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的危机削弱了美国战无不胜的自豪感。作为一个民族，在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做不了的时候，即便我们不是处在最迷人的状态，一定也是处在最佳状态。
——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1950年1月
在一个民主国家，对外政策是根据民意制定的。
——哈里·S.杜鲁门，1950年4月
美国人应该摒弃他们能够改造中国这一没有事实根据的设想。
——南希·塔克，《外交》
大多数美国人曾认为中国会很快成为美国强大的盟友，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中华龙苏醒了，但没有变成向美国靠拢的友好盟国，而是似乎印证了那些在太平洋彼岸担心中国会变成敌视国家的美国人的焦虑。此时，“黄祸”变成了“红祸”的一部分。
然而，在讨论“失去中国”时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美国有所失去，那么到底失去了什么？根据一位知名学者的说法，什么也没有失去，因为首先亚洲不是美国的，所以谈不上什么失去不失去。1949年 10月在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问了一个恩抚主义者想当然的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谁把亚洲给了美国，并让美国去解决亚洲的所有问题？”[1]也许当时最应该提的问题是，像卢斯和周以德这样的人认为美国失去了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思想中找到一些答案。萨义德在阐释欧洲与中东的关系时指出，后者在很多重要方面帮助界定了前者。他写道:“东方主义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殊位置来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2]如果我们把东方换成中国，把欧洲换成美国，那么“美国世纪”和中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作如是观。
对美国来说，中国蕴含着机会，因此也界定了美国，如果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和通常所认为的中国文化的可塑性，这个机会似乎是无限的。一开始，中国吸引了美国传教士和商界精英;后来，当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寻求符合他们利益的地区平衡和世界权力平衡时，中国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潜在的重要联盟和消费市场。一位历史学家观察到:“通过把其他文化贬低为……可塑的”，美国人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认识”，这就是为了解决自己更大的问题，“可以非常容易地引导、指导其他国家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3]
与这一想法相关的是，美国认为在中国可以实现其“例外论”的抱负。对美国传教士来说，中国就像一块磁石，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似乎能够展示美国人宣扬的基督教普适性。除此以外，很多到过中国的传教士还认定，美国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可以传播到中国来的。如果能够成功地将这些理念传播到外国去，那么在与其他国家不断角逐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中，就可直接反映出美国相对重要的国际地位。白种人的使命感，即教化文明和天定命运，在印证英国、法国、美国各自从自命不凡到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优越的转变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现大国崛起并保持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威望，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把自己国家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带给其他国家的人民。
因此，通过文化和外交影响可以形成对一个国家的控制，这是构筑中美关系的关键。卢斯对战后中国的设计很符合罗斯福对亚洲的构想，实际上，由于两人内心都怀有一种恩抚思想，因此他们的想法互补互映，一拍即合。这样，随着美国根据自己的模式界定和诠释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前景，美国就在仁慈的种族恩抚主义表象之下，形成了主导中美关系核心内容以及发展步伐的野心。因而，“美国世纪”的构建基于美国对中美关系的操控能力，保证中国符合美国实现自己更大梦想和抱负的利益。
当实现这些希望的最后可能性在1949年底阒然消失的时候，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决定美国亚洲战略的一个主要指导原则也随之而去了。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不复存在。外交的多种可能性开始显现，由于日本在1947年已经在美国的亚洲计划中跃居核心地位，因此美国的外交重点开始转型，但那只是整个遏制中国框架的一部分，不过，这种遏制当然还只是比较保守的外交手段，尤其是与门户开放的自由发展主义相比，就更是如此。[4]美国把外交重心转向日本，体现了同日本从意识形态到具体行动上的再结盟，这让那些对中国怀有很深感情的美国人非常失落和不满。
美国国内更多的民众对中国各持己见，甚至相互矛盾。虽然民意调查从根本上来说不是精确的调查方式，但它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心理。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在1948年4月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55%的美国人赞成继续给蒋介石军事援助，而到了该年年底，只有32%的美国人赞成援助蒋介石50亿美元，34%的人持反对意见。这种支持率的明显下降至少部分是由于问卷中用语不同造成的，第一次调查说的总体上的援助，第二次则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调查还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不支持蒋介石了，尽管有很多接受调查的对象对蒋介石不发表任何意见。[5]美国公众对蒋介石模棱两可而又变化很大的感情很容易让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卢斯20多年来的宣传究竟有多大用处，美国人何以能够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放弃他们在亚洲的亲密伙伴，而一点也不抗议？尤其是如果说卢斯和他的时代公司反映了美国大众的想法，这一点就更让人难以理解。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但最好的办法是先考察一下美国对待其他国家及其领袖时惯常采用的简单化的方法，考察一下美国对待亚洲国家和亚洲民族一贯的轻视态度。
美国轻易地放弃其长久以来怀有深厚感情的中国，并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美国很快就把对待中国的态度转到了日本身上，中国和日本只是颠倒了亚洲这枚硬币的不同侧面。正如记者哈罗德·伊萨克斯观察到的:“中国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里没有经过多少反复，就由20世纪40年代的英雄，变成20世纪50年代的恶魔。”[6]与此同时，日本人发现自己明显受到恩抚对待，这种恩抚把日本人重塑成富有抱负的美国人的追随者。在历史学家约翰·道尔看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指导思想”是把日本当做12岁的孩子对待。而且，在探讨他称为“对非白种人的定型化看法”问题时，道尔援引这种思维模式，认为它适用于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美国的日本形象发展:“这些思想不仅能够引起建设性和毁灭性的不同反应，而且还是自由漂移的，可以根据形势和理解的需要很容易地从一个目标转向另一个目标。”[7]二战期间美国对待日本和中国的种族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式的恩抚主义，在冷战背景下，一下子变成了政策工具，就像战争期间一种可塑性取代了另一种可塑性那样。
卢斯的国际主义、门户开放和恩抚主义是自由发展主义政策的一部分，他以这样的立场看待中国在早期是合适的，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他发现自己站错了位置。尽管中国的党派能够被分成共产党和国民党两部分，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而国民党退据台湾，但美国遏制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大陆。最终，当蒋介石在台湾对国民党进行了残酷的重组后，美国没有抛弃他。在亚洲呈现的冷战模式进一步加大了这一态势，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遏制中国大陆、支持台湾的形势更加明朗。[8]但卢斯的雄心更为远大，当然他也从来没能让自己接受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陆这个现实。
随着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摇摇欲坠，另一种倾向也变得日益明显。1948年底当问及“是否相信中国共产党听命于莫斯科”时，听说过中国内战的美国人有51%回答是肯定的。两年以后，也就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后，8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由于听命于苏联才这样做的。[9]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共产主义具有团结的特性，尤其在共产主义在亚洲传播开来以后，美国人更是如此认为，这一认识和认为国民党政府垮台的主要责任在于杜鲁门政府的看法相一致，尽管杜鲁门政府极力为自己辩护，告诉美国人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了解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美国人，超过一半表示美国在中美关系上犯有错误，应该给蒋介石更多的援助。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认为美国在当时情况下已尽了最大努力的人数的两倍，因此，不愿意给中国物质援助——实际上是在蒋介石极力保持在中国大陆的地位时拒绝给他支持，就成为杜鲁门政府导致国民党政府灭亡的一大罪责。[10]
编纂发表《白皮书》的决定反映出杜鲁门政府反对卢斯和其他美国人塑造的强大中国形象的愿望。随着发表日期的临近，蒋介石变得焦虑不安，他建议游说美国国务院取消发表《白皮书》。周以德反对这一请求，打电报给蒋介石说这一请求会“使美国公众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不好的印象”，因为《白皮书》“可被视为一种悔过反省”。他建议最好听任其出台，这样，蒋介石的支持者就能够针对其指责进行辩解。[11]
这本长达1 054页的文献与资料综述，全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着重于1944年至1949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皮书》，于1949年8月5日公布于众，旨在表明国民党的垮台是美国无力控制的。杜鲁门在签署《白皮书》时希望以此来“纠正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公众对一些事件的看法”，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杜鲁门和艾奇逊都“热切地希望它发表”。[12]《白皮书》发表一个月之前，总统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致函杜鲁门，说他“相信对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会帮助美国人民理解中国艰难、混乱的处境”。[13]后来到了7月份，国务卿艾奇逊说杜鲁门总统表示他认为《白皮书》的发表不仅是大家希望的，也是必要的。[14]不过，考虑到杜鲁门曾成功地在1947年发表了杜鲁门主义，在1947—1948年制定了“欧洲复兴计划”等政策，他通过向公众披露对华外交档案记录来为自己政府的政策辩护并不奇怪。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说杜鲁门和艾奇逊两人都经常强调需要让美国人民了解一些重大的事件，当然多数时候是在符合他们利益的情况下才这样做。[15]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指出，政界领袖常常“通过说服大多数民众把混在一起的可接受的政策转来变去，来扩大他们行动的自由度”。“伟大的领导人的确会这样做”，拉西特说，“但杜鲁门扭转公众舆论的能力乏善可陈，而且，他可操纵的空间主要局限在被接受的政策范围里面。”[16]
但并不是说杜鲁门政府没有一个支持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查尔斯·科林伍德(Charles Collingwood)评价说《白皮书》“令人赞赏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已不可救药，而且很久以前就不可救药了”。他虽然赞成杜鲁门政府的看法，认为中国发生的一切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能力，但连他也悲叹道:“难道我们的影响就一点也不能改变中国事态的发展吗？即便我们的影响不能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所改变，难道还不能在某一点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吗？”[17]
不过，总的来看，杜鲁门政府试图通过发表《白皮书》来争取对华关系的余地这一招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杜鲁门政府想把责任全部推到蒋介石身上，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受困于两大制约因素: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浪漫化印象，二是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股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的力量。根据理查德·弗里兰(Richard Freeland)的说法，杜鲁门“出于个人目的”，一开始策划、发动了一场“全美反共产主义的运动”，但现在发现自己沮丧地看着“他的政敌用他苦心孤诣抛出的《白皮书》来攻击他，攻击他的政府和他制定的政策”。[18]因此，虽然攻击《白皮书》的是预料之中的一些新闻媒体，但这些攻击引起了共鸣，部分原因是由于杜鲁门政府成功地说服美国人认识到共产主义对全世界构成的威胁已迫在眉睫。《时代》周刊在《白皮书》发表后立即针锋相对:“中国，除西欧之外美国最重要的联盟，失去了。”而失去中国的原因是美国没有和其在中国的代言人通力合作。《时代》周刊指出，杜鲁门政府没有拿出像对待欧洲共产主义那样的热情与亚洲的共产主义斗争，而是“申请破产，似乎是不顾一切地用陈词滥调和揭丑指责来寻求偿还”[19]。《华尔街日报》刊登题为《刷新中国》的文章，谴责杜鲁门、艾奇逊和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妥协。《芝加哥论坛报》除了对国务院表示大不敬外，还指责罗斯福。[20]至于周以德，他不仅公开指责《白皮书》中所没有披露的内容，还指责它隐瞒的一些真相:即杜鲁门政府由于没有实行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因而犯下了一系列重大的错误。事隔一个月，加州参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借提名W.沃尔顿·巴特沃斯(W. Walton Butterworth)为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事，在参议院发表了长篇演说，不仅认为巴特沃斯对国民政府的垮台负有一定责任，还反击杜鲁门政府通过《白皮书》推进的对华立场。[21]
查尔斯·科林伍德评论说，周以德和诺兰等人的指责属于“外交批评中措辞严厉但并没有切中要害的一类”，尽管的确如此，但还是解释了《白皮书》的广泛接受与这一点有关:即《白皮书》的简单化策略使人容易抓住其要点。[22]加州大学中国分院(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有一位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他曾写信给周以德:“那些赤色分子在杜鲁门政府进进出出，掀起了一场误传误导国民党政府的运动。”有人认为，共产党或至少是共产党同情者已经渗透到国务院，并导致美国放弃了忠诚的盟友。到了1948年底，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23]当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在沈阳逮捕了美国总领事安格斯·沃德(Angus Ward)以及总领馆的三位工作人员时，周以德收到无数封愤怒的来信，敦促他继续努力“清除”或“清洗”那些明显充斥于美国国务院的“赤色分子”、“红色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一位写信者甚至怀疑迪恩·艾奇逊可能“就是今天共产党同情者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昔日共产党把守的美国国务院的残余之一”[24]。
《白皮书》的发表距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950年2月声称美国国务院里面有安全隐患并不太久，这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验证了他的说法，其中包括苏联原子弹在《白皮书》发表的同一个月爆炸，但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无疑对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产生了重要影响。实际上，中国给麦卡锡之流提供了证明他们需要在国内发动一次反对“新政”的机会。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中国和(后来的)朝鲜 “是美国政治空气中极度干燥的炸药的引线”。[25]
至于美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该组织试图继续开展援华活动，但由于经费减少，其援华行动很快便难以为继。到了1951年，该组织完全停止了筹款活动。不过，在做出停止筹款的决定之前，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给过去的认捐者发出热情洋溢的信，要为中国的基督教活动筹集资金。国会议员周以德对那些曾给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写信的中国人说:“感谢上帝，还有一些没有把我们出卖给共产党的美国人!”[26]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1950年发出的倡议信中还暗示，中国人民已经和共产主义斗争了25年，尽管目前局势不利，但仍然要斗争下去。同样，B. A.加塞德1950年给查尔斯·爱迪生写信，说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参议员H.亚历山大·史密斯的女婿凯纳斯顿·特维齐尔1949年建议“在中国建立民主的滩头堡”，加塞德则用桥头堡一词暗示需要在敌对的国家建立一个同样的前沿哨所。他说，如果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解散的话，一旦共产党被最终打败，该机构就失去了一次宝贵的“重新进入中国人生活的机会”。[27]不过，在共产党的坚强团结面前，爱迪生、加塞德、史密斯和周以德等人的努力最终证明无济于事，后来他们成为“反对承认共产党中国百万人委员会”(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Against the Admission of Communist China)的成员，加塞德做了该委员会的财务助理。周以德和加塞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和美国医药援华会保持着联系，而加塞德做了美国医药援华会的执行会长。[28]
1950年初，参议员史密斯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一次论坛上就他最近的亚洲之行回答提问。他说他觉得在亚洲，意识形态在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扭转。他的回答反映出很多道德(和性)方面的弦外之音，这是冷战思维带来的。史密斯从自己的思想观点出发，说他曾经问过蒋介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没有制定出防止中国人民被“这些共产主义宣言所诱惑”的计划？虽然史密斯没有说出蒋介石的回答是什么，但他认为“与苏联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相对的西方基督教传统”，在中国的传播还任重道远。[29]
联合援华会的其他成员继续致力于援助蒋介石和宋美龄，即便在他们和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以后仍是如此。杰拉尔丁·菲奇(Geraldine Fitch)1950年春在给她的“朋友”的信中说，一旦美国人充分了解到“蒋介石失去中国”的真实原因，他们定会组织起来，站在蒋介石的一边。自然，她又一次利用适当的历史类比来增强她的说服力:“敦刻尔克战役后我们抛弃英国了吗？……如果抛弃，英国可能就完了。”[30]她还说宋美龄最近刚刚在电台发表了“引起轰动的告别演说”，并说她之所以离开美国，为的是回到台湾“做丈夫的助手，鼓舞军队的士气”。玛格丽特·阿特伯里(Marguerite Atterbury)决定把宋美龄的这一举动以动画的形式呈现给读者。[31]一年后，菲奇和受人尊敬的威廉·约翰逊等人联名给杜鲁门总统写公开信，信中把国民党的困境比做美国独立战争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此外，这封信的结尾中说:“我们知道，蒋介石像林肯一样，坚定不移地要为他的国家献身。”[32]
最后，卢斯为美国失去中国进行也许是最为深刻的辩解。不过这一次出场的不是亨利·卢斯，而是克莱尔·布斯·卢斯，她在南京大主教的庆功宴上以《美国对华政策的神秘面纱》为题发表演讲，批驳二战以来美国国务院的各种对华政策。她强调说美国人民的确对中国很感兴趣，但美国国务院从来不利用民众这种潜在的支持，推动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她反对认为腐败是国民党失败根源的说法，她沿用周以德、陈纳德等人开启的思路，指出腐败“在美国政界司空见惯，即便在和平与繁荣时期也不罕见”。她说在外敌入侵和内战的双重压力下，腐败是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而国民党并没有公开纵容腐败，但美国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导致了看待中国形势的短视行为。克莱尔还斥责了其他一些观点，包括现在再为中国做些什么已经太晚了和代价太大了的说法。[33]
克莱尔淋漓尽致地分析了美国二战后所有对华政策的官方辩解，出席宴会的嘉宾大多颔首称是。接着，克莱尔说出了自己对美国为何抛弃中国的分析。考虑到她当时刚刚皈依了天主教，因此，她从原罪思想中寻找原因也许不令人感到惊讶。[34]她说，有些人相信“世界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也是不可阻挡的”，人类的自由意志使得人“虚荣、贪婪、残忍，尤其是自大”，犹太教、基督教都把自大作为原罪的本源。由于美国国务院是由一群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因此，他们的集体自大无疑会是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组织的核心。
国务院的自大和幼稚结合在一起，导致了灾难性的政策，使美国抛弃了中国，而在这个国家，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繁衍生息。克莱尔说，20世纪30年代大学毕业的美国年轻人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中世界和平美妙前景的引诱，这些年轻人“一腔热情但头脑简单”，其中许多人被吸引到政府部门供职，因当初知识水平不高而被诱惑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一旦信奉了这样一种哲学，自然就会制定某些具体政策产生影响，即便是苏联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二战后明显地瓦解，他们也不愿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国务院的官员在《雅尔塔协议》、德黑兰会议、《波茨坦公告》这些悲剧性错误中都有极大的既得利益，国务院远东政策研究室也从与斯大林的太平洋交易中获得利益，尽管政策是错误的，但获得的利益却是不可估量的。”这些错误的始作俑者是雅尔塔会议，原罪中的自大又加重了这一错误，进而导致这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延续，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现在让国务院官员“谦卑地”承认这些政策的失误，会让他们丢面子、伤自尊或降低自己的威信。“基督教徒秘密地坦白他有罪，有很大的罪，因而神父赦免了他的罪。”而克莱尔说，政客和官僚主义者没有这样的秘密认罪，而且，这样的认罪坦白最终会带来事业上的污点，更不用说下一届选举时会被免职。周以德也曾请求美国国务院坦白，承认对华政策上的失误，这些失误都是即将出版的《白皮书》中明显不会包括进去的。但是有一位评论家则把《白皮书》看做是“一种我们试图为中国做些什么但失败了的坦白，尽管失败了，我们还会尝试做些别的”[35]。
然而，克莱尔·布斯·卢斯想为“失去中国”找到一些与众不同的原因，一些更具体的、当然是更具政治党派色彩的原因，而不是归咎于空泛的国家失误和中美之间的误解。克莱尔说，掂量掂量当前这些政府官员的情况，“对这一代迷惘的知识分子来说，牺牲自尊和地位来换取道德良知和无愧于心，是过于沉重的代价”。追求自由的幼稚愿望和原罪中的自大共同作用，让美国失去了改变中国的机会，这是真正的悲哀。在发言结束时，克莱尔向大主教致意道:“阁下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悲悯地思考美国国务院那些微妙的、令人难以捉摸的行事方式，但同时你也在快乐地思考着上帝那些宏阔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做事方式。”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人类因不完美而显得那样悲惨，上帝因完美而显得那样崇高。克莱尔希望通过“上帝之爱的巨大神秘力量”，来及时揭开美国对华政策的神秘面纱。[36]
尽管克莱尔皈依了天主教，但她的思想明显地受到清教历史遗产的影响。显而易见，清教在看待自我和上帝的关系上是正确的，其中认为人类虽然不完美，但通过信仰提高自己，以求接近上帝的完美的观点被称为重生。上帝开启了这个过程，并给它的选民带来一种快乐的感受。美国人带着这种宗教信仰和现世幸福的观念，跨越太平洋，渴求把自己的完美社会——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带给中国人民。克莱尔说，由美国开始的这一重生运动，在美国国务院自大的沙滩上搁浅了。但即便如此，她仍没有彻底悲观，她观察到，那些由于受自大驱使而犯下过错的美国人，能够经历一种内心的变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能……自我反省，然后开始弥补过失。”因而，改变中国的希望之光，依然在摇曳闪烁，这也是美国赎罪的一个机会。[37]
克莱尔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一些美国人犯下了错误，但并不是她心中所想象的那种错误。实际上，原罪在马歇尔调停、《波茨坦公告》、《雅尔塔协议》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美国人错误地认为中国人在内心深处想变成美国人，这个错误直到现在显然还存在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本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趣的是，在一些方面还依然如故。在思考“失去中国”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时，一个明显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72年的访华是如何迅速、彻底地扭转中美关系的。看看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意调查数据，就更加令人疑惑。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支持率是最低的，比苏联、古巴甚至比北越的支持率还要低。1968年，支持中国的美国人仅有5%，五年之后就上升到49%，比苏联还要高出15个百分点。[38]这一明显的突然好转反过来反映出1945—1950年美国人民对中国关注的快速下降，但这一逆转何以来得如此迅速？
首先必须考虑美国长期以来对亚洲不断变化的态度。如果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变化，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20多年后同样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45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 13%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消灭日本，82%的人认为日本人比德国人更残忍。然而到了1951年，51%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日本人有“友好的感情”，另外有18%的美国人持中立的立场。[39]把二战后的日本和中国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美国对待这两个国家态度的转变源于冷战时期亚洲的形势，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达到顶点。
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一系列紧急事件，使中美关系的逆转不仅成为可能，也几乎成为必然。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时，越南战争已经让美国付出了好几万条鲜活的生命，耗费了几百亿美元。此外，经济的滑坡已经开始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二战以来的20年，美国人刚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而与此同时，西德、日本在纺织、钢铁和汽车制造业等基础工业方面取得了重大发展，和美国形成强有力的竞争。1971年8月，也就是尼克松公开宣布访华一个月之后，他被迫取消金本位制度，这又是重重的一击。为了调控经济形势，尼克松还对工资和物价进行了干预。尼克松总统需要想办法走出困境，而中国当时是他解决问题的一线之光。
于是，尼克松重新打开了美国1949年关闭的对华大门。早在19世纪90年代，一些美国人已经把中国视为美国边疆的续篇，视为一个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称之为让美国与众不同的扩张安全阀。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又一次进入美国实用主义者的视野。首先，中国可用做对抗苏联的外交杠杆，或者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尼克松能打“中国这张牌”。这或许能让苏联有所妥协，从而有助于减少美国抗衡苏联的代价。第二，尼克松希望能够利用中国对北越的影响，协商美国从东南亚撤兵事宜。美国希望在从南越撤兵到南越垮台的这段时间能有一段“体面的间隔”，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际声誉。如果中国向河内施加压力，就能够帮助美国缓和这段间隔期。第三，中国的市场仍是一种召唤，特别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第四，尼克松政府能够在与日本协商贸易问题时发挥中国的作用，重新建立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尼克松在向日本暗示它的地位不像以前那样牢固了。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一点是，访华是总统大选时的一个策略。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尼克松就曾利用“中国的陷落”这一题目在政治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他进行反向思维，认为在中国这个矿里可能仍然有金子。[40]
自1973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基本持续稳定地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却不断冷淡。将亚洲的这两个国家、两国人民和美国对待它们态度的转换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做法，正如米歇尔·亨特指出的，可追溯到19世纪。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负面看法显著增加，以至于到了1989年，更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比日本好。1991年，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50年后，认为日本“友好”的美国人比1951年大大减少，1992年，美国支持日本的总人数降至47%，接受调查的美国人有50%认为日本不好。[41]
这种观点在米歇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畅销书《旭日东升》(Rising Sun)[42]中有非常深刻的阐释，该书出版于1991年，后来改拍成一部电影大片。虽然《旭日东升》是一部小说，但它后面附有一个参考书目，作者希望那些感兴趣的美国人去延伸阅读，以进一步了解日本对美国的威胁。但正如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指出的，这份参考书目包含了一些精心选择的作品，其中许多作品塑造了阴险的、无所不能的日本人形象，与珍珠港事件之后迅速流行起来的超人形象非常相似。[43]根据小说中一位人物的看法，目前来自日本的挑战绝不仅仅是友好的经济竞争，正如小说中的一位美国参议员约翰·莫顿(John Morton)所说:“我们不能忽视日本这种针对美国的、对抗性贸易的真实目的，日本的商业和政府媾和在一起，有计划地进攻美国经济的某些领域”[44]。莫顿表面上是美国政府部门的一名参议员，实际上他对最近日本兼并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有着深入的理解。但克莱顿指出这不仅仅是日本商业和政府的合谋，这一阴谋里面还涉及亚洲其他国家。就像小说里面另一个人物所说的，日本人“联合了亚洲其他几条小龙，因而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总体增大，而不单单是对日本”。这种简单的推理认为，韩国、新加坡、泰国(小说中并没有提到这些国家的名字)实际上是在和日本一起，推动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复苏。[45]
如果说近期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是二战后的最低谷，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吃惊。实际上，尽管受一些政治事件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仍然在不断上升，这是非常合乎逻辑，也许是非常必要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早年卢斯强调的用美国的生活方式来改造中国人的“美国世纪”与现在的联系，在1951年首次发表于《兴华报》(Christian Advocate)上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极好的阐释。该文名为《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作者是查尔斯·克鲁(Charles Crowe)。克鲁得出这样的结论:“私有制下的自由经济为实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提供了最好的支持和机会。”[46]虽然文中并没有特别提到中国，但克鲁论述了J. A.贺伯逊所言的“上帝和玛门”的关系，也就是宗教信仰和以获取个人财富为目的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从很多重要方面明显地让人联想到当时的各种猜测。
在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关于中国的很多言论都集中在首先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之后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然而最近美国的政治话语则表现出对资本主义演化力量的信心，这与早期的基督教化不无相似之处。为了突出反映1996年香港回归之前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福布斯》杂志(Forbes)注意到广东省“坚定地踏上了资本主义繁荣的道路”。[47]《福布斯》的一期封面上甚至刊登了一位中国青年艺术家的特写，画面上这位年轻人手拿“巨无霸”，站在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麦当劳快餐店前面。麦当劳作为美国对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的象征，随后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该文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其表现是麦当劳开业当天销售的前三甲都在中国。[48]《纽约时报》上的最近一篇报道谈的是香港西南方向的一个中国村庄，说“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美国感兴趣”[49]。
卢斯曾说中国农民非常熟悉基督教，《福布斯》的论调大同小异:“中国人民，至少是一部分中国人，天性倾向于资本主义”。一位作者这样写道:“广东是非常讲究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很多人有企业家的潜力。”该作者说，实际上，“一旦资本主义在广东站稳脚跟，共产主义的厄运也就注定了”，因为自由市场经济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共产主义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也没能根除中国人的这些内在冲动，一旦压制解除，就会重新露出头角。”[50]《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在美国媒体不断加大宣传中国力度的形势下开始报道中国，认为“西方的社会观点、自由市场理论和民主原则”是“改变中国未来的种子”。[51]《纽约时报》补充道，一些中国乡村正“向资本主义和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迈进”。[52]
当H.亚历山大·史密斯、凯纳斯顿·特维齐尔、B. A.加塞德提议在中国建立并保持西方基督教、西方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的阵地时，他们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某些东西？但除了用基督教归化中国人外，是不是还有让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种更切实的想法？联想到《读者文摘》上一篇讲述中国“地下”基督徒的文章与《福布斯》上关于“中国天性倾向于资本主义”主题的文章同时出现，H.亚历山大·史密斯、凯纳斯顿·特维齐尔、B. A.加塞德很早以前的想法似乎已经出现了某种苗头。[53]
以前的其他一些观点也重新浮出水面。美国联合援华会二战期间强调中国急需医疗援助，曾提到纽约的“中国城”游行队伍里有“清秀的中国女孩身着护士服”，《福布斯》则指出新一代“来自上海和上海以北的漂亮[中国]女孩”甘做“小姐”，“在香港豪华、装饰一新的宾馆和日式的卡拉OK酒吧里，诱惑香港的生意人”。[54]
《福布斯》上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支持老布什总统的决定，即不要因为某一政治事件就从经济上制裁中国，因为这样的惩罚性政策只能延缓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对将中国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大目标没有好处。《福布斯》认为，惩罚中国实际上只对“北京的保守人士、民族主义者有利”，北京的共产主义可能不像东欧和苏联那样迅速垮台，但中国这个亚洲巨人的未来“同样是不可逆转的”。美国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也赞成老布什政府的政策，解释说“[美国]最能颠覆中国穴居人式政治体制的，是保持而不是减少中国暴露其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外部世界对它的影响”。[55]
老布什的卸任并没有让他的对华政策失去效用，只是将接力棒传给克林顿政府去制定促进中国演变的适合政策。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成功后，有两位作者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坚持认为亚洲区域经济的发展“预示着一个更加稳定的东亚”，这“将慢慢创造条件，让中国大陆变成一个更加多元……的社会”。[56]
这并不是说《福布斯》、《纽约时报》和其他观察家对当今中国所发生变化的评价是不正确的，因为对中国变化的评价没有必要夸大其词，但这些变化对未来的预示却很值得注意，就像认为由于日本往美国倾销了很多汽车、电视机和电器，美国不久就会信仰神道教、遵循日本的其他文化习俗一样值得注意。这个比方虽然有些牵强，但这种说法并非和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预期不搭界。一种更糟糕的看法很可能是，大多数西方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中国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正符合了中国某些团体的利益。
20世纪90年代其他的中美关系评论家提醒大家要谨慎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其中一位名叫南希·塔克(Nancy Tucker)的学者最近告诫大家不要再相信《福布斯》上宣传的仅凭感情提出的看法，指出“美国人应该……放弃中国是一个等待开发、蕴含巨大利润的市场这种陈旧的观点”，她还说，期望中国像苏联那样轰然倒塌是不太可能的。[57]另一位观察家指出，中国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58]
一百多年前，“在世界上的异教国家中”，杰拉尔丁·吉尼斯首先选择了中国来传播基督福音，他说中国“广阔的疆域”、“庞大的人口”、“在国家规模上的领先地位”，把传教士吸引到这块土地上来，而传教士当时在“分发《圣经》、《新约全书》和圣经经文”方面的成功，让她得出结论，认为改变中国指日可待。[59]今天，尽管亚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依然隔洋注视着中国，寻找一个能够立刻满足自己需要的中国。尽管卢斯美国化中国的观点仅仅持续了18年，但“美国世纪”背后的深厚感情却毫不费力地跨越了那一时间界线。
美国的中国形象和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过去是将来也必定主要是美国自身各种力量的产物，而和其他因素较少关联。不断地认为中国能够而且应该变成美国式的国家的想法，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里毫无疑问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美国人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基础却没有改变。通过与中国的交往，美国人坚持认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成功机会，这是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所不能相比的。许多美国人都有的那种要改变中国的顽固认识，用史景迁的话语，反映了美国人“要以个人的力量去影响历史”的愿望，并在这一过程中“证明自己的重要性”。[60]抑或像报纸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时所说的:“中国对美国人来说是自恋的中心，是一个展示自我崇拜的机会。”[61]
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对美国的影响，杜鲁门政府的助理国务卿W.沃尔顿·巴特沃斯在新泽西州劳伦斯维利的劳伦斯维利学校(Lawrenceville School)和学生讨论中国时，做了一个特别发人深省的发言，他说:
毫不奇怪的是，我们倾向于认为外国人像我们一样，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动机和相同的生活目标，有着相同的能力，取得了相同的成就，这种用我们自己的特征和情形来衡量其他国家人民的做法，增加了我们理解那些即便和我们有着相同文化与政治传统的民族的难度，我们在对待中国时应特别谨慎，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在很多方面和我们截然不同。[62]
巴特沃斯继续探讨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特征，以及新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说，如果美国试图在一些事情上影响中国，那就必须考虑一个非常明显的要素:中国人民。“我们不能够重塑中国，也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形象来改变中国人民。”
美国人在面对冷战后世界秩序中的各种国际争端时，最好把巴特沃斯的肺腑之言牢记在心。正如目前情况所揭示的，怀有恩抚愿望本身没有多大危险，但是，如果恩抚情感的钟摆出现剧烈摆动，就会蕴含很大的危险，而这种剧烈的摆动是深切的、被误导的希望破灭之后的必然反应。中国的确在变化，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无疑是这个变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正越来越变成一个基督教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人的事情要由他们自己去决定。
【注释】
[1] 欧文·拉铁摩尔在1949年10月6—8日在国务院举行的“美国对华政策圆桌会议”上的发言，第B—22页，周以德文献，第194卷。其他参加会议的还有:费正清、威廉·海洛德(以前曾负责联合援华会的工作)、乔治·马歇尔、哥伦比亚大学的裴斐、埃德温·O.赖肖尔、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以及哈罗德·史塔生。
[2] 萨义德:《东方学》，第1—2页。
[3] 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76页。
[4] 塔克探讨了美国对世界上许多地区实行制裁政策，唯独没说对中国大陆实行制裁。见《尘埃中的格局》，第14页。
[5] 所有数据均出自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35—1971)》，第1卷第728页、774页、852页。(www.xing528.com)
[6] 哈罗德·R.伊萨克斯:《美国的外国形象生成根源》，收入斯莫尔编的《公众舆论与历史学家》，第97页。
[7] 道尔:《无情的战争》。同麦克阿瑟有关的内容在第303页，此处引文出自第309页，但要从整体上来看待他的观点。
[8] 关于乔治·F.凯南的制裁政策及其运用，参见塔克的《尘埃中的格局》，第197—201页，肯明斯:《朝鲜战争的源起》，第一章;加迪斯:《遏制战略史》，第二、三章。
[9] 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35—1971)》，第1卷第773页、955页。
[10] 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35—1971》，第852—853页。
[11] 周以德1949年7月30日致蒋介石电，周以德文献，第163卷。
[12] 约翰·F.麦尔比口头访谈历史资料汇编，第168页，藏于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热切地希望它发表”这句话来自纽曼:《自找的伤痛》，第144页。
[13] 总统备忘录(迪恩·艾奇逊撰写，附有原件)，1949年7月8日，总统机密档案，第173卷，藏于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
[14] 与总统谈话备忘录，1949年7月25日，艾奇逊文献，第64卷，藏于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艾奇逊在备忘录中写道，关于《白皮书》，他一直经受着“受挫的中学教师”这一综合征的折磨，他试图通过精选的合理实事来说服美国人民中国的形势“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控制能力”。参见《创世亲历记:我在国务院的年代》，第302—303页。
[15] 弗朗西斯·罗素口头访谈历史资料汇编，第13页、16页、22页、23页、26页、27页、29页、42页，藏于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一些历史学家强调迪恩·艾奇逊本人甚至整个杜鲁门政府都轻视公众舆论，指出公众舆论最终对杜鲁门政府决意采取的意见影响甚小。比如，托马斯·帕特森的《在每一个前线》中说:“杜鲁门总统自己决定对外政策的方向，并成功地游说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最终站到他这一边来”(第115页)。尽管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并不意味着杜鲁门和他的智囊团包括迪恩·艾奇逊在内，不明白把他们的政策推销给美国公众和国会的重要性。拿二战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来说，1949年，杜鲁门政府发现它面对着狂风暴雨般的批评，指责美国政府把中国输给了共产党。尽管这种指责一定程度上有失公允，杜鲁门和其智囊团仍然觉得编写、出版《白皮书》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并以此表明他们对公众意见的重视。约瑟夫·琼斯在探讨杜鲁门总统向公众推销自己的政策、分析杜鲁门主义时说:“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执行者在分析政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上最有发言权。就此时而言，公共管理部门显然做得不够，因为毫无疑问，在杜鲁门主义形成的过程中，白宫的新闻官以其对公众的敏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参见《十五周》，第150页。
[16] 拉西特:《白鸽、苍鹰与美国公众舆论》，第515—516页。
[17] 查尔斯·科林伍德写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稿，1949年8月7日，第1—5页。文中引文分别出自第1页、3页，布鲁斯·史密斯文献，藏于胡佛研究院。
[18] 弗里兰:《杜鲁门主义和卡锡主义的起源》，第341页。塔克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一旦把这个事情搞得人尽皆知……白宫和国务院发现再想控制住这样做所引发的抨击是不可能的。”参见《尘埃中的格局》，第11页。
[19] 《时代》周刊，1949年8月15日，第11—13页。同一时期对《白皮书》富有洞见的评价，参见理查德·W.范·阿尔斯蒂尼:《白皮书与中国》，载《现代史》杂志，第17期(1949年10月)，第193—201页。范·阿尔斯蒂尼认为杜鲁门政府发表《白皮书》的主要动机是“提供对中国问题的调查”，但这样的调查让人同样思考美国的对华政策。范·阿尔斯蒂尼还指出，杜鲁门政府试图解释亚洲的情形和欧洲的不一样，说对待欧洲的方法不适用于中国。但范·阿尔斯蒂尼问道:“为什么直到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院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认为发表《白皮书》是一个重大错误的历史性分析，参见纽曼的《自找的伤痛》，第141—156页。纽曼还提到媒体对《白皮书》的很多反应。
[20] 《刷新中国》，《华尔街日报》，1949年8月8日，第4版;以及《失败告白》，《芝加哥论坛报》， 1949年8月8日，第24版。
[21] 周以德的这些话可以在他1939年8月17日发表在《布法罗晚报》特约专栏上的文章中看到，周以德文献，第37卷。诺兰的演讲是1949年9月26日发表的，收入《国会纪录》，周以德文献，第194卷。
[22] 科林伍德写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稿，第1页，布鲁斯·史密斯文献。
[23] W. B.佩图斯1949年8月25日致周以德信函，周以德文献，第200卷。
[24] 有关安格斯·沃德事件之后给周以德的信件，参见周以德文献，第199卷。
[25] 肯明斯:《朝鲜战争的源起》，第二章第17页。在探讨中国是如何迅速成为对美国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时，肯明斯这样写道(第107页):“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是一块陌生、不了解的广袤大陆，但现在‘中国’出现在美国人的视线里，正是由于美国人对它一无所知，因此才能够进行各种想象，中国是一块白板，右翼和扩张主义者都能在上面涂写。”
[26] 固定格式套用信函，周以德致过去向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捐款者信函，1950年8月11日，美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3卷。
[27] 加塞德1950年5月4日致爱迪生信函，美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4卷。
[28] 巴卡拉克的《百万人会》谈到1949年以后周以德、加塞德和其他人的活动。藏于胡佛研究院的周以德文献、加塞德文献对探讨这个问题也有参照作用。
[29] 罗格斯大学1950年1月3日举行的论坛，第3页，史密斯文献，第211卷。论坛的主题是谈论美国的“远东政策”，该论坛的讨论内容在新泽西州13个不同的广播电台广播，从1950年1月3日到15日，共播出8次。强调系笔者所加。
[30] 菲奇1950年4月25日给她的“亲爱的朋友”的信，右翼宣传资料汇编，第9卷。
[31] 阿特伯里信件，未注明日期，右翼宣传资料汇编，第10卷。
[32] “致总统的公开信”，1951年3月28日，第2页、3页，右翼宣传资料汇编，第10卷。早先由戴费马利撰写的一份中国事务紧急委员会报告，强调了同样的类比:“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总统从信仰的虔诚来说，不亚于美国的华盛顿和林肯，他谦卑地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右翼宣传资料汇编，第9卷。
[33] 克莱尔·布斯·卢斯:《美国对华政策的神秘面纱》，1949年6月14日，第5—20页，巴鲁文献，第86卷。
[34] 克莱尔·布斯·卢斯在女儿死去之后不久就于1944年1月改信了天主教。
[35] 科林伍德写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稿，第1页，布鲁斯·史密斯文件。
[36] 克莱尔·布斯·卢斯:《美国对华政策的神秘面纱》，第17—20页。
[37] 同上，第19页。很多保守主义者把自由主义者的天真视为困扰政策制定者的一个主要问题，宋美龄1982年写给周与德的信中提到“世界上的愚笨、天真之人和自由主义团体”，1982年3月6日，周以德文献，第163卷。
[38] 1968年的数据来自盖洛普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35—1971)》，第3卷，第2105页。后来的数据来自《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72—1977)》，第129页。拉西特的《白鸽、苍鹰与美国公众舆论》第536页有一个图表，说明1967—1973年美国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有了显著变化。张少书的《朋友与敌人》第九章分析了约翰逊总统时代这种转变是如何开始的。
[39] 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35—1971)》，第1卷第508—509页，第2卷第1007页。
[40] 加迪斯:《遏制战略史》，第295—298页。也可参见白宫幕僚长H. R.赫德曼对1971年7月13日举行的会议的记录，赫德曼文件，尼克松文件项目，美国国家档案馆，第44卷。感谢迈克尔·沙勒给我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亨利·基辛格的回忆录也富有启发性，关于访华可能对北越带来的影响，他这样写道:“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注定会引起一场地缘政治革命，单是对河内的影响就很不令人愉快。”参见基辛格的《白宫岁月》，第691页。尽管基辛格一直被视为一位冷静稳重的战略家，但即便他对与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也兴奋异常。对于1971年首次去中国，基辛格后来这样写道:“只有某个真正非同寻常的事件，某个既新奇又摄人心魄、既非凡又难以抗拒的事件，才能让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那时每一天都是一次难忘的冒险，每一天都赋予生活新的意义。当我乘坐的航班飞越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刺破阳光照耀的玫瑰色天宇，飞向中国的时候，我心里就有这样的感觉。”(第742页)阿瑟·沃尔德隆(中文名“林蔚”——译者)把基辛格的措辞与同一时期到中国来的美国“激进”学生的言论进行了对比，参见他的文章《中国前景广阔》，载《新共和》，1990年4月9日，第20—25页，特别是第24页。就在基辛格宣布访问北京之后，B. A.加塞德立即给尼克松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极力反对这件事，他的主要观点是:“不管总统希望从这次冒险中得到什么暂时的利益，都会被其带来的巨大灾难所淹没。”参见加塞德致尼克松信函，1971年7月15日，第2页，加塞德文献，第4卷。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定于1975年12月访华，这时周以德尽管退休了，仍然有能力让福特总统给他通了一次电话。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周以德“作为对华政策的重要发言人，不仅在国会里面而且在全美国都有一批追随者”。不过，这句话必须放在当时的语境中来理解，因为周以德原希望和总统面谈，但最终只通过电话进行了交流。《马什致斯考克罗夫特备忘录》，1975年11月27日。CO34-2PRC，11/1/75-4/30/76，CO34-1-CO-34-2，第13卷，杰拉尔德·R.福特图书馆。
[41] 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三章。要了解珍珠港事件50年的民意调查数据，参见小盖洛普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91)》，第240—244页，以及《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92)》，第28页。
[42] 也译为《旭日追凶》。——译者注
[43] 道尔:《无情的战争》，第五章。道尔还在后记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日情绪不断增长。
[44] 克莱顿:《旭日东升》，第336页。强调系笔者所加。莫顿还说:“由于经济实力下降，我们难以承受新的侵略战争。”(第252页)这本书中的两个人物说日本是“地球上种族主义意识最强的民族”，这一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整个民族都是种族主义者。我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忽视日本20世纪初期侵略亚洲多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残酷本质，当时日军犯下了集体奸淫、屠杀、迫害等滔天罪行，但相比之下，德国不也要灭绝犹太人？美国不也曾有过蓄奴制，并残酷地对待过印第安人？
[45] 克莱顿的小说典型地反映了美国抱怨、伤感的传统，它令人想起早先的一部畅销书，后来这部书同样也被拍成了电影，这就是莱德勒和波迪克的《丑陋的美国人》。约翰·赫尔曼在他精彩的分析中把这部小说和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政策”联系起来，参见《美国神话和越南遗产》第一章。《旭日东升》和《丑陋的美国人》一样，从两个方面展开抨击。从内部来看，经济不景气、态度不强硬的美国乐于把自己重要的高科技产品出售到日本去;从外部来看，小说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铁板一块的日本要寻求世界霸权，只不过这一次日本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其目的。《丑陋的美国人》同样指出美国在内部心慈手软，而从外部来讲，则强调苏联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威胁。
[46] 查尔斯·M.克鲁:《基督教与资本主义》，转引自《兴华报》，1951年4月19日，右翼宣传资料汇编，第10卷。
[47] 安德鲁·坦泽:《天高皇帝远》，《福布斯》第5期(1991年8月)，第70页。
[48] 伍洁芳:《经济繁荣的中国是西方梦想的市场》，《纽约时报》，1993年2月15日，第1版。
[49] 伍洁芳:《中国乡村经济兴旺但仍受传统束缚》，《纽约时报》，1993年1月17日，第8版。伍洁芳的另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人购买美国一平方英寸的土地:“这个热潮反映出中国人对美国的很多东西充满好感。”参见《中国人以购买美国一英寸土地来圆美国梦》，《纽约时报》，1993年1月29日，第1版。这个想法背后的意图是，购买一英亩的土地，然后再分成一平方英寸、一平方英寸的小块，作为新鲜事物出售给中国人。因此，一些中国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购买了这一小块面积，就能获得签证去照料自己的土地。
[50] 坦泽:《天高皇帝远》，第72页。
[51] 伍洁芳:《中国乡村经济兴旺但仍受传统束缚》，《纽约时报》，1993年1月17日，第8版。伍洁芳的另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人购买美国一平方英寸的土地:“这个热潮反映出中国人对美国的很多东西充满好感。”参见《中国人以购买美国一英寸土地来圆美国梦》，《纽约时报》，1993年1月29日，第1版。这个想法背后的意图是，购买一英亩的土地，然后再分成一平方英寸、一平方英寸的小块，作为新鲜事物出售给中国人。因此，一些中国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购买了这一小块面积，就能获得签证去照料自己的土地。
[52] 《商业周刊》，1990年12月24日，第82页。
[53] 弗格斯·M.博得威奇:《中国大胆的地下信仰活动》，《读者文摘》，1991年8月，第33—38页。
[54] 坦泽:《天高皇帝远》，第71页。
[55] 《国家评论》，1992年4月27日，第18页。
[56] 小康纳伯和兰普顿:《中国:未来的强国》，第134页。
[57] 塔克:《中国和美国》，第91—92页。
[58] 林蔚:《中国前景广阔》。
[59] 杰拉尔丁·吉尼斯:《中国的吸引力》，1890年5月2日，学生运动出版物，第554卷。
[60] 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2页。
[61] 约瑟夫·克拉夫特:《美国的中国神话》，1972年2月22日，周以德文献，第196卷。
[62] W.沃尔顿·巴特沃斯:《革命中的中国》，发言稿，1950年5月10日，第1页，巴特沃斯文献，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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