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在国难时期的思考和优化技巧

《历史教育》创刊于1937年2月1日，为我国第一份历史教育类史学期刊，其创刊正值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战争的阴霾笼罩中国，为了发挥史学的功用，激励国人之民族自觉、爱国心之觉醒，《历史教育》对国难时期历史教育特别是中小学历史教育问题进行了商讨，刊载了诸多相关方面的论文，如初拓《历史教育的改进问题》、王辑五《历史教育的新动向》、孙克刚《历史教育要普遍化》、钱穆《历史与教育》、章人钧《中学历史教学的基本原则》、尹炎农《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等。

首先，强调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区别。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在本质上是否一致，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初拓首先给予了回答，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本体，其态度是科学的，而历史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作用问题，其态度是教育的[18]。孙克刚亦认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19]。他们都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而历史教育则主要考虑的是历史的作用问题，在实质上是“使受教的客体者获得历史的知识，俾其实际生活上无所缺乏”，在形式上则是“使受教育的客体者在学习历史时，于不知不觉之间，养成其爱国家的意识，兼谋其道德的判断敏锐”[20]。这一观念的产生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相关，受西学影响，五四以来对科学与理性的崇拜，历史学朝科学性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学术研究这一概念已经逐步确立下来，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事业。初拓等人这里明确强调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之区别，虽说与其时国内外时局发展相关，但也确实反映了近代史学研究已经走上了学术化的轨道，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其次，强调了“非常时期”历史的教育功用及使命。他们认为在此内忧外患日益紧迫，民族危机到了最后关头的时期，历史教育具有重大的责任，发扬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意识，唤起民族自觉，激发爱国情怀等问题都是今后历史教育所应当努力的目标。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主要作用在于“劝善惩恶”，初拓说“这种作用至今还保持着，不过现在时代不同，如果历史教育的作用仅只在‘劝善惩恶’，那是历史教育的失败”。因此，他从四个方面强调了对历史教育的改进问题：1、历史教育的普遍化[21]。过去的历史教育，只着重于士大夫阶层，而忽视了广大的民众，但是“挽民族于危亡需靠全国多数民众共同的努力和切实的合作”，所以他认为“今后的历史读物，应选取富有民族思想，且切合民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历史材料，用浅显而通俗的词句写出。以之教育民众，改进他们的落后思想，增进他们的历史知识，使他们明了吾民族所处的地位，及自己对民族国家的关系”。2、历史教学应以发扬民族精神为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说明国人对世界文化上的贡献；叙述历代与外夷奋斗之困难；叙述国亡时之耻辱与人民死亡；叙述民族英雄之生平；叙述兴隆时代之远略。3、要使历史教育切合时代的需要。4、重新审查历史教科书和核实历史教员。其时，通行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都是书市雇佣的人所编订，在内容和材料取舍上存在错误较多，他建议“应当由教育部严格审查教本，其不合标准者，应禁止发行，以免贻误青年”，同时对于教员也应严格审查[22]。

钱穆从其时中国教育的现状出发，强调了本国史在历史教育上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当时的教育存在两个弊端，其一是有留学教育而无国家教育，“国家教育的责任早就付托在外国，全国青年的最高希望亦是归宿于外国”。其二是只有技术教育而无国民教育。其时，各级学校的课程重心以及公私主持教育者的眼光和理论，都倡导实业科学，限制文法科学，视教育的最高目的为培养学生一种职业的技能，而不重视学生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以外语和数理为先，“对于本国文字，在力求通俗浅易，而本国史则在中国现教育绝无地位”[23]。钱穆反对这种教育的现状，他本着民族本位之精神，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之悠久历史与文化，力图从传统史学中挖掘现代精神，表现在历史教育的观点上，则强调本国史在历史教育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应该首先使国民认识自己已往历史之真实价值，“启发其具有文化意味的爱国精神，同时培养其深厚的奋发复兴之想象与抱负”[24]。

第三，对中小学历史教学及其教科书的商榷。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之功用，对于中小学具体的历史教学《历史教育》也有所探讨，章人钧认为历史教学必须遵循两个基本的原则：其一，发挥历史在现时代的效能；其二，指示青年对进化观念的认识[25]。在教科书方面则有尹炎农《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一文对此作了探讨，尹炎农认为“非常时期教育”就是“一种准备战争的教育，是指教育青年来担负起救亡的工作”。历史教育的目标是借助历史来激发民族精神，以图自强，分析国际政治大势以谋抵抗侵略。由此，他对中国史和外国史所应教授的内容作了具体的划分，关于中国史方面，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分别为能培养民族精神的内容；能激发爱国情怀的内容；能巩固统一的内容；能激励冒险精神的内容；能阐扬本国文化的内容。关于外国史方面则包含：能借助分析列强政治经济大势的内容；能借助批判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内容；能引动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内容；能启发中国文化的内容；能改进中国人民思想和习俗的内容[26]。钱穆则主张本国史应该包含“多分的鲜明而活泼的人事的成分，换言之，即使本国史脱离目前主观的意见与烦琐的考订，而先恢复到注意具体事情之大体上来”[27]。

综上所述，产生于全面抗战前夕的《历史教育》，不论其创刊的宗旨还是刊载的论文，皆偏向于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力图以历史来警醒世人，激励青年，启发其爱国热忱，逐步丧失了就历史学发展本身出发来进行历史教育的应有特点，是可谓时代环境使然，也是史学的应有之义。

[1]王煦华编：《颉刚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史地研究会简章》，《史地研究》，第一卷第一期，1924年。

[3]候仁之：《回忆与希望》，《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4]杨联陞：《打像为誓小考》，见《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5]朱、何二人提到“则为历史教员者，常记时事以为史，使作史之事业，不在官而在民，使全国生出无数历史家，其记载之真确，势力之伟大，当在全国新闻记者之上”（朱希祖提议、何炳松附议：《改良中学校历史地理教法议案》，《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他们希望历史教员，即其时的史学工作者作时事之记载，与新闻记者争胜，力图效仿古代史家之作“实录”的工作。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早期所创办的史学期刊来看，也确实存在这一现象，如《史地学报》、《史地研究》等刊物都大量刊载有关时事方面的论著和消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其时史学尽管在理论上日新月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知不觉中受到中国传统史学之影响，带有传统史学的印记。

[6]朱希祖提议、何炳松附议：《改良中学校历史地理教法议案》，《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

[7]朱希祖提议、何炳松附议：《改良中学校历史地理教法议案》，《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

[8]杨玉如：《历史实验室的教学法》，《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

[9]该文见于《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文章较长，分期刊载，因《史地丛刊》随即停刊，只能见该文上半部分，但该文列有较为详细的“目次”，对其讨论的内容由此可有大体的了解。

[10]其时通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分别为：赵澄燮、吕瑞廷编《新体中国历史》（光绪三十三年，商务印书馆），陈庆年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宣统二年，商务印书馆），潘武编《中学历史教科书》（1914年，中华书局），赵玉森编《本国史》（1913年，商务印书馆），钟毓龙编《本国史教本》（1914年，中华书局）。据程国璋言，《本国史》通行最广，《中学历史教科书》、《本国史教本》次之，《新体中国历史》又次之，《中国历史教科书》最少。见程国璋：《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法》，《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1923年。

[11]程国璋：《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法》，《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1923年。(www.xing528.com)

[12]以上引文皆出自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1923年。

[13]章嵚：《大学校的本国史应该怎样教授》，《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1923年。

[14]陆维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22年。

[15]徐则陵：《历史教学设备问题及其解决之方法》，《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22年。

[16]徐则陵：《历史教学设备问题及其解决之方法》，《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22年。

[17]徐则陵：《历史教育上之心理问题》，《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

[18]初拓：《历史教育的改进问题》，《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19]孙克刚：《历史教育要普遍化》，《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20]初拓：《历史教育的改进问题》，《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21]关于历史教育的普遍化问题，孙克刚在同期的《历史教育》中发表专文有所讨论，他认为，中华民族遭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挽救的，必须全民动员，而历史在其中则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见孙克刚：《历史教育要普遍化》，《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22]初拓：《历史教育的改进问题》，《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23]钱穆甚至极而言之“中国学校里所以还有中国史一科目，或许因世界现行教育制度全有本国史一科之故，并不是中国的教育界确知道本国史在教育上的真实地位及其使命”。见钱穆：《历史与教育》（《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

[24]钱穆：《历史与教育》，《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

[25]章人钧：《中学历史教学的基本原则》，《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

[26]尹炎农：《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

[27]钱穆：《历史与教育》，《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