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的优化方法

本书主要的目标是拟在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期刊进行系统考察的前提下，对近代史学的发展面貌作出不同角度的解读，从而透视出近代史学期刊对近代史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历史主义的方法。在尽量尊重并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文献资料作为根本之研究材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梳理，从而得出结论。

2.历史学与传播学相结合的方法。史学期刊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作为一种新型媒介，要分析其功能与价值，需要借用传播学的概念及理论，但并不是说以理论来套材料，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贯通的考察与重点研究相结合。近代史学期刊门类众多，系统的勾画出其发展面貌，对于了解其对近代史学的影响大有裨益，但由于不同的刊物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且影响力也不同，因此，不可能对每一种刊物都做出详尽的考察，只能尽可能以有代表性的期刊来作为专题考察的对象，但并不是说我们放弃从整体上的观察。

学术界对于近代“史学期刊”的界定，有时为了研究的方便，各有不同的界定和划分，因此本书需要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对于期刊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报纸、杂志等连续出版的刊物统称为期刊，从狭义上来讲，应该指专门性连续出版的杂志。目前较为公认的观点是指有固定名称，每期版式基本相同，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其内容一般是围绕某一学科和某些学科或某一研究对象，由多篇文献资料编辑而成，用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而成。按照这一标准，本书将研究对象限定在杂志上，对于报纸不予考虑。因此，对于一些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报纸副刊类刊物，如：《大美晚报》（上海）之《历史周刊》、《华北日报》（北京）之《史学周刊》、《大公报》（天津）之《史地周刊》、《益世报》（天津）之《史学》、《河南民国日报》（开封）之《史学》、《中央日报》（南京）之《史学》、《星光日报》（厦门）之《史哲周刊》，本书拟不作为考察的对象。

而对于下列类型的刊物，本书则列入考察范畴：(www.xing528.com)

1.史地类刊物：民国学人往往将史学与地学并提，认为二者乃“实学”，“史地学示人以真确之历史背景与地理背景，为各种科学之根本”（《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启事》，1922年2月）。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一些以“史地”名之的刊物，史学论著在其中占据很大分量，本书将有关这类刊物作为史学期刊来看待。

2.历史语言类刊物：如同地学一样，民国学人亦将语言学和历史学同等看待，这应该说与二者本身的治学方法相关，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出现以“言语历史”或“历史言语”名之的刊物，多刊载史学类论著，本书将此类刊物也划归史学期刊。

3.专门史类刊物：史学期刊发展到30年代，开始出现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禹贡》、《食货》这两种刊物的创办是其显著代表，专门类史学期刊是史学发展不断深化的表现，本书于此亦加以探讨。

本书将研究断限定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原因主要是基于史学期刊的发展状况。五四前，中国报刊业虽有较大的发展，但真正学术性的刊物并不多，至于专业性的史学刊物更是阙如。其时，《国粹学报》是从政论性刊物向学术性刊物转化的典型，但并非以史学为主。五四以后，一股兴办期刊的热潮兴起，不同类型的期刊大量涌现，史学期刊也在这时开始产生。其中，1920年北京高师创办的《史地丛刊》及1921年南京高师创办的《史地学报》等史地类期刊是较早创办的史学期刊，因此本书将研究起点定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为史学期刊的创始时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期刊有了较大的发展，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举国上下投入到抗战的激流中，稳固的学术研究环境不复存在，学术类的刊物在此时走入低谷，许多刊物甚至有名的报纸都停刊，史学期刊也随之减少。因此本书将研究的时间下线限定到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