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地学派在其时中国新史学诸流并进的潮流下,能占据一席之地,与他们创办史学期刊,加强对自身的宣传分不开。这些刊物提倡对史地之学的研究,反对过分的疑古,注重历史传承,不仅培养了一批史地方面的优秀研究人才,如张其昀、缪凤林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为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由于史地派学人的努力,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注意,如梁启超、何炳松、张星烺、孟森、张荫麟、陈汉章、蒙文通、钱穆、张尔田等都在史地学派创办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14]。这些学者的加入,无疑增强了期刊自身的学术水准,同时也扩大了史地学人所创办期刊的影响力。他们所提倡的反对过分疑古的观念,虽然在其时受到了一定的批评,被认为“信古一派”,“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15]但事实证明,史地学派强调对历史传承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种观念并没有被消灭,古史辨派的导师胡适后来明确表明不再疑古就是明证。退一步来说,我们暂且不论史地学派所主张的观念正确与否,在五四运动以后,全面批判传承文化的潮流中,史地学人能以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宣告世人,应该说也起到了一面镜鉴的作用,对于中国如何走入新文化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另外,史地派学人通过创办刊物,呼吁创建中国史学会,强调学术研究的团体效应,对最终促进中国史学会的形成,加强学术交流沟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正如已有研究者指出的:“南高史地学派在筹建史学会方面的努力,可谓独领风骚。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在孜孜追求着全国性史学会的成立。在当时南北史学界之间对立情绪的影响下,实现这一愿望颇为曲折。但正是南高史地学派成员们不懈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史学会的最终成立,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16](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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