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顾颉刚与古史论战

古史辨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主潮之一，其兴起自然有学术发展自身的内在逻辑，然而也会受到社会文化传播条件变化及学术机制革新的影响。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史学期刊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同时也为古史辨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近代史家的职业化走向亦是促进古史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职业性史家与报刊的结合意味着史学研究与现代传播机制结合的完成，他以古史辨的形式催生了近代史学的科学化。

1923年顾颉刚提出“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的”这一命题，古史讨论遂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的主潮之一，自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到1941年出版第七册，享誉史坛的众多学者参与其中，期间共发表学术论文350余篇，几乎伴随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发展，其影响所及，至今犹存。顾颉刚发表这一论断时31岁，正值他学术生涯的开端，并非史坛名流。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中原委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探讨这一运动得以兴起的原因，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二十世纪‘古史辨’学派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存在于传统学术之中，所以它首先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在五四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又是‘五四’时期西方新思想迅猛传入，中西学术交融出现高潮的产物。”[38]这些观点无疑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学术的发展自然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然而也会受到社会文化传播条件变化及学术机制革新的影响，我们试图从学术发展与社会生活背景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以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为切入点，探讨史学期刊的发展与近代史学发展的关系及史家的职业化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探究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过程。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被首次提出来，该文发表于胡适所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在此之前，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就以书信的形式讨论辨伪问题，当胡适请顾颉刚编《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时，顾颉刚就将与钱玄同的信节录一部分，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同时给钱玄同去信，希望他将辨伪的见解多在此刊上发表，信中提到“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如能由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39]这里顾颉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将古史辨伪的讨论扩展开来，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而实现的形式就是将信件中讨论的内容公开发表。此后，《读书杂志》从第九期开始至第十七期止，连续发表了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等人辩论文章（信件）九篇。古史讨论成为热点，轰动一时。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古史辨的兴起除了其自身的吸引力及与传统学术的关联外，报刊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什么是媒介？用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的话说，媒介是插入传播过程中借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是借助技术手段以沟通传者与受者的系统[40]。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界定：媒介即信息[41]。意即媒介所产生的影响除了由它所载内容决定外，它的形式本身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无疑是对媒介重大意义的最简练概括，对于我们理解报刊在“古史辨”中的作用很有启发意义。

如前所述，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而史学期刊的兴起更是促进了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可以这样认为，至1920年代，史学期刊的发展已经为顾颉刚提出古史辨并成为热点提供了充足的环境。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体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灭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42]。史学期刊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他的发展正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观念的开始。古史辨正是这一新的文化观念在史学领域的展开。

顾颉刚认识到了报刊的功能及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从顾颉刚早期的读书生涯中我们可以窥其一斑。在读私塾期间，他就开始接触报刊，在《新民丛报》上读到梁启超“浅显畅达而又感情丰富”的文章时，“俨然有古人痛饮读《离骚》的样子，把作者的感情和自己的感情融化而为一了”[43]。在进入中学后，顾颉刚托人到上海将当时影响较大的《国粹学报》全部买来进行习读，以后一直读到辛亥革命时此刊停刊为止，使他认识到“过去的中国学问界里是有这许多纷歧的派别的”[44]。1909年，于右任在上海主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呼日报》发刊，顾颉刚被其吸引，开始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转变了以前的保皇顿向。辛亥革命爆发后，顾颉刚更是以读报为主要任务。进入北大学习后，顾颉刚开始与傅斯年等人编辑《新潮》杂志。其后，顾颉刚主编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大众知识》、《边疆周刊》、《史学集刊》、《齐大国学季刊》、《责善半月刊》、《文史杂志》、《文讯》等多种刊物。总之，无论是阅读还是亲自参与编辑，顾颉刚的读书生涯中，始终没有离开报刊。报刊对他的思想及知识积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得顾颉刚对报刊之于学人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这在我们前引1935年顾颉刚与谭其骧的信中有明晰的表达[45]，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顾颉刚对报刊的传播作用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并将这种认识付诸到实践活动当中。这可以说是顾颉刚因古史辨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总结。

报刊作为一种传媒具有议题设置的功能。1968年，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维尔·麦考姆斯和唐纳德·肖率先提出“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虽然大众传播媒介不能直接决定人们怎样思考，但是它可以为人们确定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因此，当大众传播媒介大量、集中报道某个问题或事件，受众也就会关注、谈论这些问题或事件。显而易见，报刊作为大众传媒之一，可以使某些事实和观点从人们的生活中凸显出来，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的”，所谓层累的造成，“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越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46]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其属于一个“议题”，这一“议题”被顾颉刚提出来，并通过《努力周报》这一有较大影响力的报刊予以发表，随着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等诸多学者参与讨论，被很快的“设置”起来，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随后柳诒徵、魏建功、李玄伯等众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讨论古史，这些学人所发表的文章分别登载于《史地学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报刊这一新型的媒介参与，古史讨论的影响将不会如此之大，也很难继续下去。

史学期刊的发展为古史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史家的职业化走向为古史辨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所谓史家的职业化，简而言之，是指史家以史学作为工作对象并获取一定的报酬得以安身立命的社会分工形态。讨论史家的职业化，必须要联系到近代学术和教育机构的建立以及稿酬的出现。学科体制的建立使得史家得以从传统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从依附于封建国家到依附于近代的学术及教育机构。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使得稿酬开始出现，为史家又提供了一个经济来源。

中国古代就有史官，至魏晋时期史学开始确立。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史官作为古代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以修史为主要职责，但并没有脱离与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史家缺乏独立的人格。历代的私家修史，与学者自身的志趣相关，并不以治史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在史学以官方为主导的情况下，史家多以“修”史为务，缺少对历史的进一步的解释。当然史家在修史过程中必然有对历史的解释在里面，但这种解释很难说是一种有意识的作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家缺乏职业性导致的最严重的缺憾，亦是梁启超在对传统史学批评中所指出的“四弊二病”中的本质所在。中国史家的职业化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而逐步确立的。1905年，清廷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废除科举制，这一举措的客观效果是彻底切断了读书人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传统知识分子失去了依附国家权力的渠道，迫使知识分子开始向近代化转型，皇权意识逐渐淡化。失去了科举入仕的追求，知识分子为了谋求出路，开始向社会各个行业流动。凡举公司、企业、商务、报馆、学会、自治乃至新军都成为他们的“用武之地”，以至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绅商”阶层。据一份20世纪初报刊编辑、记者、主笔出身表显示，48名编辑、记者、主笔中，有42名具有传统功名，占87.5％[47]。因此，就学术发展来看，知识分子的分流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而且使得知识分子摆脱了皇权的束缚，具备了独立的人格，出现了以现代学科分类的职业知识分子。

在这一知识分子职业转型的过程中，史家的职业化首先与清末民初的学术教育机构的建制及其发展密切相关。在洋务运动时期业已出现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及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但这些学堂“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48]，史学在其中并不作为教习的内容。戊戌维新之际设立了京师大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堂。戊戌之后，先后兴办的大学堂有陕西的宏道大学堂、山西的晋省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河南大学堂、两湖大学堂、广东大学堂、江苏的南菁高等学堂等[49]，这些新式学堂一般都将史学纳入教学内容，强调“鉴戒”，其中的经世色彩较为明显，史家开始具有职业的性质。至民国初北京大学等一批新式大学的建立，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的建立起来。这些大学与学术机构有较强的独立性，史学作为诸多学习科目中的一类，教学与科研成为学者的本职工作，亦是史家得以获得酬劳的最基本方式，史家的职业化开始真正形成。

另外，稿酬制度的出现也为史家的职业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稿酬古已有之，即称之为“润笔”，但不具有普遍性，大致不出官府赏赐和私人酬谢两途，而且基本上没有定例。稿酬制度与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相伴而生，随着报刊业的不断发展，报刊从初创时期单一的宗教政治舆论宣传工具向产业性转化，随之与出版报刊相关的职业性的工作人员如编辑、记者、经理人等亦大量开始出现，同时写作也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据郭浩帆的研究，最早确立近代稿酬标准的是绘画界，而后是小说界[50]。至于史学类学术性质的文章是否具有稿酬，就早期的专业性史学期刊《史地丛刊》《史地学报》《史地研究》等刊物来看，都没有明确标明是否有稿酬。但在1905年前后的上海报界，写作“论说”文章是有稿酬的，大概是每篇五元。如顾颉刚曾应郑振铎之邀，作《〈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售与《小说月报》。另外就史学类图书的出版来看，视出版销售数量的多寡也有数量不等的稿酬，顾颉刚大学毕业不久，曾经就因经济上的困难试图“拿著书来做主要职业，拿版权来做主要收入”[51]。就《古史辨》第一册出版的情况来看，因为其销路很大，连续出版十次，由此奠定了朴社的经济基础。当然就整体来看，史学类学术性文章支付稿酬的现象不是很普遍，同时稿酬也只是作为史家经济来源的一种补充，但其存在也是促成史家职业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史家的职业化使得史家以学术性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不囿于政治权威的束缚，史学进入真正的科学研究阶段，也必然促进史学的极大发展，古史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产生的。我们从在古史辨兴起时，参加讨论的主要人员的职业性可以得其大概。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容庚诸多参与到古史讨论的人，大多依附于近代学术教育机构，学习或就职于与史学相关的职业，正是有这样一批职业性的史家的参与，古史辨才得以兴起并延续下去。同时，在这样一批具有职业性的史家面前，科学理性批判的精神受到张扬，宗教信仰的藩篱被打破，史家的职业化意味着史学的科学化走向。

职业性的史家与报刊的结合意味着史学研究与现代传播机制结合的完成，这样一种新型的学术机制，必然对史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它突破了古代史家单独研究的局限，能够将问题公之于众，让更多的学者参与到所研究的问题上来。留学归来的傅斯年看到了西方学术机构对学术研究的巨大影响力，回国后起而效仿创办史语所，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这样写到：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提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找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齐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52]这里傅斯年所要强调的是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对学术发展的影响，认为现代的学术机构的建制为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但是傅斯年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报刊的发展同样也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这一问题被留学归来的洪式闾注意到了，他说：“各种研究所，各有其专门之杂志，以发表其成绩。”[53]通过报刊这样具有广泛传播效力的工具，史家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更容易融入到当下学术研究与讨论中，通过讨论及相互之间的启发驳诘，使得对所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这样坦言：“我又非常感谢刘楚贤（掞藜），胡堇人（治征）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逼得我愈进愈深，不停歇于浮浅的想象之下就算是满足了。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使得我无论哪个小地方都会亲自走到，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励寻求智识。”[54]可以说，正是史家通过史学期刊得以相互影响，不断推进自身的研究，古史辨是这一形式的开端及明证。

另外，就古史辨所讨论的内容来看，他本身亦符合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需要。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首先必须对古史做出清理，打破原有的一整套为帝王政权服务的古史系统，顾颉刚就明确主张“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认为“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55]。传统的古史系统以为三代为理想社会，其后历史的发展则是每况愈下，这一古史系统存在于为整个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经学元典之中，打破原有的古史系统就等于无形之中消解了对经学的崇拜，原来的经学成为了史学研究的领域，整个传统社会所为之尊崇的价值观念也必然随之瓦解，科学理性的精神受到尊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职业性的史家与报刊的结合，以古史辨的形式催生出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

近代史学的科学化是一个逐步确立的过程，一方面是伴随着近代大学及其研究机构的建立而学科化，另一方面是以梁启超为开端的一批学者的不断开拓而使史学逐步与近代学术体制相适应，从而推动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在这一科学化的进程中，古史辨的讨论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确立的标志，是史家与报刊相结合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与报刊的结合并不以古史辨为始，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但并没有对中国古史做出具体的研究与讨论，这说明在史学从传统到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缺少职业性的史学家的参与，使得讨论及其转型难以完成，因此梁启超更多地是提倡宣传之功。论者指出“自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的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56]。但直至古史辨的提出，这一新型的学术机制才得以真正完成。古史辨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通过大众媒介公开的学术讨论，职业性的史家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来研究中国历史，至此，中国史学研究真正走向科学化。没有作为现代传媒的报刊，史学的科学化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同样，没有在现代学术机制下产生的职业史家，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亦将不会如此迅速。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3]据统计，1903年以前全国共有工厂12415家，1912年为24765家，十年间增加近一倍；虽然1916年这个数字降为16957家，但还是远高于1903年以前的总数；此外，截止1909年注册工厂的总数为475家，而到1910年注册公司总数则为1167家。地域方面，则以江苏为最多，占注册工厂总数的1/3以上，其次为直隶、浙江、广东和山东。资本方面，1919年的总额约为14740万元，其中棉纺工业为4612，8000元，占总数的近1/3，其次为铁、电及面粉。参阅1922年《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五十年来之中国·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上海：上海书店影印版，1987年。

[4]陈梅龙、苏冲：《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初探》，《学术论坛》，2005年第11期。

[5]这里所谓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是相对于传统社会专制史学而言，指的是史学工作者以较为开放自由的方式来从事史学研究，通过书刊等相关媒介，将其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以学术研究发展自身为目的较为理性的参与学术研究与论争。

[6]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19页。

[7]《六合丛谈》，1857年1月26日在上海创刊，为上海第一家传教士报刊，同时也是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主编为英国伦敦传教士亚历山大·伟烈亚历（Alexander Wylie），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印刷出版，每月出版一册。

[8]《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1876年2月创刊，在上海出版，初为月刊，第五年起改为季刊。由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编辑，格致书室发售。为北京出版的《中西见闻录》的继续，停刊时间未详。

[9]《万国公报》，1895年8月17日创刊，在北京出版。原刊未署出版日期，似为两日刊。系康有为所创办，为维新运动最早的宣传刊物，《中外纪闻》的前身。

[10]《中西教会报》，（Missionary Review），1891年2月创刊，在上海出版，月刊。美国人林乐知（Yong J.Allen）主编。1893年12月停刊，共出35册。1895年1月复刊，册次重起，先后由美国人卫理（E.T.Williams），英国人高葆真（W.A.Cornaby）等主编。至1912年1月从第234册起，改名《教会公报》，1917年2月停刊，共出292册。

[11]《六合丛谈》刊载了一些介绍古希腊、罗马历史人物的传记，如《海外异人传：凯撒》（韦廉臣，第二号1875年2月26日）、《基改罗传》（艾约瑟，第八号，1875年8月20日）、《荷马传》、《士居提代传》（艾约瑟，第十二号，1875年12月16日）；《格致汇编》刊载了《英国新史略》（艾约瑟，第二年第八卷，1877年9月）、《俄国志略》（鹭江寄迹人译纂，第三年第五、六、七、八卷连载，1880年6、7、8、9月）、《俄国边界图并中俄条约说》（第三年第八卷，1881年1月）、《英法俄德四国志略》（第七年第三卷，1892年秋季）等文章；《万国公报》对《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进行了介绍，先后发表三篇序言（第七十五册、第七十六册、第一百三十四册，1895年4、5月，1900年3月），并刊载了有关日本史的论文（《论日本振兴之历史》第二百零九册，1906年6月；《论基督教在日本之历史》第二百零九册，1906年6月）；《中西教会报》更是对古希腊、罗马、埃及、印度、巴比伦、高丽等历史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如《印度史揽要序》（第八十册，1902年4月）、《埃及国千年来史实考》（第八十五、九十册，1902年9月、1903年2月）、《论罗马国》（第九十册，1903年2月）、《论希腊国》（第九十册，1903年2月）、《意大利古传》（第一百零九册，1904年9月）、《高丽志略》（第一百二十册，1905年8月）、《上古巴比伦通国地势论》（第一百七十九册，1907年7月）、《巴比伦古城基址已挖掘论》（第一百七十九册，1907年7月）。

[1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39页。

[13]有关史学书目提要的有：《四裔编年表》、《列国岁计政要》、《西国近事汇编》、《大英国志》、《俄史辑译》、《重订法国志略》、《德国合盟纪事》、《法兰西志》、《米利坚志》、《隔鞾论》、《联邦志略》、《中西纪事》、《普法战纪》、《希腊志略》、《英国水师考》、《欧洲史略》、《罗马志略》、《英法俄德四国志略》、《五洲各国志要》。

[14]分别连载了易鼎《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册）、《五洲风俗异同考》（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册）和周传博《续四裔编年表》（第四十四、四十五册）。

[15]刊载的论文有《种类说》、《亚当世系考》、《挪亚子孙迁徙考》、《亚述国沿革考》、《腓尼基喀颓基考》、《古希利民建国考略》、《古希利民建国考略上：雅典》、《古希利民建国考略中：士帕太》、《古希利民建国考略下：诸国》、《马其顿考略上》、《马其顿考略下》、《后马其顿考略》。

[16]《清议报》第九十、九十一册连载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署名“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第三号、第十一号史传栏发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新史学：论正统》。

[17]这一时期有关国学类的报刊有：《四川国学杂志》、《国学丛选》、《国学丛刊》、《国学杂志》，这些刊物都以国学为名，将史学纳入到国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划专栏刊登有关中国史学的文章。另外，比较关注中国史学研究的还有《文艺俱乐部》、《中国学报》、《庸言》、《中华学生界》、《船山学报》、《复旦》、《南开思潮》等报刊。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文艺俱乐部》以“历史谈——民国史谈”、“历史谈——胜国史谈”专栏发表大量文章，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了研究。

[18]舒芜：《文以刊分》，《舒芜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2-533页。

[19]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见杜维运、陈锦中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台北：华世出版社，1985年，第509页。

[20]有关这方面争论的研究可以参看罗志田：《从正名到打鬼：民国新派学者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中国学术》2001年2辑）之第一节、《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观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3期）、《走向国学与史学“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论文。

[21]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发表在顾颉刚所主持的《燕京学报》（1930年7期）之前，曾给顾颉刚看过，并且与顾颉刚的观念颇为不同，钱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顾颉刚亦欣然刊登此文。另外，钱穆与胡适之间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争论，也是通过《燕京学报》（《关于老子之成书时代之一种考察》，1930年12月第8期）、《清华周刊》（《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1932年第39卷第9、10期合刊）等学术刊物进行的。(www.xing528.com)

[22]《史学年报·发刊辞》，《史学年报》，第一期，1929年。

[23]以其时影响较大的《史学杂志》为例，在其第一卷第一期所刊载的论文就有：《中日民族论》、《悼梁卓如先生》、《班孟坚年谱》、《汉唐间西域及南洋诸国地理书辑佚》、《述宋史质》、《明清间金陵之都市生活》、《校雠学杂述》、《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评戴季陶日本论》、《中央大学十七年入学试验西洋史常识试题纠缪》，内容不仅包括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学家、都市生活而且还包括对史著的辑佚、评价以及对历史教育问题的关注。这说明通过史学期刊这一平台，学者所展现和关注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不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研究模式，而是凭借自身的学识和兴趣进行史学研究，逐步形式了史学研究的多元化格局。

[24]有关史学期刊与史学思潮的关系，详见本书第四章有专门的论述，此不赘。

[25]张其昀：《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学衡》，第五期。

[26]郑鹤声：《清儒之史地学说与其事业》，《史地学报》，第二卷第八期。

[27]傅斯年：《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28]傅斯年：《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2-183页。

[29]顾颉刚：《三周年纪念词》。另外事实证明，在禹贡学会中，冯家升主攻东北史地，史念海主攻唐代地理，聂崇歧主攻宋代地理，王日蔚主攻新疆民族史等等。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禹贡学派的发展，扩大了其影响。

[30]关于这一问题，罗志田曾指出：“‘学术是天下公器’是老话，可当下就要做天下的‘公器’，总试图证明什么，总希望说服什么人，却是包括史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一大根本区别。”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31]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上），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61页。

[32]洪式闾：《东方学术之将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附在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晨报副刊》第5册），第19页。

[33]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

[34]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88页。另外，有关史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纲》第一章第六节有较为系统的论述，题为“史学与社会”，第88-94页。

[35]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36]“发刊词”：《史地研究》，第一卷第一期，1924年。

[37]“启事”，《史地研究》，第一卷第二期，1924年。

[38]陈其泰：《“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

[39]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6-77页。

[40][美]施拉姆（Schramm.W）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

[41][英]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著，叶明德译：《传播工具新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

[42][英]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著，叶明德译：《传播工具新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

[43]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页。

[44]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18页。

[45]此信见上述引文，另外在1934年顾颉刚给郑德坤的信中也提到：“弟为将来事业计，觉得必有一宣传机关，方可激起人们的注意，故毅然创办《禹贡》半月刊，一方面结合有志研究地理之人，一方面为我们出版物登载广告。”（1934年3月2日，顾颉刚致郑德坤的信，《顾颉刚致郑德坤信函辑录》，《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4期。）这两封信都属于私人信件，顾颉刚与谭其骧、郑德坤等共谋《禹贡》半月刊的发展，私交不错。所以，这两封信应该能反映顾颉刚的真实想法。

[4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47]王先进：《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三期。

[48]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页。

[49]庄俞、贺圣鼎：《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77-78页。

[50]郭浩帆：《近代稿酬制度的形成及其意义》，《山东大学学报》，1999第3期。

[5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5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

[53]洪式闾：《东方学术之将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12。

[5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页。

[5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

[5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