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公共领域对研究的影响再确立

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使得史学研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史学研究由私向公转化，学术讨论与论争成为比较突出的现象。五四以后，伴随着报刊业的蓬勃发展，有关学术讨论和论争也此起彼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及有关整理国故的争论[20]。而专业性史学期刊的兴起，更是使得在史学领域的论争具备了可以发挥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和与之相关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许多学者可以借此对诸多问题进行相互的交流和集中的讨论，对于促进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有关古史辨的争论，最初是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等人有关古史讨论的九篇文章，但不久《史地学报》也同样刊发了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等人文章，而且还刊登了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和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其后，《史学年报》对此同样有所关注，发表了《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Arthur.Hummel著，郑德坤译）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总结。学者之间这种交流论争的形式对古史讨论的推进有很大的宣传和促进作用。对于这种学者之间通过学术期刊发表不同的看法，对有关问题进行理性的探讨，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中有过清楚的记载[21]。燕京大学史学会创办的《史学年报》在“发刊辞”中说：“近鉴于观今学术，非闭户独学之所可也，乃忘其铜蔽，刊其师生所得，以与同好一商榷之，冀收他山之助。”[22]这些都表明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确立后，史学研究出现较为健康的发展迹象。

其次，史学研究的取向开始出现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史学思潮不断涌现。史学期刊的兴办、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不仅有利学者之间的论争，促进史学研究的深化和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为史学研究成果的刊载提供了一定的平台，从而形成诸多不同的研究取向。史学研究表现出了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这表现为一方面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相对于以往报刊仅专注于西方史学的介绍有了较大的扩展，史学期刊不仅登载有关介绍西方史学和历史的文章，一些刊物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移到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上来。涉及的内容从时间上来看，上至远古传说下至近代，从内容上来看，涉及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边疆、外交、战争、民族、宗教、民俗及对史书的考订、史学理论方法的讨论、历史教学问题的商榷等诸多问题[23]。另一方面表现为史学研究出现相对集中的趋向，学者通过期刊这一媒介参与某一论题的讨论，或者通过以某种固定的刊物作为平台集中刊载某些共同感兴趣的论题，从而带动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形成了诸多的史学思潮，对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4]。

再次，分工合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史学研究的分工合作并非新鲜事物，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即是典型的代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传统社会中，这一种组织形式更多的受控于封建国家，较易生出弊端，且不能普及于一般史家之间。史学期刊的发展及其公共领域的确立使得分工合作成为了近代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摆脱了传统设馆修史之弊，更多地依靠史学期刊的出版将学人联系起来。学人通过组织史学研究团体，发行刊物，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摆脱了传统社会设馆修史之弊，张其昀曾就历代设馆修史之弊出发，认为“今后中国史学会当如何讲究组织，确定步骤，明立科条，审定区域，使有总纂以举纲领，有编辑以尽分功，以其所能，易所不能，或事分析，或事综合，互助合作，秩然有序”[25]。其时郑鹤声也主张“学术研究，端赖众功”，他认为“而今内外交通，吸收发扬，有应接不暇之势。史地疆界，日益拓广，任重道远，更非合作不为功”[26]。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可以说是分工合作的典范，取得了史学研究的巨大成功。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傅斯年就指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少，以人为单位者较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27]。在创办研究所的时期，傅斯年更是明确提出“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提供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地成了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集众的工作有的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规模的系统研究”[28]而同样在发行史学期刊方面较为成功的顾颉刚和陶希圣两人对此亦深有感触，顾颉刚认为“以前的学术界不懂得分工，他们同读着几部书，向一致的目标求最高的成就，弄得这人的能与不能也就是那人的能与不能，一条路上挤着许多人，却空着许多条路没人走。”因此，他主张分工合作，“各人割了一小部分作深入的研究”[29]。陶希圣也曾说：“搜集史料是不能急不能讨巧的工作。我们现在没有大研究室或记录室，只有一点一滴去集累。但是个人的集累，终究是没有成就的一天。几年以前，就有不少的人感觉到大家分工合作的必要。”而事实也证明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等人通过创办史学期刊，倡导分工合作的理念是成功的，史学研究也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第四，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史学期刊的兴起、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为史学研究成果的出版与发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学术评价机制的变革，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30]。早在1905年，就有学者认为：“一国之文明，系于一国之学术，而学术之程度，恒视其著述之多少为差。著述者，其研究学术之结果乎。”[31]将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多寡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到1923年，强烈主张中国应仿效欧美组建各类“研究高深学术”的专门机构的洪式闾，在说到各种研究所均有专门杂志以发表其成绩时进而指出：“成绩愈多，则其在学术上之地位愈高。而所谓学术中心之所在，即以发表成绩之多寡定之。”[32]主张学习西方这种学术组织机构和评价机制，通过出版与发表研究成果确立学者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其时创办学术期刊较为热心的顾颉刚身上看出大概。顾颉刚对报刊对学人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这在1935年顾颉刚与谭其骧的信中有明晰的表达：“说到创办刊物，你和我的胸怀太不相同了。我办这刊物，固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但必应就力之所及，提拔几个，才无负于天之生才。例如钟风年先生，年边五十，以十余年之精力费于《战国策》上，然而世上有什么人知道他？因为世人不知，而他的文字又不足以表达学问，以致困顿不堪，不能给衣食。此等人我不帮他一下，再有什么人帮他？又如孙海波君，其学力为世所希见，而其文字颇有疵类，不为他改竟不能登。难道我为了爱惜自己的时间而使他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吗？又如马培棠君，有学问，有见解，又会写文章，这种人是很能脱颖而出的，但因他寡交游，没有人为他揄扬，就埋没在一个中学校里。现在我们常登他的文章，竟使注意他的人愈来愈多，我到南到北都听见提起他的姓名了，又有人托我介绍和他通信了。这样地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所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33](www.xing528.com)

第五，史学研究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认识史学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史学的归宿”[34]。史量才曾对报纸的作用做过一番概括：“报纸为现代史记。史记之精神鉴既往、示未来，报纸之精神亦然。”[35]报纸的作用如此，而史学期刊的兴起以及史学公共领域的确立也必然影响到史学研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传统史学相比，通过史学期刊刊载有关史学研究成果，使史学研究更能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有针对性地对社会文化生活发展提出应有的鉴戒。史学研究从独门闭户之学转而面向社会，通过史学特有的社会功用作用于社会，对社会生活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史学研究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如1924年6月出版的《史地研究》第一期，明确标明为国耻纪念号，在发刊词中指出：“5月29日为我国民痛心疾首之纪念日，各处机关学校多休业纪念，本校史地研究会以徒作新亭之流涕无益国势之恢复，思以系统之讲演激发雪耻之热忱，特将国耻之由来、交涉之经过以及关于国耻纪念之种种问题，分别研究以次讲演。兹按当日讲演次序，将讲稿刊发国耻纪念号，为本刊之第一期，聊以作国民立庭之呼云尔。”[36]1924年8月，第二期出版，在封面首页反面刊有“本刊启事”，对第二期的内容做了说明，其声明如下：“关于中俄交涉问题，本刊原拟特刊专号讨论，嗣以中俄协定大纲业经签字，正式中俄会议预备开会之际，国人对于协定大纲成立之经过及俄国之情形急愿得一系统观念，故提前于本刊第二期发表。至于正式中俄会议开会后之情形，本刊当继续与国人究研讨论，特此声明。”[37]史学期刊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不仅仅是因为刊载相关现实问题的文章，更重要的是通过史学期刊的及时传播，史学的社会影响力得以充分地扩大，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期刊的创办与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促进了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而史学公共领域的确立又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得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繁盛局面。

下面我们将以古史论战为例，分析史学期刊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意义兼及讨论近代史学发展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