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国文学史上的讽刺杰作

一、作者、作品简介

《儒林外史》,清代吴敬梓作,共五十六回。成书于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1803年(嘉庆八年)。小说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做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该书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清代小说家,安徽全椒人。吴敬梓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享年五十四岁。他自幼天资聪颖,善于背诵记忆;年岁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其精通《文选》,性格豪迈,数年后将旧家产挥霍俱尽。雍正十三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他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二十年的时间,直到四十九岁时才完成。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在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二、作品内容简析

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

元朝末年,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从小替人放牛,他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结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国,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叹:这种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仅不会为国家选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将来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荣身之路了,他们因此会把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王冕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与姐夫来到省城,走进了贡院。他触景生情,悲痛不已,一头撞在了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满地打滚,哭得口中鲜血直流。几个商人见他很是堪怜,于是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马上就向众人磕头,说:“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不久,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作朋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过了几年,他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在广州,周进发现了范进。为了照顾这个54岁的老童生,他把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终于发现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于是将范进取为秀才。过后不久,范进又去应考,中了举人。

当时,范进因为和周进当初相似的境遇,在家里备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当范进一家正在为揭不开锅,等着卖鸡换米而发愁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范进从集上被找了回来,知道喜讯后,他高兴得发了疯。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给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这场疯病。转眼工夫,范进时来运转,不仅有了钱、米、房子,而且奴仆、丫鬟也有了。范进母亲见此欢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气,竟一命归了西天。胡屠户也一反常态,到处说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会与常人一样的,对范进更是毕恭毕敬。后来,范进入京拜见周进,由周进荐引而中了进士,被任为山东学道。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同时也豢养了一批贪官污吏。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

高要县知县汤奉,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各项法令严加执行。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汤奉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师父活活枷死,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罢市。事发后,按察司不仅没有处罚汤奉,反而将受害的回民问成“奸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之罪。如此“清廉”的知县,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八千两银子。

官吏们贪赃枉法,而在八股科举之下,土豪劣绅也恣意横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夺。为了霸占寺庙的田产,他唆使七八个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让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

高要县的监生严致和是一个把钱财看作是一切的财主,家财万贯。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他吝啬成性,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

他的哥哥贡生严致中,更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同时也毒害着整个社会。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杭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争着购买,五省的读书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完全堕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帮凶。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儿,栖栖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凡此种种从明朝成化年间以来形成的风气,到了万历年间则愈演愈烈。科场得意,被认为才能出众;科场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无能。大户人家讲的是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马。儒林堕落了,社会更加腐败。看来,要寻找不受科举八股影响的“奇人”,只能抛开儒林,放眼于市井小民之中了。

哪知市井中间,真的出了几个奇人。

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写得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性格乖张,但凡人要请他写字,他要斋戒一日、亲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靸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日大雪天,他的烂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让他换鞋,他居然说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一次,他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写字,拿来就写,当一位有权有势的乡绅要他去写字时,他竟破口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关一带卖火纸筒过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将进来,碰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大家开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们同王太刚下了半盘,就不得不投子认负,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像他们这样淡泊功名利禄的隐士在市井中还有,只不过在那些达官贵人看来,追求功名利禄才是正道。

三、主要人物解读

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小说以描写各类典型人物为其主要特色,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的描写,很好地体现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www.xing528.com)

1.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尽管从王冕到杜少卿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企图恢复文人群体自尊和优越感的强烈愿望。

2.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账,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3.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4.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话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儒林外史》中四类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寄寓的美好的理想,同时也看到了作者对于文士和科举的批判与讽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塑造的特殊是因为科举考试对文人的迫害严重,并不只存在于一人一事或几人几事之中,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且这种毒害直达人性的骨髓。也正是因为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四、推荐理由

惺园退士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与他以前的小说相比,《儒林外史》更具有思辨和批判的特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虽然对黑暗现实的揭露颇为深刻,但主要是表述理想,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写得更光彩照人。《金瓶梅》对于社会现实展现和暴露多于批判,而《儒林外史》则主要是通过对丑恶现象的批判揭示其理想。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在小说中是次要的,也并不动人,而作者所抨击讽刺的人物却活跃其中,成为光彩的艺术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不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社会问题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