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供给中国的是一种在真实体验的砧板上反复锤炼的生活方式。从普利茅斯石[1]登陆到现在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我们的生活方式已成为经得起任何人检验的常识。
——《中国报道》编者按，1949年4月
你的未来将和中国关联着。
——联合援华会设计的标语
中国对西方来说，就像被发现的广袤美洲大陆之于欧洲，它是开拓者永远拓展的边疆，但中国这块新边疆如此辽阔，远远超过了当初英国的朝圣者所面对的复杂情况。
——利昂·罗卜:《中国剪影》，1946年
二战结束时，美国已成为一个军事上获胜、经济上繁荣、政治上踌躇满志的国家，美国海陆空三军在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都参加了打击法西斯的战争，但不像其他作战国家，美国几乎没受什么损失，相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40年是1000亿美元，到二战结束时翻了一番。[2]美国的自由原则，具体体现在罗斯福演讲中的“四大自由”[3]和《大西洋宪章》里面，为世界上其他受压迫的民族带来了希望的灯塔，这种历史性的军事和经济联合，再加上表面上利他的政治意识形态，给人一种卢斯的“美国世纪”就要到来的景象。
同美国一样，时代公司在二战期间也是蒸蒸日上，其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实际上，到1945年，美国约有5400万人订了他的《时代》、《生活》和《财富》。另外，《时代》海外版每周要印刷95000份，《时代在前进》新闻纪录片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外观众。二战结束时，卢斯的三大杂志遥遥领先，超过了《新共和》(New Republic)、《国家》、《星期六晚邮报》、《纽约时报》周日版的发行量总和。每周有110万美国人阅读《时代》周刊，而仅位于其后的《新闻周刊》每周的读者还不到60万。二战后卢斯的媒体帝国仍然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到1947年，仅国内读者就多达650万，超过了《新闻周刊》、《星期六晚邮报》、《纽约时报》周日版、《洛杉矶时报》读者人数的总和。[4]
二战除了推动对卢斯媒体帝国的崇拜外，还以一些实实在在的举动证实了他的政治观点。二战很大程度上排斥共和党的孤立主义者，像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和纽约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都被投票选下台。其他一些人，如密歇根州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在罗斯福政府的帮助下转向国际主义事业。20世纪30年代的诸多教训，特别是慕尼黑的教训，说明缓和与孤立都不能阻止美国卷入欧洲的冲突之中，反而促进了这种可能性。世界太小了，很难退到广漠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后面独善其身。二战期间，美国总统和他的政府人员谨慎而又坚决地让美国人民为战后美国对世界的义务做好准备。为了避免美国重蹈上一代人的覆辙，罗斯福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肖像挂在战时内阁会议室的墙壁上，以警诫其部下威尔逊所犯的错误，罗斯福希望此类错误不要再次出现。[5]
亨利·卢斯尽管过去对罗斯福的政策有所批评，但他并不反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要承担起自己的更大责任这一思想。相反，他在二战期间也鼓励美国人承担起他们新的国际角色。正如他在《美国世纪》一文中所说的，美国最终要为它置身其中的世界负责。他说，美国的文化已经作为一种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传遍了全球各地，美国需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以强烈的责任感，将自己政治遗产中的精华与其他国家分享，他开列的美国一流著作名录包括《独立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他希望美国的政治家从托马斯·杰斐逊到亚伯拉罕·林肯，都能够得到他们当之无愧的更大范围的认可。
但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赞成美国卷入数千英里之外的事件中去。比如，杜鲁门政府1945年秋派海军进驻中国华北的决定就遭到一些美国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干涉别国的内政。持这种看法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位美国市民给美国海军部部长詹姆士·V.福雷斯特尔(James V. Forrestal)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6]，这封信中充斥着谩骂、抨击，称海军部长是“卑鄙、低劣的小人，是一个杀人魔王……迷幻牛郎……躲在后方的战士……和希特勒穿一条裤子……无耻的社会渣滓”。写信者以同样刺耳的话，让福雷斯特尔立即撤回派往中国的所有美国士兵。[7]助手在把信转给福雷斯特尔时做了注解，说这封信虽然用词比通常大多数情况下显得“激烈”，但却表达了那些反对往中国华北派遣海军的美国人的共同心声。
其后不久，在1945年11月，福雷斯特尔将这封信作为公众强烈反对让美国士兵滞留海外，去帮助别国战后重建的一个例子，转给了卢斯。妇女甚至把婴儿鞋寄给参议员和众议员，并附上字条说想要爸爸回家。尽管有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这样的军事家担心大规模的、单方面的、急剧的撤军会危及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地位，但政客们还是在公众“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声下及时刹车，很快他们就有效地终止了往国外大批派遣美国军队的行动。[8]
卢斯回信感谢福雷斯特尔转给他“这封恶俗、无聊的信”，感谢福雷斯特尔提醒他政府官员面临着公众的压力。卢斯乐观地给他回信，信中转给他一封来自美国“标准品牌”公司(Standard Brands)老总的短信。这位老总在和卢斯谈话之后暗示，只要美国人了解到中国的危急情况，他们就会迫使政府“承担起我们在那里应该承担的义务”，而不是批评美国履行自己新的国际使命的行动。[9]
当然，卢斯不是一个轻易被主张美国不要干涉别国事务的激烈情绪所吓倒的人，而且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影响公众支持美国染指中国。在《生活》画报的一篇编者按中，针对美国人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吁，他斥责美国人的自私心理，并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无知和共产党宣传的结果。他说美国应该认识到继续帮助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是他们的责任，在编者按的结尾他总结道:“我们所能做的最安全的事情，就是继续维护战时我们与中国及其政府结成的联盟。”[10]
在很大程度上，卢斯试图弥补长久以来一直强调的门户开放式国际主义和杜鲁门政府认为世界划分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罅隙，这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在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上，壁垒成了新的流行隐喻。卢斯的恩抚主义强调改变中国，和罗斯福“四国警察”[11]的思想不谋而合，“四国警察”思想意味着把中国提升到和美国同等的地位。而现在，卢斯的恩抚主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又变成了和中国一起制裁苏联，因为在卢斯看来，苏联对中国无疑也是一个威胁。对美国来说，拯救中国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保护中国不受其他邪恶力量的侵害。像杜鲁门的其他顾问一样，福雷斯特尔和取代史迪威的魏德迈将军也认为苏联妄图统治中国和欧洲。因而，这两个人对事态发展的观察和卢斯出于同一意识形态与战略视角。然而，杜鲁门政府的其他成员，包括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乔治·马歇尔，都把目光集中在欧洲。情形最后发展为卢斯认为中国是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堡垒，而杜鲁门政府的成员，尤其是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则认为日本才是阻挡共产主义洪水的关键所在。当卢斯的扩张与行善合二为一的恩抚主义和美国财力有限的冷酷事实发生冲突时，这一问题成了美国根据自己的文化需求，对中国采取灵活态度的关键。杜鲁门政府发现自己面临着对哪些国家和以何种方式实施遏制的抉择。在他们看来，中国太大了，不能像卢斯等人希望的那样去对它承担义务。尽管杜鲁门说中国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他在二战后仍然拨款20亿美元，从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中国，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使国民党免于垮台的命运。虽然“美国世纪”在中国曙光已现，但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美国有能力填满国民党政府的无底洞。
虽然日本的迅速投降让很多人猝不及防，但卢斯却早有所料，他已让时代公司准备好材料，在封面故事中报道他认为对盟军取得最后胜利贡献最大的两个人物。[12]这两个人物一个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另一个就是蒋介石。卢斯致电《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让他发回关于蒋介石的报道。但白修德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让他对中国的时局有了与卢斯全然不同的认识，他不赞同卢斯认为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中国会实现民主的看法，他也不把蒋介石看做中国的救世主。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民党军队在撤往重庆时顽强抵抗日军，白修德认为这时的蒋介石是个英雄，但看到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漠不关心，再加上蒋介石在日军蹂躏中国的时候，坚持和共产党打内战，他对蒋介石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打电报回绝了卢斯的要求。白修德和卢斯另外还有一次交流，这次白修德直言告诉卢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分歧很大。卢斯命令他回纽约，白修德回到纽约后，立即抓住接下来六个月的休假时间，和安纳利·雅各比(Analee Jacoby)合写了一部反映中国现状的书——《中国响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白修德和他的老板卢斯的正面冲突，在1946年夏天当白修德把书稿拿给卢斯看时，终于爆发了。两人坐在一起争论他们的分歧，但没有任何结果。卢斯想让白修德接受原则上分配给他的任何任务，白修德认为他不能同意这样的最后通牒。由于不知道是辞职了还是被解聘了，白修德在得知他和雅各比合著的那本书成为当月的畅销书时，他准备离开时代公司。《中国响惊雷》获得了很高的发行量，共售出450000册。[13]
《中国响惊雷》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它打破了蒋介石和国民党这两尊偶像，另一方面在于它令人称奇的销售量。该书真实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情形，探讨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截然不同，国民党无能、腐败，对百姓漠不关心，这使它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排斥。对于这本书，美国的国民党同情者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作者太雄辩滔滔了，“不幸的是，《中国响惊雷》写得如此成功”，美国联合援华会(现改为“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United Service to China])主席约翰·H.贝克(John H. Baker)写道，“以至于它的影响使‘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14]。传教士弗兰克·普里斯与他的看法一致，他在给宋美龄的信中说道，由于《中国响惊雷》“写得非常出色，成了畅销书”，尽管它是在歪曲事实，但对“美国的中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害”。[15]卢斯对《中国响惊雷》的态度是生硬和偏激的。该书出版几年后，甚至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他还执迷不悟地认为，当1945年12月乔治·马歇尔抵达中国进行国共调停时，随身就携带着那个“矮小丑陋的犹太人写的那本书”。[16]
白修德观察到，《中国响惊雷》的畅销会给人带来错觉，认为它很有影响，很重要，《中国响惊雷》的确卖得不错。不过到了1947年上半年，尽管白修德仍然受到关注，但战后弥漫全美的情绪是美国人更关注国内的事情，关心和平之后的生活。中国发生的革命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似乎过于遥远，过于复杂，到了最后太让人分心。这样，到了1948年初，白修德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在越来越保守的政治气候中，他的自由主义遭到许多雇主的冷眼，因此他很难找到工作。他和雅各比合著的书卖得很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吸引了一些人对中国的关注，起码短时间内是如此。但《中国响惊雷》的重要性与其他更大的事件相比，只不过是昙花一现。[17]
另一方面，时代公司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但卢斯终究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而且他手里可供调配的资源要比白修德多得多。比如， 1946年在一周之内，《时代》周刊的发行量就是《中国响惊雷》销售量的三倍;《生活》画报1947年的订阅量达到了470万份，是《中国响惊雷》销售总量的9倍还多。[18]除了其媒体遍地开花之外，卢斯还拥有一个内在的坚定信念——传教士的正义感，这是他重新考虑他的信念的出发点。《财富》杂志的前任执行编辑埃里克·霍丁斯很尊敬他的老板，说卢斯“一心一意地支持蒋介石，至死不渝”[19]，他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不遗余力地热情宣传，结果是他的三大杂志极力凸显蒋介石的能力，为他的失败和缺点寻找合理的借口，集中探讨美国如何应该援助他。
二战后，《时代》周刊对蒋介石紧锣密鼓地进行宣传，1945年9月3日，蒋介石第六次登上《时代》封面，这是前无先例的。封面故事以《时代》一贯的做法，极力夸赞蒋介石如何顽强地抗击日军。《时代》周刊试图告诉美国的评论家，蒋介石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腐败或独裁，而是源于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蒋介石在二战中的表现以及他的领导才能最终“证明那些长期以来坚信蒋介石政府牢牢扎根于人民的美国人是正确的”。[20]
和这种说法相映衬的是《时代》周刊一贯的说辞，即中国的命运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特别是外交政策决策者手里。所幸的是，美国给中国的支持很快就到位了，包括把蒋介石的士兵从他们原先所在的中国南部和西部，运送到东部沿海地区。举个例子来说，C-54运输机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的35000名将士运送到上海。总的来说，美国空军帮助把四五十万国民党训练最好、装备最精良的部队运送到上海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21]美国的这一援助，加上美国海军在国民党到来之前占领的一些重要城市，使得共产党几乎失去了中国所有重要的城市。《时代》周刊1945年9月3日的封面故事报道说，就在苏联支持“东北共产党人”的同时，美国的行动为蒋介石政府重新控制中国大部特别是东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时代公司对中国形势的解释是:毛泽东尽管一开始不愿意谈判，最后被迫接受，同意把共产党的军队并入国民党的中央政府。[22]
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卢斯的媒体帝国做出表率，在内部以此为主题展开讨论。阿尔弗雷德·琼斯(Alfred Jones，时代公司的雇员)准备了一份没有发表的中美关系特别报道，大肆歌颂蒋介石政府的光明前景，并总结了卢斯一再重申的立场:“总之，蒋介石已经发誓要使中国成为亚洲民主国家的典范。”[23]琼斯说，看起来“中美关系可能即将进入最亲密的时代，美国梦即将实现，美国过去制定的政策之英明也即将得到证实。”[24]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他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如果用“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状，将会对他们很有好处，从这种视角可以发现“中国人具有很大的崇尚民主的潜力，而且极其厌恶极权主义。”[25]
琼斯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历史进行分析的，可同时又无视中国的社会等级传统。他在报告中评论道:“中国几乎没有其他开化民族所特有的等级制度，没有贵族统治或封建主义残余。”这种陈腐的论断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掩盖了儒家思想千百年来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而从政府机构的组成到家庭关系的建构，儒家思想无不浸润其中，并且儒家思想是最强调极权统治的。但琼斯的观点恰恰投合了时代公司对战后中美关系和睦友好的看法。琼斯对中国人性格和生活的理解更是近乎荒唐，他认为对日常生活的分析是衡量一个社会从根本上来讲是否热衷于民主的尺度:“讨价还价和自愿自主的自由市场机制使中国人形成了个人主义、好争辩和顽强的性格特征，而这些东西正是民主基本价值观中自由、平等思想的不自觉表现。”[26]按照琼斯的推论，当时的中国人自然在呼吸着自由的芬芳空气。琼斯的立场很鲜明:千百年来中国人日常的粮食买卖不自觉地，然而又根深蒂固地慢慢为中国人民注入了基本的民主意识，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位开明的领袖，领导他们通过合适的途径，创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样一位领袖除了蒋介石又能是谁呢？蒋介石有着明确的政治使命感，这一点从时代公司的报道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再加上战后中国共产党明显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同时美国无可辩驳地拥有了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一片光明。卢斯对中国和美国社会崇尚民主之本性的预言，对两国携手共进的希冀，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伸手可及。
“美国世纪”的曙光已清晰可见，它在招手，它在向那些有能力识别它的人恳求、献媚。卢斯认为战争给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建世界的机会，“美国世纪”显然是他这一宏大理想的一部分。其实，早在1920年，还是耶鲁大学三年级学生的卢斯就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一远见。甚至在25年前，卢斯就以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思想预见到一个强大的美国，会明智地、深思远虑地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如果需要，还有军事力量，去创造一个合乎美国利益的国际社会。在刚刚结束的二战中，美国以无数的歼灭战成功地削弱几年内可能出现的任何竞争者。卢斯认为，上天将这一特殊的历史机遇，作为神圣使命的一部分，在世界上众多国家中，赋予了美国。作为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卢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促进他所属的党派制定一个新的、通盘考虑的计划，以指导战后美国的发展方向。
带着这样的想法，卢斯立即把目光投向美国国务院。1945年9月，《生活》画报在编者按中对国务院进行了评价，说它就像一位“守旧”的老妇人，其许多思想都“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生活》认为美国需要稳定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当前世界形势下更是如此。文章认为，“欧洲和亚洲今后几个月内会有巨大的变革”，可美国国务院对这项急需处理的工作却毫无准备，《生活》呼吁道:“我们的决策不仅会影响整个美利坚民族的生活，而且将决定整个人类的未来，我们肩负的就是这样的重任”[27]。
在中国，政治稳定的前景看好。当时的中苏和谈明显孤立了中国共产党，剥夺了共产党唯一真正的优势，而国民党政府正准备改革，建立一个拥护宪法的多党合作政权。国民党的这种政治变革为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通过军事、经济和财政项目的援助，促进亚洲的政治变革。
但如果说在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内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到了1945年秋，形势则发生了变化。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并不像时代公司认为的那样不堪一击，被孤立在外。正如一些记者和观察家所报道的，毛泽东的军队仍然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且，似乎有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都在继续通过“土改”和“减租减息”运动扩大其影响，共产党甚至有能力占领了哈尔滨[28]，这一胜利让共产党备受鼓舞，继续和蒋介石对抗。蒋介石早在1927年就迫切地想要消灭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的军队不断地进攻共产党，即便是二战期间日本蹂躏中国的时候也没有间断打击共产党。
在接下来的国共谈判中，由于双方分歧无法克服，中国东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内战。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战略上的主要不同是:蒋介石想集中兵力重新夺回大城市，共产党在可能的情况下也想占领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国民党兵力占优势，共产党只能退出大城市的争夺，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率领部队撤到农村，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29]
国共双方的内战到了1945年秋天逐步升级。时代公司此时的报道措辞更加尖锐，认为美国应该承担起最后的责任。1945年11月《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中国报道》，文中说能否真正实现和平要看美国给中国提供多少援助，“我们已经用全套的美式装备武装了蒋介石的精锐军队”，《时代》周刊上蛊惑人心地如是说。它毫不怀疑二战期间，美国为了提高国民党抗击日军的能力，武装并训练了蒋介石的一些军队。但蒋介石不顾美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孤注一掷地做出对付共产党的决定。[30]然而，《时代》周刊传达给美国读者的信息是，充足的装备是会用完的:“为了使他们精良的武器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必须继续为其提供美式装备。”文章还说，鉴于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孤立了中国共产党，排除了内战的可能性，美国应该据此制定其外交政策。按照这种令人质疑的逻辑，如果这个条约不能有效地阻止内战，那么杜鲁门政府就应该担负起帮助条约起到其应有作用的责任。不这样做的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美国应该继续为国民党提供充足的补给，否则就会造成“重大失败”，因为断绝援助就是“任由(国民党军队)缺乏军备，任凭共产党人用从日军手里夺过来的武器摧毁他们”[31]。文章认为这种背弃国民党的政策无疑会使美国人内心不得安宁。
同一天的《生活》画报和《时代》周刊双管齐下，以长达两页的编者按(这对《生活》来说也是少见的)预言美国会继续支持国民党。它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承认蒋介石政府“经常被公正地指责为独裁”，但这只是《生活》的一种新闻报道技巧而已，因为编者按紧接着就解释，说那时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控制中国的局势，因而它无法阻止诸如通货膨胀、腐败以及其他不幸事件的发生。《生活》声称，尽管如此，中国人民仍然为他们的政府感到骄傲，不管它是有错还是没错。说实际上，蒋介石的智囊团“也许和杜鲁门的内阁成员一样有能力……一样‘开明’”[32]。
仿佛认为这样还不足以令水平较高的读者信服，《生活》画报上的这篇文章又老调重弹，将中美进行夸张的类比。文中谈到，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重又建立起文化与宗教的统一。比如，中国的四万万人民“与美国人同根同枝”。文章甚至蒙骗美国人中国各地的口音没有多大差别。该文犯的一个明显的、令人窘迫的错误是它告诉读者:“至少三万万中国人说的语言，口音差别小得近乎弗蒙特人与阿拉巴马人之间口音的差别。”[33]这里，该杂志又暗示中国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与美国不无雷同之处。如果蒋介石的内阁可以同杜鲁门的内阁相提并论，如果中国方言的差别可以理解为美国南北方口音的差别，那么中国人还能与美国人有多大的差别？
似乎是出于对自身遭受攻击的回应，时代公司在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辞去驻华大使职务时，很快就有了新靶子。赫尔利指责美国国务院特别是其驻外事务处的驻华官员妨碍他扶持国民党政府的努力，他说这些官员蓄意向华盛顿打他的小报告，破坏他的威信。因此他断言美国的托词和背弃已使其失去了中国，而更重要的是，在1945年底，当中国慢慢脱离美国的恩抚愿望时，他们还兴风作浪，制造混乱。
《时代》周刊双手赞成赫尔利，寄希望于他的指责和辞职能迫使杜鲁门政府制定支持蒋介石的明确方针，一改以往若即若离的模糊态度。《时代》周刊这样报道赫尔利的辞职:这位“英俊潇洒、脾气不好的少将帕特里克·赫尔利，曾经用一块长四寸宽二寸的木板痛打一头脾气暴躁的骡子”，现在，他用自己的辞职和随后在国会的演讲，抨击“优柔寡断的国务院”，也迎头痛击了过去“官方的态度”。他的行为值得赞许是因为他“将公众关注的焦点转向国务院”，转向国务院对中国采取的不合理态度。赫尔利在指责美国国务院时，没有避讳任何人的姓名，其中包括乔治·艾奇逊(George Atcheson)、谢伟思(Jr. John S. Service)以及居里的信使范宣德，他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处的主任。《时代》周刊又说，如果赫尔利的指责无误的话，那么国务卿詹姆士·F.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也难逃罪责。[34]
美国国务院官员和美国驻中国记者像白修德和雅各比，都十分了解赫尔利的怪异行为，认为让他做驻华大使极不合适。[35]杜鲁门政府早在1945年秋就慎重考虑过把他替换掉，只是出于促成国共和谈的连续性才不得已让他暂且留任。但赫尔利1945年11月27日早晨向国务卿贝尔纳斯重申自己将要留任后，下午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演讲中就宣布他要辞职，并发表了上文提及的离奇指责。赫尔利在公开场合的自我辩护使得国会介入了调查，并在12月举行了听证会，赫尔利又一次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但由于牵涉到卢斯，这一次是比较有价值的焦点。与此同时，远在中国的魏德迈就国民党战后的最佳方案给蒋介石提建议。此外，在蒋介石的请求下，魏德迈留意物色能够胜任宣传和公关的主任。魏德迈尤其希望找到一位“性情随和、绝对忠诚无私地为中国服务的人选”，以便肃清“某些反对势力的歪曲宣传和混淆视听”。在考虑了几位候选人之后，魏德迈暗示不管最后选定谁，最重要的是他要能向世界传播蒋介石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国家”的思想。魏德迈在他的备忘录最后补充说，他希望能听到他的“至交”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的消息，克里尔一战期间曾是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的负责人，在宣传政府计划方面有一定经验。[36]
赫尔利的举动和公众演讲吸引了中美关系方面的一些评论家。赫尔利辞职一个月后，广播节目《美国市政论坛》以《我们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怎样的》为题，做了一期中国节目。这一次周以德、唐纳德·M.尼尔森同记者文森特·希安(Vincent Sheean)、白修德展开了辩论。尼尔森为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当问及中苏共产主义的差别时，他回答道:“中国人民是注重个体的，中国以家庭为中心，而苏联的共产主义是集体性的。”[37]周以德像以往一样采用历史相似性的类比，这一次，他把蒋介石比做亚伯拉罕·林肯，在播出的广播节目里提到了好几次。当请他对中国国共内战中的死亡人数发表评论时，他说:“亚伯拉罕·林肯为使美国免于南北分裂，牺牲了更多的人”。随后他又补充道:“正像亚伯拉罕·林肯经过漫长的奋斗，成功地打败了美国的叛军一样”，蒋介石也在消灭自己国内的叛乱者。最后，周以德评述说:“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蒋介石经常说‘如果你愿意加入进来，我们一起干’”。白修德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亚伯拉罕·林肯从来没有在美国北方设立集中营，从来没有屠杀学习美国南方文学的学生。亚伯拉罕·林肯从来没有往任何一个家庭里安插过盖世太保，从来没有因为教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而逮捕他。”[38]
赫尔利的辞职和辞职引起的愤怒迫使杜鲁门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农业部长克林顿·安德森(Clinton Anderson)提议让马歇尔接任美国驻华大使，福雷斯特尔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在第二天把赫尔利挤下报纸头条”。[39]由于赫尔利辞职事件已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时代公司认为克林顿·安德森的提议值得赞赏，特别是总统委任马歇尔接替赫尔利，前往中国调停国共矛盾。卢斯的杂志赞赏马歇尔，说他特别适合这项工作。比如，1945年12月底，《时代》周刊全程报道马歇尔抵达重庆，说这位“饱经风霜、老练持重的将军，肩负着东亚的希望，满怀信心地承担起这一重任”[40]。马歇尔赴华调停预示着杜鲁门政府在外交方面把中国放在较重要的位置上，既然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非常明确，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会归并到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
中美关系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因而《生活》画报圣诞节前刊登了一篇口吻极为真诚的文章，主要探讨中国的局势与和平的希望。文章是编辑查尔斯J. V.墨菲(Charles J. V. Murphy)写的，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研，尽管文章的结论和时代公司一贯的态度相一致，但他确实非同寻常地承认了一些东西。他以时代公司一贯的风格，认为从宏观上讲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都想要一个民主的中国和革新的政府，而蒋介石的内阁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忠实的内阁”。他说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诺言——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拒绝相信这一点。[41]墨菲对中国不久就会实现和平的信心，不仅来自相信蒋介石会实现自己的政治诺言，而且还来自中国不断改善的军事状况。国民党的军队像“锯齿”一样插入东北，毫无疑问会在短期内打败共产党，而具体所需要的时间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但共产党令人吃惊的大溃败有力地支持了蒋介石的统一大业。[42]
但在时代公司这类一贯的开场白和对中美关系的良好预期之后，墨菲似乎感受到了中国的真实情况，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被压抑的变革”的悸动，这场变革会很快形成波涛汹涌之势，需要把它平息下来。墨菲说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任何一方都难以完成这场变革，他提到共产党对中国政治变革的积极贡献，暗示很可能会发生一场或平和或激进的政治同化运动，不管共产党人最后的命运如何，他们都为“中国底层人民注入了一种真正的民主”。他称赞共产党在一些地区“摧毁了贪婪的地主和狗腿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唤醒了中国农民的政治意识”。在给予共产党一定的公正评价之后，墨菲在文章的结尾又回到时代公司的立场上来，称卢斯和时代公司都认为国民党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的局面，因此承认共产党的一些优点也无大碍。[43]毕竟，中国的局势在按照卢斯制定的战后世界发展计划向前发展:赫尔利的辞职让杜鲁门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蒋介石信誓旦旦地保证他要进行政治改革，并说他一直赞成这样做;军事形势对国民党也十分有利;最后，共产党没有得到他们期望的苏联的援助，这正合卢斯的心意。总的来看，形势似乎对国民党更有利，美国化中国的梦想正迅速地实现。
与此同时，时代公司着手说服美国人，为了战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需要继续援助中国。此时，联合援华会面临着与以前不同的问题。甚至在日本投降之前，联合援华会就已开始争论战后联合援华会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在做了多方面的权衡之后，B. A.加塞德支持这个机构继续发挥作用，他在给卢斯的信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主动关心中国”的美国人增加了五到十倍，联合援华会功不可没[44]，将联合援华会还原为原来的各个机构，会导致失去那些新吸收进来的美国人的支持。此外，联合援华会为美国人提供了一幅完整的中国图画，这是以前八个分散的机构所无法做到的。加塞德的观点明显得到了支持，因为1945年12月，联合援华会的董事会成员一直认为该机构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至少在两年内是如此。
联合援华会在资金募集方面的努力给了它一定的信心。据加塞德估计，包括1945年募集到的约1100万美元，联合援华会1941—1945年共募集资金4000万美元。如果积极募款，天遂人愿，中国和美国都不发生意外事件，他估计1946—1947年，联合援华会还会再募集到1380万美元。但这个数字是在一个很成问题的总体设想上估算出来的，那就是“中国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避免严重的、大范围的内战;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中国不要有不合理的派系斗争，美国不要有大的压力”[45]。但正如加塞德和其他人不久就发现的，情形并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
同以往一样，美国联合援华会继续致力于让美国公众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联合援华会时任会长詹姆斯·L.麦康纳1945年11月声称，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统一的中国走向民主”的人。[46]卢斯继续为联合援华会工作，他代表联合援华会主席查尔斯·爱迪生致信各位董事，说二战期间联合援华会“在向中国人民表达美国人民的友好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现在尽管是和平时代了，对中国的援助仍然不能停止。他还说，向中国人民表达我们的尊重和友好“是我们寻求同进步、民主的中国保持友谊的坚实基础”。[47]联合援华会董事会成员名录除已有的成员外，又增加了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亨利·J.凯瑟(Henry J. Kaiser)、埃莉诺·罗斯福、周以德、洛克菲勒三世、大卫·O.塞兹内克以及协和神学院校长亨利·P.范·杜森(Henry P. Van Dusen)等新成员。
为了在战后继续援助中国，联合援华会的工作人员商议是继续使用旧名称，还是换一个和战争联系不那么密切的新名字。联合援华会董事会成员认为美国民众现在对“救助”(relief)心生反感，因为新出现的好多组织都以此命名。1946年夏，经过慎重考虑，董事会投票将联合援华会更名为“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48]在考虑几个备选名字时，会长麦康纳指出不再使用“United China”这个词，以免让人把该组织和内战联系起来。[49]
联合援华会在讨论更名的时候也认真讨论过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1946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地区主任莱宁·斯威特(Lenning Sweet)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一种更讲道德、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文明。中国不仅从来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还‘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他的看法无疑是不正确的。[50]斯威特似乎忘记了中国在19世纪对传教士的仇恨，这很难和宗教信仰自由挂上钩。中国人对传教士的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在义和团运动中，卢思义的同事中有一位就被砍了头。[51]
会长麦康纳对中美两国未来的预期同样盲目乐观。他说“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会像苏联那样采取共产主义制度”。而且，如果他能更精确地预见到亚洲将会是下一个经济腾飞区，他的想法就更和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的逻辑相一致了。麦康纳说:“看到中国为了和平而崛起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事。”[52]一个推崇道德的国家，再加上宗教信仰自由和下一个经济繁荣地带，美国还能期望什么？
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部分新举措和原来的非常相似，更名后的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设立了一个讲坛，包括中国的相关统计数据、奇闻轶事、做好一个简练而又内容丰富的演讲的小贴士，以及回答听众提问的方法。该讲坛解释说，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应美国民众的要求”进行了重组，以便继往开来。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一个部门援引前国务卿小爱德华·R.斯特蒂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 Jr. )的话，说中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像:“他们对后代的教育，对和平、健康、自由的渴望和我们美国人一样由来已久。”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前任会长、现康涅狄格州州长麦康纳在演讲中支持多数美国人思想中的恩抚主义成分，认为美国人“必须帮助中国强大起来，健康地发展”，而且他们必须“给中国的民主发展提供营养”[53]。
事实证明，加塞德对中国政治形势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中国爆发的内战严重削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慈善捐助，尽管联合援华服务会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活动罩上光环，并抓紧推出各种教育和资金募集计划，它仍然强调中美两国根本上的相似性。联合援华服务会的部分努力是推出新影片，1946—1947年推出的电影描述了两个典型的城镇，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中国的。据联合援华会的备忘录记载，当时的一部电影《通向恩施之桥》(Bridge to Yinhsi)需要“很好地宣传(原文如此)，我们首先必须推销中国，然后推销联合援华会。这部电影必须尽可能地拉长，以便达到更好的推销效果。”[54]经过剪辑之后，该电影的最终版本时长约有20到25分钟，将美国堪萨斯州章克申城(Junction City)的生活和中国恩施镇的生活进行了比较，目的是要指出尽管两个地方明显不同，但人们的生活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导演之所以选择章克申城是因为正如影片宣传中所讲的，它“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几乎位于美国的中心”，而且“就像棒球是美国人普遍喜爱的运动一样，章克申城是美国城市中的‘典范’”。[55]电影放映后的评论重申了影片的核心主题:作为一个“强大、富饶、友好”的国家，中国准备“与美国肩并肩……加入到……建立一个和平、友好世界的行动中去”[56]。
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还启动了一个教育与宣传计划，目的旨在显示该机构如何影响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这项计划名为“波特城计划”，以在宾夕法尼亚州波特城举行的一个宣传计划为范例。该计划的主导思想是以“美国的一个城镇为代表”，以缩影的形式，展示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是如何有效地影响了美国人对援助中国的态度，以期该计划能成功地刺激一个全美性的援华运动:“之所以选择宾夕法尼亚的波特城……是因为它是美国社区的一个代表，其民众的观点可被视为美国公众的代表”[57]。波特城的公民加入了基瓦尼俱乐部(Kiwanis)[58]、扶轮社、Elks协会[59]之类的组织，因此，要像巩固美国中产阶级的地位那样巩固这些公民的地位。
“波特城计划”的具体内容是: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首先以波特城的20000名市民(还有附近社区的25000名市民)为典型个案，就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进行民意调查，该活动定于1946年11月进行。然后，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宣传教育，包括上映新拍摄的中国宣传片，还有其他一些宣传、推介活动。活动结束后进行第二次民意调查，并与同时在全美范围内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进行比较。
“波特城计划”在1946年整个11月份持续进行，尽管结果不像某些人预料的那样显著，但仍令人鼓舞。通过此项活动，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发现，尽管全美民意调查时认为援助中国“十分重要”的人数，12月初的第二次调查比11月初的第一次调查下降了3%，但波特城却增加了近乎3. 5%。另外，对电影的反应则完全是正面的，在一个地方有91. 2%的人认为应该同情、支持中国，对《通向恩施之桥》的评价是好、很好、非常好。[60]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证明美国人对援助中国很感兴趣，尽管不断从中国传来负面的新闻，但只要开展有效的教育和宣传活动，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就会增加。”[61]
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还发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美国人对援助中国最感兴趣。初步民意调查发现中国排在首位，其次是英国、德国、苏联和法国。[62]后来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一份简报指出:“在美国认为应该感兴趣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一位。”[63]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对“波特城计划”的结果进行研究，发现美国人的确对中国感兴趣，像“波特城计划”之类的宣传教育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电影《通向恩施之桥》和报纸宣传对向美国人推销中国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波特城计划”可以视为将来宣传中国活动的起点。[64]在波特城上映的电影《通向恩施之桥》非常成功，影响深远。在1947年2月21—27日一周的时间里，该电影在纽约百货商R. H.梅西(R. H. Macy)的橱窗里反复放映，估计有15万人或完整或部分地观看了该电影。[65]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发现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中，多数主要“从媒体图片上”而不是从“新闻或宣传性文章中”获得中国信息和对中国的印象。[66]这一发现支持《生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的态度这一观点，实际上，当被问及不同媒体对他们的影响时，很多美国人将《生活》而不是其他报纸杂志作为他们获得信息的来源。[67]“波特城计划”的结果显示，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最终还要取决于中国局势的发展。因此，即便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和时代公司联合起来努力提高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兴趣，他们的积极行动也不得不面对中国内战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问题。
至少从表面上看，1946年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占上风，虽然乔治·马歇尔将军的调停最终没能为中国带来永久的和平，但他确实设法让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宣布暂时停火。尽管停止了对战，双方仍然继续争夺地盘，国民党在1946年占领了华北和东北。鉴于马歇尔的不懈努力，1946年卢斯媒体对他的报道甚至超过了蒋介石夫妇。例如在1946年3月的封面故事中，《时代》周刊说他高大挺拔、“明显带有伟人相”。认为他完成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公民所能完成的最重大的使命”。《时代》周刊的圣徒栏目长篇大论地报道他:马歇尔独自一人在重庆的街道和山岭上漫步，凝神静思着国共和谈问题，偶尔他会驱车郊外，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他看到了另一片热土”。在晚上，马歇尔“或手握一杯茉莉花香茶，或轻呷一杯陈年的波旁威士忌酒，细细思考白天一天的进展。”如此，马歇尔穿越了文化鸿沟，在《时代》周刊看来，这是一种奇特的宇宙意识，暗示出他能够给国共之间带来永久的和平。为了表现出家庭般的舒适感，《时代》周刊还模仿美国插图大师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风格，配上两幅他的妻子坐在他的椅子上，“安然地看着他”的图片。[68]
由于马歇尔出色的工作，杜鲁门政府显然已着手实现卢斯在《美国世纪》一文中提出的一个主要目标。但国共1946年1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中国的局势依然十分复杂，国共之间时有摩擦。苏联军队本打算在1945年12月份之前撤离东北，后来又延迟到次年2月，但每一次国民党都请求他们暂时不要撤离，因为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做好来此地接管的准备，害怕苏联的撤出会给共产党留下占领的契机。当斯大林的军队最终开始撤离时，国共双方的军队纷纷地前来接管，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大部分城市地区，长春除外。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命令他的部队继续北上，完全不顾这一军事行动的失策。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5月23日占领了长春，但蒋介石这样做严重透支了他的军队，使国民党的供给线脆弱不堪，难以提供后勤保障。[69]
马歇尔于1946年3月回到美国，和杜鲁门总统商谈中国问题。4月，当马歇尔又回到中国时，中国的局势已迅速恶化。他又一次调停，让国共之间停火， 6月，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但像第一次停火协议一样，这次也没能持续多久。国民党从现有的部队中调兵遣将，于1946年下半年将其脆弱的势力扩展到东北和华北。马歇尔看到自己精心营造的和平毁于一旦，用禁运美国给蒋介石的军事援助物资的方式回应蒋介石，这也是他手里唯一能使用的武器。但收效甚微，因为美国已经援助蒋介石足够的军火武器，这时再切断供应影响不大。禁运期间(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继续武装新的后备部队，而如果前线的士兵没有足够武器装备的话，就不会武装后备部队了。[70]蒋介石对取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后来甚至说国民党政府至少在两年内不需要外国的援助。[71]
虽然马歇尔对国共双方特别是国民党在1946年6月以后拒绝真诚和谈厌恶至极，1946年下半年他仍然努力在国共之间周旋，试图达成某种协议。他认为国共双方内战对共产党有利，他在6月份就向蒋介石指出了这一点，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是正确的。[72]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加紧实施他的军事计划，始终相信他的军队能最终实现他1927年以来的目标:彻底消灭共产党。
卢斯媒体帝国呼应蒋介石的这种乐观看法。《时代》周刊1946年7月评论道:蒋介石“强大、装备精良的部队如果放手大干，很快就会赢得胜利”。《时代》的评价还提到国民党中保守分子的自夸:国民党军队很快就会歼灭共产党。[73]《时代》周刊注意到美国的观察家认为它的这种评价过于乐观，但到了1946年初秋，国民党似乎的确在赢得最后的胜利。《时代》周刊该年9月报道说:“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都披荆斩棘地向前推进”。[74]随着国民党军队占领华北和东北的大城市，这种胜利就带有更多蛊惑人心的色彩。尽管国民党的这一行动使供给线和通讯设施都吃不消，但蒋介石信心百倍，豪气冲天，想永远、彻底地消灭共产党。《时代》周刊在1946年10月21日刊文说:“上周蒋介石获得了和共产党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75]并说国民党的胜利让许多中国人认为，如果需要的话，蒋介石会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时代》周刊在下一期中详细说明了这一点，把蒋介石最近的军事进攻比做拳击手的连续出击，还说蒋介石的和谈建议是从军事优势出发真诚提出来的。[76]
蒋介石现在看起来似乎是锐不可当，《时代》周刊满怀信心地宣称:国民党军队“以组织严密的进攻”，“令人惊奇地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众多城市，每一次新的占领都意味着比上一次更大的胜利。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令蒋介石备受鼓舞，他豪情万丈地宣称他能“在战场上彻底击垮共产党”。[77]蒋介石似乎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假以时日，他就能够统一中国，即便共产党孤注一掷也无能为力。《时代》周刊总结道，为了和平，内战是必须“下决心要打的”。[78]
国民党军队不断获得胜利似乎暗示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时代公司仍不认为它需要建议美国改变对国民党的政策。有几篇文章承认苏联不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直接支持，但时代公司仍然疑虑重重。比如，协和神学院校长、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演讲人亨利·P.范·杜森在《生活》的一篇编者按中认为，尽管苏联目前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它把将从日军手中缴获过来的武器转交给了共产党，这样就极大地增强了共产党的作战能力。[79]而且，苏联很可能提供支援，而苏联一旦决定介入，就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文章还说苏联的介入完全有可能，因为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一直力度不大。《时代》周刊强化这种恐慌，警告说中国一旦被苏联控制，就会让“美国在战略上撤退到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80]在范·杜森看来，美国公众对苏联全球扩张与中国事件的关联性相当无知，这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为期不远了”[81]。《时代》周刊指出，伴随这一恐惧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未来美国与中国的安全及稳定:“美国是应该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还是让中国(近五亿人口和丰富的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苏联的卫星国？”[82]
但这些警告都是自己吓唬自己，事实上苏联没有给中国共产党实质性的援助，形势似乎对国民党有利。共产党“愿意在不欺诈的前提下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此前，共产党由于坚持这种主张而使马歇尔早先的国共调停破产”。[83]因此，到了1946年底，《时代》周刊继续充满信心地报道中国迅速发展的民主进程。马歇尔于1947年1月回国接任国务卿，他的调停证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离开中国时他认为双方的分歧直接导致和平机会的错失，但《时代》周刊只报道蒋介石要让他的政府“实行民主”的信誓旦旦。[84]
马歇尔调停国共和平的使命可能失败了，但他的声誉在1947年不断攀升，即使停战协议被撕毁也不能让他逊色分毫。时代公司曾预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协议并不必然带来和平，因此，卢斯的杂志对停战协议被撕毁并不感到吃惊。蒋介石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得和谈协议不再重要，蒋介石“辉煌的军事胜利”得到卢斯事无巨细的报道。到了1946年底，时代公司甚至大度地为马歇尔开脱，《时代》周刊强调说，不要因为乔治·马歇尔没有促成国共和平而“责备他”。时代公司虽不满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政府不温不火的支持，但并没有提出特别的责难，因为看起来蒋介石在日益巩固其统治全中国的地位，只要蒋介石保持他的战略优势，卢斯的杂志就继续称赞马歇尔和他作出的努力。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时代公司和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试图扩大战时中美和谐的正面形象，来适合战后的形势。当然，主要努力集中在蒋介石身上: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他敏锐地从战略上战胜了共产党，统一全中国似乎就在眼前;作为一个完美的政治家，他谨慎地带领他的国家走上政治民主的道路;作为一个宗教启蒙导师，他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这幅图画几乎臻于完美，唯一的缺憾可能是杜鲁门政府在对华外交政策上缺乏连续性。
尽管联合援华会更名为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但它依然坚持既有的方针，主要致力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把中国推销给美国人民。不幸的是，它发现自己在和它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中国内战——做斗争。与有利于联合援华会筹集资金的二战不一样，这次国共冲突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乔治·马歇尔在调停国共永久和平的使命上失败了，然而，中国的形势对实现卢斯的梦想却非常有利。蒋介石的军事胜利预示着共产党抵抗的全面崩溃，命运的突然逆转就要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情感的高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来看，把中国美国化的梦想显得伸手可及。
【注释】
[1] 普利茅斯石据说是1620年清教徒登陆美洲的地点。——译者注
[2] 关于这方面的更多内容，参见霍奇森的《我们时代的美国》，第18—20页，国民生产总值统计数字出自该书第20页。
[3] 四大自由指表达意见的自由、崇拜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译者注
[4] 所有数据均出自《N. W.艾尔父子报刊指南》中相关年份的统计。
[5] 戈德曼:《艰难岁月前后:1945年至1960年的美国》，第5—6页。
[6] 关于杜鲁门政府援蒋介石的更多内容，参见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十二章，尤其是第274—289页。
[7] 查尔斯·华纳写给海军部部长福雷斯特尔先生的信(原文如此)，未注明日期，但可能是写于1945年11月，福雷斯特尔文献，第63卷。
[8] 关于更多美国公众“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声，参见戈德曼的《艰难岁月前后:1945年至1960年的美国》，第28—32页，也可参见斯蒂尔:《美国人民与中国》，第31—32页。
[9] 詹姆士·亚当斯1945年11月21日致卢斯信函，附在卢斯1945年11月27日致福雷斯特尔的信函里面，福雷斯特尔文献，第63卷。
[10] 《生活》，1945年11月19日，第37页。
[11] 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国警察”(Four Policemen)概念，主张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四国共同管理世界秩序。——译者注(www.xing528.com)
[12] 白修德:《探索历史》，第241页。
[13] 同上书，第245—254页。
[14] 贝克1947年5月30日致约翰逊信函，约翰逊文献，第18卷。美国联合援华会二战后更名为“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贝克的信中就是用的新名字“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
[15] 普里斯1947年1月21日致蒋夫人信函，普里斯文献，第1卷。
[16] 转引自哈伯斯塔姆:《无冕之王》，第85页。卢斯的回忆明显有误。马歇尔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45年12月，几乎比白修德和雅各比的《中国响惊雷》出版时间1946年秋早了一年。马歇尔可能在1946年底，也就是他调停国共和谈失败从中国回来后阅读了该书，但他不可能是带着这本书去中国的。
[17] 白修德:《探索历史》，第254—257页。
[18] 所有数据均出自《N. W.艾尔父子报刊指南》中相关年份的统计。1945年，《时代》周刊的发行量达到1181523份，除南极洲以外，在各大洲都有读者。《生活》的发行量是4040300份，《财富》的发行量是180791份。1946年，《时代》、《生活》和《财富》发行量分别是1554323份、4699688份、188000份。
[19] 埃里克·霍丁斯访谈，“艾森豪威尔研究”项目，藏于哥伦比亚口述历史资料库。
[20] 《时代》周刊，1945年9月3日，第30页。
[21] 要了解美国国务院对国民党政府的更多支持，参见国务院编写的《中美关系》，第311—312页。也可参见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484—485页;费斯的《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362页;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09—112页;邹傥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305—311页。邹傥探讨了美援的局限性，但有一点他说道:“尽管自愿承担起援蒋这个负担，美国的援助行动还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结果”(第308页)。
[22] 《时代》周刊，1945年9月3日，第30页。
[23] 阿尔弗雷德·琼斯1945年9月17日撰写的中美关系特别报道，第47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6卷。
[24] 同上，第90页。
[25] 同上，第47页。
[26] 阿尔弗雷德·琼斯1945年9月17日撰写的中美关系特别报道，第48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6卷。
[27] 《生活》，1945年9月3日，第28页。
[28] 参见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491—498页。
[29] 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战略，参见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十八章。也可参见伊士曼的《毁灭的种子》第七章，以及谢里丹的《分裂的中国》第269—279页。
[30] 更多关于蒋介石二战后的战略，参见伊士曼的《毁灭的种子》第七章。关于在中国的美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参见《中美关系》，第312—314页。
[31] 《时代》周刊，1945年11月19日，第30页。
[32] 《生活》，1945年11月19日，第36页。
[33] 广东话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别很大，几乎就像是两种语言。中国其他的方言差别也很大，《生活》上如此说很荒唐。
[34] 《时代》，1945年12月10日，第18页。一直到1945年10月，卢斯都打算让赫尔利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但赫尔利的突然辞职显然让卢斯改变了想法。参见斯旺伯格文献，第17卷。斯旺伯格的话来自约翰·肖·比林斯文献，注明10月24日的那份。
[35] 对于赫尔利精神是否正常的评价，参见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91页。也可参见麦金农和弗里森的《中国报道: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口述新闻史》，第141—144页。
[36] 魏德迈1945年12月12日致蒋介石备忘录，A类档案，宋子文文献，第34卷。
[37] 《我们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怎样的》，1945年12月27日《美国市政论坛》广播节目，周以德文献，第35卷。
[38] 《我们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怎样的》，1945年12月27日 《美国市政论坛》 广播节目，周以德文献，没有页码，因为手稿是以撕页的形式保存的。
[39] 米利斯编:《福雷斯特尔日记》，第113页。
[40] 《时代》周刊，1945年12月31日，第29页。
[41] 《生活》，1945年12月17日，第107—108页。
[42] 同上，第116页。也可参见《生活》，1945年12月24日，第24页。
[43] 《生活》，1945年12月17日，第116—118页。
[44] 加塞德1945年11月16日致卢斯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45] 加塞德1945年12月13日致詹姆斯·克莱德备忘录，第1页、3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46] 媒体发表的麦康纳1945年11月15日讲话，第1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2卷。
[47] 卢斯1946年1月18日致埃里克·约翰斯顿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48] 有关联合援华会更名的文献有:《赞成使用新名字的几点意见》，未注明日期;麦康纳1946年7月30日致格兰蒂·甘米奇信函;爱迪生1946年7月29日致法利信函;包括六名联合援华会成员在内的董事会投票结果，未注明日期。所有材料均出自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9卷。这次会议还确定了援华会的五条活动标语，其中包括“你的未来将和中国关联着”。
[49] 麦康纳1946年7月30日致格兰蒂·甘米奇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9卷。
[50] 二战结束后中国对越南的更多侵犯行动，参见卡欣的《干涉》，第18—20页。
[51] 参见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第55—58页、73页;瓦格:《制造神话》，第98—99页。关于早期中国反基督教和反传教士的描述，参照孔华润的《中国和基督教》以及亨特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
[52] 所有引文均出自1946年6月14日的会议，第1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5卷。
[53] 所有引文均来自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讲坛演讲，未注明日期，但可能是在重组之后，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4卷。麦康纳的演讲也沿用历史类比方法，将美国早期的历史和当时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同二战后中国的状况相比，旨在说明两国之间的共性与联系。
[54] 引自联合援华会1946—1947年电影节目讨论，1946年7月31日，第1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0卷。这时联合援华会正考虑更名事宜，故引文中仍用联合援华会。
[55] 电影《通向恩施之桥》上映前的宣传词，未注明日期，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5卷。
[56] 所有引文均来自该电影上映后的影评，未注明日期，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5卷。
[57] 海伦·康纳利斯1947年3月25日致韦兰·汤纳备忘录，还有一个没有签署、未注明日期的备忘录，可能是1947年3月7日，两份文献均收藏于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5卷。
[58] 基瓦尼俱乐部是美国工商业人士的一个俱乐部。——译者注
[59] ELKs协会是一个服务儿童和残障的慈善团体，全名是“维护美国道德和秩序协会”，协会宗旨包括实践四项基本价值:美德、慈善、正义、友爱，弘扬爱国主义。——译者注
[60] 引自“民意调查结果”，1946年12月2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5卷。统计结果如下:认为“非常好”的占45. 6%，认为“很好”的占28. 1%，认为“好”的占17. 5%，认为“一般”的占3. 5%，认为“不好”的占5. 3%。统计显示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几乎95%的观众认为整晚的节目“好”、“很好”、“非常好”。
[61] 电影上映后的影评，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5卷。
[62] “除了南北美洲之外，从进步和福利这两方面来讲，你认为美国人应该对哪两个或三个国家最感兴趣？”波特城市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如下:中国:分别是23%和25%;英国:16%和15%;德国:15%和14%;苏联:13%和16%;法国:13%和14%。《民意调查》第1卷，1946年11月，问卷调查第2卷和第3卷，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5卷。
[63] 电影《通向恩施之桥》上映前的宣传词，未注明日期，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5卷。联合援华服务会1947年3月10日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也谈到这一点。
[64] 海伦·康纳利斯致韦兰·汤纳备忘录，1947年2月11日和14日在韦兰·D.汤纳办公室召开的“波特城民意调查会议”也谈到这一点，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5卷。强调系笔者所加。
[65] 康纳利斯1947年3月4日致汤纳备忘录，美国医药援华会文件，第81卷。
[66] “波特城计划”，1947年1月15日，结果部分，第1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5卷。
[67] 同上，第2页。
[68] 参见《时代》周刊，1946年3月25日，第28—30页。
[69] 更多关于国共和谈和中国形势的内容，参见美国国务院编的《中美关系》，第136—152页。《中美关系》后来称为《白皮书》。也可参见麦尔比的《天命》，第86—164页。麦尔比是撰写《白皮书》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他的《天命》和《白皮书》有密切的关系。
[70] 伊斯特曼:《毁灭的种子》，第159页，更多关于武器、弹药以及日本投降后美国援蒋的意义，参照《白皮书》，第354页、1048—1053页。
[71] 亨利·R. 利伯曼，《纽约时报》，1947年9月11日，第17版。这份报告是在美国解除向蒋介石禁运武器四个月之后写的，报告显示出蒋介石的信心，因为如果武器弹药缺乏的话，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72] 《白皮书》，第176页;麦尔比的《天命》，第178页。
[73] 《时代》周刊，1946年7月1日，第35页。
[74] 《时代》周刊，1946年9月30日，第38页。
[75] 《时代》周刊，1946年10月21日，第36页。
[76] 《时代》周刊，1946年10月28日，第42页。
[77] 《时代》周刊，1946年11月18日。
[78] 《时代》周刊，1946年11月11日，第37页。
[79] 《生活》，1946年9月2日，第36页。正如上文谈到的，苏联的确在某些方面援助了中国共产党，但远不能同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相比。
[80] 《时代》周刊，1946年9月16日，第35页。
[81] 《生活》，1946年9月2日，第37页。
[82] 《时代》周刊，1946年9月16日，第35页。
[83] 《生活》，1946年10月7日，第37页。
[84] 《时代》周刊，1946年12月23日，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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