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现代刑事法治将触角深入基层社会特别乡村社会之日起，刑事案件的“私了”即已成为刑事法治建设必须直面的问题，为此，学界提出过相当多的建议，概括而言，这些建议包括三类：
第一类可以称之为激进的现代化方案，这一方案的核心内容是，认为刑事案件“私了”乃是民众愚昧无知、封建和不懂法的表现。[15]因此将“私了”定性为违法，并建议国家一方面应当采取“送法下乡”“依法治村”“普法教育”等现代化策略，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国法意识减少“私了”；另一方面应当纠正甚至打击刑事案件的“私了”行为，通过使“私了”无效乃至惩罚“私了”行为遏制“私了”。从实践来看，此一方案曾经是甚至至今仍然是国家所采取的主要方案。[16]
第二类可以称之为有限制的赞成“私了”方案，该方案从认为“私了”乃是民众自由选择的表现，民众有权利自主解决纠纷，因此应该允许“私了”的存在。[17]不过该方案对此做了重要限定，即认为允许民众“私了”的前提是，这些“私了”不侵犯公共利益。[18]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该方案在正式法律上基本未被采纳施行，但由于种种现实原因，社会中却存在一些类似的操作与实践。
第三类可以称之为沟通型方案，该方案认为“私了”的产生与国家法本身的诸多不完善直接相关，并认为“私了”的存在有其文化上的合理性和个体选择上的合理性，建议应当深入了解民众的生活世界，努力理解和尊重民众的自主选择，[19]其中有学者进一步建议，“在中国社会转型时的法制建设中，从总体上看，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必须尽力沟通、理解，在此基础上相互妥协、合作……”，[20]并指出国家制定法做出妥协更为重要，强调国家法理解民间法并在实践中寻求与民间法的沟通。从目前的实践来看，除了道路交通事故领域外，国家法很少采纳该方案，实践中尽管也有国家法与民间法妥协沟通的例子，但是并没有形成相关的制度化方式。(www.xing528.com)
以上三类方案从各不相同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决刑事案件“私了”问题的见解。但是，除了第一类方案有着制度化的、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之外，第二类方案、第三类方案都没有提出，实践中也没有发展出相应的制度化的程序技术。比如，对于第二种方案，如何判断“私了”是否侵害公共利益？由谁来判断？公共利益的范围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悬而未绝。再如，对于第三种方案，国家法与民间法究竟如何沟通？是应当采取个别化的渠道还应当建立制度化的渠道？制度化的渠道又该如何建立？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后两类方案基本上都没有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制度化技术，而第一类方案从一开始就以现代法治的意识形态作后盾，并发展出了种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化的强大程序技术，结果第一类方案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流，尽管后两类方案对其正当性与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但其实践中的主流地位却基本没有撼动。
然而，第一类方案恰恰是最成问题的方案，正如第二类方案和第三类方案所揭示的，“私了”的存在，并非完全的非理性。实际上，正如本章第二部分已经阐述了的，“私了”的存在，是有着某种正当性基础的。如果强力的推行第一种方案，“必定会导致在其他领域剥夺人们选择的自由”。[21]由此看来，“私了”问题实际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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