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的政府责任：优化与提升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说，今天世界上“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术。一句话，我们正在走向更加全面理解进步的时代。进步再也不会是自动化的成就，也不会单以物质标准来衡量了”^[3]。文化需要是人的一种内在的普遍需要，是民生的重要内容，是人幸福快乐的重要标志。文化由生活在特定时代中的人所创造，也必须服务于特定时代的人。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是当代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文化权利是继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之后，公民权的又一项重要的内容。文化权利作为公民权利的属性，意味着保障和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文化生活虽然具有“自身自发”的性质，但国家对于文化权的形成、保护会帮助建构“客观法”意义上的文化权法律秩序，并以不同的方式扩展了个人之行动能力，从实质上促进了文化权的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的文化建设，就是要促进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重建现代国民的精神家园和公共生活的空间。在这方面，公共文化以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内容，求真务实的文化精神推动着大众观念的进步和素养的提升。

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基于“以人为本”的政策设计的。公共文化具有公共性的物质形态和规范性的精神内核。在外延方面，公共文化是指在文化的表现形态上具有公有性、公众性、共享性等公共性特征的文化形态，它借助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馆及其负载的文化资源，发展资源共享性、群众参与性的文化；在内涵方面，公共文化是在文化的精神品质上具有价值导向性、道德规范性等内在特质的文化形态，它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公共精神和社会归属感，追求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整合。公共文化是“工具”与价值的统一体，它确立了文化发展的价值标准，重新发掘对公共文化深层意义的检讨和公共价值的建构，从而避免使文化沦为感性化、娱乐化、平面化的伪文化形式。公共文化是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文化形态，它关注公民文化权利、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具有“核心价值引领”和“公共需求导向”的功能，从而在社会规范建构、社会秩序维系等方面发挥着润物无声的作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社会文化公平，是现代民主政府的基本责任，需要通过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建设来促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文化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经营来生产供给，并通过有偿的服务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但一些事关公民文化权利实现、公众普遍精神需要满足、社会根本利益维护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必须由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来提供。《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乃至多数国家宪法都确认文化权利是人权的基本要素，这意味着公民的文化权利不再是民主政府的恩赐，不再是国家纯粹的道德义务，政府对文化权利负有尊重、保护和促进实现的义务。公共文化建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表达着文明社会以人为终极发展目标的理念，标志着国家赋予和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宪政文明。公共文化建设，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进行制度创设和政策设计，以实现人的文化需求、保障人的文化权利、维护社会的文化秩序。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将公民的文化权利确认为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重要方面，赋予公民在文化发展中的表达权、选择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着力促进“文化民主”和“文化民生”建设。

中国从生存型、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小康型社会的全面转型，使人的文化需求得到全面释放；而伴随着社会民主的进步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文化权益也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保障好、实现好人的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建设的成果，成为政府文化自觉、责任担当的重要方面。事实上，国家对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护包括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两个方面。在消极义务方面，国家应通过立法和司法，提供公民文化权在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在积极义务方面，国家应通过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国民的基本文化需求。(www.xing528.com)

基于对公民文化权利的确认，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政府切实担负起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责任，引导文化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