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史料学派之互动

1928年1月，归国后被中山大学聘为文史科主任的傅斯年与顾颉刚等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17]，主张加强对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18]。而同年初，南京国民政府筹备中央研究院，委任蔡元培为院长。国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19]，主要负责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由此，傅斯年极力向蔡元培建议，希望在中央研究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意见得到了蔡元培的同意。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办公地点设在中山大学校内。筹备处成立后即考虑出版事宜，拟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作为研究所的专门刊物，7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以下简称“史语所”），所在地设于广州市东山恤孤院后街25号柏园。同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出版。蔡元培作了《发刊词》，傅斯年作《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并发表由顾颉刚、傅斯年提议的《所务记载：造像征集启》。

史语所作为中央研究院下属研究所之一，在傅斯年“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口号的号召下，聘请了当时很多学术界名流，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徐中舒、赵元任、李济、岑仲勉、董作宾、罗常培、梁思永、李方桂等；并培养出了一大批的青年学者，如陈乐素、严耕望、陈述、劳干、全汉昇、凌纯声、石璋如、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邓广铭、王崇武、逯钦立等。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史语所为中心的学术团体，被学者称之为“史料学派”[20]。

史语所取得的成绩历来被认为是最为显著的，其创立及其学术成就被认为“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在当时的国际汉学界都是无与伦比的”[21]。这些成绩都反映在研究所公开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中。分别有：1.史语所集刊；2.史语所专刊；3.史语所单刊；4.史语所编辑出版的《明清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人类学集刊以及英文本的《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等，而在这众多的出版物中，以《集刊》最为重要，出版《集刊》也是史语所的工作重心之所在[22]。因为，与史语所出版的其他刊物相比，《集刊》所刊载的论文很多都具有极强的学术性，是学者研究的精华所在。同时，《集刊》以论文形式出版，能够收入多人的研究成果，便于反映史语所同人的整体成绩。

《集刊》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物之一，第一期于1928年10月出版，以一期叫作一“分”，每四“分”为一本，在每一本末附有“目录索引”和“作者索引”。因时局动荡，历史语言研究所几经迁徙[23]，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仍能维持出版，直到1949年，它在大陆共出到第二十本，发表论文五百余篇，另有《人类学集刊》、《安阳发掘报告》等附录[24]。1948年底，史语所迁往台湾，继续保持出版。

《集刊》的创办对于推动史料学派的研究工作，扩大史料学派的影响，宣传他们的史学观念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所载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非常鲜明地表达了史语所成立的目的，提出了“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念，这一观念成为了史料学派工作的指导思想[25]，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傅斯年认为“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的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在这种对中国历史学、语言学的认知和理论预设前提下，傅斯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判定学术研究工作进步与否的标准：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是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学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按照这一标准，史料学派的行动准则则是遵循顾亭林、阎百诗“照着材料出货”的精神，“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26]。

这些观念得到了作为史语所历史组组长陈寅恪的呼应，在1930年第一本第二分发表的《敦煌劫余录序》中，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他说：“今后斯录（《敦煌劫余录》）既出，国人获此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27]这里陈寅恪所谓之“预流”、“未入流”与傅斯年所谓的“进步”、“退步”意思是一致的，前者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后者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讲，都是强调用新的材料、新的工具来研究新的问题，对新材料的发掘成为史料学派工作的一个基本准则。

其次，《集刊》也充分遵循了史料学派的宗旨。《集刊》的创办为史料学派展示其研究成果和观念提供了舞台，主要刊载史语所成员的论文，所刊载的论文都注重新材料的扩充、新工具的运用。从1928年第一本第一分到1937年第7本第3分，近十年间《集刊》共刊载文章178篇，主要以历史学和语言学为主，历史学方面的论文包括文集的考订、史料的搜集与介绍、考古、人类发展及其名物等；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包括汉语、西南话、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等。但无论是有关历史学的内容还是语言学的文章，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新史料的重视。所谓“新史料”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能够发现新的材料来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证；另一方面更多地是指能够“开拓的用材料”，不局限于从已有的固定的材料来寻找依据、说明问题，而是能够不拘一格扩大材料的使用范围，这应是以傅斯年为主导的史料学派要义所在。(www.xing528.com)

关于新材料的发现与介绍，有如下几篇文章：董作宾的《跋唐写本切韵残卷》《殷墟沿革》《甲骨年表》，陈寅恪的《大乘义章书后》《敦煌劫余录序》《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罗常培的《扬选杞声韵同然集残稿跋》《戴东原续方言稿序》《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泰兴何石闾韵史稿本跋》《白涤洲小传及著述提要》，朱希祖的《钞本甲乙事案跋》《劫灰录跋》，徐中舒的《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叶跋》《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叶再跋》《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孟森的《重印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序》，李光涛的《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内洪承畴报销册序》，孙楷第的《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集刊》用大量的篇幅来对新发现的材料进行研究与介绍，充分地反映了史料学派学人对新材料的重视与发掘。

这些文章主要是以对甲骨文、敦煌文献、明清档案的介绍为主。这些史料作为20世纪史学上的重大发现，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集刊》充分的刊载史语所同人在这方面的工作及成果，扩大了史料学派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促进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进步，使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逐步融入世界史学发展的潮流中。正如当时有外国学者评价到：“中国现已有一班现代式学者兴起。这班人受过批评的历史研究的技术训练，他们和西方作同样工作者共同开始探究这庞大的档案，欲改写晚明及清代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以图适应新时代的趣味和标准。”[28]

《集刊》不仅刊载了有关介绍新材料的文章，同时也发表了许多利用新的材料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如对甲骨文的发掘及运用，有以傅斯年、徐中舒、董作宾为代表的史料派学人对殷周历史进行的考证，分别发表了傅斯年的《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徐中舒的《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殷周文化之蠡测》《说尊彝》《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董作宾的《骨文例》《殷商疑年》《五等爵在殷商》等著名的论著。从1928年史语所成立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史语所考古组在所长傅斯年的亲自领导下，先后由董作宾、李济主持，在河南安阳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在殷墟发掘出了宫殿遗址和王陵，出土了大量甲骨以及铜器、陶器、石器和骨、蚌器，为古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集刊》刊载史语所这方面的发掘和研究成果，这使得对甲骨学的研究突破了金石学时期，进入了历史考古研究的新时期。

又如对明清档案的整理与利用，明清档案为清朝内阁大库所藏档案，包括明清两代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文档。史语所同人非常重视这批档案，认为“此项档案（即原史料）在史学上极为珍贵，若不及时设法整理保存，随时均有湮灭散佚。”[29]史语所成立后不久，就花费巨资买下了这批档案，并对其进行整理，至1937年出版了《明清史料》（甲编、乙编、丙编）。通过对档案的整理，史语所同人也对明清史进行了研究，将其研究成果在《集刊》上予以发表，分别有傅斯年的《明成祖生母记疑》《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孟森的《清史稿中建州卫考辨》《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考订》《八旗制度考实》，李晋华的《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陈受颐的《三百年前的建立孔教论》，徐中舒的《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黎光明的《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等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带动了学界对明清史的研究，对其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孟森还由此成为明清史方面的专家。

另外，对于敦煌文献的研究，以陈寅恪的成就最大。陈寅恪充分利用敦煌文献，在《集刊》发表了：《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等论文，对隋唐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总的来看，《集刊》通过刊载史料派学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地展示了史料派学人的史学观念和研究取向，对于扩大其学术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