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期刊的发展特点及其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关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期刊的兴起与发展，是其时史学发展的真实体现。从各个刊物的创办情况，我们可以对其时史学期刊的发展特点作出一定的总结，进而对其时史学发展情况作出一定的判断。

首先，从刊物发行的时间上来看，存在的时间大多较为短暂。刊物的发行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学术性刊物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受众面较小，一般只是在学者和学生之间流传，不可能如报纸和通俗文学读物那样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仅通过刊物自身的发行销售来维持刊物的运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的史学类刊物基本上不支付作者稿酬[77]，大都以赠送所发行的刊物为酬。即便这样，创办学术性刊物往往也入不敷出，维持起来步履维艰，许多学人视创办刊物为畏途。据蒋廷黼回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清华俱乐部举行一次晚餐，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张奚若、吴宪等人，席间谈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责任问题。蒋廷黼提议创办一个刊物，其时就被陶孟和浇冷水，陶孟和曾编过若干年的《时代评论》，深知出版刊物的困难，因此他警告在座的诸君，不可掉以轻心，不假思索的冒险尝试。胡适虽没有反对得这样激烈，但也表示他的经验使他不敢轻易创办一个新刊物。稍后一周，当蒋廷黼在另外一个场合重新提到这一问题的时候，同样遭到反对，但丁文江倡议先筹备刊物的创办经费。丁文江说：“办刊物很容易”，“但能继续维持下去是很困难的，除非我们共同负责。否则，整个重担就会落到编辑一个人的肩上。”[78]这里蒋廷黼等人所讨论的还并非纯学术性刊物，其难度已可想而知。至于纯粹史学性质的刊物要维持出版更是艰难了，这一情形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并没改善，1936年佳吉感言：“晚近学术刊物如林，多如雨后春筍，即关于史学范围者，亦不乏其俦。要皆不数期后，即告停刊，而或能维持不坠，亦令人每况愈下之感。欲求其宗旨纯正，内容一贯者，百不一遘。”[79]这都表明虽然学人都拥有创办刊物的热情，力图显名于世，为学术和社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但由于缺乏固定的资金导致刊物的出版往往不能维持，很多史学刊物昙花一现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较为特殊的是由于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于1928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却能保持正常的出版，吸引了大批的学者参加。这种情况说明，学术期刊的发展、学术的繁荣需要有政府或者民间力量一定的支持，否则，仅凭借学人的满腔热情难以维持。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是导致诸多史学期刊停刊的重要原因之一。至20世纪30年中后期，中国史学期刊的发展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史学专刊》《史学集刊》等一大批纯史学类刊物的兴起是其显著表现，这些刊物都因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而停刊。战争的爆发使得稳固的学术环境不复存在，学术资料或毁于战火，或遭日本掠夺，学人迫于时难，各谋出路，从而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兴起的学术转型及其与世界学术接轨的潮流被强行打断，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其次，大都依托于一定的学术机构或组织。由上述我们对史学期刊的概述可知，其时史学期刊都依托于一定的学术机构或组织。从早期依托于南京高师创办的史地学会到20世纪30年代史学会的广泛成立，这些史学会主要集中在大学和地方性及其全国性的学术机构之中，现代大学和学术机构的成立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现象对史学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于外在环境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学术机构对学者研究成绩的影响这一问题，默顿（Robertk Mertor）早在其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结合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名著中，以17世纪的英国为例，指出科学家彼此间的会面、通信以及期刊的出版，提供了思想交流的机会，因而有助于创造性研究的出现。像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这类学术团体的成立，因强化了科学家之间的接触，导致科学研究的兴趣与成就在当时的英国有显著增长[80]。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科学社会史著作中，更是全面探讨了17世纪以来，欧美科学组织的相继成立与革新对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81]。1928年傅斯年在论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时，对学术机构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也有过鲜明的表达，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提供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地成了一切工作的样式了。”[82]依从这些机构组成了专门性质的史学研究会，从而形成了史学研究的专门组织[83]。史学研究会与史学期刊是相辅相成的，史学研究会以创办史学期刊，展示史学研究成果为目的，而史学期刊的创办又促进了史学研究会的发展。

第三，逐步专门化。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史地类期刊的兴起至后来历史语言类期刊的产生，再至20世纪30年代纯史学类刊物的大量创办，最终导致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发展历程充分表明了史学期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说明史学由早期的史地、历史语言并提，逐步向专业化过渡，随着史学的不断深化发展，专门史类史学期刊随之出现，史学的学科性质也不断得以加强。早期的史地类期刊，史学类文章虽然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也刊载有关地理学方面的论文，而且内容较为驳杂，学术性质不强。而以傅斯年为主创办的历史语言类期刊，除了对史学论文大量刊载外，对语言学方面的论文也给予充分的关注，虽然其中很多都是以历史的观念来治语言学，来透视中国思想史问题。但以现代学术划分标准来看，仍然不属于纯史学类期刊。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史学期刊则在刊物的定位上都明确表明了刊载研究史学的论文，非常注重其论文的学术性。至《禹贡》、《食货》等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创办，更是表明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应该说，史学期刊由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草创，发展至30年代才逐步成熟。史学期刊是反映史学现状及其研究成果的有效平台，我们从史学期刊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不断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这一转型从理论到实践，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实现[84]。

[1]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六甲英华书院，1820年。

[2]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1页。

[3]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时事新论》卷一，上海广学会，1898年。

[4]据1902年4月下旬的《时务汇编》续集第二十六册所载“新旧各报存目表”（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括》一书转载，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7页），其中有一种名为《史学报》的报刊，为月刊，有可能是中国最早存在的史学报刊，但在当时就已佚，可谓昙花一现。因此有关该刊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故存而不论。由此，我们将史学期刊的产生时间定为20世纪20年代。

[5]关于这一问题，刘兰肖博士《清末民初的报刊与史学》（2004年，陈其泰先生指导）一文有专门探讨，可以参考。贺昌群亦提到“我国学术文字最初具有论文形式的，似以光绪三十一年（一九0五年）创刊的《国粹学报》中所载为最早。”贺昌群：《一个对比》，吴泽主编，金自强、虞明英选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186-188页。

[7]《启事》，《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22年。

[8]“弁言”，《史学与地学》，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9]有关史学类期刊与史地学派的关系问题，下文将有详细阐释，见本书第四章第一部分。

[10]《会务纪事》，《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

[11]何炳松：《史地丛刊·发刊词》，《史地丛刊》，第一卷第一期，1920年。

[12]据《史地丛刊》1922年第一卷第三期附录编制。

[13]“附录”，《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21年。

[14]“编辑细则”，《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22年。

[15]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东南大学，《史地学报》自第三卷始，封面所署编辑者亦改为“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

[16]《史地学报》所载历史类论文见附录。

[17]《史地研究会简章》，《史地研究》，第一卷第一期，1924年。

[18]“发刊词”，《史地研究》，第一卷第一期，1924年。

[19]“本刊启事”，《史地研究》，第一卷第二期，1924年。

[20]“中国史地学会启事”，《史学与地学》，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21]“弁言”，《史学与地学》，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22]有关《史学与地学》所载史学文章见附录。

[23]“发刊词”，《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

[24]“发刊词”，《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

[25]“启事”，《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1936年。

[26]“介绍史地半月刊”，《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27]有关《史地半月刊》所载论文目录见附录。

[28]郭秀敏：《中国之主要资源》，《史地半月刊》，1936年创刊号。

[29]《史地杂志》所载论文目录见附录，因论题所限，仅附录有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一、二两期目录。

[30]张其昀认为“国防区域虽当以边疆为主，但内地亦不容忽视，况中国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外国兵船深入内河，如长江沿岸何当非国防重地，兹限于时间，谨略述历史上各区域战争得失之故，及其与国势隆替之关系，彰往察来。”（《中国历史上之国防区域》《史地杂志》创刊号）史学之经世作用，由此得以阐发。

[31]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正式创立。1929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1933年因华北局势紧张，史语所迁往上海，又于1935年迁往南京。随后又迁往长沙、昆明、四川南溪李庄，直至抗战胜利，重返南京。

[32]有关《集刊》与“史料学派”的关系，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部分。

[3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

[34]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引语》，《傅斯年全集》，第498页。

[35]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引语》，《傅斯年全集》，第501页。

[36]陈垣读了《性命古训辨证》，深感佩服，觉得自己落伍了。1940年8月16日，陈垣致陈乐素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62页。

[37]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22年。

[38]《历史学会之过去与将来》，《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

[39]如第一期所载，编辑委员会成员如下：编辑主任齐思和、李书春，印刷主任翁独健，广告主任杨实，会计主任韩叔信，校对主任余宗武、粱佩贞。其中大多数人身兼二职，既是历史学会各股的成员，亦是出版委员会的成员。由于学会的主要事务由学生负责，因为学生毕业等因素，职员也多有变动。

[40]《史学年报·发刊辞》，《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www.xing528.com)

[41]佳吉：《史学年报回顾录》，《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

[42]在几乎每期的启事中，都声明了排版的原则。如第二卷第三期“本刊启事”曰：“本期为排版之便利计，对稿件之次第，皆以收到之先后为准，不以己见评定甲已（当为乙，笔者注），区分先后，对文字评定之全权一以付之读者。”

[43]佳吉在1936年所作的《史学年报回顾录》中提到：《史学年报》“历载经营，规模初具，故其销数亦与年俱增。国内无论矣，即欧美各大图书馆，并皆竞相订购，瑞典、苏俄近亦来函订寄。”“全美史学会集议挑举中国优良学术杂志十种，哈佛大学出版之《哈佛东方学年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刊后附中国学术杂志五种，《史学年报》皆厕其列。法国《通报》（Tuang Pao）且于各期发行后，特为著论及之。”见《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

[44]有关《史学年报》所刊载论文目录见附录表（至1937年）。

[45]其中，朱希祖、钱玄同、商承祚、章炳麟、张尔田、章钰、柳诒徵、江安傅、石门山人、徐世昌等先后都为《史学年报》题写刊名。

[46]“发刊词”，《史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

[47]“本志启事”，《史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

[48]有关《史学杂志》的论文目录见附录表。另外，在《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版权页面登载有“第三卷第一期要目预告”，分别有赵曾俦的《古历法之研究》、柳诒徵的《明史稿校记》、蒙文通的《春秋时代之四夷》、缪凤林的《两晋南北朝汉族对异族之态度及异族统治下汉族之地位》、汤用彤的《唐太宗与佛教》、柳诒徵的《青山庄诗史》、钱穆及缪凤林《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等论文。

[49]“史学消息：出版界消息”，《史学》，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

[50]“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发刊前记”，《史料旬刊》，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

[51]如《史料旬刊》第二期分列“朱三太子案”“俄罗斯国喇嘛学生案”“许英贤卖药案”“罗教案”“李梅等散步伪札案”“雍正安南勘界案”等几个专题，登载了有关的奏折与档案。其中，如“雍正安南勘界案”包括：鄂尔泰折一、鄂尔泰咨安南国王稿、鄂尔泰折二、鄂尔泰折三、安南国王来柬、鄂尔泰咨覆安南国王、鄂尔泰折四、安南国王来柬、鄂尔泰折五、安南国王来柬、咨覆安南国王、鄂尔泰折六、鄂尔泰折七、鄂尔泰折八、阿克敦折五、安南国王来柬等16份档案和奏折。

[52]有关《史学》刊载的史学论文论文，见附录表。

[53]“发刊词”，《史学》，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

[54]有关师大《史学丛刊》刊载史学论文目录见附录表。

[55]“创刊之辞”，《历史科学》，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

[56]朱谦之说：“如以考证考古派的方法为‘正’，则史观派为‘反’，而‘现代史学’就是‘合’了。”“本刊宣言”，《现代史学》，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

[57]“本刊宣言”，《现代史学》，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

[58]有关《史学专刊》刊载史学论文目录见附录表。

[59]刘选民：“本刊的内容”，《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

[60]其中，“著作”一项又分为：西洋汉学论文举要，日本“支那学”论文举要，书报批评介绍，各国关于汉学的新列书目等项内容，大体侧重国外史学方面。

[61]“本刊启事”，《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三期，1936年。

[62]较能说明其影响的事例是，《史学消息》划分一定的版面登载广告，根据不同的版面大小和位置定价，价目从2元至10元不等。这表明《史学消息》拥有一定数量固定的读者群体，传播的范围也非常广泛。

[63]“史学集刊刊例”，《史学集刊》，第二期，1936年。

[64]第三期虽然刊物上标明为1937年4月刊发，实则至1939年上半年才印出。而在1940年已经将第4、5两期的稿件收齐，但是因为战时迟延，直至1941年尚未能印出，此后稿件遗失，又因抗战时期印刷不便、物价昂贵，第4期减少刊载量才得以于1944年8月出版。见《史学集刊》第4期“附录一：所务纪事”。

[65]“历史学报编辑略例”，《历史学报》，第一期，1936年10月。

[66]其第一期“启事”中称：本报创刊伊始，内容未臻完善，深望海内外学者，不吝赐教，俾使改进，是为至荷。凡关于寄稿、书籍请求评论、杂志交换，函购本报以及刊登广告（以属于书报及文化团体者为限）或广告交换，均请直函武昌国立武汉大学历史学会。

[67]李飞生：“创刊旨趣”，《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68]《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一期之封面负页，1937年。

[69]“卷首语”，《治史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70]参见“卷首语”，《治史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71]编辑股由徐世劻、赵宗濂、喻存粹、李姚容组成，出版股由刘利贞、谌湘汉、孙兴诗、金灿然等组成。

[72]禹贡学会其先名为禹贡学会筹备处，成立于1934年2月中旬。其后随着《禹贡》半月刊的影响日益扩大，学会会员也日渐增多，投稿人员由早期的20多人，增加到后来的100多人，于1936年5月24日正式成立禹贡学会，并推举顾颉刚为理事长、于省吾为监察长。禹贡学会先后吸纳了许多著名学者，分别包括钱穆、冯家癉、唐兰、王庸、徐炳昶、刘节、黄文弼、张星烺、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韩儒林、张政烺、翁独健、吴丰培、苏秉琦、商鸿逵、王光玮、冯世五、候仁之等等。

[73]有关《禹贡》半月刊与禹贡学派的关系问题，本书将在第四章第三部分作详细探讨，此不赘述。

[74]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第三卷第一期，1935年。

[75]梁园东：《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之诸问题》，《食货》，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

[76]有关《食货》半月刊与社会经济史研究，本书将在第六章第四部分作详细探讨，此不赘述。

[77]《史学集刊》虽明确标明“刊发后致赠稿费及抽印本”，但发行第一、二两期后即停刊。

[78]蒋廷黼：《蒋廷黼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44—145页。

[79]佳吉：《史学年报回顾录》，《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

[80]Rorbert K.Mertor，Science，Technology＆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New York：Haward Fertry.1970，pp216—224.转引自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81]本戴维，赵佳苓译：《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8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

[83]有关专业史学会的兴起与运作，可以参看俞旦初《中国近代最早的史学会——湖北史学会初考》（《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历史文献》2001年第四辑，上海科技出版社），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胡逢详《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史林》，2005年第3期）等文，对此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84]瞿林东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体系标志着近代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定”，但“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完整的‘新史学’的理论体系”，“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完成扬弃传统史学的历史任务”。（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第180、18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从史学期刊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证明这一判断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