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战火摧毁的珍贵古籍》

1900年6月21日，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对列强宣战，清军和义和团在北京围攻使馆区。英国公使馆与翰林院仅一墙之隔，且各国使馆人员、家眷以及很多在京外国人、教民等皆在此避难，翰林院因而成为战场。

6月23日，清军在翰林院放火，以期火借风势延烧英国公使馆，结果把翰林院烧毁，殿中收藏的《四库全书》底本化为乌有，本来就剩余不多的《永乐大典》又遭涂炭。

为什么要用火攻呢？

实际上，清军奉慈禧旨意，并未猛攻使馆区，多以炮击、放火战术威慑，一来希望逼迫使馆区内的洋人投降，二来怕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招致列强的严厉报复和制裁。否则，以清军和义和团人多势众，面对使馆区内几百人的武装，不可能一个使馆也打不下来。为了给慈禧演戏看，结果导致珍贵典籍灰飞烟灭，这样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翰林院交战中，幸免于火的残存典籍又被双方拿来搭建工事。

关于翰林院被焚之情形，当时在“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的英国人伯特拉姆·辛普森在其《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录道：

昨日（6月23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入翰林院，只一点钟间，众公使居住之地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

如谓此地可以放火，吾欧人闻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

……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跨越许多障碍物，上面木屑纷纷下落，有时止放步枪一排，将院之内外搜查肃清。敌人所遗之铜火药帽约有半吨之多……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

有稠面华丽之书（《永乐大典》），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数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捡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值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

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朝廷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未成。明成祖即位后，“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至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命名为《永乐大典》，全书缮写成22877卷，成书11095册。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已不存于世。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抄本。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自此《永乐大典》不被重视，官员监守自盗，散失严重。至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时，清查得《永乐大典》不足5000本，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余本（图3-1）。

图3-1　《永乐大典》

50.5cm×30cm，现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

火烧翰林院时获得《永乐大典》者，比如当时受法兰西远东学院派遣到北京搜购古籍、被困于使馆的伯希和，或许获得了四册《永乐大典》。

时任英国驻华领事翟兰思保存了一本《永乐大典》，他著有《北京使馆被围日记》。翟兰思把这本《永乐大典》送给了他的父亲翟理斯。翟理斯曾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职，1897年成为英国剑桥大学继威妥玛之后第二位汉语教授。威妥玛曾参与两次鸦片战争，并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曾发明拼读汉字的威妥玛拼音。翟理斯在1892年编著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中英词典》）时，改进了威妥玛拼音。

英国人白卡斯，得到了六本《永乐大典》。当时白卡斯配合英国《泰晤士报》首个在华常驻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工作。因莫理循不能读写汉语，白卡斯负责为他将汉语翻译成英文。1913—1922年间，白卡斯向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捐献了包括这六本《永乐大典》在内的17000余册、重达八吨的书籍文献，目的是获得一个教授衔，但他未能如愿。购买这些书籍，令白卡斯深陷债务之中。

在使馆区被围期间，莫理循受伤并被误传战死。他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灰烬中的大堆残骸、书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翰林院）的废墟……”(www.xing528.com)

莫理循在华20年，游历深远，交际广泛，是近代中国很多大事件的亲历者，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他在北京王府井的住所，是很多外国人到京的第一站，王府井大街也因此被称为莫理循大街。在华期间，莫理循在其住所建立了私人图书馆——莫理循文库。1917年，莫理循将其文库以35000英镑售与日本“第一财阀”、三菱的第四代掌门人岩崎小弥太，包括书籍两万四千余册、地图和照片一千余张，其中有《永乐大典》三本。

1924年，岩崎小弥太以莫理循文库为基础建立了东洋文库，总计收藏有《永乐大典》34本。在莫理循死后，其遗孀还卖给岩崎五六本《永乐大典》。在1930年代，东洋文库曾知会中国各地书店：如有卖《永乐大典》者，请最先通知。通过这种方式，东洋文库得到了更多的《永乐大典》。1948年，东洋文库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

岩崎小弥太的父亲岩崎弥之助，是三菱的第二代掌门人，他从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前后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古籍。1907年，岩崎弥之助以12万大洋购得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皕宋楼、十万卷楼藏书4146部43218册。售卖陆家藏书的，是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其售书的背景是在八国联军侵犯时，他为了营救滞留于途和困于京津的南方籍官商和平民，导致亏欠巨款约10万金，紧接着陆家经营的缫丝厂受外来资本冲击破产，又欠了一大笔债务。

以陆氏藏书为基础，岩崎小弥太于1924年建立静嘉堂文库。1948—1970年间，静嘉堂文库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后改为独立机构，收藏有《永乐大典》七本（或九本），其中四本是昭和三年（1928年）花费1300日元从私人手中购买。

在清军火烧翰林院时，使馆区的统领、英国公使窦纳乐通过专线给清廷总理衙门发出急电，告知他们曾试图抢救图书馆（翰林院），要求清政府收拾残剩书稿，并在后来交还部分典籍。

与之相对应的，如金梁《光宣小记》记述：“永乐大典藏翰林院内，自庚子后经外务部向各国联军索回者，不足二百本，分装二箱。光（绪）、宣（统）之际，章一山（章梫）同年曾见有乾隆年御题者。后连图书移购习所，遂多散失。陆文端公（陆润庠）时为掌院，令清秘堂追查，始缴上六十余本，今存图书馆。”

另外，还有个别官员私藏了数本《永乐大典》。据胡怀琛《清季野史》载，“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

《清季野史》所说的“《四库》藏书”，即清乾隆时从各地搜集的古籍，以此为底本编修的《四库全书》。众所周知，《四库全书》在编修时对原书进行了大量篡改，底本因而尤显重要。除了刘葆真拾得数册《永乐大典》，翰林院编修吴怀清与同僚瓜分了英国使馆送还的《永乐大典》若干册。吴怀清是陕西山阳县董家沟人，字莲溪，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后来他总共搜罗、私藏了百余册《永乐大典》，在宣统年间均高价转售给海内外藏书家。此事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记述道：“山阳吴莲溪给谏怀清，为余言庚子国难，洋兵入城，有英兵入翰林院，大掠器物外，《永乐大典》若干册在焉。事为主将所闻，勒令送还，英兵索收据，而掌院已逃。守门役乃邀集诸翰林留京者商处置，既发遣英兵去，众议瓜分《大典》，人得若干册。事后未有究者，而《大典》亦无售处。嗣莲溪于同事家，又收得若干，共百余册。宣统间，值骤贵，莲溪因以致富。夏屋渠渠，而书亦垂尽矣。”

1900年美国传教士约瑟夫·怀定获得一本《永乐大典》，后带回美国，曾一度出借给欧柏林学院。这本《永乐大典》包括两卷：卷10270《教世子》及卷10271《文王世子篇》，主要讲述了皇室家族应当怎样教育皇子，其中大量引用了《礼记》等12部文献，包括4部现已完全失传的文献。1968年约瑟夫·怀定去世，他女儿将这本《永乐大典》赠与美国加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

风云跌宕，历史更迭，《永乐大典》原书不存于世，现存明代嘉靖抄本400余册、800余卷，还散落在30多家机构和私人收藏者手中，仅为原书数量的4%，真是寥若晨星，异常珍贵。

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海外送还、政府拨交、藏家捐赠、员工访求等途径入藏222册《永乐大典》，包括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赠还中国政府的11本，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原藏日本满铁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1955年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本、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赠还3本；1964年周恩来总理批出巨款80万元，收购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所藏22部精本，有四本《永乐大典》，其藏书印有“陈印清华”“郇斋”“祁阳陈澄中藏书记”“陈澄中收藏印”等印记。

2020年7月7日晚，两册《永乐大典》在巴黎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上拍，分别为“六模”韵“湖”字部一册（卷2268/2269）；“十八阳”韵“丧”字部一册（卷7391/7392），以破纪录的超800万欧元（人民币6400万元）成交，被中国收藏家拍得。

据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湖”字部七册13卷，“丧”字部四册16卷。“湖”字部独缺此次拍卖的这一册。如这二册《永乐大典》回归，能实现“湖”字部完璧、“丧”字部补缺，堪称奇迹之大观。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在京津一线混战后乱打乱攻，侵入北京。次日晨，慈禧、光绪帝及皇室由德胜门离京，逃往西安，美其名曰“西狩”。其狼狈不堪的情状，堪比40年前咸丰帝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时“北狩”逃往避暑山庄那一次。只是这一次，八国联军在北京的祸害远甚于当年的英法联军。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解除了义和团对使馆区和北堂（西什库教堂）的围攻，他们名义上出兵的目的已经达到。但联军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在北京划分占领区，实行军事管理，大肆烧杀掠夺。

法国传教士樊国梁是北京天主教北堂主教，曾与义和团作战。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他牵头发“布告”，容许天主教徒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法国报刊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教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抢掠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抓店掌柜当仆役，把抢来的东西背着运到北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