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念的变迁及其对史学研究的影响

史学研究必定要以一定的历史观念为指导，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型首先应该是历史观念的转变。历史是什么？历史学者能否认识历史？应该以怎样的观点作指导来认识历史？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读，会产生不同结论，从而影响到具体的史学研究。

《史地学报》非常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自创刊起首先讨论的就是上述问题，在创刊号上开首第一、二、四篇分别发表了徐则陵（《史之一种解释》）、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缪凤林（《历史与哲学》）等人的文章对此做出了回应。这些文章一方面是对古今中外的历史观念作了回顾与介绍，另一方面则对这些观念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学人于此可以对古今中西之历史观念有大概的了解。徐则陵在《史之一种解释》一文中将历史观念表达为“史之解释”，即“学者对于人类活动意义之研究”。他分别对以孟德斯鸠为开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自然派）和马克思创导的唯物史观（史的经济解释派）做出了自己的评价，认为“自然派谓人类活动受自然环境之影响，其言亦有至理，然谓据此一端即可解释人事之变更及发展则未免武断”，气候和土壤不足以概括自然界的所有，而且，自然界的影响更多局限于人类社会的开端。这种对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对于唯物史观，作者却简单地将之理解为“一切人类活动之源于物质需要”，并列举人类诸多精神生产活动加以反驳，显然是错误的，并未深究唯物史观的真正内涵。由此，作者由唯物走入唯心，认为“人类活动以主观的势力为主要原因”，服膺于穆勒（Mill）等人的唯心史观，主张从个己或群众心理出发来解释历史[3]。

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一文则最具系统性和代表性。陈氏将古今中外之历史观念概括为美术史观、宗教史观、道德史观、政治史观、哲学史观、个人史观、科学史观、社会史观、经济史观、地理史观、综合史观。这里显然他将历史的观念与史学的观念混为一谈，如其所谓的美术史观、道德史观、政治史观、哲学史观、社会史观等都属于史学观念的范畴，谈的是史学的文学性、道德教化功能以及鉴戒功能等问题。虽如此，他从人类以何种的角度观察历史出发，对各种观念进行了各有臧否的评判，认为只有以一种综合的角度去观察历史，“为史学最公允恰当之解释”（这里所谓“史学”当指历史），主张综合史观，对于各种史观皆予以认可，“归纳各方面的原因以说明史实”，“博采众见，而不陷于一偏也”[4]。缪凤林则从历史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了这一问题，他强调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认为史家认识“史之公例”，有三个方面的困难：“1、人心至难捉摸，不能谓人人遵一轨道进行；2、古今史料破碎不全，又皆不可尽信，将欲证明，其难可知；3、历史事实，乃‘螺旋式之运动’（spiral movement），有无限之进步，而其进也不可知也。”他否认了黑格尔对历史发展提出的正、反、合之说，同时对于唯物史观，也认为只能解释历史的一部分，他说：“二氏之说，皆难谓史之公例，现今史之公例，为史家所公认者，曰‘史之绵延’（Continuity of history）”[5]。(www.xing528.com)

此外，《史地学报》还连载了胡焕庸译《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费尔格雷夫J.Fairgrieve原著）（第1卷4期，第2卷2、3、5、6期）一书，使学人对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从史学观念走向具体的研究有了一定的了解。

综观上述观点，《史地学报》与西方史学思潮的鼎故革新相关，是建立在西方史学思潮背景下展开讨论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受到相对主义的挑战，新史学思潮逐渐成为主流，他们强调历史的相对性，强调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同时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也得到更加广泛的宣传。因此，面对西学冲击的中国史家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中。《史地学报》从创刊起就注意到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并对此做了介绍与批评。对于中国史学界认识了解国际学术潮流起了宣传与推动作用，对于学人进一步从传统的宗教史观、英雄史观等观念中摆脱出来也起到了作用。可以这样认为，无论他们所选择的观念正确与否，其展开的宣传与讨论，对于处于资产阶级时期的史学发展功不可没。同时，我们应该将文化观念与历史观念区分开来，由于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宽容态度，而对新文化运动更多地采取批评的态度，简单地将《史地学报》之群体的历史观念划归为保守是不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