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历史遭劫：日军、俄军、英军的抢劫与纵火

1900年8月17日晚，日军骑兵第五联队占领了颐和园，在锁闭宫门、悬挂旗帜后于次日撤出。随后俄军进驻，进行了有组织的抢劫。8月下旬，俄军撤出颐和园——俄军自8月31日起撤出北京城，因为沙俄的重点是侵略中国东北。随即英军接管颐和园，一片散乱。

1860年10月，英军也曾进入颐和园抢劫、纵火。当时，颐和园叫清漪园。当时，英法联军劫掠、烧毁的，不止圆明园，而是三山五园，即北京西北郊清朝康乾时代陆续修建的皇家行宫苑囿：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依三山而建的静宜园、清漪园、静明园以及相邻的畅春园和圆明园。暴源清《卜竹斋文集》记：“（咸丰十年）九月初（1860年10月），夷人烦五园三山，圆明园内外胜景，悉成微烬矣。”

清漪园最初为乾隆帝为生母崇德皇太后六十大寿而建，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建成，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仿建江南园林山水。清朝道光年后，清漪园逐渐荒废。

清廷内务府有《陈设清册》对清漪园陈设归档管理，咸丰五年（1855年）时实有陈设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三件。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后，清册载清漪园各处陈设物品只剩有五百三十件，而且多残破不整，而且园内多处建筑被烧毁。例如，万寿山自山底依山而建的大报恩延寿寺，仅有智慧海（无量殿）是砖石结构无梁建筑而免于火，其余皆毁（图3-2，彩图9）。

图3-2　菩萨头像

清代，18世纪中期。琉璃，29.50cm×8cm×15cm，出自北京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清漪园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改称颐和园。因为清漪之名，暗含清朝波动之意，不妥。颐者，养也，颐和之名取义颐养冲和，修身养性，内外兼修，和合诸夷，平和安乐，大吉。这一年是鼠年，而慈禧属羊，所谓鼠羊一旦休，这并不是好兆头。光绪帝即将18岁，按照慈禧划定的时间表，这是光绪帝亲政的年纪，虽说亲政从来只是名义上的。次年正月（1889年2月）光绪大婚，皇后是慈禧的内侄女，年长光绪帝三岁，即后来终结清朝的隆裕太后，但她并不得宠。慈禧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于二月初三归政，搬出紫禁城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

甲午战争中清军完败于日本，北洋水师覆灭，被归咎于慈禧挪用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有人讽刺说：昆明湖可以操练水师——最初乾隆帝以汉武帝挖昆明池操练水军的典故，将清漪园湖面定名为昆明湖。梁启超为了反慈禧，硬说修园挪用了3000万两白银。其实不然。

据考证，挪用军费应在500万至600万两白银之间；另一说法是，一共挪用了7年，每年30万两，占全部修复费用的1/3以上。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清廷开始设置海军衙门，任命奕为总理，节制各地水师。据说奕曾以海军军费为由向沿江、沿海省份的总督、巡抚筹集白银260万两，一部分用于修建清漪园（颐和园），剩下的建设铁路。与之对应的说法是，慈禧从私房钱里拿出了300万两贴补海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六十大寿，颐和园重修工程宣告完工。这一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接踵而来的是，列强各国援引对清朝既往不平等条约中“利益均沾”的原则，依照《马关条约》肆意妄为，有恃无恐，这直接导致了中外矛盾在1900年升级为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这是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失的主因。

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有宝云阁，又称铜殿，通高7.55米，重207吨，是中国尚存的工艺最精致、体量最大的古代铜铸建筑，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匾额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

宝云阁仿中国传统木构，通体使用高丽国王进献的上好铜材，当时造价折银65000余两，几乎是乾隆朝国库储备银的千分之一。阁内东、西坎墙上刻有监造官员和工匠姓名，其中有拔蜡匠、铸匠、凿匠、镟匠、锉匠、木匠40人，由此可知宝云阁各部件使用中国传统失蜡法（熔模法）铸造。铸成的部件为榫接构造，精工细作，严丝合缝，装卸两便，较之木构更为细密、壮观，远看宛若仙山琼阁，斗拱翘檐风姿俊秀，韵致玲珑，仪态万方，即所谓金阙是也。宝云阁建成后，逢初一、十五日，喇嘛在此念经为帝后祈福求寿（图3-3）。

图3-3　宝云阁

约翰·汤姆森摄于1874年

然风雨沧桑，世道多舛，宝云阁曾屡遭劫难，阁上铜门窗更是经历了失而复得的悲喜剧。

1860年，英法联军劫焚三山五园，宝云阁首遭劫难。因宝云阁是铜铸而逃过火劫，但阁内供奉的佛像、七层雕漆佛塔和掐丝珐琅供器等陈设全被掠去，仅剩一张铜桌。此铜桌于1945年被日军盗运到天津，抗战胜利后才运返颐和园。

1900年颐和园再遭兵灾，宝云阁上门窗在此之后忽然失踪。铜窗每扇重约二百来斤，门窗总重量超过一吨，如此体量，运走并非易事。这些门窗又是如何流失海外，几十年间音讯全无的呢？至今也无人说得清。因缺门少窗，宝云阁远看如亭，俗称“铜亭子”（图3-4）。

图3-4　宝云阁（门窗已失）

唐纳德·曼尼摄于1910年代，《北京美观》1920年上海出版

无独有偶。遭遇类似的，还有泰山“铜亭子”。此铜亭造于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原在泰山岱顶碧霞祠内，清代初年移于山下泰安城内西南灵应宫（碧霞元君下庙），1972年移入岱庙。此“铜亭子”原本是阁式造型，门窗被日本侵略者抢走，乍看也会误以为是亭。可谓两处金阙，同样悲伤，伏笔皆是虔诚心愿背后的一段凄凉。

1975年，从法国传来宝云阁门窗的消息。巴黎某古玩店致函故宫博物院，称有颐和园铜窗出售。若此事属实，在当时状况下也难以促成。事情真正出现转机，是在1983年冬，法国驻中国大使夫人，受一个朋友之托去颐和园测量了宝云阁门框、窗框尺寸。经与她这位朋友收藏的铜门窗比对，规格尺寸与实测数据完全吻合。之后不久，巴黎的这位收藏者通过中间人传来消息，说铜门窗是花巨资购得，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把它们买回去。好事多磨，这一等又是十年。(www.xing528.com)

1992年，美国人鲍威廉在新加坡听说了宝云阁铜门窗的事，遂动员格林伯格出资购买。格林伯格当时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董事长，他以斯塔基金会名义出资51.5万美元购得宝云阁铜门窗，并决定无偿捐回颐和园。

1993年7月2日，在法国巴黎巴雷尔艺廊，中国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张文民接收了宝云阁铜门窗。1993年12月2日，捐赠仪式在颐和园举行。铜门窗完璧归回原位，宝云阁终又恢复原貌。

庚子国难中，自颐和园流失的文物难以统计，不过名气最大者，莫过于《女史箴图》，它是现存最早的绢本绘画。

《女史箴图》是《女史箴》的图解，宣讲道德伦常。据《晋书·张华传》记载，晋惠帝司马衷昏弱，皇后贾南风暴虐、擅权，委任张华总摄朝政。张华尽忠匡辅，海内晏然，他担心皇后一族势大酿祸，于是在元康二年（292年）“作《女史箴》以为讽”。讽，是劝诫之意，以贤淑女史为范例，谏言女子尚德守贞、规矩人伦。后来，顾恺之根据《女史箴》作长卷，绘成与箴言相对应的场景来作形象诠释。后世称此长卷为《女史箴图》，画风动静相宜、神态自然、细密洒脱、姿容富丽、色泽鲜艳、神气完足（图3-5，彩图10）。

图3-5　女史箴图（片段）

东晋，公元5世纪，顾恺之绘。绢本设色，手卷，纵24.37cm，横343.75cm，清宫旧藏。1903年入藏大英博物馆

《女史箴图》之上钤印众多，可以据此来追溯历代收藏者。就年代而言，最早的鉴藏印是唐代弘文馆“弘文之印”（存疑），然后是“睿思东阁”印。睿思宫是宋神宗的宫殿，收藏有王羲之兰亭集序石刻。之后，根据米芾的记录，同时期的太监刘有方曾收藏过此图。很快，经米芾之手，此图成为宋徽宗赵佶的收藏品，钤盖“政”“宣”“御书”印，《宣和画谱》著录此图，这在此图的收藏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女史箴图》卷后有一段瘦金体书写的《女史箴》，虽然瘦金体是赵佶所创，但这段文字是极其崇拜赵佶的金章宗完颜璟所书，而且应该是在明代晚期才跟画心装裱在一起的，包括他的钤印。《女史箴图》并未在金人占领汴梁后被掠去，但其下落一度成谜，直到被南宋晚期权臣贾似道收藏。

宋亡后，王恽整理南宋宫廷收藏，没有提及《女史箴图》，但从图上一个八思巴文“阿里”鉴藏章可知，此图在元代是一个蒙古官员的收藏品。

《女史箴图》在明朝中期由王鏊、严嵩相继收藏。严嵩被查办后，此图在抄家时没收，但旋即流入私人手中，经何良俊、顾从义后，被项元汴收藏。项元汴在《女史箴图》上盖了50个印章，并题跋：“宋秘府所藏，晋顾恺之小楷书女史箴图神品真迹，明墨林山人项元汴家藏秘珍”。

明末清初，《女史箴图》经董其昌、张丑、张孝思、笪重光、梁清标、安岐递藏后，在乾隆时纳入内府。最晚在此时，《女史箴图》已经有缺损，画上题写的《女史箴》文字缺少了四段，对应的画面缺少了三个场景，只剩下九个场景。

乾隆帝在香山静宜园来青轩首次见到《女史箴图》，欣赏之余画了一枝兰花，并题“长夏几余，偶阅顾恺之女史图，因写幽兰一枝，取其窈窕相同之意云尔。来青轩御识”。

在清宫，《女史箴图》先是存放在御书房，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把《女史箴图》和宋代李公麟绘《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并称四美，专门存放在紫禁城建福宫静怡轩，并作文曰：“晋顾恺之善丹青，自言传神正在阿堵间，是知非深入三昧者不能到。此卷女史箴图流传千数百余年而神采焕发，意态欲生，非后人窥测所可涯涘。董香光跋李伯时潇湘图云，顾中舍所藏名卷有四，以此为第一，信哉。是图向贮御书房，继得李画蜀江、九歌、潇湘诸卷，适符董跋中名卷之数，为移置建福宫之静怡轩，颜曰四美具，以志秘赏。千古法宝，不期而会，正复不可思议，率记数言，亦为是卷庆剑合也。乾隆丙寅夏至前五日，静怡轩御笔。”

移置静怡轩后，乾隆帝命人重新装裱《女史箴图》，御题：“顾恺之画女史箴并书真迹　内府珍玩神品”“彤管芳”——彤管者，古时女史记事用笔也，笔杆漆朱。另外，拖尾有乾隆帝绘兰花、跋文，不知为何还接了一张太常寺少卿邹一桂绘绢本水墨《松竹石泉图》。乾隆帝前后在《女史箴图》上共盖了37个戳子。

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移驾颐和园，带去《女史箴图》。1900年8月，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进驻颐和园，上尉克劳伦斯·K.约翰逊得到了《女史箴图》。不过，他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何物。据称此图是一位贵妇赠送，感谢他出手相助。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

1903年，大英博物馆花费25英镑（当时约合150两白银，约合现今3000英镑），从约翰逊手中买下《女史箴图》。当时，约翰逊把《女史箴图》拿到大英博物馆，给画轴上的玉扣估价，绘画部管理员西德尼·科尔文和助手劳伦斯·比尼恩鉴定后认为画的价值更高，遂买下。

为避免长卷褶皱和断裂，在1914至1918年间，大英博物馆修画师斯坦利·李特约翰将《女史箴图》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分：原画、历代题跋、邹一桂画作，分别装裱在镶板上，但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保护和展示中国古画的方式。因而在此后一百年间，《女史箴图》极少展出，而且开裂和掉粉情况日渐严重。从2013年开始，来自上海博物馆、自1987年即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邱锦仙对《女史箴图》进行了修复。2016年2月，“新颜旧貌”的《女史箴图》被平放在特制的展柜中展出，此后每年限定展出六个星期。

1900年冬，狄葆贤由日本经朝鲜、辽沈到北京，看到八国联军在北京大肆杀伐掳掠后的景象，写有《平等阁笔记》，他叙述道：

颐和园内各处，皆一空如洗。佛香阁下排云殿内什锦橱数十座，高接栋宇，均存空格，可想见当时。其中陈列之品，盖不知凡几。各国游客，皆争取一二物，谓留为纪念品，遂至壁间所糊之字画，窗间雕刻之花板，亦瓜剖豆解矣！惟余后（慈禧）常临幸之一院，为某国统兵者所居，游人不得入内，其中陈设，尚留存未携去也。前明所遗之重器宝物，本全储大内，高宗时常幸三海，乃择所喜之各物移列三海各处。凡本朝所收聚之物，大都在是。其中美术、书画、碑册、金石不可以数计。颐和园中，则碧犀、宝石、翡翠、珠宝等件居多。近数十年，各督抚臣工，搜剔民间宝物，悉入此中矣。圆明之劫，继以颐和，是何异欤！全国之精粹，聚而歼之，较之杀人盈野者，其惨益剧，其痛弥久矣。

又有东风拂耳过，任他飞絮自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