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中国史研究的译介与优化

较早关注于西方学者对中国史研究的史学期刊，首推《史地学报》，该刊分别刊载了张其昀译《美国人之东方史观》、陈训慈译《美人研究中国史之倡导》、王庸译《大战开始后七年间西洋之中国史研究》等论文，对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的情况给予了一定的介绍。

1921年《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刊载张其昀译《美国人之东方史观》一文[3]，该文主要是针对其时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课程缺少对东方历史课程的设置而言[4]，葛立芬认为：“沿袭之成见，常视东方诸国为蛮荒之区，尚有待于欧人之创辟开化。此种误解，在昔尚无大妨，今则东西沟通，关系日密，吾人对于东方文化之本色，不可不有正确之认识。盖东方人生，或竟与吾人历史的经验迥乎不同也。”在东西方的交流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他认为需要对东方历史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然而，其时美国各大学的东方史研究情况却不容乐观，“欲求一审当精赡之史书，则未之前观。如陶格拉司（Douglas）、兰滔来德（Latourette）诸人之作，皆嫌过略。”因此葛氏呼吁加强对东方历史的研究和科研人才的培养，通过“编纂教本、培养师资而外，大学图书馆中，尤宜罗致历史原料或著闻史籍，以备参考之用”，希望“在取东方诸族之史，博学而详考之，以为今日学校历史学程中仅有欧洲近世史，实为未足，吾人当进求一部世界近世史之告成也。”

葛氏这种急切加强对东方史研究的呼吁，激起张其昀作为一个学人的民族自尊感，在“译余感言”中，张其昀表达了欲与西方学者争胜的想法，他认为“东方历史终当由东方人自行成就，自行宣布”，“若使西人研究吾国历史者无完备确当之底稿足以依据，而徒搜索史源，纲罗故事，从事于草创纂辑之业；越俎代谋必劳而寡功。往往以隔于文字、昧于掌故、徇至望文生义凭臆抽思，泛滥驰骋以逞其戾断；则其初欲望见东方文化之本色，其结果乃适兴之相反，皮相之辞，荒谬之论，洋溢于彼方学者之口耳；是固大违西人之本愿，又讵非谈国故者之深耻欤”。这里，张其昀表面上是不赞成西方学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认为其有越责之嫌，实则暗含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是对其时中国史学研究乏人的一种担忧，他说：“顾今日中国学术荒落，新学小生震眩外教，驰心于输入之事，无他志矣，至于前古史实宿学大儒开始理董者，虽不乏人，然以吾国史籍年代之悠久，范围之博大，苟欲发挥无遗，甚非一二人所能竣功”，又说：“西人研究史学，无往不入，德法史家已多有考求吾史者，今美人亦继起自勖。是可见大战以后，历史探索之事业殆将集中远东，吾人身当其冲，纵不自振，亦当策所以应付之道焉”。作为一个学人，对本国历史竟然学不如人，实在是“谈国故者之深耻”。因此他希望，“先图精详之本国通史之告成，并从事于各种专史之编订，然后以至公至正之心，阐扬中华固有文化之真价值于世界，昭宣民众之声光，以答外邦之所求”[5]。

在其后《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中，陈训慈译《美人研究中国史之倡导》一文对此给予了同样的关注[6]。此文与葛氏一文立意相同，认为中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必然在以后的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学者有必要加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拉氏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情况和古代史家的近代精神予以了介绍，鼓励青年学子研治中国历史，并且对研治的路径给予指导。陈训慈译出该文后，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学者要研治中国历史必须先认定中国史学之价值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之地位，而西方学者往往对此比较忽视。他进而指出，“中国史之整理与推求，以公之于世，乃中国人之责；而在今日西人渐移其注意东向之时，吾人尤当兼程奋赴者也。”如果本国的历史留待外国学者来撰著，“实为人世人之大羞”[7]。上述《史地学报》刊载的张其昀、陈训慈二人的译文，是对西方学者鼓吹研治中国历史的介绍，并以此警醒世人，希望中国学者加强自身的研究。此外，《史地学报》第3卷第8期又刊载王庸译《大战开始后七年间西洋之中国史研究》一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史的研究成果。

继《史地学报》之后，《史学与地学》《史地半月刊》《史学杂志》《史学年报》《史学丛刊》等刊物对西方史家的中国史研究都有译介。如何炳松译《拉施特元史考》一文刊登于《史学与地学》第1卷第3期，拉施特·哀丁（Khoja Rashid Eddin）所著《史集》（Djami ut Tawarikh）一书为西方研究蒙古史之源泉，在清光绪年间，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将此书介诸我国学术界。该书在西方各国多有传评，而以法国白罗舍（Blochet）所译为最佳，白氏译本别有导言，名Introduction a une histoire des Mongoles，何炳松所译即为此文[8]。另外，如《“西湖至包头”序》[9]、《乌孙与汉之同盟》[10]、《元实录与经世大典》[11]、《考信录题解》[12]、《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13]、《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14]、《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15]、《岳飞班师辨》[16]、《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序》[17]、《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18]等都是译介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论文，这些文章或为介绍西方著名的中国史研究学者，或为对其著作的评介，或为直接翻译其研究著作。通过史学期刊对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的译介，中国史家都有一种紧迫感，如陈垣感慨“日人对吾国历史研究之进步，一日千里，然吾人对于日本历史，尚多漠然观之，奇也！”，“吾人若不急起直追，将来势必藉日文以考蒙古文献，宁非学界之耻？”[19]可见，因对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成绩的宣传与认识地加深，中国学者希望在史学研究上不甘于人后。这对中国史家了解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融入学术发展的潮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关注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方面最为瞩目的应为《食货》杂志对日本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译介和《史学消息》对西方学者汉学研究成绩的系统介绍。《食货》杂志从第1卷第2期起就开始登载有关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论文，据笔者统计，共计18篇。这些文章讨论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涉及到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货币、对外贸易、赋税、徭役、户口、城镇等多方面内容。《食货》对这些论文的译载，给其时陷于论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向具体问题转变。(www.xing528.com)

《史学消息》作为一份专门刊登史学界发展情况的参考性期刊，更是对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刊载的内容上就明确表示“侧重国外方面”[20]，每期分为“西洋汉学论文提要”与“日本‘支那学’论文提要”两部分。有关“西洋汉学论文提要”方面，选取西方富有盛名的学术期刊，摘取关于汉学的精心著作，以提要的形式逐期进行介绍。选取的期刊大致如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ian and Ireland，1932-1936）、《东方语言学会刊》（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ur orientalische Sprachen，1930-1935）、《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2-1934）、《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Memorie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Bunk，1932-1935）、《东洋学报》（Acta Oieentalia，1932-1935）、《大亚细亚》（Asia major，1932-1934）、《中国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1932-1936）、《通报》（Toung Pao，1932-1936）、《东方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930-1935）、《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1932-1936）、《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学报》（Bulletin Del ecole Francalse D'Extreme-Orient，1931）、《亚洲艺术》（Artibus Aslae 1928-1936）、《远东考古博物馆汇刊》（Museum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 Bulletin）。《史学消息》首先对上述期刊都进行了概要的介绍，然后对1931年以后在上述期刊中刊载的有关汉学方面的精要论著，都予以提要式的介绍，有些还作了一定的点评。

有关“日本‘支那学’论文提要”方面，则主要选取了1934年4月以后出版的《东方学报》（京都）、《东方学报》（东京）、《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年报》《史学杂志》《东洋史研究》《东亚》《史林》《史潮》《史观》《东亚经济研究》《支那研究》《支那学》《考古学杂志》《外交时报》《人类学杂志》《历史教育》《历史与地理》等期刊中刊载的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论文，对其进行了提要介绍。此外，刘选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机关》一文，对日本学界研究汉学的机关给予了详尽系统的介绍[21]。

《史学消息》除了对西方各国期刊中有关中国历史的论文译介外，对西方新出版的有关汉学的专著也进行了介绍，如第1卷第1至3期连载《各国关于汉学新刊书目》，列出了1933-1935年间各国有关汉学新出书目。不仅如此，对于俄国汉学家帕雷狄阿斯、华西里夫、伯西聶德、雅撒特等人的生平和著作都有专文刊载[22]。总之，《史学消息》译介了大量有关西方汉学研究的论著，基本囊括了其时国际汉学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对于中国学人了解国际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国人了解西方汉学研究动向的重要窗口。

除了《史学消息》的系统译介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些史学期刊也刊载了有关从整体上介绍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的论文，如《史学》第1卷第1期刊载《欧洲各国对于中国学术之研究》一文[23]，对欧洲各国有关中国学术研究的现状、机构设置、图书资料等方面给予了介绍；《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载《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一文[24]，系统介绍了日本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研究成果；《史学丛刊》第1卷第1期载《日本近代之西藏论文研究目录（附录）》[25]，该目录附录了从日本明治十年至昭和五年间有关西藏问题的研究性论文，分为九大类[26]，其中“史书及历史研究”类共录32篇论文；《史地杂志》第1卷第1期刊载《近年日人所著关于东北地志目录》[27]，分书名、著者、出版年月、出版者四项，辑录了1937年前日本关于东北地理志方面的著作。

总的来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史学期刊有关西方学者之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在国内被广泛地传播开来，拓展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促进了中国史学与世界学术的融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播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成绩的同时，国内学人的心态是十分复杂的。他们既希望通过译介西学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往往也带有“中国文化命脉而假手外人，相形之下，不禁汗颜”[28]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