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观象台的沦陷与回归：天文仪器的流失与象征意义

北京建国门桥西南角有古观象台，是明清时代的国家天文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天文台被划入德界，法国使馆和法军师长先后向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提出要求，将天文台上的几件仪器运往法国。瓦德西最终决定，天文台上的十件仪器由德法两国均分。1900年12月4日，瓦德西专门写了一个报告，详细记述此事：

当余到京不久，即已使余目光注及中国国家天文台。因法国使馆人员曾访余之参谋长，并请其代为禀余，允准该使馆将天文台之几种仪器，运往法国。此项体积甚大、古铜所制之仪器——天球之直径为两米，以及四分仪、六分仪等等——系第17世纪末叶，康熙在位时，由比利时牧师韦尔比斯特（中文名南怀仁）所制设。

此项仪器立在东面城墙之上，露天之下，已有二百余年。在科学上固已无甚价值，而在美术上则具有极大价值。因承载此项仪器之伟壮龙架，其雕刻工夫极为完美，故也。又，法国方面谓该项仪器之一部分，系在法国制成；或者系由路易十四赠送中国。如果此说不虚，则亦只限于该项仪器中之某一种，其形式及制法显与其他各种不同者。

对于法国使馆此种请求尚未回答以前，在十一月初间，法国师长沃顿将军又复递来一函，要求允许其运去此项天文台仪器。余对此事之定夺，系以下列数点为前提。第一，此种仪器确是中国国有之物。其次，此种仪器存在德军所占市区之内，依照此间通行习惯，应作德军战时捕获品看待。最后，预料将来德军提出战事赔款数目之时，其势恐难全部得偿，因此该项仪器至少可以当作赔款之一小部分代价看待。

由上述种种原因之故，余遂以为如果运取此项仪器之举成为事实，则德军当首先有此权利。但余在他方面又以为对于法国方面之希望，只要可以实行者，亦不妨让步承认。因此，余遂决定该项仪器一部分归于德国，一部分归于法国。

至于分配之事，系由余之参谋长与法国军官马钱德中尉会商而行。对于法国方面，首将其中一件，或者来自法国、毫无美术价值之仪器归之。但该中尉对于此件却自愿放弃不要，而在德国方面则亦早已允将该件留置北京，绝不携去。此外天球仪一件，系为德国方面保有，其余仪器八件之分配，则对于法国方面希望多所迁就。

对于瓜分天文仪器之事，美国将军查飞提出了抗议，瓦德西置之不理。庆亲王奕劻听说此事，派荫昌向瓦德西请求撤销搬走仪器之议。荫昌曾留学德国，与当时的皇太子威廉二世是同班同学，颇有些私交。瓦德西依然置之不理。

天文关乎历法，天文台也是主权或政权的象征。上古时代的天文观测，即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即通过观天象来测方位、授时令、定尺度，来决定生产和政治制度，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最初的天文观测者被认为可以沟通天地万物，他往往也是最高统治者，比如传说中的伏羲和黄帝。一个国家的官方天文台仪器被掠夺，意味着主权沦丧、国家象征被践踏。这是探讨观象台天文仪器流失和回归更深层面的内涵。

北京古观象台最早可溯源到元代的司天台，其位置在古观象台北侧（现已不存），由当时掌管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的太史令王恂和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设计督建，建成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这一年南宋军队与元军在崖山海战，全军覆没，宋朝灭亡，华夏文明的古典时代就此终结。

明朝正统七年（1442年），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楼旧址上修建观星台，新造浑仪和简仪置于台上。浑仪，即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进行设计、制造，中国最早的浑仪始于西汉的落下闳，唐代李淳风设计了更为精密完善的浑天黄道仪。因浑仪结构繁复，不便于观测，郭守敬将浑仪革新简化，创制了简仪，这在当时世界上是一项先进技术。欧洲的同类仪器较郭守敬晚了三百余年，是由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在16世纪晚期发明的。

当时第谷在德国任宫廷数学家，找了一个年轻的助手叫开普勒。开普勒根据第谷精确严密的星象观测数据，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轨道定律、面积定律和周期定律，使他赢得了“天空立法者”的美名。第谷是望远镜发明之前最后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1609年意大利人伽利略造出有史以来第一架天文观测望远镜，天文学由此进入望远镜时代。开普勒则对伽利略式望远镜进行了改进，现在的天文望远镜仍在沿用开普勒式。

伽利略曾担任过“基督精神的神学院”罗马学院教师，并在演讲中展示了他的望远镜，备受钦慕。学生中有个德国人叫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于1619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1623年1月来到北京，那时他已经改了一个中文名字——汤若望，字道未，取义《孟子·离娄下》“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道即天文观测之原理，望的本意是观测天象，他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儒家学说，当然也念念不忘治民之伤的基督理想。

汤若望带来第谷的天文理论，他称誉郭守敬是中国的第谷，他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书《远镜说》，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他因此在明代崇祯三年（1630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进入钦天监，这是朝廷掌管察天象、算节气、定历法的机构。

此前一年，因钦天监推算日食失准，崇祯帝同意由徐光启主持开局修历。徐光启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在南京受洗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Paul），次年他中进士，此后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也是个天文狂热者。

汤若望利用在钦天监的职务，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奏请御赐“钦褒天学”，并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以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天文是其探路的问路石，但没想到最后成了他的主业。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亡国、清军入关，汤若望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刻，表达了明亡（天狗食日）的内涵，恰逢当时顺治帝移驾北京，阴阳际会或迷信使然，汤若望得以掌事钦天监。他将崇祯七年（1634年）与徐光启编修的《崇祯历书》删改为《西洋新法历书》晋呈清廷摄政王多尔衮，被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清朝改观星台为观象台，汤若望升任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

传说顺治帝因患天花而崩，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病因，他遂谏言，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承皇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帝，这也是孝庄皇太后心仪的皇帝人选。可是在康熙年间，汤若望并不得志。

因教徒猛增并引发冲突，康熙三年（1664年）汤若望被弹劾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被判凌迟处死，《时宪历》随即被废止。他的助手，传教士南怀仁亦被羁押。南怀仁与汤若望一样在技术上擅长天文、测绘、火炮铸造。顺治十七年（1660年），南怀仁被从西安诏至北京，协助汤若望完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把一口重达12万斤的大钟悬挂在钟楼里。钟鼓楼的功能与观象台是协调对应的，根据观象台的测定，鼓楼定时，敲鼓知示钟楼，钟楼敲钟报时全城。(www.xing528.com)

也是机会巧然，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初二日，北京地震，余震连绵，狂风骤起，横扫全城，灰尘遮天蔽日，城内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城墙也有百处左右塌陷。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走卒，皆惊恐万状，争相逃奔。汤若望因此再次逃过一劫，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当时他年事已高，已经瘫痪且说话困难了。

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行走在科学和迷信之间的汤若望病死在南堂——他在北京城内建立的第一座大教堂中。康熙八年三月初一（1669年4月1日），南怀仁被授以钦天监监副；初九日（4月9日），礼部再奉旨，“历法天文，概第南怀仁料理”。经他谏言，汤若望被平反。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祭文，称颂汤若望“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次年，复行《时宪历》。

康熙八年至十二年（1669—1673年），南怀仁参考了第谷的设计，将欧洲的机械制造和中国铸造工艺相结合，监造了六件大型天文仪器：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装置在观象台上（图3-8）。明代的浑仪和简仪则被弃置于台下。康熙十七年（1678年），南怀仁编撰完成《康熙永年历法》，将《时宪历》预推到千年之后。

图3-8　观象台上的清代天文仪器

托马斯·查尔德摄于1875年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德国传教士纪理安制地平经纬仪，经两年铸造完成后，安放在观象台上开始使用。此仪器将地平经仪和象限仪的功能合二为一，在结构造型上采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式装饰艺术，嵌入象限环面的表尺用黄铜制造，刻度使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在这期间，郭守敬所造简仪被熔铜用于新仪器的铸造。

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御驾观象台，见台上仪器都是西洋制式，遂令钦天监按中国传统的浑仪制度造一架新仪器，由德国人、传教士戴进贤监制，历时十年完成，乾隆帝命名为“玑衡抚辰仪”（图3-9），但其刻度仍使用西方360度制。

图3-9　观象台上的玑衡抚辰仪和天体仪

约翰·汤普森摄于1874年。玑衡抚辰仪，重5145kg，高3.379m；天体仪，重3850kg，高2.735m

至此，十件天文仪器都已在观象台上就位，它们被视为皇朝礼器、国之重器。1900年经会商，德军分得明代浑仪、清代的天体仪、玑衡抚辰仪、地平经仪和纪限仪；法国则分得明代简仪、清代的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和象限仪。

明清时代在中国开展天文工作的传教士中，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纪理安、戴进贤，都死在中国，葬在北京城西的传教士墓地。庚子年间，他们的坟墓被义和团平毁，根据《辛丑条约》，清廷花费一万两白银重修。而今，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墓碑在原地犹存，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02年，法国迫于舆论归还了所掠夺的天文仪器，当时那些仪器还放置在法国驻北京的使馆内。1901年8月，德军大部撤离中国，其所掠天文仪器被运回德国，经不莱梅港，于1902年4月运往波茨坦，按威廉二世旨意，被安放在皇家花园前的橙园草坪。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站在协约国一方对德国宣战，并派20000名劳工奔赴欧洲战场，中国因而成为战胜国。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并于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签署《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平条约》，即《凡尔赛和约》。中国因巴黎和会对于中日青岛问题无法解决，进而爆发全国反帝的五四运动，没有签署《凡尔赛和约》，但与德国另签了和约。

《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根据第131条，所有1900年及1901年德国军队从中国掠去的天文仪器，在本和约施行后12个月内概行归还中国。所有施行此项归还之举，所需费用，包括拆卸、函装以及运送北京建设之费用在内，亦由德国担负。

1921年4月7日，德国将掠去的五架天文仪器运抵北京，4月14日由荷兰公使作为中介移交，并按原先的布局安装。至此，1900年散失的十架天文仪器重新集合在观象台上。

1911年辛亥革命后，观象台改名为中央观星台。1927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立后，观星台不再作观测研究，于1929年改为国立天文陈列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进逼北京，为保护文物，将观象台下的浑仪、简仪、漏壶等七件天文仪器运往南京。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它们遭战火荼毒，所幸没有被劫掠到异国他乡，但浑仪、简仪上的弹痕至今仍醒目地存在。今天，这七件天文仪器分别陈列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

今天在北京古观象台院内陈放的浑仪，是明代原大的复制品，简仪则按元代制式按1:3复制，台上的八件天文仪器为清代原作，是历史的纪念和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