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一点——我本人喜欢——[美国]首先是一个崇尚道德的民族，美国人相信美国拥有珍贵的精神财富，要将之留存下去。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2年9月
显而易见，我们对中国有道义责任。
——查尔斯·爱迪生，1947年底？
我认为一百年后，历史学家会认同西方民主的丧钟在1948年秋天的中国敲响了，这种想法不是异想天开。
——亨利·P.范·杜森，1948年12月
1947年，两股争夺中国最终控制权的力量，拉开了战争的序幕。蒋介石初期的胜利正如美国军事顾问所预料的那样，很快就证明是严重的战略错误。蒋介石急于重新占领华北和东北，使自己的兵力处于充分暴露的位置，军需给养要通过火车或飞机长途运送。火车运输容易受到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飞机运输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从物流学上讲也是不利的，因为它超过了国民党的空军运输能力。
到了1947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朱德和林彪的指挥下，从长期以来他们坚持的游击战，转向常规的阵地战。尽管国民党的部分部队进行了顽固的抵抗，但由于蒋介石的部队被分隔孤立，切断供应，共产党捷报频传。在共产党军队控制中国农村的形势下，国民党的军队，包括那些受过美式训练、拥有美式装备的军队，因采用碉堡战而士气受挫，被打败或投降，共产党因此缴获了大量的美式武器。到了1947年底，中国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形势继续加速恶化。军事无能、政治腐败在几乎每个层面，包括最高领导层，都日甚一日。然后，在1948年秋，国共之间了展开了两大战役。第一大战役，共产党占领了长春和沈阳，从而为下一步占领整个东北打下了基础;第二大战役于1948年底展开，对国民党来说是一场更大的灾难，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这场战役让国民党放下了以大批军队维持东北这个“巨大的负担”。蒋介石决心在淮海立稳脚跟，淮海是徐州外围的一片贫瘠平原，在南京西北约100英里。[2]在这里，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共产党和国民党展开了大会战。蒋介石不听规劝，一意孤行，选择淮海这个地方与共产党交战，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蒋介石的滑铁卢[3]，而随后蒋介石前后矛盾的作战指令对国民党的战略形势更加不利。[4]蒋介石最后的耻辱是国民党的援兵被共产党军队团团包围，中央政府决定轰炸一部分自己的部队，以免士兵和装备落到共产党手里。闻悉这一决定后，增援的指挥官缴械投降，如此于1949年1月10日结束了华北战役。对国民党来说，这是一场残酷的溃败:在1948年最后四个月里，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00万人，有战死的、开小差的、投降的。此外，还损失了数量惊人的武器装备。[5]
到了1949年，卢斯预期的战后世界秩序显示出崩溃的不祥预兆。在他挚爱的中国，蒋介石作为获胜盟军之一的胜利者地位，随着中国形势的急剧变化似乎已不复存在。虽然蒋介石战时四巨头之一的声誉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他政治能力的幻想，继续影响着一些美国人，但中国显示出来的事实和原先《时代》、《生活》、《财富》上的报道，已大相径庭。
蒋介石不再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来改善农民悲惨的生活境况，相反，他满足于继续实行国民党一贯奉行的漠不关心政策，始终把民主改革止于口头上。他陶醉于二战结束后的几场胜仗，误以为这是大范围的成功，不愿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整顿。最后，不力的军事领导再加上不英明的政治、经济政策，集中反映在国民党士气低落，直至整个国民党政府萎靡不振。
进一步损害国民党地位的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对此既束手无策又不愿设法阻止。尽管国民党政府1948年秋试图阻止物价上涨，但无视收支平衡使得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那些执行国民党的新政策、卖掉自己的硬通货和珠宝首饰的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了。仅几个月的时间，一生的积蓄全都没了。[6]国民党政府在各个方面都失信于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赢得民众的认可形成鲜明的对比。显而易见，蒋介石的命令没有人听了，国民党在1948—1949年的迅速崩溃反映出它和人民的关系脆弱不堪，国民党对老百姓漠不关心，腐败无能，长时间以来一直依赖地主、银行家和企业家。国民党政府目光短浅，只顾自己，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将影响扩大到广大农民当中去，结果自身的衰败导致了国民党的灭亡。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自己在农村的影响，从1934年底几近灭亡，被迫开始长征，到抗日战争时期涅槃再生，中国共产党显示出出色的重组能力，不断发展壮大。到了1948年底，争夺中国控制权的国共两党，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卢斯依然不向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评论家认输。他说，中国的形势可能令人担忧，但国民党的崩溃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能及时、大幅度地从军事和经济上援助国民党政府，不仅会消除它的无能，而且对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传播也是非常必要的。卢斯坚持认为，美国有责任支援长期以来的盟友以全力以赴地对抗共产主义。他试图修正他的恩抚主义思想来适应冷战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做到这一点，卢斯马上把矛头转向杜鲁门政府，指责它没有给蒋介石政府提供更多的支援。同时，他恳请他的读者继续保持援蒋的热情。
较之时代公司，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问题。与卢斯的媒体公司以某一党派的态度进行经营不同，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只想举办慈善活动，为物质匮乏的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当然，它没有忘记向美国人宣传中国正全面地向美国靠拢。然而，不管它如何把自己和自己的活动同中国发生的一切拉开距离，仍绕不开中国内战这一事实。
二战临近尾声时，B. A.加塞德曾估计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1946年至1947年可能会募集到近1400万美元的善款。[7]一开始，他的计划是在1946年筹措700万美元[8]，第二年同样如此，这样目标就能实现了。但中国发生的一切破坏了他的计划，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突然之间发现它募集资金的能力严重受到限制，1947年仅募集到150万美元，1948年募集数额继续下降，以至于出现了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自1941年成立以来，资金募集第一次低于100万美元的情况。1949年，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募集的资金还不足60万美元，1950年进一步下滑，只有30万多一点。1946—1949年的三年时间里，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募集资金的能力不断下降，原因恰恰是加塞德希望不要出现的那些阻力。[9]
资金募集衰退的趋势早在1947年呈送给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总部的特别报告中就已经很明显了。比如，康涅狄格州州长威廉·P.斯皮尔(William P. Spear)在向个人和公司募款时就多次碰壁。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他说在康涅狄格州已经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进行了募捐。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报告中对沃特伯里(Waterbury)和沃特镇(Watertown)募捐的总结:“这是今年中国在美国到处受冷遇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就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Hartford)来说，虽然他认为地方部门做得很好，超额完成了筹款计划，但他发现总的来看，一种对中国不感兴趣的情绪始终弥漫其间。当地联合援华服务会的工作人员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他们遭遇的仍然是漫散全州的“同样漠视中国的情感”。为了强调工作人员的辛苦，他讲述了一位资金募集者——法官利奥·哈姆林(Leo Hamlin)的故事。哈姆林是康涅狄格州伯林镇(Berlin)一位受人尊敬的公民，过去在其他活动中都做得非常出色。但哈姆林最终放弃为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筹款。他这样说道:“我为什么要让我的朋友和镇子里的父老乡亲们恨我？原因仅仅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的希望？”[10]
毋庸置疑，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遇到的筹款问题和中国事态的发展不无关系。1947年3月，就在杜鲁门总统提请国会讨论向希腊和土耳其援助4亿美元，以帮助这些国家对抗共产主义的入侵时，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一份内参(备忘录)列举了六条妨碍当时资金募集的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两条一是美国人民对援助外国普遍感到厌倦，二是中国内战引起的混乱。该备忘录中还列举了当时其他的一些活动、计划和公共筹款活动，这加剧了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为中国筹款的难度。该备忘录还指出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最近的募集对象太宽泛，缺乏适当的关注中心，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身上，其次把重点放在以前的捐赠者身上，这样可能会对目前的状况有所帮助，尽管这种帮助也许不足挂齿。这种重新定位再加上其他一些特殊的措施，比如再次向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高层领导人进行思想灌输，可能会对将来的筹款有一定帮助。但情形并不乐观，尽管做出了诸多努力，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前途依然黯淡。备忘录以乏味的忠告结尾:“也许你的中国朋友……不令美国人满意。”[11]
黯淡的前景并没有阻止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往最好的方向努力，尽管中国的情形已不像原来那样令人鼓舞。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一封呼吁信指出中国是平衡世界的杠杆，以对美国有利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给中国提供多少人道主义援助。为了简单明了地说明问题，该信解释说美国是幸运的，因为中国与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并愿意采取美国的生活方式。[12]另一封呼吁信探讨了过去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资金援助，信中诘问:是简单地让这一切付诸东流，还是美国人会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45000万中国人……过上真正的民主生活？”[13]
周以德一贯忠诚于援助中国的事业，把防御中国等同于防御美国，他用自己驾轻就熟的辩论技巧，把对国民党政府无能、腐败的批评，转变为正面的反击论点:“是的，国民党内部确实有浪费、无能、腐败的现象”，但这只会让经济援助更加必要，用周以德的话说:“这正是我们援助中国的原因”。他补充说，国民党政府的问题更多的是“中国混战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14]。
其他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持大致相同的看法。美国驻苏联前任大使蒲立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中国的腐败不是令人吃惊的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中国仍然有希望:“令人欣喜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依然有很多诚实的人们”[15]。陈纳德将军也为中国开脱，在为国会委员会提供证词时，他说显而易见，腐败是一种全球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16]
1948—1949年，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继续为其迅速衰败的事业寻求资金支持。周以德呼吁美国人要关注现在能够做什么，而不是纠缠以前应该怎样做。说现在再帮助中国太晚了就是在向克里姆林宫说它最希望听到的话。周以德坚持认为，尽管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这样的组织面临着各种困难，美国人应该继续“帮助中国那些坚持我们信念的人”[17]。但这些维持表面希望的不懈努力也越来越失去意义，1946年越来越少的经济援助证实了这一点。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对1948年5月至1949年4月呼吁捐款的信件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尽管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向以前的认捐者发出了145000多封信件，募集到的资金却只有15万美元多一点。[18]
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努力显然为蒋介石日益衰败的政府所累，它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原先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的、民主、友好的中国的希望破灭了。加塞德1948年夏初给卢斯写信，信中他估价了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中国以及怀有和他同样梦想的人的未来，他曾梦想把一个可塑的、几乎可以说是孩子气的中国，从从属的地位提升到成熟和成功的家长地位。加塞德慨叹二战中的中美联合只是昙花一现，最近资金募集的受挫证明美国人对亚洲的事情不再热心，而且再让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掀起耗费财力、人力和时间的援华运动，似乎不太可能了，因为结果显而易见会令人失望、沮丧。加塞德总结道:“让美国广大公众支持一个全面援助中国的慈善计划是不可能的了。”[19]私人机构承担起援助中国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责任落到了美国政府身上。
为了让美国政府援助中国，那些一直为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工作的人们游说美国国会议员对蒋介石进行更大幅度的援助。联合援华会的前任主席查尔斯·爱迪生致电参议员H.亚历山大·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人)，史密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查尔斯·爱迪生敦促他要推动对国民党的援助。他要史密斯认识到“共产党正在实施一个精明而又狡黠的计划，旨在把美国的注意力引向欧洲，把45000万中国人置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20]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欧洲蔓延，而美国还茫然不知地把精力都放在欧洲方面，如果中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有被摧毁的危险。基于这一点，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两种同样不利的境况当中。一方面，它不得不面对中国无法阻挡的内战以及由此而来的美国人不愿捐钱来从现实和精神上拯救中国的事实;另一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对援助中国问题的论争愈演愈烈，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想同任何一方都保持距离。
卢斯则没有这样的困惑，他的杂志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将一切事件政治化。他相信，作为一个记者和出版人，他应该教导美国人承担起国内、国际事务的责任。尽管实现“美国世纪”出现了疑问，但卢斯坚持认为《时代》、《生活》、《财富》现在不能改变它们的办刊方针。
卢斯的杂志立即着手游说其读者中国的形势对美国来说极为重要，蒋介石军事形势日渐不利的严重性不能夸大。《时代》周刊1949年1月的一期翻拣出蒲立德八年前关于中国重要性的论述，这位前驻苏联大使对国民党政府声誉的维护是多年前建立起来的，当时他给联合援华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录了一段讲话。蒲立德在讲话中谈到中国和美国作为姊妹共和国如何共存共荣，提到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信仰“同样的道德规范”，讲“同样高尚的语言”。蒲立德说，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领袖无疑是蒋介石，这也是中国人与美国人最相似的地方:“伟大民族的伟大领袖”，说蒋介石在锻造新的爱国主义和新的民族战斗精神中所起的作用，无愧于一位伟人。蒲立德采用时代公司和联合援华会惯用的手段，把蒋介石的军事困境同乔治·华盛顿在1777年和1778年冬天的困境相提并论: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正站在中国的福吉谷上”[21]。蒲立德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联合援华会成立的1941年，《时代》的意思是说，八年之后，蒋介石面临的困境比当初华盛顿面临的还要严峻。《时代》周刊说，蒲立德认为世界正处在“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上”，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美国“在决策上决不能出错，因为赌注不仅关乎中国的独立，也关涉到美国的独立”[22]。
共产主义向全球的进军，特别是它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这股外部的力量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震荡，有颠覆或渗透的迹象。杜鲁门早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清查共产主义入侵之前，就推动实施了一个忠诚计划活动，这种害怕会从内部腐蚀的担忧，以一种奇怪的关注女性行为的方式，反映在政治和大众文化当中，特别关注它怎样强化了对女性角色的传统认识。宋美龄在二战期间受到美国人的推崇，部分原因是她作为妻子和中国战争孤儿的象征母亲所起的社会建构作用。宋美龄符合美国人认为女性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先入之见，同二战时期美国的“家庭生活”观念相吻合。然而，此时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危机事件，冷战的开始以及美国以杜鲁门主义做出的回应，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遏制苏联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对一些人来说，这样一种做法似乎强化了传统中刻板的性别观点，认为男女不分或女性独立，都会威胁美国的社会建构。通俗小说、大众电影都在反映和强化这种假定的危险。米基·斯皮莱恩(Mickey Spillane)的侦探英雄麦克·汉默(Mike Hammer)，为了保护国家机密，粉碎间谍的企图，顽强地抵抗共产主义“狐狸精”的诱惑，正如历史学家伊莱恩·泰勒·梅所暗示的，汉默“必须维护自身的道德以拯救美国，因为其他男性难以抵御他们的性冲动。如果男人能够抵御美女的诱惑，如果女人能够规约自己，就不会有英雄流血的行为了”[23]。
为了深入探讨共产主义“诱惑”所带来的这种显然是“真切”而又“邪恶”的威胁，时代公司1946年请来小阿瑟·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撰写关于美国共产党的文章，这位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一语击中“要害”:共产主义提倡“反常的性行为”，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常关系。同样，小阿瑟·施莱辛格深入研究了共产党是如何让其党员满足其反常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共产党让“那些孤独、受挫的人们生活得充实，给他们提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社会、文化甚至性生活”[24]。他把美国共产党和其党员的奉献比做某些宗教团体，如“耶稣会、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会”[25]。尽管小阿瑟·施莱辛格的描述不像时代公司后来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那样离奇、夸张，但他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会给美国社会带来道德污染，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像共和党、民主党这样的一个政治党派。
施莱辛格1946年的谈论还是相对温和的，两年后，情形变得更加危言耸听。约翰·麦克帕兰(John McPartland)捡拾起以前的危言耸听，为《生活》炮制了另一篇文章，名为《一位美国共产党员的画像》。文中约翰·麦克帕兰深入调查了他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反常本质和自由恋爱组织。共产党一开始以无伤大雅的形式吸收一些新成员，麦克帕兰讲述了一位易受影响的年轻人的故事，后来给他取名为“凯利”(Kelly)。“凯利”参加了几次单纯的高中学生聚会，后来自然而然地又参加了一些野餐会和沙滩篝火晚会，在这些野餐会和篝火晚会上，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子讨论政治问题，女孩子则为他们的“专注和出色的口才”所倾倒。然而，阴险的发展开始了:“似乎一种魔力出现了，每次(‘凯利’)作为一个好小伙子受到这些温和的知识分子欢迎时，都会出现一些漂亮的女孩子，她们慷慨地回应他笨拙的调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男孩子更想要的东西么？”受到这些知识青年的蛊惑，再加上那些“美丽的共产党女孩子”的大胆引诱，“凯利”发现自己无法抵御放在他面前的诱惑。为了突出这一场景的道德堕落，麦克帕兰强调这些女孩子都特别有才华和志向。她们知识丰富，思想活跃，更重要的是，“她们跳舞，她们和男人上床”。对“凯利”来说不幸的是，当然也是由于他的纯真，他在受诱惑时没有意识到这些女孩子“既同男人上床，也传播一种思想，上床是其为共产党服务的一种方式”[26]。
在集中攻击共产主义纵容男女交往时，《生活》画报反映了一些宗教团体成员的思想。早在1938年，基督教作者厄尔·克雷西(Earl Cressy)就在一个名叫《中国走向十字架》的小册子中探讨过共产党对待爱、性和家庭关系的态度，在论及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时，他总结说，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共产主义可能会扩大到国民党中央政府中去。他以下面的论述来支持他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强调的自由恋爱总的来说对中国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影响不大。”[27]共产主义的舶来特征妨碍了中国人对它的接受，要想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必须把它与更易为人接受的道德行为方式融合起来。《生活》画报报道说，十年过去了，共产主义的信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克雷西写文章时的老样子，但它的影响之所以不断扩大，不是因为它坚持西方的行为方式，而是由于它对正常性行为的完全偏离。证实这一点的文章出自神甫雷震远(Raymond de Jaegher)之手，1948年，他为北京公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28]撰写了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文中他深入探讨了共产党是如何通过他所认为的“诱惑”技巧来获得成功的。这种社会威胁加上其他经济、政治、政策方面的危险，使得美国急需连贯的对外对内政策来阻止危险的进一步蔓延。美国必须关注它在世界上的同盟，和它们共同努力构筑起抵御共产主义的坚强堡垒。
美国的亚洲同盟无疑是蒋介石。在遴选1947年的年度人物时，《时代》周刊选择了国务卿马歇尔，原因是他近期反对共产主义在欧洲传播的立场，这一立场具体表现在杜鲁门主义和“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也称“马歇尔计划”)当中。《时代》声称马歇尔最后终于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巨大威胁，他的认识是与时俱进的，因为这位国务卿在调停国共冲突时还没有认识到这种正在迫近的威胁。[29]
杜鲁门政府最终也因为先是提议，后来构筑起反对共产主义在欧洲蔓延的堡垒，而受到好评。参议员H.亚历山大·史密斯是杜鲁门政府赞颂者中的一员，他称赞杜鲁门主义中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但又暗示这个堡垒需要扩大到亚洲。他指出，由于“历史可能有一天会记载……杜鲁门先生在第一个任期内在马歇尔的辅佐下拯救了欧洲”，他希望总统的第二个任期能“在艾奇逊的配合下拯救亚洲”。[30]后来史密斯又把杜鲁门对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进攻的制裁，与华盛顿、林肯、威尔逊、罗斯福的伟大成就相提并论，他坚信杜鲁门总统能够完成这一重任，并通过把他的主张贯彻到亚洲，来保证他在历史上的地位。[31]
杜鲁门拒绝援助蒋介石使他失去了那些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的拥戴，不久，杜鲁门就处在国会议员和媒体、企业集团两股火力的交叉攻击之中。杜鲁门和他的顾问尤其成了那些自愿为中国游说的人，如周以德、史密斯、卢斯等攻击的靶子，他们主张美国必须制定一项像“欧洲复兴计划”那样的对华政策，说蒋介石值得援助，因为他早就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危险。《时代》周刊指出，实际上，蒋介石早在几十年前就熟悉了美国现在要面对的敌人，他在对抗共产主义中积累的经验使他成为美国在亚洲不可多得的同盟。
《生活》画报的一篇社论更为全面地批评了美国战后对待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该社论指出，蒋介石是美国宣传运动的牺牲品，这场宣传一定程度上是杜鲁门政府掀起的，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的众多媒体造起反蒋宣传的声势，并弥散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当中。《财富》杂志报道说，美国媒体“大肆讨论……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美国国务院拒绝解释二战结束后迅速将美国士兵撤回国内的有关问题。[32]国民党在美国遭遇了偏见，而且《财富》解释说，国民党政府在国内没有搞好与“民众的关系”，再加上它在回应国外批评时过于彬彬有礼，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33]不过，《财富》上的这篇文章也承认，在二战期间，国民党聘请了声名显赫的华盛顿游说者托马斯·G.科科伦(Thomas G. Corcoran)——罗斯福曾戏称其为“汤米·科克”(Tommy the Cork)，做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也就是宋子文公司的法律顾问，科科伦极力游说美国政府要给国民党以军事和经济援助。[34]
显然，蒋介石对美国不同的支持者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并加以区别对待，卢斯是蒋介石最重要的支持者。白修德在评价蒋介石政府如何对待卢斯时写到，他的老板对国民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就像“一旦他们战败，希望从中获得一线生机的长江屏障”。1941年，当卢斯访华时，蒋介石政府给予他很高的礼遇，赋予他比一切来访者更高的特权。白修德这样写道:“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来访者能像卢斯和他的夫人克莱尔·布斯·卢斯那样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享有盛誉的记者也好，外交官也好，亚洲的政要名流也好，甚至连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殊荣。”[35]卢斯以前的另一位雇员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描述说，国民党逃离大陆几年后卢斯访问台湾，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把他视为最尊贵的客人:“他们不停地恭维他，他们告诉他对他们来说他是多么的重要，他们多么地仰仗他，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人。”[36]韦斯利·贝雷不无嘲讽地说，卢斯1945年10月访华是马可·波罗以来最受欢迎的外国人。[37]非同寻常的接待、无尽的恭维、豪华的宴会、独一无二的特权、随意到中国任何地方参观的特别行程安排，卢斯无不尽享。正如《财富》所宣称的，如果说蒋介石在宣传和处理军民关系方面显得幼稚，他毫无疑问知道该依赖哪一位美国人来为他游说。
1948—1949年，时代公司经常把国民党政府局势的恶化归咎于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半个面包”(half-a-loaf)[38]政策，这在时代公司成了家常便饭。《生活》画报的指责更加尖刻，它把美国的对华政策概括为“一定程度上是被无关的说教所驾驭的灾难性忽视”。[39]由于拒绝给蒋介石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时代公司认为美国政府限制了蒋介石的成功，使他半途而废。在《时代》周刊发表的文章中，周以德找到了谴责美国政府限制亚洲发展的情绪发泄渠道，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位以前的医学传教士没有发表意见的途径，他只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在1948年初举行的市民大会上，他发言时又一次把蒋介石和林肯相提并论，富有先见地堵住了那些谴责蒋介石的批评家的嘴。一位听众被深深地打动了，写信给周以德祝贺他“睿智的回答，说杰出的蒋介石让人联想到亚伯拉罕·林肯”[40]。到了1948年底，周以德再次参加中国问题讨论会，就中国是否让美国进退两难问题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进行辩论。[41]
《生活》画报试图说明，鉴于美国公众不满共产主义在亚洲的继续传播，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已迫在眉睫。1948年3月，《生活》上一篇措辞严厉的编者按谴责美国政府在一个重要盟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拒绝给予支持[42]，说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加积极地反对共产党，甚至举枪相向”。并说一群特意挑选出来的、意志坚定的美国人，最终起来推翻反蒋宣传的高墙。但直到最近，对蒋介石的歪曲宣传，再加上杜鲁门政府的摇摆不定，只会让人感到这是“一次错误和失败的教训”。美国政府背弃蒋介石，背弃这位与共产党斗争了20年的亲美的政治家，必将继续把美国引向最大的外交灾难。
那种灾难现在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了。1948年3月29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生存挣扎》的文章，提醒美国人一种不祥的国际局势征兆正向美国席卷而来，文章认为美国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时代》周刊援引迪恩·艾奇逊“一只烂苹果如何染坏了一筐好苹果”的话，用两张彩色地图说明共产主义对战略位置重要地区的威胁，展示其他国家如何可能受到浸染。其中一幅地图上标注着欧洲、非洲部分地区和中东，夸张地说明如果共产党在意大利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地图显示苏联党旗上镰刀的手柄覆盖意大利，其长长的弧形刀刃跨过地中海，穿过东非部分地区，延伸到油井遍布的沙特阿拉伯。地图和文字解说宣称，共产党统治的意大利会威胁意大利南部和东部的所有地区，包括处于枢纽位置的中东。这种可怕的预言不亚于副国务卿迪恩·艾奇逊一年前所说的话，当时他告诉国会议员:“希腊共产党的腐败会影响伊朗……并通过小亚细亚和埃及波及非洲”。这一想象性假设1947年被用来宣传杜鲁门主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时代》周刊的语调更加耸人听闻，它把当时的情况比做二战中最黑暗的日子:“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获胜的话，其结果就会像二战中新加坡和马尼拉沦入法西斯之手一样”[43]。
《时代》周刊的第二幅地图显示的是亚洲。在这里，镰刀的手柄覆盖中国，刀刃弯向东南亚，穿过新加坡，往西北延伸到印度。如果共产主义席卷了中国，类似的“灾难”可能会降临到印度，而且，在这里潜在的危险更大:“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会控制印度次大陆的38500万人口，阴影笼罩整个南中国海，而南中国海的对岸是美国80%的自然橡胶来源”[44]。更有甚者，由于日本在亚洲的贸易被切断，美国会付出维持这个岛国的昂贵代价。
《生存挣扎》一文还提到如果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苏联可能会从空中占领阿拉斯加。这一“在美国空军看来不是不可能的”行动，会给苏联奠定空军基地，从而空袭底特律。[45]实际上，《时代》在这篇文章中几次提到面对共产主义的全球进攻，美国将难以抵挡。在卢斯想象的噩梦里，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反美世界，会从意大利一直延伸到中国。一年前，为了说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必要性，杜鲁门政府曾用类似的策略“唬住”了国会议员，而现在卢斯同样把这一策略用到中国这儿。
配合地图的文字说明不仅分析了迫在眉睫的危险，还进一步推测了十年之后美国的处境，并用传统民间故事中金发姑娘[46]的选择来暗示一个最合适的答案。第一个选择太令人心寒:“一个四分五裂、目瞪口呆、被彻底打败的美国……不得不在共产党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调整自我。”第二个选择明显太硝烟弥漫:“筋疲力尽、千疮百孔但获得胜利的美国……试图从世界废墟中尽可能拯救一些东西。”第三个选择恰到好处:“一派繁忙、祥和的美国……在世界各地帮助拓展自由的边疆。”[47]这也是时代公司认为美国应该选择的道路。
在某种意义上，卢斯把他的杂志作为一个舞台，来向美国公众导演谣传中共产主义的蚕食:观众看到戏剧一幕幕上演，就像看到了1947年杜鲁门政府告诉那些不赞成他的国会议员欧洲正面临着苏联的强大威胁一样。后来，艾奇逊在描述他召集国会议员们开会，说服他们认清希腊和土耳其的严峻形势时写道:“我知道我们是在决一死战……苏联在以最小的代价，下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赌注。”[48]卢斯把美国人关注的焦点转向中国，在准备好舞台之后，他把中心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引到舞台上。但时代公司在报道这两个人物时，创造了一些讽刺画和象征符号来分别代表这场全球规模大战中的善、恶两方。
《时代》周刊1948年12月6日的封面人物是蒋介石，称他是一位拯救者，中国的弥赛亚，这是1931—1949年18年间《时代》周刊第八次让蒋介石登上封面。[49]像以前作为封面人物时一样，画面上的蒋介石英俊潇洒而又作思索状，目视他的右前方，背景是中国国民党党旗。图片下的说明是:“堪萨斯城现在都能听到炮弹声”。封面故事强调即将到来的厄运:“亚洲的榴弹炮现在在堪萨斯城就能听到，尽管美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它在中国内战中的重要性。”[50]堪萨斯城象征着美国的心脏地带，这是《时代》、《生活》，甚至《财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因为卢斯想让大家这样认为。尽管时代公司的许多撰稿人和职员来自东部，特别是常春藤盟校，但卢斯坚持让他的杂志面向美国中部。一位雇员写道，卢斯不想让《生活》画报变成“一份老于世故、面向大城市的杂志”。为了做到这一点，卢斯不断地刊登农夫感兴趣的故事，包括蝗虫灾害和“爱荷华州的玉米养猪场”。[51]由于坚持这一方向，卢斯有一次对他的雇员说:“我想让我的杂志充满乡土气息。是的，我知道你们不喜欢，你们带有太多常春藤盟校的色彩，太老于世故，而我们的杂志需要更多的乡土气息。”[52]
《时代》周刊把堪萨斯城放在中国内战的背景上，同时通过一系列的联想，把美国、中国和《时代》周刊的读者联系起来，从而突出了卢斯对该杂志“乡土气息”的强调。《时代》周刊说在堪萨斯城能听到榴弹炮的轰炸声，这让人联想到1940年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韦利(Kenneth Wherry)说的一段话，他说美国人“在上帝的帮助下，能不断地把上海往上提升，直至提升到堪萨斯城的水平”。[53]《时代》周刊在谈到国民党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时，把国民党往中国南部的撤退和共产党向上海的进攻，看做共产党会从全球范围内围攻美国或堪萨斯城的前奏。《时代》周刊暗示，如不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传播，它将会冲击美国地理意义和隐喻意义上的心脏地带，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
就在蒋介石第八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两个月后，毛泽东作为“封面人物”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时间恰好是中国的旧历新年，这是《时代》周刊的一个混合着夸张和映射的例子，把臆想的事实和鸡毛蒜皮的细节拼凑在一起，制造出一种负面的形象。《时代》周刊指出，之前的一年是“鼠年——也是共产党不断获得胜利的一年”。显然，它在暗示毛泽东不适合做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给人的印象是优雅、干练，而毛泽东“不时把脚放在桌子上，天热时不雅地赤裸着脊背”。毛泽东吸烟、嚼豆子，直到最近医生诊断出他有肺病，“才不再用高粱酒送难以下咽的饭菜”，毛泽东最近没酒喝明显让他变得“抑郁寡欢”。[54]另外，毛泽东经常参加周末舞会，和他的妻子，或者和“共产党女孩跳舞”。
到了1948年底，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美国化中国的愿望已破碎到脆弱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最后一搏，那就是寄希望于美国人的感情支持和这一愿望一旦破灭美国人的惊恐反应。《时代》、《生活》、《财富》三大杂志把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描述为苏联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胜利，强调中国共产党执政会影响美国人的生活，以此来重新恢复蒋介石作为一个推崇基督教生活方式的正面领导者形象。《时代》周刊谈到蒋介石的宗教改革——“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象征着一个新的中国”，“反对从腐败贿赂到用袖子擦鼻涕的一切不良现象”。[55]除了穿干净整洁的衬衫外，蒋介石显然还让基督教渗透到他的政府部门。他的早祷仪式包括用冷水洗脸，锻炼身体20分钟，然后早祷、读《圣经》。[56]而且他不仅仅是早上一睁眼就想到上帝，他的生活也完全是基督教式的。尽管国民党的地位在急剧下降，对蒋介石基督教信仰的一再强调还是传到美国一些有影响的人的耳朵里，引起他们的同情，于是便关心起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来。
同情者中有一位是H.亚历山大·史密斯，1944年以来一直是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他利用自己身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的地位，支持国民党的事业。时代公司对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和他作为非基督教国家的基督徒领袖角色的不断强调，拨动了参议员史密斯的心弦，因为他本人也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史密斯的重要位置以及他后来建议美国拒绝承认台湾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一部分，再加上他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传播所提供的经济援助，都使他给时代公司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同时也把他直接推入了赞同中国内战的阵营中来。
像卢斯一样，史密斯从基督教是决定中国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角度来看待中国，他的许多朋友、亲属，包括约翰·罗茨(John Roots)都赞同他的看法。罗茨出生在中国，父亲是美国圣公会主教，他和史密斯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把他对蒋介石、对中国的看法告诉史密斯，认为需要在基督教的指引下，设计一个有利的计划来打击共产党取得的成果。1949年夏天他在写给史密斯的信中说:“上帝知道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在很多方面都很艰难，”并补充说，“蒋介石仍然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虔诚的基督徒。”[57]在给《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草稿中，他解释说:“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前面，矗立着一位雄狮般的领袖，不管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都像雄狮一般不屈不挠，有着坚定的、不可征服的信念。这意味着从蒋介石身上我们看到亚洲有这样一位领袖:尽管他有过错……但最终像磐石一样维护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维护基督教民主的核心道德观念。”[58]
另一个和史密斯一样相信蒋介石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和他的优秀品质的人，是史密斯参议员的女婿H.凯纳斯顿·特维齐尔(H. Kenaston Twitchell)。特维齐尔经常回应岳父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他的观点显然坚定了史密斯的看法。特维齐尔认为信仰而不单纯是视野，对解决中国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在1949年6月，当国民党准备退守台湾，共产党将其解放区扩大到长江南岸时，特维齐尔还坚持认为有推翻共产党的机会。他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灌输”计划[59]，该计划呼吁“为尚存的国民党军队注入一种新的精神”，希望这种新的精神能遏止国民党的溃退，阻止共产党的进军，从而彻底扭转中国的局势。[60]
强调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来解决美国在亚洲的难题，成了史密斯参议员谈论中国形势的重要特点，尽管史密斯对意识形态渗透具体指什么还有些模糊不清，但女婿给他提供了一些线索。比如，特维齐尔在一封信中说这种意识形态渗透是“中国民主的一块滩头堡”[61]。罗茨说这个策略就像创立了基督教突击队一样令人鼓舞。他认为，通过维持在中国的基督教机构——比如说13所基督教大学，即便它们面临着共产党的接管也没有关系，基督徒们仍然能够把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来，当然前提是这些学校的教师、技术人员、传教士和商人都被意识形态武装起来”。[62]史密斯自己写道，由于日本的神道教、印度的佛教没有被中国人接受，结果形成了信仰真空，这为“富有进攻性、讲求实际、富有启发性的基督教”留下了乘虚而入的可能。[63]如此，一个道德上行得通的基督教计划，再加上采取秘密渗透的方式，会让西方重拾以前的希望。罗茨暗示，迪恩·艾奇逊会对这个计划感兴趣，因为罗茨指出，这位国务卿是一个基督徒，他父亲也像罗茨的父亲一样，曾经做过主教。[64]
史密斯说，这种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是要让莫斯科25年来对中国坚持不懈的努力化为乌有，苏联要收割庄稼了，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不懈地用有效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来影响中国。为了对抗苏联的这种做法，史密斯认为美国应该效法此道，像返回庚子赔款那样，利用宗教和教育机构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65]
虽然史密斯没有把他的计划局限在意识形态渗透上，但他的确表明，他不准备再给国民党任何军事援助。史密斯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说，国民党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国民党的领导者没有完全理解西方民主的精髓，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从合适的基督教框架入手来寻求民主，而这对民主是必须的。[66]蒋介石政府值得美国基督教层面的关注，但不值得美国再给予军事援助。史密斯说不会再从军事上给国民党援助了，因为他认为军事援助会需要随之派出大批的军队和指挥官，而这样很可能会让美国踏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67]
基于这些原因，史密斯尽可能远离主张美国援助蒋介石的偏激呼吁，但他不时对蒋介石虔诚的宗教信仰表示敬佩。史密斯在起草一份如何扭转蒋介石失败的备忘录时，试图迎合卢斯杂志广为宣传的一些思想，说蒋介石“是一个基督徒，他1927年皈依基督教可与君士坦丁大帝的信仰转变相提并论”。在另一处提到蒋介石时，他又说道:“《圣经》是他每日的伴侣，他早晨五点起床，沉思、祈祷，他关于上帝和上帝之子的言论，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以来治理国家的纲要中独一无二的。”[68]
考虑到史密斯对所有基督徒领袖统治的国家都感兴趣，而不单单是中国，他支持蒋介石的事业这一事实反映出中国的形势也引起了美国其他政要的广泛关注。比如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对基督教走进其他国家的政府部门非常感兴趣，他有一次在分析中国的形势时说:“的确，同情而不是物质援助是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本质……中美的交流主要是文化和精神上的，而且主要是通过传教士进行的。”[69]
对于共产主义给基督教国家带来的挑战，甚至乔治·凯南也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考虑到他一直强调实用主义的政治观点，这个例子显得有些令人吃惊。他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探讨苏联挑战背后动机的文章，在文章结尾他说上帝用苏联来给美国一个巨大的考验，美国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因此美国人将能够圆满地完成“历史明确地交给美国人承担的道德使命和政治使命”。[70]因而，凯南表达了与亨利·卢斯极为相似的思想，卢斯一直认为这应该是美国扩张的根本。
史密斯参议员不像周以德和其他国会议员那样热衷于支持蒋介石，尽管他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位置将他置于论争的漩涡之中，但他并没有借此来为蒋介石造势。[71]而且，由于深信国家需要基督道德，他非常关心共产党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正如他有一次在日记中所说的，1950年世界面对的真正问题是“上帝与无神论的对抗”。[72]
清教徒19世纪就来到了中国，他们希望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半个世纪之后，史密斯依然受到传教激情的激发。对他、对卢斯和联合援华会的许多成员来说，蒋介石是一个身陷麻烦的领袖，尽管有过错，但他是基督徒，这一点本身就让美国人站在他的一边。在席卷全球的无神论共产主义和西方基督教民主国家的斗争中，不能只支持那些绝对纯洁、没有任何过失的人。诚然，蒋介石犯有过错，但最终只有他能帮助实现一个美国化的中国。
建设一个基督教的、民主的中国这一信念的坍塌，预示着要寻找罪魁祸首。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不应该负有责任，因为不管犯下了什么样的过错，他们都是基督徒。美国化中国理想崩塌的原因，从好的方面来说，是误解和幼稚;从坏的方面来讲，则是无能、无知以及共产党的渗透和背弃。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适逢其时地打乱了亨利·卢斯为美国和中国设计的蓝图，毛泽东1949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得赞美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极为相像、中国决心变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此外，共产党的成功带来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中国有自己的乔治·华盛顿，如果蒋介石走过了自己的福吉谷，如果中国人民被查理·卓别林、劳雷尔、哈代的滑稽表演逗得哈哈大笑，那么，他们无力抵抗共产主义的全球性入侵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连中国这样的美国人认为和美国十分相似的国家都会落入共产主义之手，那么，美国屈服于这同一“邪恶”的几率又有多大？
一些评论家，像亨利·P.范·杜森，在国民党的失败中看到了美国因拒绝承担明白无误地赋予美国的责任，而造成的一个后果，这是美国的失败，这一失败早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上就定下了基调，但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才明确显现出来。[73]但接下来我们会问，这意味着什么？杜森的回答是，如果美国拒绝承担历史自然而然地赋予它的责任，最终会导致美国的早亡。对卢斯来说，前景同样令人沮丧，他宏伟的美国蓝图中需要中国扮演一个核心角色来完成美国福音传播的使命。不过，中国毕竟为美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联合援华会组织的一次演讲中，卢斯曾这样说:“要知道，中国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让每一个到那儿去的人都着迷，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无穷机会。”[74]
关于上帝和玛门，J. A.贺伯逊这样写道:“我们在古代世界的各个国家中，发现从一开始就有上帝和玛门——宗教与经济合作之间的互利互惠关系。”[75]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收获灵魂的地方或作为一个贸易市场，都象征着这两种力量的完美结合。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谈到这一点时论及一些外国人，从17世纪的耶稣会士，到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顾问，他们都试图把中国变成他们希望的样子:“他们的多数行为中都隐含着一个更为复杂的动机，这就是与其说是帮助中国，不如说是帮助他们自己。”[76]虽然史景迁没有把卢斯包括在他考察的那些到中国来、希望改变中国的西方人当中，但他的话同样适用于卢斯。
当蒋介石证实自己无力抵抗共产党，也无法掌握中国的命运时，在很多美国人眼里他的失败是一个国家基督领袖的失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对基督教有很深的个人感情，深信基督教在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范·杜森总结了杜勒斯对蒋介石垮台的痛心，他的话用在卢斯身上也十分合适。[77]范·杜森说，杜勒斯“怎么也不能让自己接受共产党占领了中国这个现实。他说:‘基督徒领袖怎么啦？决定国民党政府的基督教事业怎么啦？’”当美国人刚开始指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时，杜勒斯表示“非常失望”。基督教政府败给了共产党的无神论运动，用范·杜森的话说，基督教政府没能让中国进入“民主国家的大集体里面”。同样，失去中国也让卢斯本人痛惜不已。当美国前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在发表于《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的回忆录中批评蒋介石时，卢斯马上给他写信:“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话比你最近对蒋介石、对中国的评论更能伤害我”[78]。
到了最后，卢斯无法把对中国的个人感情和他认为美国应该怎样做区分开来，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的事实把他击垮了，这看起来几乎是一种个人的背叛。一位在时代公司长期任职的编辑评论说，卢斯“认为中国背叛美国是大错特错，他知道自己深爱着中国，他认为中国也应该爱他、爱美国”[79]。失去中国的痛苦——他有一次说这是“中国的不幸”，让他感情用事，而他的反应在他的杂志上体现出来，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80]一位评论者说，卢斯情绪化的反应最终“直接影响了麦卡锡主义的扩大化”。[81]毫无疑问，事实的确如此，但同样重要的是卢斯坚持重新找回他对昔日中国的看法，这也是其他许多美国人不顾一切地试图要拯救“美国世纪”的开始。
【注释】
[1] 要了解更多1945年之后中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参见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十八章。还可参见比安科的《中国革命的起源》第七章。对国共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参见谢里丹的《分裂的中国》，第271—279页。
[2]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507—508页。
[3] O.埃德蒙德·克拉布:《蒋介石的滑铁卢:淮海战役》，《太平洋历史评论》，1956年11月，转引自比安科的《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77页注释23。
[4] 关于蒋介石的个人干预，参见塔克的《尘埃中的格局》，第65—66页和注释23，以及第242页。
[5] 比安科估计共产党在攻克东北时，缴获了230000支步枪。史景迁和比安科都认为，东北一战国民党有400000人被歼灭、俘虏或遗弃。比安科补充说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又损失了550000人。参照比安科的《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77—178页，以及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507页。
[6] 更多关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的描述，参见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498—504页。史景迁指出，尽管国民党政府1948年夏末进行了干预，暂时阻止了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但国民党政府不从财政方面采取措施，因此，到了1949年初，以前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上海的趸售物价指数1948年8月是100，到了12月上涨到1921，而到了1949年2月则攀升到40825。参见该书第504页的统计表。
[7] 加塞德1945年12月13日致克莱德备忘录，第1—3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8] 1946年的募款总数是6998408. 53美元，该年度的总支出是6785032. 36美元。这两个数据均来自联合援华服务会财务处，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6卷。
[9] 联合援华服务会1947年至1950年历年的募款数额如下:1947年是146万美元，1948年是660055美元，1949年是587706美元，1950年是267934美元。所有的数据均来自联合援华服务会财务处，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6卷。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的局面越来越不容乐观，到了1947年，其商品销售部的利润开始下降。其1945年的纯收入是40000美元，而到了1947年却亏损459. 98美元。1948年继续亏损，到了1949年亏损多达6000美元。参见联合援华服务会商务活动记录，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7卷。(www.xing528.com)
[10] 康涅狄格州分会1947年10月15日提供给联合援华服务会的年度报告，由威廉·P.斯皮尔执笔，参见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80卷。
[11] 所有的材料均来自一份没有签署的呈送给爱迪生的备忘录，1947年3月10日，第1—6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4卷。
[12] 签名呼吁信，1947年4月21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0卷。
[13] 固定格式套用信函，收信人、收信地址如门牌号、街道、城市都空着，1947年4月21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0卷。
[14] 周以德1948年7月9日致联合援华服务会捐赠者信函，第1—2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9卷。
[15] 蒲立德大使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援助中国听证会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3月2日，第4页，史密斯文献，第96卷。
[16] 退役将军克莱尔·L.陈纳德向美国参议院军事服务委员会的声明，1949年5月10日，第13页，史密斯文献，第98卷。
[17] 周以德1947年5月17日致威特·宾纳信函，第1—2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3卷。
[18] 联合援华服务会1948年5月1日至1949年4月8日呼吁信统计，第1—3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19] 加塞德1948年6月26日致卢斯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20] 爱迪生致史密斯电，未注明日期，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4卷。
[21] 《中国在前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41年3月20日晚上10:15至10:45播出的节目，里面有蒲立德的讲话，第1号盒带，美国医药援华会文件。
[22] 《时代》周刊，1949年1月17日，第17页。这些话是蒲立德1948年12月24日在美国国会联合委员会调查援助中国的情况时说的。参见蒲立德顾问写给涉华对外经济合作联委会的报告，第13页，史密斯文献，第98卷。
[23] 梅:《返航:冷战时代的美国家庭》，第98页。
[24] 《生活》，1946年7月29日，第85页。另外参见梅的《返航:冷战时代的美国家庭》，第98页。
[25] 《生活》，1946年7月29日，第87页。
[26] 约翰·麦克帕特兰德:《一位美国共产党员的画像》，《生活》，1948年1月5日，第75页。更多关于女性的性行为的论述，参见梅:《返航:冷战时代的美国家庭》，第60—64页、71页、92—101页。
[27] 厄尔·克雷西:《中国走向十字架》(纽约，1938)，第62页。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文件，第458卷。克雷西接下来把共产主义和佛教密教派的行为进行了比较。对这一点更为详细的论述，参见凌海成:《中国佛教》，第325—328页。
[28] 北京公教大学1925年由美国本笃会创办，起初定名“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北京公教大学)，1927年定名为辅仁大学，1950年由中国教育部接办，后因院系调整将该校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译者注
[29] 《时代》周刊，1948年1月5日，第18—19页。
[30] 史密斯:《美国的对华政策》，未注明日期，史密斯文献，第98卷。
[31] 《杜鲁门总统时代美国应承担的世界使命》前言，未注明日期，史密斯文献，第98卷。
[32] 海里蒙·毛瑞尔:《暴政时代》，《财富》，1948年2月，第156页。
[33] 同上，第119页。
[34] 海里蒙·毛瑞尔:《暴政时代》，《财富》，1948年2月，第114页。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220页谈到科科伦的游说活动。要想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参见拉什的《新政执行者与梦想家》，第461—462页。拉什指出，科科伦的兄弟大卫是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总裁。亦可参见托马斯·G.科科伦文献，藏于国会图书馆。
[35] 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6页。也可参见哈伯斯塔姆:《无冕之王》，第85页。
[36] 哈伯斯塔姆，第87页。关于1945年之后国民党在美游说活动的总体评价，参见塔克的《尘埃中的格局》，第75—78页、143—144页。
[37] 韦斯利·贝雷访谈，斯旺伯格文献，第18卷。
[38] 指没有支持中国到最后。——译者注
[39] 《生活》，1948年3月29日，第28页。
[40] 弗雷德里克·安德森1948年1月8日致周以德信函，周以德文献，第36卷。周以德的评论是1948年1月6日市民大会议题“我们现在应该为中国做些什么”的一部分。另一位听众提醒周以德不要把蒋介石和林肯相提并论，说这样做会“自讨苦吃”。
[41]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广播了芝加哥大学1948年11月11日举行的该圆桌会议讨论内容，周以德文献，第36卷。
[42] 《生活》，1948年3月29日，第28页。
[43] 《时代》周刊，1948年3月29日，第30页。其他提到卢斯杂志的地方，参见普里弗伊的《哈里·杜鲁门的对华政策》，第66页。关于艾奇逊的说法，参见艾奇逊的《创世亲历记:我在国务院的年代》，第219页。
[44] 《时代》周刊，1948年3月29日，第31页。
[45] 《时代》周刊，1948年3月29日，第31页。
[46] 金发姑娘在三只熊的家里看到三碗粥，热的不吃、冷的不吃，只挑不冷不热的吃。——译者注
[47] 《时代》周刊，1948年3月29日，第29页。
[48] 艾奇逊:《创世亲历记:我在国务院的年代》，第219页。
[49]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八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包括他与其他人，比如和他的妻子宋美龄一起成为封面人物。蒋介石八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统计如下:1931年10月26日(和宋美龄一起)、1933年12月11日、1936年2月24日(和约瑟夫·斯大林、溥仪、日本天皇一起)、1936年11月9日、1938年1月3日(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一起成为年度风云人物)、1942年6月1日、1945年9月3日、1948年12月6日。时代公司还单独让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登上封面(1941年6月的《生活》和1943年3月1日的《时代》周刊)。陈诚1941年6月16日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1938年5月16日的《生活》封面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士兵。1942年3月2日的《生活》封面人物尽管是金格·罗杰丝，但该期有一篇配有蒋介石肖像插图的长文。这还不包括《财富》上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章，以及其他有关二战期间在中国服役的美国将军的报道。
[50] 《时代》周刊，1948年12月6日，第27页。
[51] 考特:《亨利·R.卢斯的罪过》，第100页。对《生活》的抽样调查显示:它登载了大量与农业及美国中西部有关的文章。
[52] 转引自哈伯斯塔姆:《无冕之王》，第48页。
[53] 转引自戈德曼:《艰难岁月前后》，第116页。
[54] 《时代》周刊，1949年2月7日，第19—24页。卢斯1945年秋访问中国时注意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着装的对比。关于毛泽东，卢斯这样写道:“他松松垮垮的蓝色粗斜纹布衣服和他的东道主蒋介石饰以缎带的合体制服形成鲜明的对比。”参见斯旺伯格文献，第17卷，条目:1945年10月8日。
[55] 《时代》周刊，1948年12月6日，第28页。
[56] 同上，第31页。
[57] 罗茨1949年8月27日致史密斯信函，史密斯文献，第98卷。
[58] “第6号方案:让中国和印度的爱国者用一种思想去激励他们的民众，提高他们政府工作人员的道德思想水平，赢得统摄亚洲人思想的战斗。”罗茨为《读者文摘》撰稿的部分内容，史密斯文献，第98卷。
[59] 特维齐尔1949年7月9日致史密斯信函，史密斯文献，第98卷。
[60] 特维齐尔1949年6月28日致史密斯信函，史密斯文献，第98卷。
[61] 特维齐尔1949年9月18日致史密斯信函，史密斯文献，第98卷。
[62] 罗茨1949年6月28日致史密斯信函，史密斯文献，第98卷。
[63] 《美国面对的中东问题:1949年9月至10月中东之行报告》，第二部分，第2页，史密斯1949年11月21日撰写，史密斯文献，第98卷。
[64] 罗茨1949年8月27日致史密斯信函，史密斯文献，第98卷。
[65] 《史密斯参议员呼吁美国采取积极政策帮助“重塑”中国》，1949年6月30日给各大报纸的新闻稿，第2页，史密斯文献，第98卷。
[66] 参议员H.亚历山大·史密斯1949年12月1日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就中国问题撰写的发言稿，第1页，史密斯文献，第98卷。史密斯的女婿凯纳斯顿·特维齐尔早在1949年7月就已注意到国民党依然给他们留下了灌输美国意识形态的机会，因为国民党中有很多人知道“上帝引导的生活的力量，知道国家建构中需要崇高的道德修养”。特维齐尔1949年7月23日致史密斯信函，史密斯文献，第98卷。
[67] 史密斯1949年4月27日致特维齐尔信函，史密斯文献，第98卷。史密斯1949年秋访问亚洲后，重申不给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来反攻大陆。参见《美国面对的中东问题:1949年9月至10月中东之行报告》，第三部分，第3—4页，以及第五部分第4页，史密斯1949年11月21日撰写，史密斯文献，第98卷。
[68] 1949年1月31日呈送给艾奇逊的备忘录，第3页，史密斯文献，第98卷。
[69]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1年5月18日在纪念“华美协进社”成立25周年招待会上的致辞，史密斯文献，第105卷。卢斯是该招待会的主持人，迪安·腊斯克也对来宾发表了讲话。必须注意的是，凯南认为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是日本，而不是中国。相关论述可参照加迪斯:《遏制战略史》。
[70] 乔治·F.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该文最初发表在1947年7月的《外交》杂志上，后来在《外交》杂志1987年春季刊上重新翻印，文中引文来自第868页。
[71] 其他以前支持蒋介石的参议员有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人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威廉·詹纳、内华达州民主党人帕特里克·麦卡伦以及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约瑟夫·麦卡锡。
[72] 引自史密斯1950年8月25日的日记，出自史密斯文献。
[73] 范·杜森1948年12月17日致史密斯信函，史密斯文献，第98卷。
[74] 引自杰瑟普主编:《亨利·卢斯的思想》，第196—197页。
[75] 贺伯逊:《上帝和玛门》，第6页。
[76] 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1页。
[77] 亨利·P.范·杜森访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口述历史档案馆，马德图书馆。
[78] 卢斯1948年1月15日致史汀生信函，史汀生文件，微缩胶卷，第119盘。也可参见史汀生、邦迪:《在和平与战时的勤勉供职》，第539页。史汀生文章中惹卢斯生气的话语是:“如果蒋介石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按照自己当初的计划和规模训练中国军队，他会发现在二战结束时，他有一只更加强大的军队，他的军事声誉无疑也会很高。如果支持史迪威这样做的话，蒋介石军队的战斗力和信任度都会大大提高……这样做也会让蒋介石从根本上转变态度。1942年史迪威曾描述说，整个二战期间，蒋介石都狂妄、多疑，实行封建主义的独裁，顽固而又错误地坚持统一中国，把自己视为中国的救星。”在给卢斯的回信中，史汀生说二战期间卢斯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他拒绝国共合作以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史汀生写道:“我对蒋介石的失望，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对他领导中国战争抱有太大的希望。”史汀生1948年3月31日致卢斯信函，史汀生文件，微缩胶卷，第119盘。
[79] 托马斯·S.马修斯访谈，藏于哥伦比亚口述历史资料库。
[80] “中国的不幸”出自卢斯1948年4月20日致史汀生信函，史汀生文件，微缩胶卷，第119盘。
[81] 哈伯斯塔姆:《无冕之王》，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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