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认为教材应当活用，不应当限制得很死。最要紧的是要制订课程标准、教学要目，以至教学细则。他说：“课程标准是典型的规定，不许降低，上升是自由的，但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毕。”他认为，有了课程标准，就可按标准找材料，按标准分科目、分程序。“如果没有课程标准，而教科书又有伸缩，就成了无规律、无政府的教育。”只要有了课程标准，有课本无课本都可以进行教学。如果用课本的话，就按标准去编；如果不用课本的话，教员可按标准去找材料进行教学。他又指出：“课程标准规定科目中总的目的和内容，同时又规定一科目的各项目的。目的和内容规定了，实际上，对于课本问题所剩下的，只有材料的搜集工作和写作的技术工作。”只要有课程标准，纵令有许多不适合的教科书，也可以按标准修改，进行教学。他说：“教学的目的已定，内容已决，程度已定，课本纵令有许多种，其中不合目的、不合内容的，按标准增减修改，师生共同加以讨论，加以批判，就是很坏的教科书也可以从批判中得到活的知识，比之国定课本机械地遵守，其收益有质的区别。”
徐特立提出：“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他反对把课本“神圣化”，认为灵活地使用各种课本，较之机械地使用国定课本要好，因为“国定课本把教材都限死了”。因此，对于国定课本不应当机械地使用，而应当灵活地使用，以提高教学质量。他说：“课程标准统一，教法、教材、参考书应具多样性。”
徐特立主张在课本的使用上要摆脱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他曾经指出，他在法国留学时，看见法国的小学多样性地使用课本的实例，说明教学效果好。他说：“我曾在离巴黎二十公里的一个中学学法文，看见他们的小学生上生物课，教师用的课本与学生用的课本不同，而每一个学生的课本也不一致，同时每一个学生拿两种以上的课本。”对此，他评论说：“课本多样，以便比较作参考。教学的课程标准一致，目的一致，殊途仍然得到同归。”因此，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灵活使用课本的好处。他说：“采用的课本，无论好坏，即令是坏的，也可在师生共同的讨论中，加以删削和补充。这样，师生都成为课本的审查者和编辑者，较之把课本神圣化，使学生都不用脑，对于学习的成就必然是可惊的。”(www.xing528.com)
徐特立在教材使用上还主张“打破课本关”，实行“教学做合一”。他说：“打破课本关，于是一切有字的纸条都可以做课本。例如常用的票子也可以当课本，文盲不认识票子常常吃亏，票子应该是课本中的第一课。又如教卫生知识，人体就是一个活的课本。先生和学生共同讨论、研究卫生过程中，把口讲的变成手写的，就是自编的课本。”谈到教科书的有无，他说：“要书可以，和不要书亦可以，是何原因？因为照教授目录去教课，有一不可变的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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