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同文馆英文班学生张德彝游历欧洲,回国后写下《航海述奇》。书中记述,同治五年(1866年)四月初四在伦敦,某地货架“上下罗列者,皆圆明园失去之物,置此赁卖”“龙袍、貂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诸般画轴、神像、金鸡、屋中天马、银鼠等衣,皆御用之物”。
这只是圆明园被掠夺物品被售卖的场景之一。从1861年底开始,在巴黎和伦敦举办了一系列“战利品”拍卖会,战争赃物由此光明正大地进入公私收藏。
清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时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其《伦敦与巴黎日记》中记录:在巴黎遇见一人“收藏中国古铜器大小数千种”,“其宣德法铜器,及乾隆朝所制,及古盘大围丈许,大率圆明园陈设古器也”。
光绪十五年(1889年)薛福成担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大臣,其《出使英法比义四国日记》中记述: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院发现“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
在法国,1861年至1863年间,德鲁欧拍卖行的“圆明园战利品”拍卖进行了近20次,其中一次的拍品包括迄今最能反映圆明园原貌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送拍者为杜潘,英法联军“战利品委员会”的法方主代表。
进入圆明园后,杜潘曾记述:“巡视者穿过一个庭院,只见前面有一平行四边形的建筑物,他们沿着宽大的汉白玉阶梯拾级而上,进入一宽阔的大殿。大殿深处放着一个奇大无比的乌木宝座,雕以镂空花图案,做工精细绝伦。登上宝座还要经过几个台阶,台阶两旁摆着一排景泰蓝香炉以及上了釉的巨大瓷昙,上边绘有各类飞禽走兽。左边整整一面墙挂着一幅大丝绸画,上面画的是皇家宫殿景观。在殿内四周的搁架上,摆放着数不尽的雕瓶、景泰蓝、彩釉瓶,所有的东西都大得出奇,美轮美奂;还有一卷卷的轴画,那是以中国人特有的细心、耐性和精密性绘制的,那是他们的秘诀。此外,还有一些书籍,留有许多皇帝的御笔亲题笔迹,用中国红雕漆装饰装订成册,盛在精工制作的书匣中。”
能在金银珠宝中看中《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图2-18,彩图5、图2-19),说明其眼光不俗。杜潘在法军中担任地形测绘的职务,给人印象不佳,能主事“战利品委员会”或许是因为谁都不待见他,可以避免人情世故、营私舞弊,但这也给了他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的便利。据其描述,“左边整整一面墙挂着一幅大丝绸画,上面画的是皇家宫殿景观”。当是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传旨着宫廷画师唐岱、郎世宁、沈源画圆明园图一幅,此图于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十一日由唐岱画得,贴于“九洲清晏”清晖阁北壁。
图2-18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澹泊宁静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图2-19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蓬岛瑶台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的创作,是随景观建造而进行的,历时十年。乾隆三年(1738年)传旨:圆明园着沈源起稿画册页一部,沈源画房舍,着唐岱画土山树石;五月传旨:着将圆明园各所合画册页一册。乾隆六年(1741年),传旨将“方壶胜境”“蓬岛瑶台”“慈云普护”图增入圆明园册页内。乾隆九年(1744年),传旨将《安佑宫图》《汇芳书院图》《前垂天脱图》《清净地图》绢画四张收贮在册页上;十二月,传旨将雍正及乾隆御笔二张分别裱在四十景册页头册、二册画前,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裱成呈进。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奉旨将裱得四十景册页二册送往圆明园“九洲清晏”奉三无私殿安设。(www.xing528.com)
1862年2月11日,法国《箴言报》曾将杜潘“藏品”拍卖会广而告之:拍卖目录明确说明,拍品大都来自圆明园,是杜潘的日本及中国文物收藏的一部分。其中,《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在拍品目录的编号为329号,并配有法兰西学院教授斯塔尼斯拉斯·于连的说明:绢本绘画,系各宫殿实景,40页对幅,纸裱褙,各幅长80cm,宽74cm。孤本,系保留已焚毁宫殿图像之仅存者。《箴言报》上的广告一石激起千层浪。
法国战争大臣朗东收到下属的检举信,信中提醒“拍卖坐实了关于远征军军官财产来历的不利传言”。于是,他立即禀告拿破仑三世,称杜潘上校的拍卖有可能玷污军队的荣誉、名声和责任感。几天后,杜潘被“停职”,但这并没有影响拍卖的如期进行,事后也没有影响他继续随军出征。因为大家对所谓战利品都心知肚明,处理杜潘只是给自己的罪恶感找个安慰和开脱。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的保留价定为3万法郎,但竞价没有超过1万法郎,因而被退回。5月2日再次进行拍卖,仍然没有达到预期价格,但以4000法郎卖给了巴黎的一位书商。几天以后,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部主任获准以4200法郎的价格购入,是当年版画部最昂贵的入藏品。此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一直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2500。
法国军事当局仅对杜潘给予“停职”的纪律处分,为防止事态扩大,也没有给他公开处罚并开除其军籍,这实际变成了一种怂恿。1862年4月25日和26日,杜潘又在德鲁欧拍卖行进行了两次拍卖,拍品是“一批中国的艺术品和古玩,大部分来自圆明园”。
在英国伦敦也有同样的拍卖会。1861年5月,克里斯蒂-曼森-伍兹拍卖行(今佳士得)拍卖了亨利·洛奇在圆明园“获得的藏品”。亨利·洛奇是何许人?并非别人,正是额尔金的秘书,在通州曾被清军抓了俘虏、扣为人质、在处决令到达前被释放。他的藏品后被“放山居”主人悉数拍入囊中。
2010年10月7日,香港苏富比“重要私人清宫御制工艺珍藏”专场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2.5亿港元落槌,刷新了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这件被坊间称为“瓷王”的葫芦瓶,曾是“放山居”旧藏,而更早的出处是圆明园,曾是亨利·洛奇的“战利品”。
拍得此件葫芦瓶的香港实业家、全国政协常委张永珍,曾于2002年5月在香港苏富比拍得“清雍正官窑粉彩蝠桃橄榄瓶”,成交价4150万港元,创下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第一高价。2004年2月15日,张永珍将此瓶正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据说这件橄榄瓶的前任主人是奥格登·里德,曾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此瓶曾在他母亲家族的客厅里长期被用作台灯灯座。为了保证“灯座”稳定,瓶内被灌入了后花园里掺杂着狗粪的泥沙。所幸的是,它没有像大多数用作灯座的瓷瓶一样被挖底钻洞。奥格登的祖父曾于1905年至1912年间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据说此瓶可能是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自清宫掠走。
“放山居”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200多年来一直与财富和艺术收藏联系在一起,也总是陷入建筑塌毁和收藏离散的旋涡。最初在1744年由威廉·贝克福德购入、兴建,1755年被焚毁后,斥资5万英镑重建为富丽堂皇的豪宅。1807年,贝克福德之子,英国作家、收藏家威廉·托马斯·贝克福德,在豪宅附近历时十年建起放山修道院,作为住宅和存放其收藏的艺术品和图书。因建筑施工需要,“放山居”部分被拆。
1822年,因资金短缺和债务,贝克福德将“放山居”、修道院和部分收藏品以33万英镑出售,相当于现在的2600万英镑。买家是在印度从事军火买卖的苏格兰富商约翰·法考尔,但仅仅三年后,1825年,放山修道院整体倒塌。法考尔决定售出此地,但他不幸于次年突然中风去世。1859年,威斯敏斯特侯爵重修放山修道院,但也在1955年被毁掉了。
“放山居”亦不能幸免。1829年,当时英国最富有的商人詹姆斯·莫里森先租后买,成为“放山居”的新主人,死后传给了他的次子阿尔弗雷德·莫里森,他以收藏画作和手稿著称,尤其喜欢华丽、精美的中国瓷器和掐丝珐琅器。他在“放山居”建了一间“中国厅”,专门用于陈列中国艺术品。
1880年,阿尔弗雷德请普拉西多·苏洛阿加,一个为他工作的西班牙金银镶嵌师,给他画了一幅肖像,画的背景中有两只“仙鹤”。按照中国的说法,仙鹤寓意长寿、祥和。殊不知,此仙鹤摆设正是来自中国的圆明园,是四只仙鹤组合的一对香炉,高近1.5米。大鹤口中衔桃,小鹤依偎而歌,据说这是弘历(后来的乾隆帝)为父皇雍正帝祝寿而作。2010年12月1日,在香港佳士得“鹤鸣九皋:放山居御制珍品”专场,这对双鹤香炉拍出1.2946亿港元。
1902年后的60多年间,“放山居”日渐损毁、坍塌并被废弃,至1971年方重建新楼。这一年,“放山居”的部分旧藏在伦敦佳士得拍卖。当时的拍品中,除了前述那件“瓷王”葫芦瓶,还有一件“清乾隆御制粉红地粉彩轧道蝴蝶瓶”,也是出自圆明园。2008年12月,这件蝴蝶瓶在香港佳士得“戴萍英基金会珍藏”专场再次上拍,成交价为5330万港元。戴萍英原名张萍英,随夫姓,她丈夫戴润斋,是著名的中国古董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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