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与静安比邻而居。
静安的名称来源于境内的千年古刹静安寺。在上海开埠以前，静安区只是一片租界区，触目皆是荒凉的农田和坟墓。
这是清朝统治者的目的。当时的静安完全处于郊外，统治者将这片地区租借给洋人，满以为自己压力较小。可没想到，洋人却以静安为依托，兴建起一个繁盛的城市。
在“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中，静安因为自己租界区的特殊原因，免去了日军的疯狂肆虐，在闸北凋落之际，它却仍旧繁华。
静安区因境内古刹静安寺而得名。静安寺现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为著名江南古刹。据碑志，建于三国吴大帝孙权赤乌十年（247年），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迁至现今寺址。（插画：孔颖）
为此，上海人独创出两个词汇——“上只角”和“下只角”。
“上只角”指静安这类繁华的租界区，“下只角”指居民以棚户民为主的闸北这类穷困区。
1949年的上海仅仅只有相当于今天市区的范围，就要划分为30个区，是当时的管理水平所限。而今天，技术水平的提高、管理方式的改善，使得同样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有效地管理地理面积数倍于以前的区域。
上海人过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会非常固执于这种差异，它也给人带来了诸多观念上的不同。
金宇澄在《繁花》第一章中，便曾有这样的描述：“当年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中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有祖父独幢洋房一角……东南风一劲，黄浦江的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字里行间描述的，就是典型的“上只角”。
而说起下只角，鲁迅先生的生花妙笔，倒是形容得最贴切：“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地在飞，孩子成队地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
当年，如果一个住在静安区的小姑娘，跟住在闸北区的小男孩谈恋爱，她的父母恐怕会急得睡不着觉；而那些住在棚户区的小姑娘，天天盼着能够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程乃珊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穷街》，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老上海在社交中也会有一个习惯，会不经意问人家：“府上住勒啥场化？”如果答说“上只角”的淮海路、南昌路、陕西南路，对方就会很谦恭；如果回答“下只角”的“三湾两弄”，对方就会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www.xing528.com)
对于这一点，胡展奋体会尤为深刻。
在胡展奋的童年，苏州河就是一条“狂野乐园”。脚下的老闸桥，身旁的垃圾堆，是他对儿时勇敢的回忆。
曾经的“棚户区”闸北，被上海人带有贬义地称为“下只角”。
当时的小孩子喜欢看热闹。夏天，人山人海，从大桥上往下跳水，这是全市人民狂欢的时候，而跳水的人80%是闸北人。闸北人很勇敢，非常粗犷。
棚户连篇的“滚地龙”，一穷二白的“赤膊区”，这些标签都曾经属于闸北。
但出生、长大在静安区的胡展奋自小就明白，即使孩子们在同一条河里“扎猛子”，即使同时听到苏州河上货轮的汽笛声，静安与河对面的闸北也好似两个世界。被叫作“滚地龙”的棚户房子拼搭在一起，上海人眼中的“下只角”、一穷二白的“赤膊区”，这些标签都属于闸北。
胡展奋记忆中的闸北，可以看到很多现在看不到的生活形态。人们吃饭喜欢放在门口吃，一到夏天，很壮观，东家西家全把自家的小桌放在外面，像小摊贩一样，聊天、讲讲社会的新闻。这家吃得比较好，红烧肉，那家吃得比较差，炒咸菜。
儿时跳水的垃圾桥，后来，胡展奋也是在这里向心爱的姑娘求婚。他说那一刻，大概是闸北人的勇敢感染了他，也或许，那一刻，他就是一个闸北人。
“那天是我们谈恋爱第三天，当年我就坐在那个桥墩上，她工作生活都在闸北区。那天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远远看着她，太阳照着她，她走过来，我就从桥上跳下来，她说她也永远忘不了这一刻。我说嫁给我吧，她说好的呀，哈哈哈哈……”胡展奋回忆中带着一丝亢奋。
“闸北区”——“赤膊区”，这是曾经对闸北谐音的戏谑。胡展奋说，小时候，他也这么喊过，直到有一天，被爷爷大声呵斥：“你们知道啥，你们这些孩子开口就看不起闸北，要不是两次战争，它会像今天这样？它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比租界还繁荣。”
也就是从那时起，胡展奋开始重新解读闸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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