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3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圆明园的文章：“Who's to Blame for Palace of Shame？”作者是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主持人克里斯·鲍比。几天后此文被中文媒体编译成《火烧圆明园谁的错？》，并配以“英媒文章为火烧圆明园狡辩”“只是为一名记者报仇”“为死于中国人手中的记者报仇才火烧圆明园”等标题刊发。
圆明园之耻该归罪于谁？
圆明园又是因为什么被当作一个筹码或条件而被焚毁呢？
那个死去的记者，是当时《泰晤士报》的特约记者托马斯·威廉·鲍比，是克里斯·鲍比的曾祖父。克里斯的文章中写道：“据即将播出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显示，额尔金希望托马斯报道其取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并派他与一批英国与法国官员以及印度军队前去就他们所认为的最终的中国投降问题进行谈判。但这些人被清军俘虏，包括托马斯在内的一些人受到折磨并伤重而死。”
为制作这个关于圆明园的纪录片，克里斯曾在2014年10月来北京采访，与我在安定门外的地坛做了一次访谈。我告诉他，他所说的完全与事实不合。真实的事件是，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从安定门进入北京城（图2-17）。10月17日，他曾祖父托马斯·威廉·鲍比被葬在安定门外的俄国墓地，在地坛西面数百米的地方。
图2-17 北京安定门东至雍和宫的城墙上
据说，那次被清军捕获、羁押的英法联军官兵共有39人，为首的是巴夏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曾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当时是额尔金的中文翻译。额尔金的另一中文翻译是威妥玛，战争结束后曾长期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并发明了“威妥玛拼音”。自清末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威妥玛拼音”和以“威妥玛拼音”为根据的“邮政式拼音”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例如北京拼作Peking，茅台酒拼作Moutai、青岛啤酒拼作Tsingtao等，至今沿用。
巴夏礼在1860年9月14日与9月17日，曾两次在通州与清廷钦差和谈，达成了军队可以前进至城外五英里处的协议。9月18日，他离开通州去选定英军的驻扎地，却发现那里有清军正在集结，他随即返回抗议。巴夏礼一行准备返回英军司令部时被俘，被押往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处。此后，巴夏礼与额尔金的秘书亨利·洛奇（又译作罗亨利）、锡克骑兵纳尔·辛格以及两个法国士兵被解往北京城。巴夏礼与洛奇被移交刑部，关押在普通牢房并接受拷问。
9月29日，奉全权钦差大臣、恭亲王奕䜣之命，巴夏礼与亨利·洛奇被移到条件较好的一座寺庙关押，成为清廷与英军谈判的筹码，实际上也被当做人质。但巴夏礼拒绝做出任何承诺，也不愿为清廷与额尔金交涉。10月8日，巴夏礼与亨利·洛奇以及另外六人在清朝皇帝的处决令到达前被释放。那时，英法联军已经进入圆明园。
记者托马斯·威廉·鲍比于9月22日死在通州狱中。这一天，咸丰皇帝前往避暑山庄避祸。有幸存的俘虏说，托马斯·威廉·鲍比在圆明园中被虐待致死，尸体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还有人说是大卸八块、四分五裂。这种信口雌黄、夸大其词的说法，成为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的借口。
中国营造学社整理的相关资料记述：
圆明园之焚，中籍诸说纷异，今按实因通州之役与巴夏礼一同被拘诸人，有十二名（英人）瘐毙狱中。英法军逼京师，劫掠圆明园，并致书恭王，须先释放被拘诸人，方可议和。逮被拘者释回，多被绑缚，又有十二名死骸，亦一并送回，因激起英人报复之心。英人自认此事，初无所讳。(www.xing528.com)
圆明园焚毁之建议，始于额尔金及格兰特，额尔金曾发表声明其所以必须将圆明园焚毁之故，其言曰：余审量结果，只有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否则遇难诸君之仇永不可复。圆明园为皇帝燕居之所，则其毁也庶足以梢戢其骄佚，而激发其情感。据吾国西克（锡克）兵士所述，吾不幸之国人乃拘于是园，受其至惨酷之苛刑。被囚诸兵士之马与戎装，自某法国兵官胸间撕去之勋饰，以及被囚诸人所受其他虐刑，皆在此园之中。皇帝不仅于圆明园中虐待俘虏，并公然悬赏以暗杀外人，虽费重值亦所不惜，则自当直接负事变之责任，而受此严惩也。
额尔金所言，就是一篇谎言。它一方面解释了联军进入圆明园的一个原因：里面关押着联军俘虏。实际上，园中从未拘押过联军俘虏，所以英法劫掠者在园中根本找不到俘虏。毕竟，侵略者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寻找那些被羁押者。事实是，那些被羁押的人最终是被从监狱释放送回的，送回的还包括那些死者的尸体；另一方面，这份文件通篇都在为焚毁圆明园找理由。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焚毁圆明园？
10月18日纵火当天，英军统帅格兰特致信说服蒙托邦，说辞跟额尔金差不多：余所以欲毁圆明园宫殿之故，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紧，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以言，亦不能厚非也。
格兰特提到了国际公法。据《万国公法》，清廷在与英法签约和换约中低规格对待对方、不给外交官礼遇甚至扣押谈判代表、虐待战俘并致死的做法，是与公法相悖的。可是，反观英法联军的行径，劫焚圆明园就符合国际公约吗？
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纵火非止一次。据清朝内务府大臣明善奏：“圆明园于本年八月二十三日（1860年10月7日），九月初五、初六、十一日（10月18日、19日、24日）为夷人焚烧抢劫。九洲清晏各殿、长春仙馆、上下天光、山高水长、同乐园、大东门均于八月二十三日焚烧，正大光明殿等座于九月初五、初六日焚烧，玉玲珑馆于十一日焚烧。”
实际上是边抢边烧、抢完再烧，外交说辞冠冕堂皇，海盗行径欲盖弥彰。蒙托邦的私人秘书和英文翻译莫里斯·伊里松也记录了一边纵火一边劫掠争抢的情形。他描述道：“有互撞而相争者，有将仆和已仆者，有仆而复起者，有矢誓，有讻骂者，有大声嘶喊者……犹之蚁穴为足所蹴，群蚁各衔米粒虫草等物，向穴狂奔而入。军士至有以首探入红漆衣箱，或卧于织金绸缎内搜寻珍物者，或有项悬珍珠朝珠者，或攫取时钟者，或以斧剪取箱笼所嵌宝石者……火势正烈，若辈各运所抢之物，置于空地上，复以绸缎皮衣压火上以熄之，而火愈烈，穿过室墙，而若辈仍穿越宫殿，肆行抢掠。”
英军一名炮兵队长在日记中写道：“……顷刻工夫，几处地方都冒出一缕缕的黑雾来……不久，这一缕缕的烟聚成了一团团的烟，聚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千千万万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遮天蔽日。举国仰为庄严之物和其中历史收藏，富有皇家风味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
有说法是额尔金原本想毁掉紫禁城，考虑到只是惩罚皇帝，不罪及民众，才决定焚毁圆明园。其潜台词是，焚毁圆明园是惩罚、是报复，更是警告和威胁。从当时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在北京城墙上拍摄的照片来看，北京城防废弛日久。在安定门东面的城墙上，炮口指城里。1860年10月17日，英军威胁清廷缔订和约，否则将北京城内宫殿一并焚毁。18日圆明园既毁，19日英军复致通牒，全权钦差大臣、恭亲王奕䜣“立允其请，盖亦畏其复肆凶残耳”。10月24日，奕䜣和额尔金代表清英两国在北京礼部大堂签署《北京条约》。次日，与法国完成同一程序。英法两国出兵的目的达成，联军随即撤出北京。
使者被俘、被杀，是英法联军进入和劫掠圆明园找的适当借口。其焚毁圆明园的真实目的，既可以报复、惩戒、警醒清廷，使其以后不敢杀戮欧洲使者，同时使侵略者在圆明园中的抢劫合理合法化，即便出格过分，也被大火灭迹了。而其更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直接加快谈判的进程，好猎取更大的利益。
第二次鸦片战争因清廷拒绝续约《南京条约》并因贸易（亚罗号事件）和传教（马神甫事件）争端而起。控制贸易和传教，是摧毁一国根基并使该国沦为殖民地的重要手段。最终，《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这两个方面都实现了英法侵略者的愿望。劫焚圆明园，成为了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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