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的教材编写原则及其重要性

徐特立十分重视教材建设工作。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在自己创办和任教的学堂里，反对空疏无用的旧教材，倡导用现代科学知识进行教学。辛亥革命后，他与杨怀中、黎锦熙等进步教员编写新式国文课本，为当时的学校提供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教材。在中央苏区，他主持成立了中央教材编审委员会，并亲自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领导废除带有封建毒素和奴化教育烙印的旧教材，编审适合工农革命需要的新教材。他除了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审定教材，还亲自动手主编和编写了大量教材，如《自然常识》《农业常识》《地理常识》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徐特立认为，教育的旧制度和旧课程“缺乏时代性、现实性、伸缩性”，必须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直到1965年，他88岁高龄时还在审阅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小学语文课本。

（一）全面性与计划性相结合。徐特立这种编写教材的主张是一贯的，他早年就是这样主张的。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他在审查《共产儿童读本》时指出：“本书的缺点，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有什么分别。”同时指出：“此读本只是为应目前需要，用一二学期后或再编或改编，当更加完善，目下可不用中央教育部审定的名义。”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中宣部主管教育的副部长。他除了制订教材建设计划、对根据地教材编审工作负领导和管理职责外，还亲自动手编写和审阅教材。1948年，他在审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辑的一套小学国语课本后指出：“各册相互间和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与计划性，都和辛亥以来的国语教科书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需解决。”

（二）思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思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编写教材的原则，是徐特立的一贯主张，苏维埃时代他就是这样做的。在他主持制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中关于课程设置的规定是：“前三年的科目为国语、算术、游艺（唱歌、运动、手工、图画），但国语的科目中要包括乡土地理、革命历史、自然和政治等；游艺也须与国语、算术及政治、劳动教育等有密切联系。”这就是说，政治思想要寓于各科课程和教材中去。徐特立认为，既要重视教材的思想教育功能，又要重视教材的知识体系，两者要紧密结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他说：“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贯彻到学校各种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处理他们学习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他又说“从年纪较小的儿童起，就开始指示给他们自然现象的起源”“就使儿童自己去观察植物、昆虫、鸟类等等发生和发展的演变；以正确的认识事物与现象相互之联系，推演出简单的规律性”。这样做，就在小学“各年级的国语、自然、地理，算术等课程中”“已经打下了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这就是说，在各门课程中，也就是在各科教材中既要贯彻各类科学知识，又要贯彻政治理论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唯物世界观。为了丰富知识内容和思想内容，使知识性和思想性广泛地结合起来，他进一步指出：小学算术教材，要加一点简单的代数、几何、三角的常识，小学语文教材，识字要从简到繁，内容要丰富，像百科全书；从简到繁，体现认识规律，内容丰富，体现思想性、政治性和知识性；注重文化基础，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基础知识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学用一致。

（三）基础知识与专业技术相结合。徐特立主张“知识技能兼到，合之即能行之”，不赞成“重知识轻技能”，也不赞成重技能轻知识。他说：“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只有专门技术，必然会行不通。”当然，如果缺乏最基本的专门技术，也必然是行不通的。因此，他指出：“文化学习应给以一般的基本的知识……技术学习应给以专门的知识。”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基本事业知识，现代不可少的知识，不拿无用的材料困累自己。”他在这里强调了基本知识和专门技能，特别强调了基本事业的知识和现代不可缺少的知识的教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徐老不拿无用的材料困累自己的话，是引列宁的话来说的。列宁说：“旧学校里采取十分之九无用而十分之一歪曲的一大堆的办法……这种知识，困累了人的头脑。”由此可见，教材突出知识重点是十分重要的。(www.xing528.com)

（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徐特立主张“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并且运用这一原则来指导编写教材。他提醒人们贯彻这一原则时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指出“小学教师要求参加轰轰烈烈的建设问题，基本上是不能否定的，但不应脱离教育岗位”“这要见于具体实施，不独是小学教师的工作”“小学教科书的编辑者也应该注意这一点”。他说：“理论不与实际结合，就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实际没有理论的指导，就会变成一种狭隘的经验综合。”为了使理论与实际结合，他特别强调，课程和教科书要民族化，要联系中国的实际国情。他说：“过去我们大学采用的外国课本虽然是科学的，但不是民族的，不独其内容不切合中国实际，而其文字也是外国的，所以内容与形式都带着买办性。这就缺乏民族性，而不能替民族服务。”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搬来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条件，也是无益的”。所以他主张“整理民族的史料”，使我们的教材“能够看出民族的特点，民族的血肉关系”。

总之，他对教材编写的原则十分明确，态度严肃认真。他主张教材既要有思想性，又要密切联系社会和学生生活的实际；思想性要与知识性兼顾，不能顾此失彼；教材深浅程度要适当，各年级要有分别；教材编写要边用边改，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