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的想法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担心不久的将来我们会为这种宣传付出惨重的代价。
——格斯·帕顿致约翰·J.哈钦森的信，1944年
在中美表面上合作、和谐的面纱下，隐藏着令人失望、痛心的复杂同盟关系。宋美龄可以用自身中美因素的完美结合感动众多美国公众，赢得他们的同情，但她不能改善中美因战略分歧而造成的总体上的不和谐。美国驻中国的许多军事和外交人员都认为蒋介石所有的努力是尽可能地积累战略物资，而让美军去击溃日军。这样的战略和美国希望中国能积极地参加对日作战，寄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拖住日军主力的想法不无冲突。
蒋介石初闻珍珠港事件时的兴奋，说明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长久以来局势发展的趋势。美国参战后，中国不仅不用孤立作战，而且还能从美国那儿源源不断地得到军需品和资金援助。由于美国的援助有助于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他希望二战结束时能以自己强大的实力发动内战，彻底击垮共产党。[1]
因此，中美关系是两层意义上的。在一个层面上，中美之间似乎体现了彼此的希望和未来的愿望;而从另一个更直接、更严肃的层面上看，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战略，在这一个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矛盾是这样产生的:美国想从蒋介石那儿得到更实惠的军事支持，而蒋介石同样下定决心采取截然不同的战略。
由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走遍美国各州，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喝彩，让他们对中国产生了美好的印象，一些美国评论家开始担心美国高估了中国的能力，赋予了中国人与事实不相符的无私动机。一些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甚至担心当美国人发现中国人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智慧勤劳，坚定不移地实现民主政体后会有一个情绪上的反弹，而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
第一个提醒美国公众注意的是卓有影响的赛珍珠。赛珍珠曾用自己的小说和相关文章帮助打造了20世纪30年代浪漫的中国形象，现在她开始质疑自己早期的立场，警告说如果美国人一直抱有这样的看法，到头来受伤害的可能会是美国人。赛珍珠决定将这件事说出来，说明二战期间中国在美国的影响达到了顶点。令人有些惊讶的是，《生活》画报1943年5月刊出了赛珍珠的担忧，这篇文章后来成了卢斯的支持者用来说明卢斯在描述中国时采取平衡立场的证据。但如果细读那篇文章，会发现赛珍珠并没有探讨中国真实存在的问题，而是通过谴责美国来回应先前那种狂热的浪漫化中国情结。赛珍珠把文章拿给《生活》画报发表时，声称要给燃烧起美国人愿望的中国热泼泼冷水，而卢斯为要不要发表这篇文章颇感头痛。[2]不过，卢斯犹疑的原因不在赛珍珠的批评本身，因为中国的事实的确如此，而在于文章的基调，因为它和当时美国对中国的评论不相协调。赛珍珠警告美国人看待中国时要谨慎小心，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某些地方出现了腐败，或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失利，而是由于罗斯福政府没有将重要的战略物资运送给蒋介石而带来中国政治、经济局势不断恶化。说得更明确一些，赛珍珠认为由于美国“把日本降为第二位要对付的敌人”，中国“不民主的力量”最近开始抬头。而且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势头尤其可怕。此外，蒋介石带领他的人民多年来英勇奋战，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使她认为蒋介石的行为是典型的“领导者的行为，只有天才的蒋介石大将军才能做得到”。[3]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赛珍珠再次说明美国扮演了中国不民主力量的帮凶，认为罗斯福政府对中国只采取资金支持，而不进行具体军事援助的政策，对中国出现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赛珍珠这样写道:随着滇缅公路的切断，美国“不再向中国运送……卡车、卡车组件和汽油”，这暗示出美国把向中国提供援助视为自愿的、单方面的行动，而实际上是由日军侵略造成的。整篇文章从头到尾赛珍珠都在呼应一种广为认可的说法，即美国不顾实际情况，单方面地决定行动方针，是罗斯福而不是日本侵略者，造成了蒋介石如此的困境。在文章的结尾，为了强调这一点，赛珍珠武断地认为，美国目前之所以不给蒋介石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是因为要看日本的脸色。[4]
卢斯在向《生活》的驻中国记者白修德解释他为什么决定刊发这篇文章时，承认期望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距离，但他要白修德相信总体上对中国的未来持乐观看法是正确的，他要求白修德继续让《时代》周刊的读者对中国充满信心:“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仍然是传递信心，而不是瓦解信心。”[5]
赛珍珠在《生活》画报上发表文章几个月之后，《读者文摘》刊登了《纽约时报》军事通讯员汉森·W.鲍德温(Hanson W. Baldwin)的文章，该文深入分析了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和过度乐观所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和赛珍珠的文章一样，这篇文章后来也被作为1943年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证据。[6]诚然，鲍德温算不上是蒋介石的辩护者，他没有讨论中国军事和政治状况的恶化，也没有谈国民党政府的错误，而是告诫美国人不要相信只靠空军力量就能打败日本的神话。他说蒋介石很长时间以来就在寻求用美国的空中援助来打败日军，而不愿把自己的军队投入战斗。蒋介石尤其支持陈纳德将军，陈纳德是美国援华第14航空队的指挥官，相信空军力量能有效地打击日本的军事力量。针对当时对中国褒贬不一的看法，鲍德温称赞中国人民的勇气和毅力:“中国人的精神没有垮”，他宣称，尽管“传教士、战争援助冲动……和纪录片”可能对中国有些赞誉过度，但目的旨在突出中国在“太平洋战场迅速获得胜利”中所起的作用。日军要给美国的军事决策者制造困难，但显然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拖住数量庞大的日本军队来“继续对战争胜利作出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勇气可嘉，其“耐心、坚毅、忍辱负重”，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难以匹敌的。文章的结论铿锵有力:“中国在这个围歼计划中定会不辱使命。”[7]
另一个提醒美国人注意但影响略小一些的例子是欧内斯特·O.霍塞(Ernest O. Hauser)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文章，该文成为一些美国期刊从总体上看待中国，尤其是看待宋美龄的一个例子。霍塞的文章在内容上比赛珍珠发表在《生活》画报上的文章还要温和，没有任何要破坏宋美龄在美国良好声誉的意图。但该文一味地称赞蒋介石，说蒋介石“征服了世界上最不浪漫的民族的想象力”。霍塞似乎是在强调蒋介石的力量，相应地就忽略了宋美龄的重要性，以一种局限的眼光来看待她的作用。他说:“国外对蒋夫人的影响评价过高”，而且她的重要性最初是她为中国战争孤儿做了一些事情，以及她为那些同蒋介石打交道的人从中斡旋，体现出来的。霍塞还指出，宋美龄并不像一些美国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拥有政治权力。[8]
但私下里对美国国内有增无减的一味赞美蒋介石、赞美中国事物的质疑，比新闻媒体上这些试探性的重新评价要多得多。质疑声中有些是美国军方人员，还有一些是政府工作人员。惠廷·魏劳尔(Whiting Willauer)二战期间是陈纳德将军的助手，后来是中国航空运输队的重要成员，他在1943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对中国的赞誉已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他提到传教士由于喜欢用好坏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而带来的诸多问题。比如，他列举了一些观点，他说这些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证据。首先，认为中国事实上是民主国家或愿意成为民主国家明显是不正确的。其次，美国人愚蠢地相信每一位中国人都在无私地战斗着，相信他们唯一的障碍是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最后，中国远远没有统一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他谴责美国的同情主义者制造的中国神话，谴责美国官方对中国和宋美龄的不实宣传。他指出:“兜售这些东西是蒋夫人的主要活动。”[9]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但他担心如果一任这种夸大其词泛滥下去，最后给美国带来的只能是伤害。如果我们注意到魏劳尔一直追随陈纳德将军的话，他的这种观察就更具有吸引力，因为陈纳德将军终生都是蒋介石有力、热情的支持者。
总统顾问居里也对中国的情况心怀疑虑，但他只把疑虑和美国驻中国事务处的工作人员交流。1943年，当宋美龄遍访美国时，居里致信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暗示美国很多政府工作人员都对“蒋夫人的巡回演讲很恼火”，宋美龄的公众演说不仅引起了对罗斯福政府作战策略的批评，而且，他认为宋美龄还过于热情地游说参众两院的议员，试图促成亚洲优先的战略。居里注意到宋美龄当时的公众发言“语义不断深奥”，他举宋美龄在旧金山演讲的例子，说她在一个拗口的长句中使用了“mendacity”、“disjunctive”、“postulate”这些大词儿。[10]
实际上，早在1942年居里已经对中国有所质疑了。该年6月在呈送给总统的中美关系备忘录中，居里说与中国合作会“有所帮助”，但这不是打败日本的根本，而对蒋介石来说，有些合作则是“雪中送炭”。居里还发表了其他一些见解，包括当时发表在《时代》周刊上批评罗斯福政府的文章。显而易见，这篇文章是他受中国人的“启发”写出来的。[11]与此同时，在给范宣德的信中，他对中美关系充满了讽刺挖苦。他承认自己对“远东印象不好……无论是军事层面上还是政治层面上都没有好印象”，并就当时国民党吹嘘中国如何美好询问范宣德的看法。国民党这样吹嘘:“一、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二、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三、中国有充分的思想、言论自由。”居里在信中如是列举之后，又问道:“你以前怎么没有告诉我这些呢？”[12]
这些无关大局的不满随着第二年其他问题的浮出水面而不断增长，居里开始明白与宋美龄及其随从在美访问期间有关的一些资金问题了。1943年5月，从出纳的手里开出了100000美元、61000美元、59000美元的大额支票，到了1943年6月中旬，根据居里的记录，宋美龄游说了高达800000美元的资金援助。[13]看得出来，这让罗斯福总统很是烦恼，他跟周以德谈话时称宋美龄是中国的“第一女性”，并进一步暗示“平息怨言的最好办法是让蒋夫人尽快计划回国”，而周以德像精神医师一样试图为宋美龄的行动辩护，他说宋美龄在美国长时间旅行引起的疲劳需要时间恢复，何况她“是一代人中最伟大的演说家”，这无疑会使她有时感到劳累过度。总统当然明白周以德的意思，但罗斯福以自己周全的做事风格，表示他担心宋美龄令人敬佩的成功会被一些小事情所破坏，当然，罗斯福说这并不是说他个人对宋美龄有什么意见。[14]
对宋美龄更多的质疑出现在1944年夏天，这些质疑是公开发表的，当时辛迪加[15]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报道了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16]皮尔森暗示中国是盟军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比美国公众认识到的要棘手得多”。另外，他在报道中还说蒋介石和另一位女性交往甚密，意味着宋美龄的影响明显在下降。皮尔森指出，只要蒋夫人不和蒋介石生孩子，中国大众的同情与支持就在蒋介石一边。皮尔森还提醒大家注意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不合，在这个问题上他提到《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说如果《纽约时报》刊登阿特金森的日记，那么中美之间表面的和谐与联合之下的内幕就会被揭开。[17]
实际上，如果说二战期间有什么事件从负面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的话，那就是1944年秋罗斯福总统决定召回中-缅-印战区的统帅史迪威，还有随后阿特金森为《纽约时报》采写的关于该战区混乱状况的报道，以及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为《新闻周刊》(Newsweek)撰写的同样旨在批评的文章。史迪威被召回在美国引起了反对蒋介石的批评风暴，不过这场风暴很快就平息了。实际上，美国媒体的总体反应是模棱两可的，这部分是由于罗斯福政府决定对此事轻描淡写，因为总统大选在即，罗斯福不让史迪威在公开场合讲话。同时也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史迪威被召回一事很快就平息了。
史迪威由于对任何事情都尖酸刻薄，因而被称为“醋性子乔”(Vinegar Joe)，他和蒋介石之间根本的矛盾在于怎样把中国军队更好地投入到对抗日军的战争中去。蒋介石想保存他的军队，以备日本战败后发动内战，他估计这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保护他赖以统治的军队，蒋介石赞同从以下两方面入手。首先，他看到了美国空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威力，只要日军主力不从中国内陆撤走，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达到了牵制日军的重要军事目的。其次，他同意陈纳德将军的总体作战计划，陈纳德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炸弹和轰炸机，他就能有效地挫败日军，并严重地打击日本发动战争的工业能力。对蒋介石来说，这个作战计划的价值在于不用强迫他把大批军队投入战场。
史迪威不赞成陈纳德和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他认为进攻性的空战需要相当数量的地面部队来保护空军基地，真正驱逐日军的唯一途径是让他们卷入地面战，而这需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指挥得力的地面部队。史迪威认为首先要做的是重新开通滇缅公路，这是从盟军的缅甸占领区，经喜马拉雅山，抵中国西南部的一条重要运输线。这条线1942年春天被日军切断，此后，军需物资都是由空运大队的货机通过驼峰航线运到中国来，但驼峰航线对飞行员来说不安全，而且运输的军需物资也十分有限。
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的冲突一路传到华盛顿，华盛顿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站在陈纳德一边，极力鼓吹增加援助中国的空军力量。在美国宣布参加二战之前，艾尔索普曾供职于宋子文的中国国防供应部(China Defense Supplies)。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远亲，他能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接近总统的机要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后来，他来到中国，与陈纳德搭上关系，并得到了空军上校的头衔。[18]
为了经常和霍普金斯保持联系，艾尔索普在诸多场合坚持认为中国战区“首先是一个空中战区”。在1943年3月写给霍普金斯的信中，他极力强调这一点:“从全球角度来讲，中国首先是一个空中战区，我们应该把装备中国空军、加强中国空军的进攻能力放在首位”。[19]艾尔索普以陈纳德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战绩为例，说考虑到陈纳德所能支配的资源非常有限，这些成功是令人称奇的、全面的，陈纳德将军设法“从中国领空”对日军“瓮中捉鳖”。简而言之，他赞同陈纳德扩大驼峰航线运输量的要求，认为“在远东，再也没有比这样做更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战果了”。[20]
艾尔索普认为，比军事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史迪威自身的诸多缺点也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美国有限的对华援助。他说在中国发动一次地面主攻需要一个高超的指挥官:“他要有想象的天赋、宽阔的视野，有足够的耐心和谨慎的外交才能，而这一切史迪威偏偏都不具备。”另外，史迪威对空军的作用评价很低，这对他也是不利的。艾尔索普认为，实际上，中国要求召回史迪威是因为害怕战局会变得更糟。另一方面，如果给陈纳德将军合适的机会，他就能严重地打击日军发动战争的能力:“他没有输过一次战斗，也没有制定过错误的作战计划。”[21]两个月之后，艾尔索普又致信霍普金斯，告诉他中国的局势目前十分严峻，他甚至担心中国会起内讧。而且，日军制定了作战计划，要对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发起进攻。除非陈纳德有办法搞到更多的军需物资和飞机，否则，蒋介石将无法阻止日军占领重庆。[22]
当艾尔索普和陈纳德游说得到更多的空战支持时，情形变得愈发复杂，关于中国战况日趋恶化的总结报告经由哈里·霍普金斯，通过居里传到白宫。其中有一份报告是两位外国医生写的，谈的是宜昌前线的情况，陈纳德、艾尔索普和蒋介石担心日军会以此处为突破口进攻重庆，该报告详细说明了宜昌前线士兵骇人听闻的身体状况。当时士兵的饮食主要是陈年的大米、咸菜、盐巴和辣椒，这些东西同样是陈年旧货，谈不上什么营养价值。常见的流行病，像斑疹伤寒、痢疾、天花，使士兵数量锐减。[23]
另一份报道来自驻中国华北的白修德，此时美国人还在啧啧称道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令人敬仰的仪态。白修德的急件描述了1943年河南发生的大饥荒，采访该地区时，他发现他和他的同伴一直受到中国官员的热情款待，包括“莲子羹、辣子鸡、牛肉、荸荠……炸春卷、热馒头、豆腐、鸡、鱼……两道汤，外加三个白糖饼”，而农民“为了活下去，吃榆树皮、花生壳、水草”。这种罕见的饥荒是1940年、1941年连续两年歉收和1942年春小麦绝收造成的，而大灾之年，中央政府一如既往地以谷物征税。税额超过收成的农民被迫卖掉家畜和薄产，很多时候是卖掉土地，来凑齐粮食税。交不上的常常要遭到毒打，结果造成了令人惨不忍睹的现状:到处都是饿死和濒临饿死的男女老少，包括婴儿，街头路边尸体遍地。饥饿导致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还有一些人不堪忍受，杀死自己的家人后，再自杀。河南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大省，白修德估计有500万人饿死，300万人逃难。邻省由于顾虑他们的余粮以后会涨价，拒绝出售粮食给饥民。中央政府对此事反应迟缓，而且不作为，后来拨了1亿元(中国货币)用于救灾。但这笔钱有两个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一个是纸币迅速贬值，而中央政府以粮食的形式征税，不要货币代付;另一个问题是灾民最急需的是食物。中央政府的救灾款只是进一步延缓了灾民迫切需要的粮食救济。[24]
白修德对中国河南灾情的描述不仅呈送到美国总统那儿，部分内容还刊登在《时代》周刊上，流传到美国各地。1943年3月份的《时代》周刊刊登了经过大幅删改的白修德报告，这时蒋夫人宋美龄正从纽约赶往芝加哥一路做宣传，她对这件事非常恼火，坚持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遭到卢斯的拒绝，此后，白修德又继续为时代公司效力了三年。[25]卢斯刊登中国灾情报告的原因与其说是出于谴责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目的，不如说是他的传教士本能使然。灾情已经发生，这一点卢斯无法否认，但他能做的是刺激蒋介石政府行动起来，而不是一味地责备。白修德在报告中将地方和中央政府没有设法阻止大规模饥荒爆发的错误一五一十地罗列出来，但《时代》周刊自作聪明地在编者中为相关责任方开脱:“中国的问题由来已久，中国历史一再上演战争、水灾、饥荒的循环，《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上周以第一手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26]。白修德写给总统的报告中提醒到，很难保证在河南这样的地区让农民支持蒋介石的军队，因为国民党政府对该地灾民极端境况的反应令人齿寒，但《时代》周刊上刊登的白修德报告中并没有这样的警告。
大饥荒造成的后果，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内部不断腐败，在1944年春天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一号作战”攻势时，已经非常明显。日军在太平洋上遭到美国海军和空军的重创，导致日本帝国司令部认为只要在中国和东南亚站稳脚跟，就能保证日军继续抵抗下去。从1944年4月份开始，日军突破黄河南岸，侵入河南境内。[27]河南的中国驻军迅速溃退，部分原因是农民揭竿而起，反对国民党军队，一份报告中估计农民缴了50000名国民党士兵的械。[28]从这个角度看，饥荒对军事形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日军迅速向南蚕食，造成大量中国士兵伤亡，威胁到中国的整个战局。
日军的胜利，包括占领了很多陈纳德以前的空军基地，使得罗斯福认为史迪威是对的。[29]因而，当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同意并请求罗斯福要蒋介石让史迪威直接统领他的军队时，罗斯福在1943年6月签署了同意令。现在，蒋介石面临着他不喜欢、始终难以接受的一个人来统领他的军队。但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反对罗斯福的强硬建议，相反，他拖延时间，请求美国派一名调停者来帮助完成指挥权的变更。罗斯福默许了，并决定委派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时期的战争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前往中国调停。赫尔利对世界略带天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家乡俄克拉荷马州基于对共和政治-民主政治的不同认识形成的，这使他对中国复杂的政治情况一筹莫展，随着中国军事局势的不断恶化，他很快掉进了某些人设计的陷阱。该年9月，罗斯福发来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但事实证明史迪威高兴得过早，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而此时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称二人性格不合，暗示无论如何得让其中的一个人满意。[30]
其他向白宫汇报中国情况的还有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他是美国驻外事务处的一个低级职员，接受史迪威的领导。1944年秋天，他注意到对国民党政府的普遍不满很容易导致重庆政府顷刻间瓦解。因此，他认为美国不应该继续错误地“一厢情愿地支持中国”。中国的四大家族“对中国来说是危险因素，正带领中国误入歧途”。[31]之前戴维斯就写过报道，说蒋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美国人普遍误解的中国人，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戴维斯认为蒋介石不愿意改革的原因是他坚信美国人最终不会不管他。[32]
罗斯福面临着两个他不愿意看到的选择:他可以支持史迪威，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强迫他进行某些改革;或者他可以立即同意蒋介石更换一个新的指挥官的要求。第一个选择正如赫尔利在给总统的便笺中敏锐地指出的，这样做有可能会失去中国;第二个选择从根本上把中国战场排除在将来任何重要的军事行动之外。在拖延了一段时间后，到了1944年10月18日，罗斯福选择把史迪威召回美国，让魏德迈将军去接替史迪威。
当时，跳岛战术(Island-hopping strategy)[33]在太平洋上的成功使用，使得召回史迪威事件容易为人理解，至少一定程度上看起来是这样。1944年9月，美军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美国的B-29轰炸机就能从塞班岛(Saipan)和关岛(Guam)的空军基地直接轰炸日本的岛屿，中国的战略地位变得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这样，到了1944年底，太平洋战场军事局势的变化逐渐消除了早期影响中美关系的感情因素。
这个事件毫无疑问引发出大量的报道，尽管美国政府设法不事声张，它还是成了美国各地报刊的头版新闻，意味着这件事不仅对中美关系有重要影响，对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事政策也有影响。布鲁克斯·阿特金森1944年10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透露了这桩新闻，随后四天该报连续发表了三个编者按，然而，每一篇编者按都是抚慰的语调，而不是建议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中美关系。《纽约时报》及时告诫它的读者，对于史迪威被召回事件，在匆忙得出结论之前，要承认一些“事实”，说蒋介石自1937年以来，一直坚持不懈地抗击日军，这期间尽管日军多次不无诚意地提出过和平，蒋介石都坚决地予以拒绝。《纽约时报》进一步说，中国的抵抗尽管在成效上有所下降，依然继续在牵制大批日军:“因而，我们欠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的，无论我们怎样做都回报不了。”此外，蒋介石仍然有可能全面改善中国的情况，如果他进行必要的改革，他的威信会“有所提高，而不是下降”。《纽约时报》宣称，且不管蒋介石最终的行动和改革如何，“我们不能失去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不能不感谢蒋介石，他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并拒绝向日军投降。东方的和平如果没有中国的稳定和繁荣，是不可想象的”[34]。
《纽约时报》第二天的编者按继续对来自中国的消息进行正面评论，说虽然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显示中国的局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但这些事情证明“即便蒋介石有过错，即便他身边的人犯的错误再多，他依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35]。换句话说，正如多数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管理不力不应该归咎到蒋介石身上，《纽约时报》后来(11月4日)刊文，说国民党政府没能把抗日战争彻底进行下去，也许不应该责备蒋介石。相反，该文推测道:“某种程度上，也许过错在我们美国人身上，特别是在那些自称是中国人最好朋友的美国人身上。”这种结论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在中日战争初期，美国人草率地认为假以时日，中国人最终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日本侵略军迟早会被拖得筋疲力尽。问题是不久前持这种看法的美国人忘记了他们原先的看法，这一点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向中国人兜售了他们最终会赢得胜利的思想后，我们美国人却淡忘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没有耐心向蒋介石践行我们鼓吹的思想。”[36]
《纽约时报》第三篇较长一点的编者按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认为尽管中国目前陷入危机之中，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失败的:“每一个在太平洋战场上牺牲的美国人都是为中国的自由而战，同时也是为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由原则而战”。而且，尽管中国有很多需要自己解决的内部问题，《纽约时报》又一次赞美蒋介石是一位能继续将中国统一起来，并进行必要改革的人。《纽约时报》不无希望地说，中国是美国尊重和敬佩的国家，如果美国军队登陆中国海岸，就会让“‘涓涓细流’的援助……变成滔滔的洪流”。[37]
《华盛顿邮报》也以几乎同样安慰的语调，在1944年11月2日刊登了编者按，认为最近美国的中国幻象也许是以前美国对中国过度同情和乐观看法的自然反应。蒋介石显然在准备进行根本的改革，他能继续统治中国是美国太平洋战场战略的重要一部分。[38]专栏作家巴奈特·诺弗(Barnet Nover)在同一期《华盛顿邮报》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最近来自中国的报告使美国人对中国的状况有了“一定了解”，但仍然存在一种危险，这就是对此事的过分热衷会严重损害中美关系。诺弗承认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独裁者，但他接着解释说，蒋介石所处的这个位置险象环生，需要灵活的政治手段才能将不同的派系和地方军阀统一起来，共同抗击日军。[39]
正当美国各地最知名的报纸在编者按中寻找史迪威被召回事件的新闻热点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利描述开始从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哈罗德·伊萨克斯那里传播出来。阿特金森的报道为了躲避审查，必须等他离开中国后才能发表。他在报告中叙述了蒋介石和史迪威很长时间以来的不合，口吻明显地同情后者。他说蒋介石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军阀，也就是说他把军事力量作为政治筹码。国民党政府在阿特金森眼里已变成了“官僚、无能、腐败”，史迪威的被召回意味着“垂死、反民主的政体”获得了胜利，这个政体“更关心自己的政治霸权，而不是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阿特金森说美国现在“至少是被动地支持一个在中国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失去信任的政府，支持一个建立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并在集中营里关押政治犯的政府，支持一个压制言论自由、反对民主力量的政府”。阿特金森在文章的结尾试图给人以希望之光，说尽管最近美国的行动暗示出美国正“默许一个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都不讲民主的政府存在”，但中国人民依然是“令人满意的联盟”。[40]
哈罗德·伊萨克斯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支持阿特金森的说法。伊萨克斯说史迪威是在和“惰性、腐败、无能、可疑动机”的斗争中败下阵来的，而这些力量的胜利明显意味着“中国被排除在消灭日军的计划之外”。[41]伊萨克斯的第二篇文章详细叙述了中国士兵的现状，他说中国士兵已不像往常那样，为打败日军高高兴兴地参军，中国官兵的死亡人数多达受伤官兵的一半，而如果军事指挥得当，这些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42]
另一个坦率直言进行批评的是西伯恩·韦安特(Thoburn Wiant)，他从伦敦向美联社发来报道。韦安特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没有民主。也许没有比国民党更独裁的政府了，那里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自由。”谈到史迪威和他的被召回事件时，韦安特对史迪威称赞有加，说他“很长时间以来所受的磨难、他强烈的责任心、他的忠诚和完满的服役应该得到高度认可”。[43]
阿特金森、伊萨克斯和韦安特是仅有的、一致从负面报道中国情况的三位记者，其他的报刊有些完全站在中国一边，继续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言辞激烈地指责美国。《基督世纪》(Christian Century)甚至控诉美国、英国、苏联和日本一起进攻中国，说罗斯福派史迪威去统帅中国军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难怪蒋介石坚持要求把他召回。[44]其他一些媒体从中国政治同党的视角来评价整个事件，因此，把责任全都推到罗斯福身上。《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指责罗斯福搞坏了美中关系，说近来蒋介石被描述成一个“有一些优点但有很多过失的人”，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无异。[45]《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Daily Tribune)强烈谴责罗斯福，为蒋介石辩护，认为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蒋介石的请求“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中美关系的危机不仅证明了“罗斯福如何无力控制蒋介石”，而且证明了罗斯福外交政策上的谬误。[46]雷蒙德·默利(Raymond Moley)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也持相同的观点。默利以前曾是美国智库的一员，也是美国国务卿康德尔·赫尔的助理，他对 “新政”在1935年转向左派感到幻灭，于是便离开了政府管理部门。1944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想看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在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上会犯怎样的、罗斯福先生还没有犯过的错误”[47]。
总的来看，美国媒体对史迪威被召回的反应褒贬不一，尽管有一些评论家对中国进行了苛刻的批评，但仍有很多人继续寻找中国的优点。赛珍珠又一次站出来为中国说话。1944年12月她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如果在战争中给中国合适的位置，蒋介石的地位就会加强，必要时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力，争取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但罗斯福政府采取的政策使他无力争取这种国共联合。她说中国人欢迎美国近来对蒋介石的重新评价，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人丢弃了他们原先对中国过于情绪化、浪漫化的看法，这一点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感到不自在。并说中国人仍然热爱他们的领袖，就像“苏联人热爱斯大林、英国人热爱丘吉尔，甚至就像美国人热爱……罗斯福一样”。然后，赛珍珠通过例证以及强调她对史迪威的批评，做了一个有点荒谬的类比:“尽管丘吉尔和蒋介石很相像，但美国人并没有批评我们的同盟国英国，而却批评我们的同盟国中国，虽然中国为我们而战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长。”[48]因而毫不奇怪她在文章的结尾表现出乐观的情绪，对中国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轻描淡写。她认为中国尽管目前黑暗笼罩，但已经开始致力于建设一个民族统一、政治民主的国家。
蒋介石十分关心美国公众的反应。蒋介石的朋友、长老会传教士弗兰克·普里斯在一封信中告诉他:“最近美国的舆论对中国不利，而公众的意见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普里斯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些如何扭转美国公众舆论的建议，说蒋介石首先要做的是“大刀阔斧地重组政府，将军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让有能力的新人为中央政府效力”。尽管美国当时对蒋介石不利的公众舆论铺天盖地，普里斯在刚刊发的《纽约时报》编者按中仍然看到了信心，信的结尾他援引耶稣的话，暗示通过对中国作出最大的牺牲，蒋介石和国民党最终会“赢得最大的荣光，过上更好的生活”[49]。
几个月之后，在1945年2月，普里斯又建议蒋介石怎样做才能影响美国的舆论。他提醒蒋介石如果美国对国民党政府进一步丧失信心的话，会对军事决策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让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信心，并证明国民党的政策是自由、合理、民主的。”为了证明他的想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普里斯鼓动国民党主动向共产党示好，这样，如果共产党不接受的话，就可以把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50]
尽管如此，美国的舆论并未发生变化，至少根据送到白宫的各种报告来看如此。相反，这些报告显示中国的情况继续恶化。居里将伊萨克斯没有经过审查的中国状况分析呈送给总统，这份报告比他发表在《新闻周刊》上的文章要详细得多。[51]伊萨克斯首先评价了史迪威被召回事件在美国的影响，然后对美国媒体极度失望，因为美国媒体在“对中国问题表演了一番烟火之后”，只揭示出“有限的现实”，而且就是这一点有限的现实随后“也立刻淹没在揭自家短、满足于半真半假的真相和编者按的自责之中了。烟火是点燃了，但烟火表演在一片烟雾弥漫的混乱中结束了”。伊萨克斯说，蒋介石和罗斯福都有责任来挽回不体面的局面，现在，由于发生了一些表层的变化，“公共出版物就流露出互相友好的思想”。伊萨克斯说，让魏德迈取代史迪威，并允许赫尔利继续完成他的使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实际上，身材魁梧、留着两撇白胡子的俄克拉荷马人赫尔利脑子已经糊涂了:“赫尔利陷入了一群政客当中，这些政客的政治手腕是俄克拉荷马最高超的扯皮术都难望其项背的。”他为国共联合付出的巨大努力没任何效果。从军事层面来看，蒋介石的军队要继续等待，直到美国消灭了日军。
魏德迈将军取代史迪威后，中-缅-印战区就被分成两个人统领。一是魏德迈统帅中国军队，二是缅甸军队和印度军队转到丹·苏丹(Dan Sutan)将军的麾下。1945年2月苏丹向马歇尔汇报时夸赞史迪威把现在和他打交道的那部分中国军队训练得十分出色，其中一些军队好到“任何一个指挥官所能希望的”程度。令人感兴趣的是，魏德迈在自己指挥的战区内赞成使用史迪威的战略计划。如此，魏德迈和蒋介石、陈纳德两人都有分歧，他说如果要对日军发起有效的进攻，“多得不成比例的兵力、物资都会被分配到陈纳德那儿”;他认为史迪威所主张的仅依靠空军力量并不能打败日军的预言是正确的。简而言之，他呼吁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将驼峰航线运输的大部分物资分发给地面部队，只有这样，陆、空力量才能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日军。[52]
二战期间，中美之间的军事、外交关系和美国联合援华会、时代公司描绘的玫瑰色形象大相径庭，但这幅真实的中国图画很大程度上不为美国公众所知。诚然，确实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报道，但为了追求平衡，出于整个战局考虑，美国的媒体，包括罗斯福政府的宣传，主要对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和睦感兴趣。
至于罗斯福，一位历史学家评价说他二战期间对外交政策的处理就像一个老练的杂技演员，一个在公众面前表演的人，把欧洲、非洲、南美等像球一样投向空中，他相信只要需要，他能够处理好与每一方的关系。[53]中国无疑是其中最大的一只球，他把眼光放在将来，着眼于中国可能提供的机会。正如罗斯福1943年致信路易斯·蒙巴顿、讨论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大巨头之一时所说的:“我的确认为把42500万中国人争取到盟军这边来是一个胜利。”针对当时美国人认为对中国的军事能力不要抱有幻想的说法，他补充道:“尽管中国目前在陆战或海战上不能作出多大贡献，但25年或50年后会显示出它的作用。”[54]
罗斯福这一规划的问题是，尽管他游刃有余地扮演着他的变戏法角色，但他没能活着完成他的表演。1945年4月，罗斯福溘然长逝，哈里·杜鲁门总统试图在球落地之前把它接住。早在罗斯福去世之前，杜鲁门就对中国缺乏兴趣，但他一定程度上同意由美国传教士发起、亨利·卢斯和他的时代公司巩固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的看法。然而，就任总统后，杜鲁门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因此，他后来写道，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55]不过，在几年之内，他的看法并没有流传开来。
史迪威事件所引起的对中国更加模棱两可的认识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他被召回的确结束了美国对中国的过度夸赞，不过随后美国思想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快，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人不愿轻易放弃如此多的美国人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付出的努力。此外，美国在二战结束时已经充满胜利的喜悦，未来在美国人眼里不仅一片光明，而且也是无可限量的，这正是中国对美国的意义所在。
【注释】
[1] 更多这方面的论述，参见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五章。
[2] 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卢斯的支持者认为，卢斯为要不要发表赛珍珠的文章前后思量，最后由于不想被别人批评给美国人提供了一幅不真实的中国图画而采取默许的态度，这种说法并不具有说服力。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埃尔森，见他的《时代公司的世界》，第120页;另外，尼尔斯在《亨利·卢斯〈生活〉与〈时代〉上的中国形象》中也持这种看法，见104—106页。这两位作者都发现赛珍珠的文章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比实际上发表出来的要严厉得多。诚然，她认为中国到了目前这种状况，受指责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蒋介石或国民党政府。此外，正如埃尔森指出的，时代公司的对华政策并没有改变，尽管曾考虑过改变。像卢斯的许多支持者一样，埃尔森和尼尔斯认为卢斯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持一种活动的思想，因为他时不时地考虑要改变对待中国的态度，但卢斯最终没有改变，因为他做不到。就像埃尔森指出的那样，时代公司对待宋氏家族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卢斯说:“和他们搞不好关系……只会对我们不利。”(时代公司备忘录，引自埃尔森，第121—122页。)甚至连费正清这样令人尊敬的中美关系方面的专家，也误读了赛珍珠的文章。他写道:赛珍珠和汉森·鲍德温发表在《纽约时报》以及T. A.比森发表在《远东观察》上的文章一起，在1943年夏天动摇了美国对中国的同情与感伤。参见费正清的《中国情结:五十年回忆录》，第253页。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后来的确有了很大改变，但那是在1944年秋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被召回之后，而且即便是那时，对蒋介石坚持要把史迪威召回的尖刻言辞和负面评价也要考虑到有利于宣传中国这个大前提。
[3] 赛珍珠:《对待中国问题上的告诫》，《生活》，1943年5月10日，第53—54页。
[4] 赛珍珠文章最后的评论显示了她后来评价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所持的类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或不采取什么行动，克里姆林宫都一味赞成。卢斯虽然发表赛珍珠的文章以显示其对中国报道的平衡，但应该指出的是，《生活》在发表赛珍珠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赛珍珠小传，该小传表现了《生活》一贯的做法，即含蓄、微妙地贬抑那些与它持不同意见的人。赛珍珠小传中提到了她的本名赛登斯特里克，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让读者对整个事件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但它提到赛珍珠结过两次婚这个事实，卢斯的杂志经常给离婚蒙上道德审判的色彩，但我们知道卢斯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又和克莱尔·布斯结婚，这实在是一个讽刺。另外，《生活》指出赛珍珠1934年之后就离开了中国，尽管它马上又说她对中国人民还是了解很多的。在赛珍珠小传最后，《生活》指出，布克(赛珍珠的姓——译者)并没有指责当时中国的状况，相反，《生活》以赞同的语调说她“谴责了应该谴责的对象”，即指责美国政府和整个美国没有“认识到援助中国的必要性”。(www.xing528.com)
[5] 转引自哈伯斯塔姆的《无冕之王》，第78页。
[6] 比如，奈特利的《第一起伤亡》，第277—279页;费正清:《中国情结:五十年回忆录》，第253页。
[7] 汉森·W.鲍德温:《对中国期望过高》，《读者文摘》，1943年8月，第63—67页。
[8] 欧内斯特·O.霍塞:《中国做好了胜利的准备》，《星期六晚邮报》，1944年2月26日，第97版。
[9] 魏劳尔1943年5月27日日记里的内容，魏劳尔文献，第5卷。
[10] 居里的评论值得全文引出来:“蒋夫人第一次来华盛顿并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讲后的确引起了轰动，但从那以后对她的反应就日渐走下坡路，她随后的许多演讲老调重弹，乏善可陈，而且变得越来越深奥难懂。《纽约时报》1943年3月18日报道了蒋夫人在旧金山举行的盛大演讲，副标题是《胡斯圣地的坍塌》。这个演讲本身有很多闪光点，我喜欢下面的话:‘我认为当前纳粹和神道教的谎言与欺骗是人类心灵扭曲、分裂导致的，这些谎言和欺骗不会持久，因为只有真理和对真理的信仰才能经受住时间的侵蚀和暴力的袭击。’”居里1943年3月29日致范宣德信函，第1页，居里文献，第1卷。
[11] 备忘录:《对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1942年6月9日，第2—3页，居里文献，第5卷。
[12] 居里1942年5月13日致范宣德信函，居里文献，第1卷。
[13] 居里文献，第3卷。
[14] 罗斯福总统和周以德议员就蒋夫人访美交换意见绝密纪要，未注明日期，A类档案，宋子文文献，第30卷。该纪要显示罗斯福把他和周以德的谈话视为机密，但周以德“以友谊的名义”将谈话内容透露给了宋子文。
[15] 辛迪加专栏作家是指向各报纸杂志出售稿件，供同时发表。——译者注
[16] 有关华莱士访华的更多内容，参见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60—164页。
[17] 《华盛顿邮报》，1944年7月10日，第3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普·拉丁斯·米勒在宋美龄1943年访美时曾写过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1944年8月8日。她在自己的专栏中引用了皮尔森的很多观点，详细描述了宋美龄的攻关能力。但她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可以相信的是，今后不管美国给不给中国更多的物质援助，蒋介石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人，因此，帮助他实现统一、进步的中国这一理想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新闻剪报，普里斯文献，第2卷。
[18]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34—137页。
[19] 艾尔索普1943年3月1日致霍普金斯信函，第11页、19页。霍普金斯文献，第331卷。
[20] 同上，第18页。
[21] 陈纳德及时向罗斯福汇报了自己的情况。1944年初他在给哈里·霍普金斯的信中认为，如果他的空军力量装备充足，他们就会给“日本的空中力量以沉重的甚至毁灭性的打击”。参见陈纳德1944年2月8日致哈里·霍普金斯信函，霍普金斯文献，第331卷。
[22] 艾尔索普1943年5月7日致霍普金斯信函，霍普金斯文献，第331卷。
[23] 居里1943年4月13日致霍普金斯备忘录，并附有相关报告，霍普金斯文献，第331卷。
[24] 居里致霍普金斯备忘录，附有白修德撰写的未经审查删改的河南灾情报告全文，1943年5月28日，霍普金斯文献，第331卷。
[25] 白修德:《探索历史:个人奇遇》，第154页。
[26] 白修德:《庄稼收获之后》，《时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第19页。
[27] 更多关于“一号作战”计划的情况，参见齐锡生的《战时国民党中国:军事溃败与政治瓦解， 1937—1945》，第68—81页。
[28] 白修德与雅各比:《中国响惊雷》，第177—178页。
[29]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59—160页。也可参见齐锡生《战时国民党中国:军事溃败与政治瓦解(1937—1945)》，该书(第80页)指出:“1944年，中国军队唯一令人满意的表现是史迪威领导下的缅甸远征军。”
[30]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64—175页。
[31] 霍普金斯致总统备忘录，附有报告原件，1944年9月8日，图文文献资料室，第165卷。
[32] 戴维斯1943年12月31日致霍普金斯备忘录，第1页，霍普金斯文献，第334卷。
[33] 跳岛战术，也作蛙跳战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收复东南亚日军占领的诸多太平洋岛屿时所贯彻的战术。所谓跳岛战术，即不采行逐一收复各岛的战法，而是收复一个岛屿后，跳过下一个岛屿，攻占下下一个岛屿，特别是跳过防守比较严密的日军岛屿。透过跳岛占领，以海空封锁的方式来孤立日军占领的岛屿，迫使其最后不得不屈服(宁死不从者饿死)，如此大幅提升了收复的进度与成效。——译者注
[34] 《中国危机》，《纽约时报》，1944年11月1日，第22版。
[35] 《中国的危机》，《纽约时报》，1944年11月2日，第18版，强调系笔者所加。
[36] 《纽约时报的话题》，《纽约时报》，1944年11月4日，第14版。这篇文章接下来讨论称蒋介石为反动派或保守派是否准确。“现在，毫无疑问，蒋介石在中国内部问题上是保守派”，《纽约时报》这样说，它注意到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蒋介石是一个“法西斯”。《纽约时报》承认，“蒋介石是一个‘反动派’”， “但他没有和日本媾和”。
[37] 《是危机而不是失败》，《纽约时报》，1944年11月4日，第14版。
[38] 《中国的困境》，《华盛顿邮报》，1944年11月2日，第8版。
[39] 巴奈特·诺弗:《作为领袖的蒋介石》，《华盛顿邮报》，1944年11月2日，第8版。
[40] 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史迪威被召回暴露其与蒋介石的分歧》，《纽约时报》，1944年10月31日，第1、4版。
[41] 哈罗德·伊萨克斯:《孤身战腐败:史迪威事件背后的故事》，《新闻周刊》，1944年11月13日，第44—47页。
[42] 哈罗德· 伊萨克斯:《无知的指挥官和现代化武器:中国军队内部的故事》，《新闻周刊》， 1944年11月20日，第44—48页。
[43] 西伯恩·韦安特的文章题目如下:《独裁者手中的中国》，《纽约时报》，1944年11月1日，第2版;以及《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恐惧使他付出战争代价》，《华盛顿邮报》，1944年11月1日，第1版。
[44] 《基督世纪》，1944年11月15日，第1页。
[45] 《审查制度与愚蠢行为》，《华尔街日报》，1944年11月1日，第6版。
[46] 《中国的真相》，《芝加哥论坛报》，1944年11月3日，第12版。
[47] 雷蒙德·默利:《最后的恫吓》，《华尔街日报》，1944年11月3日，第6版。
[48] 赛珍珠:《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刻”》，《纽约时报杂志》，1944年12月17日，第9版、44—45版。
[49] 普里斯1944年11月16日致蒋介石信函，普里斯文献，第1卷。
[50] 普里斯1945年2月4日致蒋介石备忘录草稿，普里斯文献，第1卷。
[51] 居里关于伊萨克斯的报告致罗斯福备忘录:“然而，我难以想象这份报告能躲过军方的检查，发表在《新闻周刊》上。”参见居里写给罗斯福的备忘录，附有七页报告原文，1945年1月17日，总统机密档案，第27卷。
[52] 所有引文均出自呈送给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的两份报告，一份是丹·L.苏丹1945年2月13日呈送的，第1—4页;另一份是魏德迈1945年2月16日呈送的，第1—4页，总统机密档案，第27卷。
[53] 金布尔:《杂技演员》。
[54] 罗斯福:《罗斯福私人信件:1928—1945》，第1468页。
[55]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60页。杜鲁门还说，罗斯福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推进了一步，因为“他着眼于将来，想鼓励中国人民”(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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