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期刊主导的史学人才培养模式

如前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办的史学期刊大都依托于大学或学术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往往以研习史学为目的组成带有研究性的学术组织，其成员以机构所属师生为主，编辑发行史学期刊是其主要的工作。通过师生共同创办史学期刊，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创办刊物为主的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学生或尝试编辑史学刊物，或在史学期刊中发表自己的研习成果，不仅有利于师生间的学术交流，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而且提升了学子对史学研究之兴趣，对于青年学子走上史学研究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办的史学期刊中，诸多是由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或者是师生共同编辑完成。1920年《史地丛刊》创刊，编辑部主任为何炳松，其余编辑除了章厥为教师外，车文忠、王邺、粱绳筠皆为学生，这是最早由教师指导下学生参与编辑的史学类期刊，但主要工作还是由何炳松来完成，编辑部其他成员可能只负责校对等工作，这一点从1923年4月，因为何炳松请假南归而导致《史地丛刊》不能按期出版，最终将第2卷2、3期合刊后停刊可以看出。

稍后于1921年创办的《史地学报》则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编的一份史学期刊，《史地学报》的编辑主要由学生负责，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陆维钊、郑鹤声等人相继担任过总编辑或编辑主任。他们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经常开编辑会议，并请教师指导，通过这一形式，锻炼了他们的史学研究能力，上述诸人以后都成为史学研究的专家。

其后较为知名的《史学年报》由在燕京大学求学的齐思和、李书春等人负责编辑、《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则由大夏大学史地系学生编辑。其他一些史学期刊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其具体的编辑者是何人，但是都以某一学会的名义编辑出版，在这些学会中青年学子是其主体。即如顾颉刚负责编辑的《禹贡》，也得到了青年学子的辅助或者由他们直接负责编辑，《禹贡》开始由研究生刚毕业的谭其骧协助顾颉刚编辑，其后又由燕京大学同学冯家升协助编辑。顾颉刚本人也注重对青年学子的锻炼，《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12期出版《康藏专号》时，他就让新手吴丰培编辑。40年后，吴丰培回忆说：“记得他让我编十余万字的《康藏专号》，仅给半月时间，像我这样的新手，确感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校稿匆忙，显有误字，他即当面指出，并对于如何编稿、校稿教导许多方法。”[1]这都说明青年学子编辑史学刊物在其时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

除了尝试编辑史学期刊外，史学期刊的创办为青年学子发表史学研究成果提供了机会，甚至许多刊物的创办宗旨本身就是为了给学生创造发表论文的园地，《史地研究》就明确说明其创刊是为了“发行会员的研究结果，可以更好的进行学术交流，以求有所教正”[2]。又如，《禹贡》起初的创刊目的也是如此。许多人青年学子通过史学期刊发表其研学所得，提高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奠定了其后学术发展路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禹贡》《食货》等刊物。(https://www.xing528.com)

顾颉刚编辑《禹贡》的目的就是为学生发表论文开辟阵地，顾颉刚在教授历史地理课的过程中，在学生课卷中屡睹佳文，但这些论文往往并没有出版发表的机会，因此他和谭其骧倡议创办《禹贡》。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研究能力，顾颉刚亲自为学生布置研究的题目，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或者补充材料，有些文章甚至修改得面目全非，但是还是鼓励学生在《禹贡》上发表。其后在历史地理学上作出较大成绩的侯仁之的回忆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他说：“四十六年前当《禹贡》半月刊创刊的时候，我正在大学二年级学习……一次在上课的时候颉刚老师告诉我们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练习写作的园地。他还亲自为我们每一个人拟定了写作的题目。我分到的题目是：《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寝》。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跃跃欲试。但是我自己的旧学根底很差……好在这一写作的要求，乃是以辑录为主，最便初学，因此我还是努力按期交卷了，至于是否能够发表，却没有什么信心，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篇习作，很快就在《禹贡》上登载出来。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的写作了。这件事大大激励了我，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3]

《禹贡》刊登了大量的青年学子的文章，顾颉刚鼓励学生写作史学论文，他认为学生年纪轻，是非观念总是超过了利害观念。他们的学问虽不及许多专家，经验不及许多职业者，但他们认得清楚，走得勇敢，是一些专家和职业者所不及的。如其时学生杨向奎写作《夏代地理小记》一文，对时任历史语言所所长的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提出不同看法，顾颉刚认为此也是一家之见，在《禹贡》上予以发表。总的来看，《禹贡》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人才，如谭其骧、张政烺、史念海、王庸、候仁之等，他们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外，《食货》也对史学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食货》主编为陶希圣，他也非常注重对青年学子的培养，鼓励他们在《食货》刊载论文。北京大学学生沈巨尘、曾謇、武仙卿，北师大学生鞠清远，燕京大学学生连士升等都是《食货》的主要撰稿人，全汉昇在北大求学时，生活一度陷于困境，陶希圣鼓励他向《食货》投稿来解决生活困境，杨联陞也说：“陶（希圣）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4]。后来，沈巨尘、曾謇、武仙卿、鞠清远、何兹全等人毕业后和陶希圣形成较紧密的工作关系，在《食货》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学术团体，随着论文的发表及《食货》的影响不断扩大，他们也都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概而言之，相比于传统史学而言，通过创办史学期刊逐步形成了一种培养史学研究人才的模式，为史学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又一条路径，与其时的大中小学历史教育一起培养了一大批史学人才，促进了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