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地学派的成绩在期刊中的反映及其影响

1.关注史学界动向

史地学派非常重视史学发展的动向，注重同史学界的交往和沟通，这一点在其所创办的史学期刊中有较为充分的反映，尤以《史地学报》表现得最为明显。《史地学报》自第1卷第3期开始，就设有“史地界消息”专栏，专门刊登有关历史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消息。规定“历史类以研究所，史学家，出版物，历史展览，考古挖掘，以逮琐闻、讣闻等为次。”[9]而且所关注的范围不仅仅是中国史学界，还包括欧美史学发展的近况。如对于北大编辑中国史，作了如下报道：“吾国通史虽出版甚多，而多偏奇简陋；欲求群密之通史，不可多得。偶有详者，亦依据旧说，无新史学之眼光。故中国史书虽繁，严格言之，不述原料之多耳。近闻北京大学史学系有鉴于此，拟著手编辑中国史，内容共分四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由名教授分任编辑。并由该系主任朱希祖拟定大纲六条，注意六条，以为共同之取准。唯国史繁博，整理为难，不知此书何时可就绪也。”[10]并且报道了美国天然历史博物馆之考古旅行，“至西藏探索最古人类遗迹，欲与吾国学界共同进行”，英国修造最古建筑威斯明教堂，美国史学家来华讲演等消息[11]，这些对于学者及时了解国内外史学研究动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史地学报》还设有“书报绍介”专栏，效仿欧美模式，对新出版的史地类书籍予以介绍，在其第1卷第3期，对设置“书报绍介”专栏目的作了说明：“学术与时皆进，而书报亦随学术之恢扩而益多。故觇一国之学术，虽当由各方面观察，要可由其书籍见之。顾典籍无涯，精力有限，知其大要，有需概述；而新著浩瀚，莫识精粗，学者问津，尤须深造者为之撅引示异。此所以欧美学者之于书报介绍视为切要，多由专家任之。吾国前人亦有‘读书记’‘书录解题’之题，顾暗而未倡。吾人生今日学术奋进之秋，不可不仿异邦之良模，发前人之美意，而于此加之意也。史地之籍，新出甚多，本报新辟此栏，以供绍介之助。”[12]按照这一宗旨，史地学人对有关国内外新出的史学研究成果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和介绍，尤以对美国史学的介绍为多。

此外，史地学人所创办的史学刊物也非常重视同读者的交往，经常刊登读者的来信，对有关问题进行商榷，在《史地学报》和《史学杂志》中反映较为明显。如《史学杂志》在后期与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保持联系，刊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君来函》，并对史语所的研究成绩予以登载。这些都反映了史地派学人对国内外史学发展动向的关注，力图充分的反映其时史学发展的面貌。

2.宣传史地学派之活动

史地学派作为一个起初由师生共同组成的学术团体，到后来发展为拥有一定固定成员、共同旨趣的学术流派。这之间是如何组织与发展起来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创办的刊物中有所了解。在史地学派早期创办的刊物《史地学报》中，对史地学派的活动宣传得比较充分，很详细地记载了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的各方面情况，以“史地研究会纪事”等形式在刊物中予以登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研究会草创时期，组织形式还较为简单，如第三届学会职员仅分干事、书记、会计、编辑等几类，发展到后来组织结构不断扩充和完善，至第六届开始，增设了调查、出版、图书等部门。在组织会员进行研究的方式上，起初没有具体的设定，至第五届职员会议起，决定制定分组研究计划，根据学会会员的不同情况分设史学、中国史、西洋史、东亚史、中亚史、时事史、考古、历史教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地质学、气象学、地理教学等不同的组类，并在第六届开始正式付诸实施。同时，史地学派学人还邀请著名学者来学会进行讲演，这些讲演也纷纷刊发在《史地学报》上，分别有姚明辉《史地之研究》、朱进之《近代文化之起源》、徐则陵《史料之搜集》、竺可桢《月蚀》、柳诒徵《史之性质与目的》、陈衡哲《中国史学家之责任及机会》、梁启超《历史统计学》等。

这些宣传对于扩大史地学报的影响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其后创办的《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史地杂志》等刊物中，有关史地学派活动情况的介绍在刊物中不为多见，如关于史地学派组织中国史学会等问题，一般只是在“发刊词”和“启事”中有所提及。出现这一情况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史学期刊发展到30年代左右日趋成熟，学术性增强，因此必然要减少非学术性内容的刊载；另一方面是因为，史地学派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学术派别，有了相应主要代表人员，组织性与创立之初相比必然下降，那么其创办的刊物对于这方面的绍介自然减少。

3.刊载学派成员的研究成果(https://www.xing528.com)

史地学派创办刊物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由此来展示其研究成果，扩大其影响力。作为史地学派的主要成员，柳诒徵、竺可桢、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胡焕庸、郑鹤声、刘掞藜、向达等人通过《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史地杂志》等刊物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下面我们对此略作简单的介绍。

柳诒徵：柳诒徵作为史地学派的旗手，除了作了发刊词外，在上述期刊也积极发表了自己许多的研究成果。据统计共有31篇，其中《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清史刍议》《论臆造历史以教学者之弊》《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中国文化史绪论》《中国史学之双轨》《南朝太学考》《与某君论经济史研究之法》等论著都在上面发表，从中大体能反映柳诒徵历史观念和史学研究的方法。

竺可桢：竺可桢作为史地学派创立初期的导师之一，其主要的工作表现在地理学方面，以“培养一批中国地学家以调查全国的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13]，指导并培养了一批地理学方面的人才，在地理学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竺可桢在上述期刊发表的有关历史学方面的论著并不多，据统计，有以下3篇，分别为《欧洲战后之新形势》《改良阳历之商榷》《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

陈训慈：陈训慈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史地学派的主将之一，参与了史地学会和《史地学报》的创办，同时也参与了中国史地学会和南京中国史学会的创办。在史地学派所创的史学刊物中翻译和发表论文19篇，其中《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学蠡测》《中国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清代浙东之史学》等较有影响的文章皆在上面刊登。

张其昀：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曾任史地研究会总编辑和副总干事等职，其后，也参与了柳诒徵等组织的中国史地学会和南京中国史学会，为史地学派所创史学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共发表译著16篇，主要关注点在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如《历史地理学》《南宋都城之杭州》《中国与中道》《明清间金陵之都市生活》等。

缪凤林：缪凤林于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曾任史地研究会编辑和总编辑等职，亦是后来创办《史学杂志》的发起人之一。发表论文24篇，《历史与哲学》《三代海权考证》《中国史之宣传》《历史之意义与研究》《中日民族论》《古史研究之过去与现在》《中国民族史叙论》等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胡焕庸在地理学方面、郑鹤声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方面、刘掞藜在古史研究方面、向达在中西交通史方面都作出了相应的研究，在上述期刊发表过一定的论文。这些成果有些略显粗略，有些则是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但不论如何，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发展路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