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中国历史语言学：傅斯年与相关期刊

历史语言类期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不多见，只存在两种，分别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因为这两种刊物分别作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门刊物，在学术界都有较大影响，所以我们将其归为一类加以讨论。按照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历史学与语言学分属不同的学科，能相提并论，应该说与傅斯年有很大关系。1926年8月，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为了促进学校的学科建设，陆续聘请了一批其时有影响的学者来校任教，傅斯年被聘为文史科（后改为文科、文学院）主任。1927年6月20日，傅斯年主持的中山大学文史科第四次教授会议决定，设置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等。同年8月间，文史科分别开始筹备成立教育学研究所和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7年11月1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以下简称《周刊》）第1集第1期出版。1928年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任研究所主任。其后，傅斯年于1928年10月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下简称《集刊》）。

《周刊》每周发行一期，每期登载的文章不多，但发行周期短，从1927年11月创办，至1930年5月21日出版杨志成《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共出版11集，132期，其中，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研究著述。其后朱家骅继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时，因校款支绌，该刊停办。

《集刊》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物之一，第1期于1928年10月出版，以一期叫作一“分”，每四“分”为一本，在每一本末附有“目录索引”和“作者索引”。因时局动荡，历史语言研究所几经迁徙[31]，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仍能维持出版，直到1949年，它在大陆共出到第二十本，发表论文500余篇，另有《人类学集刊》、《安阳发掘报告》等附录。《集刊》因为有雄厚的财力支撑，直至迁往台湾，一直保持着出版。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有以傅斯年为中心的“史料学派”之称谓[32]。(www.xing528.com)

应该说《周刊》和《集刊》的创办都离不开傅斯年的努力，为何要以历史学和语言学相提并论，与傅斯年对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认知相关。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发达早，有光辉的历史，但近代以来却落伍了。“中国境内的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33]这是傅斯年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现状而言，力图振兴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这两门学问，欲使中国学术融入世界学术之潮流，与欧美学者争胜。而就傅斯年本人的学术取向而言，他非常推崇清代学者阮元，认为其能“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34]，傅斯年在其名著《性命古训辨证》中正是贯穿了此种方法，用语言学来阐释中国思想史，同时对这一治学路径有所发展，他引入进化的观念，以“发展”“变动”观念来作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语学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观点，两者同其重要。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思想非静止之物，静止则无思想已耳……前如程、朱，后如戴、阮，皆以古儒家义为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变动，乃倡言曰：‘求其是’，庸讵知所谓是者，相对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准非永久之准乎？”[35]傅斯年不满于程、朱、戴、阮诸人以为古儒家义为一个固定不移之物，而是希望以语言学的观念来溯源，以历史学的观念来疏变，以求通过语言学对中国思想史作出深入的阐释。傅斯年的这一治学路径极具开创之意，对史学研究路径产生了较大影响[36]。另外，傅斯年留学欧洲，深感其史学发展之盛况，其时欧洲史学与古文字学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史学自身近今之重要发展，大率与古文字学有关”[37]，留学归来的傅斯年也力图效仿此种研究模式，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由于傅斯年对历史学、语言学的强调与重视，而其本身又身兼要职，掌握着丰富的学术资源，与之相关的《周刊》《集刊》这两种历史语言类刊物的产生及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从这两种刊物所刊载的文章来看，也充分地贯彻了起初创办刊物之意图，对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文章给予充分的注意，尤其在语言学方面，通过历史的观念来研究语言学，通过语言学来阐释中国思想史，成为其鲜明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