，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等收藏97600多片，台湾有30200多片，香港有89片；另外在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共收藏了26700多片，比如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大约收藏有20000片甲骨；英国大英图书馆收藏了3000多片甲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数十枚甲骨，主要来自克罗夫茨和传教士怀履光的搜购（图3-20、图3-21）。

图3-20　甲骨文

殷商时代，公元前12世纪前后，龟甲，7.6cm×9.7cm。1934年毕绍普探险队购得，现藏于弗利尔美术馆。毕绍普，又名毕安祺，1918年至1920年曾兼任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副参赞。后担任弗利尔美术馆副馆长，分别于1923年至1927年、1929年至1934年两度带领考察队来华考古

图3-21　甲骨文

殷商时代，公元前12世纪前后，牛骨，4.1cm×3.3cm×0.5cm。20世纪30年代，瑞士人、加拿大铝业公司代表弗里茨·毕费格尔在中国购得三块甲骨，后由保罗·辛格收藏。现藏于美国赛克勒美术馆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王懿荣曾上《请重申旧章封禁天下古墓疏》，建议清廷加强对历代帝王陵寝及先王、先贤、忠臣、烈士墓葬，以及方志所记述的著名古墓或无名墓等古墓葬的修葺和保护，对那些私挖古墓、开棺盗宝者，一经查获，严刑治罪。旧章述及雍正帝、乾隆帝圣训，然而，不管是有“先见之明”的乾隆帝，还是王懿荣时当朝主政的慈禧，他们的陵墓最终还是被盗掘了。

皇室器物和收藏被劫掠，是庚子国难时文物流失最典型的案件。文物的流失，从庚子年侵略军“有序抢劫”后，很快进入内外勾结、无视法纪、盗掘盗卖、肆意走私的无序的混乱状态。在微薄的钱财面前，很多人丧失了守护中国文化的良心，这是主权沦陷后的道德崩溃。在这样的乱局中，慈禧守不住皇室的典藏，也落得她死后20年也守不住祖陵和她自己的陵墓，甚至尸骨无存。

1928年7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率部以剿匪或军事演习为名，盗掘了清东陵的乾隆帝裕陵和慈禧定东陵。据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可知慈禧的随葬品数量巨大，价值连城。民间传说，慈禧最宠信的太监李莲英临死前口述，由其侄子李成武执笔，写下一本《爱月轩笔记》。此书现已不存，早期的一本《佛学大辞典》中，有一段《爱月轩笔记》的摘录：“慈禧尸体头顶荷叶，脚踩莲花，寓步步生莲之意。衣服上穿缀着大珠420颗、中珠1000颗、一分小珠4500颗，大小宝石1135块。”奢华隆重的厚葬之风可见一斑。

关于乾隆陵，据后来孙殿英回忆说，“乾隆的墓堂皇极了，棺材内乾隆尸体已化，只留下头发辫子。陪葬宝物不少，其中最宝贵的是颈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颗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色，和一柄九龙宝剑，剑鞘面上嵌了九条龙，剑柄上嵌满了宝珠……”

这九龙宝剑和朝珠以及不少陪葬的宝物，被孙殿英用来行贿以摆脱盗墓罪责和谋求晋升。据说，1939年，孙殿英将九龙剑托戴笠转送蒋介石。当时正值抗战，戴笠把宝剑暂由其军统特务马汉三保管。马汉三贪心，就私藏了宝剑。1940年初，他被日本人俘虏后献出宝剑以保命，宝剑落入川岛芳子之手。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川岛芳子在北平被军统逮捕，马汉三又把宝剑搜走据为己有。戴笠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川岛芳子时，川岛芳子提到了宝剑一事，戴笠遂调查马汉三，宝剑才重归戴笠。1946年3月17日，戴笠携宝剑由青岛乘专机飞往南京，飞机失事，宝剑化作一柄残铁。事实也好，传说也罢，贯穿两百年的一场春梦就此黯然收场。

东陵盗墓案的主犯孙殿英，虽然逃过审判且不误前程，乾隆陵和慈禧陵中难以计数、价值无法估量的珍宝却四散飘零了。1928年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还有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北平吉贞宦古玩铺张月岩委托通运公司出口运往法国的，但那些未被查获而走私出口的又有哪些呢？至今都无从判断了。

但这并不是东陵盗墓案的全部。

清东陵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首建顺治帝的孝陵开始，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成慈禧的定东陵为止，营建活动延续了247年，陆续建成15座陵园，埋葬着5位皇帝（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15位皇后、136位妃嫔、3位阿哥、2位公主共161人。1945年9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东陵的冀东军区15军分区情报队队长张尽忠，伙同王绍义、穆树轩、贾正国、赵国正、李树卿、刘恩、刘继新等人，明目张胆地开始盗掘东陵，周围不法之徒闻讯蜂拥而至参与盗抢，据说多达千人。经此一劫，除顺治帝孝陵外，所余陵寝皆被盗掘，陪葬品无数，被坐地分赃、瓜分四散，下落无据可查。盗掘陵墓的主犯多被枪决或判刑，空空的陵墓，惨变作荒唐岁月的恶果，引发了无尽的遐思。

庚子国难前后，长期湮没于历史的成系列的古代遗物，因为偶然的出土而被认知，比如殷墟卜辞甲骨和唐三彩，这为后世追溯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它们都出自河南。1905年，在修建开封至洛阳的汴洛铁路时，在洛阳邙山的一批唐代墓葬中，发现了大量作为随葬品的三彩陶俑。史籍中关于唐三彩的记载甚少，唐代以后渐渐被遗忘于尘世。出土的唐三彩被运往北京贩卖，引起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的重视和美誉。自古有多个朝代定都洛阳，那时王侯将相、达官贵人死后多葬在洛阳北面的邙山，正如诗中唱的那样：“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唐代王建《北邙行》）“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惟闻松柏声。”（唐代沈佺期《北邙山》）正所谓“贤愚贵贱同归尽，北邙冢墓高嵯峨。古来如此非独我，未死有酒且高歌。”（唐代白居易《浩歌行》）随着邙山一带更多唐墓被盗掘，三彩作为唐代最典型的器物，引来收藏者的注目，并随即流失海外（图3-22、图3-23，彩图13、图3-24）。

图3-22　男子骑马俑

三彩釉陶器，唐代，8世纪早期，高38.1cm、长33.7cm、宽10.8cm。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3-23　仕女骑马俑

三彩釉陶器，唐代，8世纪前后，高44.5cm。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3-24　小童牵马俑

三彩釉陶器，唐代，8世纪，高13.7cm。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以上这三件唐代三彩釉陶俑，犹如一家三口，在经历了一番离散后，最后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个异地他乡又惊喜地重逢了。实际上，这三件唐三彩并不是出自同一个地方（包括产地和墓葬），散失异域以及入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时间也不相同，只是把它们组合起来的时候，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戏剧感。并不是所有的人生都如此幸运，离合聚散，两两守望，是考量流失文物时最常见的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