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史学期刊的专题研究情况

史学研究对报刊的观注并非始于现今，早在1928年张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一文中就提出过史学研究引入报刊的可能性，他说“又近世有一种新史料，为古人所未能梦见，厥为报纸（中国在唐代已有朝报，然其性质不能与近日报纸比）。此种史料之重要，西方史家已深切感及，惟今日中国史家尚鲜注意之。”他强调了对报刊资料要予以重视。20世纪80年代，俞旦初通过阅览查找大量的报刊资料，发掘出许多被人们忽视的史料，对近代史学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系列文章，勾勒出了近代史学发展的诸种形态，这些文章最后收入《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将报刊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考察，更多的是将之视为研究的资料。较早将报刊作为研究对象的始于文学史家，他们提倡对近代文学史从传媒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特别注重对近代小说类期刊的研究，甚至有人提出了改写文学史的想法。陈平原是这一领域的有力开拓者，他与日本学者山口守共同编著了《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一书，从传媒学的角度对近代文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史学界对报刊的关注稍晚，始于20世纪末期，桑兵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一文中论及了传媒与学术发展的关系，认为国学倡导者大都从事新式文教事业，从私人书院式传习转向凭借近代大众传媒。而对这一舶来品版面的模仿，很容易引起固有学术表述形式的改变。其中，从传统札记变为近代学术的标志——论文，以《国粹学报》为最早（《一个对比》，《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534页）。张越在《五四时期：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东岳论丛，1999年第2期）一文中，将学术期刊的出现作为五四时期现代史学规模建立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些研究都开始有意识地注重近代报刊这种新型传媒对学术发展的影响，但并非是对史学期刊做专门的研究。

明确提出要注重这方面研究的为罗志田，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的序中，他希望充分考察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学术建制不仅指大学的历史系和各级各类史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而且包括大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及演变，学术刊物特别是史学专业刊物的出现、发展与影响等。这些学术建制基本上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其本身的发展演化及其（作为一个变量）对史学学人与史学研究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都是大可深入探讨而目前研究尚不足的领域。因此他在这本书中曾经设计有“说服与证明：出版发表与20世纪史学”这样一个专题，希望讨论出版物（包括报纸副刊、综合及专门学术期刊、书籍出版等）及“发表”这一社会行为对史学及史家的影响。可惜的是，罗志田的设计并未付诸实践。此外，在《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罗志田进一步探讨了杂志的兴起对社会和学术的影响。他认为五四后的中国，办杂志和读杂志者渐有形成一个社群的趋势；梁启超、胡适等诸位“公认的学问家”被“公认”，取代“旧学”的“大著述”，本身就是时代变迁的表征，也提示着“学术”及学术的社会评估正由个人长期积累的著述方式转向相对频繁快捷的“杂志”文字的发表。

21世纪初，学者开始对史学期刊进行专题研究。其中，张越、叶建、李春雷从整体上作出了考察。张越、叶建《近代学术期刊的出现与史学的变化》（《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将重视反映史学研究成果和史学界动态的学术期刊主要分为两类：专门性史学期刊和高校学报类期刊。对专门性的史学期刊的特点做了概括，第一，专门性的史学期刊一般都有一个对历史学的基本的观点，并以此作为其办刊宗旨；第二，专门性的史学期刊非常注意从史学研究的多个方面编发稿件，一期刊物中往往包括了理论、考证、综述和动态等方面的文章；第三，专门性史学期刊杂志所具有的实效性强的媒介作用，有利于及时反映史学研究成果，并积极介绍史学研究的新动态。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等高校学报类期刊对历史学研究的作用和影响，认为学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治学方式，适应了现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要求，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与学术刊物所起到的媒介作用相关。李春雷《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则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探讨了史学期刊的作用，作者认为史学期刊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动向的大量介绍；梳理了民国史学的学理；推动了中国史学走上综合融创之路；培养了新型的专业史学研究队伍；提供了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对史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

上述二文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史学期刊进行研究的尝试，虽然是从整体上作大致的考察，但对我们后续作进一步研究开启了道路，拓展了视野。另外，何平《对中国史学的传播学思考》（《华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一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强调了历史叙事与历史文化传播的关系，认为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导致了中国史学的叙事性传统趋于萎缩，从而弱化了历史文化的传播功能，因此作者主张要恢复历史叙事的传统。

除了整体上的考察外，一些学者对有关较知名的刊物作了具体的研究。《史地学报》是早期创办的较为知名的史学期刊，李勇、鄢可然《〈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沈卫威《〈史地学报〉及其文化立场》（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对此予以了探讨。李文主要就《史地学报》介绍鲁宾逊新史学、关注其史学活动、翻译其史学作品及相关撰稿人亦接受了鲁滨逊新史学的观念等几个方面做出了分析，认为《史地学报》介绍了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代表作，关注其史学活动，翻译其史学著作，同时宣传其史学观念，对中国学术界充分了解这一学派做出了贡献。同时《史地学报》与北京学者何炳松等人的传播遥相呼应，扩大了鲁滨逊新史学在中国的影响；而沈文则是从刊物的出版、对“古史辨”之立场、导师的作用及“史地研究会”的群体意识等方面出发，对《史地学报》作出了考察，认为柳诒徵和竺可桢分别是历史学、地学的导师，他们打造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史地学的基础，并在师生中形成了强烈的群体意识，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融入了大学的人文传统之中。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作为一份学术价值极高的史学刊物，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现今史学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其创办人傅斯年及其研究所本身上，就刊物自身而言的研究并不多见，孔祥成根据1928年至1948年的《集刊》对史语所同人的史料观、史学方法论进行了考察。在史料观方面，他首先从宏观上论述史语所学者治史中的共性，其次通过对《集刊》的解读，从微观上剖析归纳了其史料观，最后评述史语所在求实创新的观念支配下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的史料观——解读1928年～194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东方论坛》，2002年第5期）。在史学方法上，他认为史语所主要遵循了多学科治史和以语言学治史的方法（《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方法论创新初探——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948年）为线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www.xing528.com)

1929年由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创办的《史学年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期刊中知名度相对较高且评价较好的一种，王建伟从学术期刊对学术发展影响的角度对其作了专门的探讨。他认为期刊的兴起是现代学术建制的重要内容。专门性的史学期刊在1920年代末兴起，作为一个典型，《史学年报》在民国同类史学期刊中，既是持续出版年限最长者，又是总体水平最高者。以《史学年报》为代表的史学期刊，是中国史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他们的大量出现，深刻改变了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史学年报〉及其学术史意义》，《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禹贡》半月刊因其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巨大影响，较受学人重视。朱守芬（《顾颉刚与〈禹贡半月刊〉》，《史林》，2000第1期）、李淑英（《〈禹贡〉半月刊与“禹贡学会”——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期刊介绍》，《文物世界》2005年第1期）主要介绍了《禹贡》半月刊及其主办人顾颉刚的有关情况。顾潮（《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主要介绍了顾颉刚与《禹贡》半月刊之间的关系。田亮（《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从四个方面作了探讨，即《禹贡》半月刊的创办缘起，禹贡学派的学术渊源，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就，禹贡学会的历史地位。作者的关注点主要在禹贡学会上，认为创办刊物是禹贡学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强调了在民族危机下《禹贡》半月刊的诞生。徐象平（《我国近代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及特点试析》，《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对《禹贡》半月刊的办刊宗旨、刊物内容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在学术研究上和编辑学研究上都有一定的价值。李习文、张玉海（《〈禹贡半月刊〉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之特点》，《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对《禹贡》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历史背景作了介绍，并概括了其研究的特点，如史地研究与爱国护土相结合的编辑思想，重视边疆民族关系研究，强调回汉团结，初步理清了回族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重视调查等特点。

《食货》半月刊作为一份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以前因诸种原因较少被人注意，近来向燕南、尹静、阮兴等人对《食货》半月刊有所关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这一因社会革命运动而起的研究取向，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政论，缺少学术的内涵。其严重的流弊是滥用理论，轻视史料。向燕南、尹静首先说明了陶希圣与《食货》的关系，认为陶希圣创办和主持《食货》是其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并且，他们对《食货》的创办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食货》的创办是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作学术反思以及在政治失意后转向教学之境遇的一个结果，也是适应时代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一个结果。同时，他们分析了《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即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的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而《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理论之研究理路上的探索（向燕南、尹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阮兴《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则从陶希圣与其时北京学界的关系的角度，对《食货》半月刊的创办背景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在20世纪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学重要变动时期，陶希圣在北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氛围中，鉴于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的空泛，在学术上调整了思路，创办《食货》半月刊，潜心收集史料，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开辟了新的天地。同时在另外一文中，阮兴对《食货》创办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陶希圣创办的《食货》，摒弃政论，倡导史料的收集，培植学界新人，加强交流合作，在3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反映了《食货》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的状况和趋势（《〈食货〉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综观上述研究概况，除了少数学者的研究外，多数学者对史学期刊的讨论，更多的是以刊物自身的影响大小为出发点进行考察的，而非从史学期刊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建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虽然如此，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对史学期刊系统实质的研究将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另外，张越、陈以爱等人对国学类期刊对近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也进行了探讨。张越认为《国学季刊》伴随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反映了当时的史学研究状况，并且显示了其编辑的特色，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学季刊〉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一书专列一章探讨了北大《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等刊物，对其研究的整体趋向与特色进行了分析，同时阐述了刊物的发行对学术观念的传播、学术讨论的进行、学者共识的凝聚乃至学术运动的形成等方面的作用。

同时，在这方面做出相关专题研究的有两篇博士论文，其一为刘兰肖博士的《清末民初的报刊与史学》（2004年，陈其泰教授指导）。作者将清末民初的报刊范围定为1895年至1921年，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与史学相关的主要报刊专栏和副刊以及专业学术刊物上的史学论著和通俗文章、报刊政论、报刊“新书介绍”等项内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影响。从报刊与中西史学的交汇、报刊与史学的科学化、报刊与史学的大众化、报刊与史学社会功能的加强等四个方面做出了探讨。其二为杨建华博士的《中国近代教育期刊与近代教育发展——以上海近代教育期刊为例》（2005年，金林祥教授指导），作者首先梳理了中国近代教育期刊的发展历程，从近代教育期刊与近代教育理论传播、近代学制颤变、近代教育方法的变革等几个方面对近代教育期刊做出了系统的考察。虽然上述研究不是专门探讨史学期刊，但是其研究的角度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