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近亲属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及优化方向

关于被害人近亲属权利的保护，法学界涉猎不多，对于被害人近亲属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问题，则更是几未讨论。笔者认为，被害人近亲属权利保护至少有如下三大理论基础。

（一）家庭保护理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实际上，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或法律都以各种方式明确保护家庭，《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都明确宣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应受社会及国家的保护”。在我国，宪法的第49条也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在法理上，各国宪法或国际公约保护家庭，既是保护家庭中的个体性成员，更是保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家庭关系。从被害人角度来讲，家庭既是由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共同组成，更是由他（她）们之间的关系结构而成。因此国家保护家庭，就不仅要保护被害人，也要保护被害人与其近亲属的家庭关系。

正是在宪法对家庭关系的保护上，被害人近亲属的权利保护呼之欲出。一方面，在有具体的自然人被害人的案件中，犯罪一旦发生，首先侵犯的当然是被害人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但是出于家庭的自然情感，被害人的家属不可能坐视被害人的被害不管，而通常总是会想方设法为被害人“报仇”，这一点在一个复仇传统极深的国家可以说更为明显。^[55]另一方面，基于家庭的自然情感，一旦公安司法机关对犯罪的处理出现不公，被害人的近亲属通常都会立马“申冤”乃至“闹事”，这一点已经为过去20年里被害人近亲属的大量申诉和部分群体性事件所证实。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事实，宪法要保护家庭尤其是家庭关系，就必须保护被害人近亲属的基本权利。

（二）被害人权利保护协助理论

被害人权利保护是近年来刑事诉讼的新晋重点问题，也是刑事诉讼的内在目的之一。而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需要被害人近亲属的广泛参与和协助。

其一，被害人需要来自近亲属的心理支持。正如学者所言，由于普遍缺乏宗教信仰，家庭在中国有着独特的精神家园地位，^[56]其对被害人的心理支持极为重要。比如在某些关于名誉的犯罪中（如强奸、猥亵等），如果没有近亲属的支持和鼓励，被害人可能对犯罪只能“保持沉默”。

其二，被害人需要来自近亲属的专门支持，包括专业支持和证据支持。众所周知，我国针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并不完善，在我国被害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由于检察机关更注重追诉犯罪而不是全面保护被害人，因此被害人能够从检察机关获得专业帮助其实也主要限于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形下，被害人的近亲属实际上构成了检察机关之外被害人权利全面保护的重要专业支持的来源，其既可能成为证人提供支持，也可能作为代理人提供帮助。(www.xing528.com)

其三，被害人近亲属的支持、帮助或直接参与对于被害人某些权利的行使非常重要。比如，一旦被害人受害死亡、受害后行动不便、被害人未成年或者属于精神病人，被害人的近亲属就成了其权利保护的代行者甚至替代者。

由此看来，被害人近亲属的多层面参与，实际上是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重要协助者，是被害人权利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为此，我国刑事诉讼必须在继续完善律师专业援助制度的同时，将被害人近亲属的辅助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方面加以突出和强调。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所谓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人。^[57]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看来，如果某个主体的利益受到一个组织的实质影响，其即成为利益相关者，该组织在决策和行为时就应当充分考虑该主体的利益，这不仅对于利益相关者非常重要，对于该组织也非常重要。利益相关者理论首先在商学院广为流行，此后逐渐波及政治学乃至法学领域，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

就本书而言，被害人近亲属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因为：一方面，当被害人为犯罪所侵犯之后，被害人对近亲属的关爱、责任和义务关系将受到影响，由此被害人近亲属即因为犯罪而在情感、利益方面受到了损害，从而成为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当犯罪为国家追诉之后，被害人近亲属因受到潜在损害和某些限制而成为利益相关者，如其可能因作为证人而成为利益相关者（可能遭受报复），也可能因为现代国家对犯罪追诉的垄断而限制近亲属的复仇，从而使得被害人近亲属因为这种限制而成为利益相关者。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既然被害人近亲属乃是刑事诉讼活动利益相关者，其利益就应当受到刑事诉讼的关照与保护。从已经发生的诸多事件过程来看，比如李昌奎案、崔英杰案等，也都表明刑事诉讼如果不认真对待被害人近亲属的利益，的确会严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合理性乃至正当性。因此，被害人近亲属因其可能成为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而需要法律给予特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