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半月刊探索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直接导因于其时兴起的社会史论战[39]。而当时参与社会史论战的人大多都陷入空疏的理论争论甚至相互漫骂，“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40]。“有不少文章只是为了参加热闹的论战而写，实际上没有对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过程作深入的钻研，因而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41]。这些带有政论性质的争论逐步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论战的范畴，针对这一情况，作为社会史论战发起人的陶希圣力图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因此，在顾颉刚的提议下，陶希圣决定创办《食货》杂志[42]。1934年12月1日，《食货》以北京大学法学院名义创办，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发行[43]。

《食货》创刊的宗旨，陶希圣有过清楚的表达，即为将中国社会经济史引入切实的研究，陶希圣说：“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相互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这个半月刊用意是这样，并不像过去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激昂，那样的趋时。”

在《食货》创刊号上，陶希圣在《编辑的话》中对如何进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他认为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可以产生，理论并不是仅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的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地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

二、搜集史料是不能急、不能讨巧的工作。陶希圣说：“我们现在没有大研究室或记录室，只有一点一滴去集累。但是个人的集累，终究是没有成就的一天。几年以前，就有不少的人感觉到大家分工合作的必要。不过，一说到合作，先有一个障碍，你我先问一问：‘方法不同，怎能合作？’三两个人就有三两个方法，互相的不同，所以三两个人也就没有合作了。如今细想一想：为什么方法不同便不能合作呢？原来，当时所谓‘方法’的，不是方法，乃是结论。当时的风气是把方法当结论的。各人既有了结论在心里，只有向书籍里去找印证，不必广搜材料。个人的结论既不同，当然，个人所想找的东西便不同，那（哪）能合作，更说不上分工。”

三、把方法当结论，不独不是正确的结论，并且不是正确的方法。陶希圣反对不顾中国历史实际，完全照搬西方社会经济史理论，认为这种做法不过是外国社会史拿来代替中国社会史罢了。说了多少话，写了千万字，一点与中国社会史没有关系。正确的方法是能够把握中国历史上社会现象的内部关系的方法。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并没有明显地、整齐地摆在陈列室里面，这需大家去搜求。所以，论战，要把历史上社会现象找好了，才能打得畅快，打得于中国社会史学有裨益。不然，那只有乱打一番。还有，你既有了结论，又何必再研究呢？

四、不反对先有结论，再去找印证，但是这种方法存在一定危险。关于这种危险，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现在还没有看见过的花，却要铺开纸，拿出笔来描写，这就是危险。”

五、要先有疑问，反对完全就史料论史料。他说：“那自称没有成见的史学家，真没有成见吗？没有的事。他已有很强的成见，不能拒绝别人的成见。便令没有任何的意见在心里，你去哪儿找那个材料去？人家说地是不动的，你去找了半天，不也只有说地是不动的吗？人家说红毛国以外没有外国，你去弄了一晌，不也只有说红毛国以外没有外国吗？你总得有了疑问，有了假设，你才会找证据的，你才能够找着别人没有说出的证据。”[44]

上述观点，可以说是以陶希圣为代表的食货学人所持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也是关于史学研究的一篇很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他们既反对空疏的理论，也反对就史料而论史料，主张材料与方法的结合，用材料来说明问题，以方法来指导研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是陶希圣等人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结果。

对于《食货》刊登论文的标准，陶希圣给予了明确的定位，他说：“这个半月刊要集合，要欢迎在切实的方法之下搜集的材料。只要有相当的材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来，或足够说明一个项目，便可刊登。对于成熟的系统的论文，固然万分的喜悦，便是一个断片，一段落，都可以收罗。”[45]《食货》从1934年12月1日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61期，吸引了全国各地150多位学者，发表了大小论文300余篇。《食货》开始每期只印行两千份，但《创刊号》发行后一星期，便被迫又再版一千份，到第1卷第五、六期，印行数已达四千份[46]。由上海大厦大学创办的《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从《食货》创刊之日起对其刊载的论文几乎每篇都进行摘要，“《食货》在大厦为最风行的读物”[47]。

《食货》的创办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一般认为，30年代初期，国内史学界从事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有四股力量。除《食货》外，一为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一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一为在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杂志撰稿的一批学者[48]。应该说这四股力量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食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于1949年总结新史学发展史的齐思和也说：陶希圣“对于西洋封建制度并未给一个彻底的解说，因之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解说也稍失之于空泛笼统。到了后来，陶先生大概感觉这问题太广大，应从专题研究入手。又作了《西汉经济史》《辩士与游侠》等书，而他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49]。余英时亦以为：“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诸流竞起，但以学术文化的中心北平而言，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仍然居于主流的地位，其次则《食货》派的社会经济史学也很快激起了波澜。”[50]可以这样认为，《食货》不仅在社会经济史界占据了突出地位，同时在整个史学界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食货》的创办极具史学意义，在这方面已有学者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指出《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的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新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理论之研究理路上的探索[51]。应该说这一观点很好地指出了《食货》在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的意蕴。以下我们从两个方面略作补充说明：

首先，《食货》的创办将以“社会史论战”为主要形式的社会经济史争论引向了切实的研究，成为中国第一个专门的社会经济史刊物。如前所述，当时的社会史论战陷入空泛的理论争斗中，等而下之者，甚至相互漫骂。总体来说，缺乏就中国历史实际来讨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识，“这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最大的毛病，在乎只知瞎引外国的方法与结论，而并不顾及本国历史上的真正的史料”[52]，而作为这次论战的发起人的陶希圣对此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这门学问的研究，第一步止是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第二步是中国社会史内容的充实。如今走到第二步的时候，我们觉得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是主要的工作。”[53]而《食货》的创办正是应此而来，正如陶希圣后来自己所说：“民国二十四年（应为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要把这个研究，从政争扭转到史学”[54]《〈食货半月刊〉宣言》明确宣告：“不漫骂，更绝对不做政论”[55]《食货》刊行后期，政局动荡，人心浮动，学术环境每况愈下，陶希圣又重申不作政论，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则：“我们再向社会里声明一句话：本刊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刊物。本刊的范围，只限于纯粹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文，更注重史料的收集。所谓社会经济史者，就是历代的农业、工业、商业、财政、币制这一类的记载。所谓历代，就是上古、殷、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本刊虽也载民国以来的经济史，但截至本期为止，还没有实际发表过近二十五年的论文。实际发表的，都是百年以前的史实。无论怎样的推敲，总与现实的政治没有多大条（关）联。本刊是没有理由与别的政治宣传品一样的看待的。主编者及投稿人虽不免在别的出版物上发表政论，但是本刊并不刊载任何政论。”[56]从《食货》所刊载的300余篇文章来看，也如实地遵循了这一原则，除了少数的翻译国外社会经济史理论和作为社会史讨论余绪的文章外，绝大多数是研究具体社会经济史的文章，其中最多的是关于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赋租税等方面的研究，其次是关于农业、货币、市场、都市、贸易、寺院经济等内容，此外还包括一些关于妇女、婚姻等方面的内容。

其次，在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将历史研究从传统考据的研究模式以及以史学理论为主导的宏大历史叙事研究模式中摆脱出来，既不受烦琐考据的约束，亦不陷入纯理论的解释，而是采取中层的研究，将材料与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新史学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不断扩大，对历史的研究范围及解释功能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而要将这些认识具体融入到史学实践过程中，则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向燕南认为这表现为“一方面在观念上承认史学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社会史经济史等丰富内容，一方面则在具体的研究实践方面并不予以注意。”[57]而在当时史学界确实存在理论认识与具体实践研究的差距或矛盾，在20世纪30年代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在本质上是这一矛盾的反映。因其时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和顾颉刚兴起的古史辨运动在北京学界的风行，“到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学术界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58]，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强调“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做工作，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59]。而以上海为中心兴起的社会史论战，其关注的问题的出发点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是为了“解决个人、全社会、全世界的动向的问题”[60]。因此，社会史论战成为“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61]，而热心社会史论战者则批评醉心于国故整理运动的人，“常恨现在国内的学者，能够精通中国史者乃没有科学的知识，反之，有科学的知识，对于中国的历史又是门外汉。因此之故，遂致国学家只能在故纸堆中，作蠹鱼的乱钻，钻来钻去，结果不过满腹文字，对于历史不能有正确的见解。”[62]《食货》的创刊应该说是在史学方法论上对这一矛盾试图进行调解的结果，主张将历史的理论认识与具体实践研究相结合，既重视理论的指导，同时也注意材料的收集，方法理论与材料并重，如陶希圣所言：“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63]这一主张无疑对历史学的研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既不同于考据学亦不同于纯理论争辩的学风，一方面加强了历史学的解释功能，另一方面对史料的收集和扩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希圣说“主编《食货半月刊》，讲求方法，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生产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自成一种学风。”[64]似不为过。

[1]张春树：《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2]宋瑞芝等主编：《西方史学史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3页。

[3]白璧德为哈佛大学文学教授，主张文化的融汇与沟通，强调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共通。其学说综合西方自希腊以来贤哲及东方孔、佛之说而成，自成一家之言，对于近世各种较偏激的主张进行批判。对于其时中国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过于“崇信机械之功用”和“注重感情（欲望）之扩张”（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文化教育说》，《学衡》1922年第2期）。

[4]柳诒徵、胡焕庸、向达、徐震堮、缪凤林、景昌极等史地学人都在《学衡》发表过相关文章。

[5]《史地学报》序，第一卷第一期，1921年。

[6]1925年3月，东南大学发生学潮，柳诒徵不满于事态的发展而辞职。携缪凤林、景昌极等于是年6月离开南京，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而此时，史地学会的骨干也多毕业离校。其中，胡焕庸、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和诸葛麒等人于1923年毕业离校，向达、郑鹤声、刘掞藜、陆维钊等人于1925年毕业离校。

[7]柳诒徵：《弁言》，《史学与地学》，第一期，1926年。

[8]“发刊词”，《史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

[9]“史地类消息”，《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22年。

[10]“史地类消息”，《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22年。

[11]其报道消息如下：“美国威斯叶大学Wesleyan副校长兼历史教授德邦尔博士Dr.G..M.Dutcher因本年为该校规定休教之年，特来华考察，于十一月抵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演讲，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日又在本校演讲‘美国制宪之经过’，闻德氏尚拟考察中国各地，然后取道印度，更至欧洲游览云。”《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史地类消息”。

[12]“书报绍介”，《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22年。

[13]竺可桢：《我国地学家之责任》，《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21年。

[14]梁启超在《史地学报》（3卷1-8期）连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至第十二讲），何炳松在《史学与地学》发表《拉施特元史考》（3期）、《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4期），钱穆在《史学杂志》（2卷1、2期和3-4合期）上发表《刘向刘歆王莽年谱自序》、《诸子系年考略》、《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略钞》。

[15]冯友兰：《冯友兰先生序》，《古史辨》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

[16]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与中国史学会》，《福建论坛》，2005年第2期。

[17]该所于1927年7、8月间开始筹备，1928年1月正式成立，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为宗旨。下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个学会，主任初期为傅斯年，后来为顾颉刚等，出版有《民俗周刊》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18]《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期，1927年11月1日，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19]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国民政府17年11月9日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报告》，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第1页。

[20]对于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所形成的史学派别如何称呼，向来意见不一，有称之为“史料学派”的，也有称之为“新考据学派”（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期。）或“科学史学派”（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215页）。

[21]杨向奎：《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老师》，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

[22]史语所迁往北平后，当时史语所研究人员很多在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兼课，为了使研究工作不受影响，保证《集刊》的发行和质量，傅斯年作了几条规定，其中一条就是：“不编讲义，只做论文，即是《集刊》的稿子”。希望“借此使《集刊》的文章做得快些”。（傅斯年致杨杏佛函[Z]，傅斯年档案（台北中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档号元6·8。转引自尚小明：《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23]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正式创立。1929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1933年因华北局势紧张史语所迁往上海，又于1935年迁往南京。随后又迁往长沙、昆明、四川南溪李庄直至抗战胜利重返南京。

[24]这里因论题所限，仅就1928年第1本第1分至1937年第7本第3分所含内容进行讨论。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937年仅出1分。其后，1938年亦仅出一分（第7本第4分），至1939年又恢复正常的出版速度。

[25]根据《旨趣》，史语所初设史料征集、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等九个组。因分工过细，不便具体工作，1929年3月，史语所迁到北海养心斋后，傅斯年主持召开所务会议，决定将原设的九组合为三组，即历史、语言、考古，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组：历史组，负责史学及文籍校订等工作，陈寅恪任组长。第二组：语言组，负责语言学及民间文艺等工作，赵元任任组长。第三组：考古组，负责考古、人类学及民物学等工作，李济任组长。1935年，史语所迁至南京，又增设人类学组，由吴定良任组长。

[2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www.xing528.com)

[27]陈寅恪，《敦厚劫余录序》，《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年。

[28]Cyrus H.peske著，作民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清华周刊》第39卷第11、12期，1933年5月。

[29]《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9页。

[30]“发刊词”，《禹贡》，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

[31]“发刊词”，《禹贡》，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

[32]顾颉刚：《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第四卷第十期，1936年。

[33]《发刊词》，《禹贡》，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

[34]自1936年夏，《禹贡》半月刊接连出版了西北、回教与回族、东北、南洋、康藏、察绥等专号。条件许可的话，学会还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如组织调查团考察绥远，并出版了《后套水利调查专号》。

[35]王毓铨说：“试看《禹贡》出了不久，接着就出现了《食货》，并且最近还有什么《史学月报》要发刊。凡此都是组织史学研究者之最好的形式，促进研究工作的最有力工具。但推原其本，能不说是自《禹贡》始？”（《通讯一束·王毓铨来信》，《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10期）这里，王毓铨指出了《禹贡》及其禹贡学会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组织形式对学术发展的作用，这一组织形式虽然不能如王毓铨所说是自《禹贡》始（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高师、南京高师等创办史地研究会，同时也出版了《史地丛刊》、《史地学报》等刊物），但也确实反映出了《禹贡》所产生的影响。

[36]《纪念辞》，《禹贡》“三周年纪念号”，第七卷第一、二、三期合刊，1937年。

[37]刘起纡：《顾颉刚先生学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38]白寿彝评价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的研究上有新的发展。他对民俗学和通俗读物，都是热心的提倡者。”（白寿彝：《悼念顾颉刚先生》，1981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39]一般来说，学界所谓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1934年到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狭义上指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另外，在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名词的含义是相同和相近的，皆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或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它们可以相互替换使用（参见：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第22卷3期，2002年5月），本文所用“社会经济史”这一概念涵义与此相同。

[40]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41]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62页。

[42]陶希圣曾说：“本刊第一个热烈的发起人是顾颉刚先生，‘食货’这个名称便是他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他又曾提出一个名称叫做‘史心’，后来‘食货’便被采用了。”见《食货》第1卷第2期《搜读地方志的提议》。

[43]1934年所创办的《食货》为半月刊，至1937年7月停刊。1971年，陶希圣在台北将《食货》复刊，并改为月刊。本文《食货》皆指《食货》半月刊。

[44]上述引文皆引自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

[45]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

[46]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三卷第一期，1935年。

[47]梁园东：《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之诸问题》，《食货》，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

[48]参见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第22卷3期，2002年5月。

[49]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50]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174页。

[51]参见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52]杜若遗：《介绍〈食货〉半月刊》，《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

[53]《〈食货半月刊〉宣言》，《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1934年11月14日。

[54]陶希圣：《社会史讨论会献言》，《第一届历史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2年，第4页。

[55]《〈食货半月刊〉宣言》，《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1934年11月14日。

[56]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4卷第2期，1936年。

[57]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58]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书评》，《读书》杂志，第二卷第七号，1933年。

[59]胡适：《胡适致胡朴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第499页。

[60]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王礼锡、陆晶清编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

[61]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

[62]《中国社会阶级之史的分析》编者附识，《新生命》，1929年，第2卷第8号。

[63]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3卷第1期，1935年12月。

[64]陶希圣：《夏虫语冰录》，台北：法令月刊社，1980年，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