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生法制化是以调整文化民生领域社会关系为目的创设相关法律规范的活动，文化民生立法是推进现代文化民生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应完善文化民生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政府的文化民生责任和各类文化民生提供主体的权利、责任，制定相关工作规则、工作程序和行为规范，为文化民生体系建设提供法治[3]保障。
在推进文化民生体系建设中，重庆市先后出台了“三馆一站”的免费开放和绩效评估方案；还加快制定现代文化民生体系实施意见和实施标准、政府购买文化服务实施意见和指导性目录、区县广播电视台标准化建设方案、社会博物馆免费开放绩效评估方案等一系列具有重庆特色的政策、制度，为推动文化民生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16年12月1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并通过了最终审议。在此背景下，作为地方性法规预备项目的《重庆市公共文化服务条例》于2016年12月完成了立法文本的草拟。
通过立法保障现代文化民生体系建设，一是以保证公益性为根本。文化民生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活动的服务体系，其成本由税收形成的公共财政提供基础保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文化民生立法首要保障的必须是文化利益和文化目标的公共性。二是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为核心。在立法当中要尊重和关注公民的文化需求，注重发挥公民作为文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并促进公民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参与，以不断满足公民的文化消费和文化发展诉求为出发点和归属。三是以优化公共文化秩序为主线。既强调通过法律规范引导文化民生活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始终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积淀和塑造社会文化价值共识，又侧重于构建现代化的文化民生治理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文化民生的长效机制，营造充满活力的有序的公共文化环境。四是以促进均衡发展为关键。通过法律规范和制度设计，保障地区间、城乡间、不同群体间的公民都能公平、平等地享有文化民生产品和服务，实现其基本文化权益。
第二，深化文化民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人民群众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健康向上、品质优良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构建现代文化民生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导向，加强公共文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对公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实施文艺精品战略，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切实提高公共文化产品质量。调动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供给。建立健全群众文化需求跟踪反馈机制，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提供更多群众喜闻乐见、充满正能量的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努力实现文化民生“适销对路”，让群众真正喜欢文化、参与文化、创造文化。
一是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文化内容生产机制。随着现代传播技术和文化消费理念的转变，文化传播者与文化接受者的身份界限逐渐消解，人们接受文化信息的渠道已经不再局限于政府主导的各类传播平台。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信息制造者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民生部门的范畴。“人人皆是传播者”的“全民传播”实现了由“政府部门单向传播”向“多元主体双向传播”的转变，“去中心化”“用户创造内容”逐渐成为文化民生生产环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力改变场所固定的和封闭的文化服务传播手段，实现主流渠道、民营企业、文化类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广泛参与，多屏传播、多终端接收，权威媒体与自媒体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结合，非营利性经营与专业化经营相结合，社会管理与人文营造相结合，有效推动基层文化服务普惠大众，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优化文化民生的内容生产。
二是建立文化民生效能的考评机制。加强公共文化传播的绩效考核，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播效果监测和应用的考核标准，引导公共文化生产，确保产品“适销对路”。通过建立覆盖公共文化传播目标、媒介选择、受众反馈等环节的可控可测的效果评估机制，检测文化民生的有效性，确保文化民生的高质量。积极创新文化民生政策，通过研究供求关系，依托绩效数据，分层次、分地域合理配置文化资源，有效节约成本，提升文化民生的效率和水平。尝试建立以需定供的“群众需求项目化”的公共文化建设绩效管理机制，从数量、质量、供给方式、服务态度等多方面全面整合，综合保障各类人群的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文化民生传播的针对性。逐步探索公共文化活动的“奖惩机制”，加强对文化活动组织者传播意识的培养，强化目标和绩效意识，注重文化活动的高效传播。
三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现代文化民生均等化，人才均等化是关键。就构建现代文化民生体系来讲，人才只有在数量和质量上实现了均等化才能保障文化民生的服务均等化。人才均等化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相对均等而非绝对均等，并不意味着文化民生人才数量和质量的简单平均化和无差异化。应通过完善的人才保障和激励机制来激发人力资源的活力；加强统筹管理，建立协同机制；通过文化志愿服务激励保障机制，大力推进文化志愿服务；通过基层文化民生培训上岗机制，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素质；通过人才交流机制，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进行支援。
第三，着力彰显科技创新作用。
构建现代文化民生体系，必须紧跟现代科技发展趋势，积极推动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深入实施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推动文化领域共性技术、文化产品生产服务技术、文化传播信息技术等实现重点突破，加大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在文化民生中的应用，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整合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统一服务平台，优化网络服务环境，提高公共文化的覆盖率和服务效能，让人民群众享受丰富、高效、便捷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一是以科技创新促进文化民生全面覆盖。文化民生重在保障全体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过去产品缺乏，且难以为远距离、长效化服务提供渠道和手段，一些偏远山区、贫困地区，事实上难以实现有效覆盖。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数字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时空、渠道、手段的局限性，使在线远程提供、实时同步提供、专用装备就近便利提供，以及交互式、体验式、跨区域提供等成为可能，使“地无分东西南北、城市乡村”，均实现文化民生的全面、均衡覆盖。
二是以科技创新促进文化民生均衡发展。运用现代数字网络技术，采用“数字文化一体机”、小型无线发射装置、远程实时辅导系统、专用视听设备等技术手段，实现大量、快捷、精准、低成本地传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在相当宽阔的领域实现产品远程更新、服务实时同步、需求和评价即时反馈的特点，逐步深化区域、城乡均衡发展，不断提高不同人群之间享受文化民生的均等化水平。
三是以科技创新打通文化民生“最后一公里”。在现代社会，可借助科技手段，提高文化民生实现路径的多样化水平，提高供给主体和传输渠道多元化的适应性，少一些内容浮泛、目标游离、“大水漫灌”，多一些“分众服务”、供需合一、“精准滴灌”，提高实效、维持长效。(www.xing528.com)
四是以科技创新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能。积极构建公共文化云、公共数字网站、公共文化信息智能服务终端、公共文化数字流动站等数字化传播载体，将图书馆、文化馆、艺术馆、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等传统文化民生空间的海量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积极研发各类APP（应用程序），通过“一站式”门户平台和丰富的智能终端接入，着力打造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等数字化生产与储存空间，为公众按需索取、随时随地获取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提供保障，从而形成“大文化”数据库，真正实现“参与式”文化民生，构建智能化文化服务空间。
第四，加快文化民生社会化进程。
一个良好的资金保障体系是文化民生的血脉。国外经验表明，政府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只能进行有限度的投入，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引导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进行投资。在现代文化民生体系里，政府依然负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首要责任，但政府主导并不等于政府包办，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是文化民生的唯一供给主体。促进文化民生社会化，是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的内在要求。应探索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共建共赢的模式。
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积极探索将财政投入以直接拨款为主转为购买服务、项目补贴、以奖代补、基金制等多种方式的路径，形成竞争机制。政府面向全社会一视同仁地发现、扶持购买对象或多元主体，精心培育专业化领域，公平、规范地运用好市场机制，综合运用规划、政策、标准等行政工具，加强对社会和市场的指导和监管，对购买服务的社会效益和资金运用效益进行综合评估，使资源配置从文化系统“内循环”逐步转为面向市场和社会的“大循环”，逐步改进公共文化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构建多样化文化民生运营模式。一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运营模式。政府根据各文化单位的职能，通过指定或政府采购的方式挑选运营机构，与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权利责任，制定服务标准，优化人事和薪酬制度，建立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设立政府部门、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督评价体制等。二是营利组织运营模式。按照营利组织在文化民生体系不同环节发挥的作用以及和政府合作的方式，营利组织运营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即委托生产、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三是非营利性机构运营模式。非营利性组织基于在公共文化运营中所发挥的功能，通常可以采用三种模式：服务替代、拾遗补阙和协同增效。
第五，不断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应更加明确区分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关系，各归其位、各负其责，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高效地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建立健全现代文化民生组织体系，改变过去公益性文化组织机构“孤岛”式的存在形式和运行方式。
通过建立健全重庆市文化民生的民主管理体制，确保文化民生单位不偏离自身的公益属性，不断提升文化民生的质量和绩效。通过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文化民生单位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吸纳社会各界代表和群众广泛参与，构建以公益目标为导向、内部激励机制完善、外部监管制度健全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实现决策、执行、监督三方的有效制衡，最终形成文化民生单位独立运作、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现代文化民生运行体系。与此同时，逐步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注释】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页。
[3]法制强调法律规范的制定，法治强调动态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以及守法等活动。本书有一定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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