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西方国家开始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逐步渗入闭关锁国的清王朝。面对历史上从未有过之变局，国人开始了由器物到制度进而到文化层面上的自我反思与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学与中学，两种各自发展、在历史上皆以强势存在的文化骤然相遇，孰优孰劣、孰胜孰负，是你死我活，还是各擅胜场，近代以来有识之士不乏议论，有主张全盘西化论者、也有固守传统文化者，甚至有些学者摇摆于两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观点[1]。至于结果如何，历史好像还没有给我们以明确的答案，以至于中国如何走出近代化的过程，至今成为一些学者讨论的问题。
于此，我们并不主张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而更多的倾向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不同文明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人类历史发展表明，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基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吸收与融合，当然其间免不了相互的碰撞，但交流是主要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外文化不断交融的历史，西学东渐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在这一过程中，史学以其固有的文化传载特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早期通过译报、译著介绍西方国家历史地理风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西方史学及其史学理论的大量引入，中国史学也随之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瞿林东先生指出：“20世纪的近百年中，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浪潮虽然时起时伏，时伏时起，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加强而不可阻挡。在这种形势下，中外史学的融汇乃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在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2]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史学的融汇与其时史学期刊的发展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相比之前通过报刊对外国史学的零星介绍与输入以及少量译著的出版，史学期刊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中外史学的融汇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西方史学得以大量地传播开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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