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看法说蒋夫人比蒋介石的十个师还要重要，从她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来看，这么说并不是夸大其词。
——A. T. 斯蒂尔:《美国人民和中国》
那个说[蒋夫人]胜过中国十个师的人，还太谨慎保守。
蒋夫人身上汇聚了女性的所有魅力——美丽、优雅、甜美、仪态迷人、服饰得体，她还有一流的、令很多身居高位的男人都嫉妒的男性头脑。
——阿尔玛·惠特克，《洛杉矶时报》
虽然二战期间，特别是1931—1949年间，中美两国基于抗击日军的共同目标，形成了关系和谐的幻象，但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一位女性以她自身的魅力产生了相当于战争本身的巨大影响。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一度尽其所能，竭力推动中美关系，她对美国公众的影响甚至不亚于亨利·卢斯。她进一步发展了中美之间有许多共性的观点，强调两国有相似的历史、共同的利益，有将两国维系在一起的共同政治理想和思想意识。
宋美龄曾说她身上唯一中国化的东西是她的面孔。[1]一位美国作家则这样说:“蒋夫人出生在中国，却有着一颗美国心。”[2]虽然这两种说法都在不同程度地强调宋美龄的美国化，但她确实是推进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各方面正以美国为榜样发展自身的最佳人选。
二战期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宋美龄1943年的访美活动，牢固地确立了她是美国的亚洲同盟的主要象征这样一个地位。她在美国公共场合的频频亮相，感动了从纽约到洛杉矶大批充满激情的美国人，因为她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的活生生的例子。宋美龄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广大中国民众拥护的中国基督教新政权，她在那些二战前几乎从不关心亚洲的美国人中间激起了同情伤感和浪漫幻想的情绪。
美国人对宋美龄的欢迎部分源于当时对性别的“文化建构”。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指出这些想法从根本上来讲源自“整个社会对男女合适角色的定位”。[3]二战期间，美国人对宋美龄的接受在于她符合了美国社会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建构与定位。另外，宋美龄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还和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自由发展的国家有关。美国人将她放在和她丈夫的关系中来界定、理解、欢迎她，而且，由于自己没有孩子，宋美龄成了成千上万中国战争孤儿母亲的象征。一些社会学家指出，英国文化中强调妇女作为母亲的重要性，这相对来说把女性置于一个“积极的范畴内”，认为“对女性来说，母亲角色是最重要的”。[4]在讨论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二战期间美国的文化与社会时，试图用同样的保守方式来描绘女性，即把女性视为妻子和母亲，而没有注意到妇女正以前所未有的庞大数量，进入到劳动大军中去，这正是受英国文化束缚的表现。历史学家艾米·卡普兰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争论往往会逾越国界，并影响到对外政策的文化层面，这一说法无疑适用于美国对中国的总体认识和美国人看待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方式。这说明宋美龄除了作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受到赞扬外，还吸引了那些发现战争给自己带来改变工作处境机会的美国妇女。因而，宋美龄身上传统的妻子、母亲角色和她作为国民党政府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美国妇女羡慕的典范。[5]
由于宋美龄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中国悠久、复杂的历史和中国人丰富多彩的文化糅合成一幅满足其愿望的图画，难怪时代公司和美国联合援华会通力与她合作。从宋美龄方面来说，她借这两个机构来向美国人民传达她的想法，以便美国能调整欧洲优先的战略，先打败日本，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保证美国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将来，都能最大限度地给中国以物质援助。
要想更好地了解宋美龄在美国影响的深刻性和持久性，必须将其放在二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中。美国旨在把中国打造成美国英勇的盟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上都和美国相一致的国家，简而言之，努力把中国打造成美国最好的亚洲盟友，为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创造了政治和文化语境。尽管宋美龄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管语境如何都必然会引起美国人的广泛关注，但二战时的紧急情况和美国寻求文化与军事联盟的需求，大大提高了美国人对她的兴趣。对时代公司这样一个热衷于借助具体的人物，把别的国家人格化的机构来说，宋美龄给它提供了一个强调这种做法会带来很好效果的机会。同样，联合援华会也发现宋美龄能很好地帮助他们宣传中国。在这种互相推动的中美关系中，宋美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复杂的形势下，她代表着中美关系的细微处、希望和挫折。
宋美龄1897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中国商人家庭，父亲宋耀如(Charles Soong)一定程度上靠销售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圣经》起家。他自己在美国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后来的杜克大学)和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接受教育，并决定让他的孩子也接受美国教育。于是宋美龄和姐姐宋庆龄于1907年秋来到美国新泽西州的萨米特(Summit)，先是在克拉拉·波特温小姐的学校读大学预科，第二年，当宋庆龄够年龄去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卫斯理安学院读书时，她和宋美龄来到美国南部，她们的大姐宋霭龄就是从这儿毕业的。尽管宋美龄还不够进入这所学校的年龄，但她很快赢得了该校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的喜爱，1912年，她注册成为该校的一名新生。[6]
宋庆龄从卫斯理安学院毕业回国后，宋美龄转到马萨诸塞的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为的是能离当时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哥哥宋子文近一些。宋美龄在这儿一直呆到1917年大学毕业，同年，她回到中国，回来后需要重新补习汉语、中国的历史与风俗伦理。这时，她开始在上海做事，包括在当地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7]
尽管有父亲积累起来的殷实家底，宋美龄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一直到十年之后当她决定和蒋介石结婚时才显示出来。蒋介石和黑社会的联系，他有妻有妾的背景，最初在信基督教的宋家看来不是一个理想的夫婿人选。宋庆龄尤其反对，宋美龄的母亲也对女儿嫁给一个非基督徒疑虑重重。但不管蒋介石有多少污点，1920年之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日渐稳固。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他转眼间成了孙中山思想的合理继承者。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初次相遇是在上海的一次社交活动中，几年之后，蒋介石表示自己愿意学习基督教，终于赢得了宋美龄母亲的首肯。[8]
宋美龄和蒋介石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典礼，象征着众多美国传教士在中国长期坚持不懈取得的成果。一位历史学家评价说，传教士的激动来自于这一信念:蒋介石“和一个有着美国教育背景的女子结婚，代表着美国长期以来试图改变中国人信仰的飞跃”。[9]传教士将国民党全体特别是蒋介石，视为将中国基督教化的唯一合理希望。一位卫理公会教徒在1927年写给威廉·理查德·约翰逊牧师的信中一厢情愿地说，国民党党员“毫无疑问都是基督徒，他们早晚会让全体中国人都信仰基督教”。[10]受这种思维的感染，约翰逊牧师同样为宋美龄和蒋介石的联姻欢欣鼓舞。他满意地写道:蒋介石夫妇二人每天一起研读《圣经》一小时，蒋夫人每天下午还要再阅读两小时，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她建议让教会加入到国民党政府的乡村建设计划当中去。[11]
同样出于对教会利益的考虑，宋美龄建议把美国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以推动中国往好的方向发展。她在一封信中谈到燕京大学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说“在这样一个道德失范、经济低迷、政治动荡的时代，在中国传播美国文化尤其重要，就像我们必须加快对领导者进行教育的步伐，以便在新的时代让他们对人民产生更多正面的影响”[12]。
尽管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引起了美国传教团体的很大关注，但真正让她成为一个国际知名人物的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她的宗教信仰让丈夫安全获释。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那件事“是蒋介石成为国际知名人物的转折点……也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团拥有光明未来的转折点”[13]。同样，这对宋美龄的声誉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美国媒体不提中国共产党或张学良在蒋介石获释中的作用，而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宋美龄身上。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样做无疑会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宋美龄勇敢的行动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对蒋介石夫妇的正面报道。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在美国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原因部分与日本侵华战争有关，宋美龄勇敢的救星形象得到了很多美国人的赞赏，尽管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14]
此外，西安事变给宋美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一个提升自身形象的机会。蒋介石在1936年圣诞节那天获释几个月后，蒋介石夫妇在美国报刊上分九次连载他们的故事。[15]戴尔·卡耐基说这件事体现了完美的美国精神、积极的思维和个人的主动性，他这样总结美国公众对此事的看法:“中国徘徊在另一场内战的边缘，是一个女人阻止了它，一个女人孤身一人阻止了它，她就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6]
和其他许多事件一样，西安事变中的感伤和煽情成分掩盖了事实真相: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确设法阻拦了国民党军中那些要轰炸西安的反动分子，因为轰炸西安不仅救不了她的丈夫，反而会要了他的命。但与美国媒体的猜想甚至公开的报道相反，宋美龄在释放她丈夫的谈判中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起关键作用的是张学良，或者说是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17]
宋美龄对西安事变的叙述漏掉了这些微妙之处和复杂的事实，极力夸大她个人的作用。她说她写信给张学良，谴责他的“放肆和冲动行为”，几乎就像一位母亲该做的那样。[18]她接下来的举动仍然突出她的性别角色，宋美龄说见到丈夫后，决定“给他一些安慰”，其中包括大声地给他朗读《圣经》。宋美龄接下来说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叛军之所以能够回心转意，是由于他们阅读了蒋介石的日记和自己写给丈夫的信。她说蒋介石的日记让叛军看到了丈夫对中华民族的强大责任感和要为中国的美好未来献出一切的决心，而她自己写给丈夫的信则显示了蒋介石基督教信仰的强大力量。宋美龄回忆说一位叛军首领这样对她说:“你知道我一直对你充满信心，我的同仁都很尊敬你。”这位叛军首领在给士兵们读了蒋夫人的两封信后，看到他的部下都“更加尊敬地”拥戴她。[19]
美国媒体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很大程度上帮助树立了宋美龄的形象，并和十几年间发展起来的特殊中美关系神话相一致，信仰基督教、接受美国教育的宋美龄回到中国后，在拯救危乱之中的中国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另外，她把美国的价值观带到中国，践行于中国社会。这种强有力的印象随着中美变成战时联盟，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珍珠港事件对美国认识亚洲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不可避免地与法西斯连在了一起，并最终成为二战中打击日本的理由。很多美国人极力主张限制亚洲移民，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进一步坚定了美国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想法。不过，与对日本人的态度相反，美国长期以来限制中国移民入境的态度明显融会到种族中心主义之下仁慈的恩抚主义里面，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不需要慎重地思考，因为日本人现在是“邪恶”的亚洲人，妄想谋求世界霸权，或者至少想把日本的势力扩张到太平洋上去，而中国人现在被划归到有抱负的美国人里面。
苏珊·哈特曼(Susan Hartmann)在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妇女状况和战时情况下需要重新考虑妇女角色的传统定位时指出:“即便是这些新的女性楷模也根植于将女性限制在家庭生活以及她们与男人的关系这一语境之中。”[20]同样，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也指出，二战时期妇女的家庭主妇形象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家庭生活”观念的制约，尽管这时铆工罗西(Rosie the Riveter)[21]已备受推崇:“大众文化反映出对战时成千上万女工的普遍尊敬，但仍然首先强调妇女的家庭角色”[22]。作为一位十分符合家庭观念要求而又发挥自己性别角色作用的女性，蒋夫人宋美龄可以说是美国妇女在国外的代表。她是一个丈夫喜爱的贤内助，尽管这和她未出阁时的愿望有些相左，但她1943年向美国寻求援助的请求，可视为她在更大的背景下，在多个层面上，实现了女性的一些男性化愿望。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道:“在对国际关系的描述中，经常会出现区分性别的现象。”另一位历史学家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在描述拉美国家作为“处女”，需要山姆大叔的保护时经常出现。[23]宋美龄作为中国的象征，是“处女”中的一种，令人想起历史使命、骑士精神、男子汉气概这些带有民族意味的概念。卡尔·克劳(Carl Crow)在其著作《四万万客户》(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 1937)中用玛门来隐喻中美关系，书中有一幅插图，画面上约翰牛和山姆大叔在向一个年轻美貌的中国姑娘求爱。另一位作者(1942)说得更露骨:“中国就像一个卖弄风情的女子，先是搔首弄姿地诱惑你，激起你的激情，然后又离开你，不让你得到任何满足。”[24]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认识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和战争时期的紧急情况以及宋美龄作为女性参与到传统上完全属于男人的政治事务中直接相关。中国在当时是美国的同盟国，宋美龄作为中国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推动了美国社会认识到美国妇女在战时作出的贡献。到了1943年，数量庞大的美国妇女进工厂做工，在军队中服役，在战区当护士，或投身红十字会工作。莱拉·拉普(Leila Rupp)对二战期间德、美两国对妇女的宣传和宣传目的进行了比较研究。她的研究表明，为了鼓励妇女全身心地投入战时生产建设，她们以前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标准画像需要做些修改。公众对妇女认识的变化可能是暂时的，甚至和相反的力量同时存在，特别是二战结束之后，要求缩减女性的就业机会，但这种变化无疑影响了许多美国人透过蒋夫人宋美龄看待中国的方式。[25]
因而，宋美龄在多个层面上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首先，作为美国化的外国人典范，她印证了这样一种想法:其他国家的人也能变得像美国人一样，起到良好的作用。其次，她投射出一种良好的中国形象。最后，她将一个前景美好的美国形象传达给中国人民，两国可以进行包括文化在内的广泛交流。
夸赞宋美龄能力的例子还有很多。浏览一下美联社传记部1942年的人物掠影，可以看出它用极富赞誉的词汇，集中描绘蒋夫人作为女性的多重角色。美联社用的新闻标题语诸如“一位体贴的妻子”、“她的美式教育”、“罗曼史与婚姻”、“中国孤儿之母”，并以权威性的口吻谈到宋美龄的宗教信仰、她作为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以及她与美国牢固的联系。在描述宋美龄的人格魅力时，美联社使用当时流行的男女性别理论话语，说她深深影响了丈夫对待部下的态度，使他待人接物更趋温和、友善:“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将不同派系的军阀笼络到自己麾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宗教信仰和他妻子的影响。”宋美龄外交方面的才华使得蒋介石派她“乘飞机到全国各地用她迷人的外交才能”去化解争端，同各色顽固之人达成合作。此外，“她不仅是中国富有魅力的第一夫人，还是一位家庭主妇，敏锐地观察着丈夫的健康状况”。美联社还叙述宋美龄到达西安营救蒋介石时，是怎样带着《圣经》、蒋介石喜欢吃的东西和一副假牙的。[26]
宋美龄本人喜欢突出自己的形象，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她马上写文章在美国的报刊上发表。1942年4月，《纽约时报杂志》发表她的文章，文中强调“东方”与“西方”彼此合作的必要性。宋美龄指责西方一些国家过去对待中国的态度和它们的傲慢自大，她希望西方最近在日本手里遭遇的一连串失败，能使东西方真正联合起来。她认为，东西方都能教给对方一些东西，而在当前紧急的战时情况下，更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27]她对中外交往史的叙述准确而直率，这在美国招致了一些批评，在给总统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的私人信件中，蒋夫人强调她没有任何“报复、怀恨”的意思，而完全是出于“道德良知”。中国想得到西方各国平等的对待，“不是居高临下的恩赐，而是真心实意的结交”，不是外交辞令上的平等，而是实际上的一视同仁。[28]
《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发表一个月之后，《大西洋月刊》又发表了宋美龄写的题为《中国崛起》的文章。正如文章标题所暗示的，该文讲到中国将会作为“民主的哥伦布”，不久就会在亚洲居于主导地位。宋美龄宣称，中国的新民主尽管无疑秉承了“杰斐逊总统关于机会均等和个人权力的观点”，但不会是“毫无特色的对美国民主的模仿”，而是发展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一种代表“人民的坚强和深沉意志”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将保证体现出少数民主党派的利益，而且毫无疑问要“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文章还提到中国的民主需要世界兄弟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结尾处宋美龄希望建立一个永久和平、幸福的世界秩序，预言会实现一个“更富有耶稣基督色彩的理想世界”。[29]
即便在二战爆发之前，宋美龄在美国几个组织中的知名度已经让它们多次邀请她来美国访问，其中包括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这个联合会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投入到联合援华会的工作。1942年春筹划“中国周”期间，联合援华会曾邀请宋美龄访美，帮助募集资金[30]，但她在中国有更重要的事情，联合援华会只好等待时机。宋美龄1942年春初没有访美，此举得到白宫的赞许。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在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去中国就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后来任中-缅-印战区美军统帅之前，告诉他说宋美龄的来访会“更像是妇女俱乐部的一次巡回演讲”，史迪威同意罗斯福的看法。实际上总统真正担忧的是他需要美国公众接受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仍旧实行“欧洲优先”的战略。美国作战新闻处1942年4月对美国民意的调查显示:美国“应集中力量首先打败日本”，这个时候宋美龄来访很容易使美国的作战策略复杂化。[31]
宋美龄的确此后不久就到了美国，时间是1942年11月，但明显不是先前为促进中美和谐或推动美国联合援华会的事业而来，而是出于治病的需要。几年前巡视战场时受的伤加上长智齿、鼻窦炎和胃炎，愈发严重了，她的身体状况需要治疗和休息，而这两点美国都能提供保障。她选择了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医院( Harkness Pavilion of the Columbia-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 in New York)进行治疗，罗斯福夫妇先请她在海德公园疗养，随后又邀请她住进白宫。[32]
除了身体原因外，宋美龄来美也是那些同情中国的美国人宣传中国的一个极好机会。此时在中国工作的长老会传教士弗兰克·W.普里斯(Frank W. Price)，在南京神学院和西南联大任教时和蒋介石交往甚密，他在宋美龄访美的前一个月给她写信，像其他人一样清楚地指出这次访美的任务:“必须突出强调中国的事业、中国的需求和中国前线的重要性……我们不仅需要同情和精神鼓励，不仅需要援助的承诺，而且需要战争策略的改变。”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现在必须有一个能影响美国政策决策者的人到华盛顿去，劝说他们面对事实，改变战争策略……那个人就是你。”[33]因此，宋美龄要让美国新闻媒体了解国民党政府的状况，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特别是得到更多的飞机、汽油和军火弹药。[34]飞机在美国刚一着陆，宋美龄就立即把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地告诉给前往机场迎接她的总统机要顾问哈里·霍普金斯( Harry Hopkins)，说她最近发表在《生活》上的一篇抨击英国对亚洲政策的文章恰好代表了她的观点。[35]
宋美龄检查治病、在海德公园稍事疗养后，就于1943年2月前往华盛顿，她的到来立即引起美国媒体的好评，为她接下来的访问受到美国记者、公众的欢迎奠定了基调。《华盛顿邮报》称她是蒋总统的“闻名于世的夫人”，并特别提到她美丽的容貌和迷人的风度:说她“和照片上一样魅力四射，甚至比照片上还要漂亮”。[36]该文还附有编者按，用卢斯刊物对她的亲切称呼，称她为“莫辛莫小姐”[37]，说她是“一代女性的典范”。编者按认为宋美龄的伟大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她是丈夫的知己和辅佐者:“再没有比蒋夫人这样更全心全意支持丈夫的妻子了”，她的聪慧、才华和献身精神——“她的天赋才华”，一定程度上铸就了蒋介石的“英明和影响力”，她西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开阔了他的视野，因此，“她既恪守妻子的本分，又很好地履行了辅佐丈夫的责任，是蒋介石处理国家政务时的引导者、顾问和朋友”。[38]就个人品质来看，她既有女性的温柔，又有男人的魄力，当然，容貌对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蒋夫人的美貌和睿智同样令人景仰”，她兼具“女性的美貌、善解人意和男性的魄力与果断”，暗示出很少有女性能像宋美龄这样同时扮演好两种角色:既是丈夫的伴侣，又能展示自己的才华。[39]从这方面看来，她成功地展现了奥里森·S.马登(Orison S. Marden)在《精彩人格》(Masterful Personality)中认为有魅力的女性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的观点。[40]
宋美龄访美给那些热切地想对美国的盟国中国表示友好的国会议员，提供了一个机会，并给予她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说的极高荣誉，而且是在参众两院分别演说的。她是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在国会发表演说的人，也是第二位在这样的场合发表演说的女性。[41]她在华盛顿的日程表安排是1943年2月18日下午简短地参观参议院，30分钟后，她要在众议院发表长篇演说，其演讲实况要向全美播出。为了一睹她的风采，人们从早晨起就拥挤在国会大厦周围等候，希望能看一眼这位“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到达后，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陪同她来到参议院，并将她介绍给各位参议员。然后，正像各大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副总统请她即席讲几句话。尽管副总统给了她一个措手不及，她还是发表了简短而又激动人心的讲话。《时代》周刊热情地报道说:“在因没有事先准备而致歉后，[蒋夫人]”令参议员们“刮目相看”。[42]她的演讲一点儿也不像是没有准备的，因为《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那天早晨给她安排了在参议院的简短讲话。不过《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亨利·卢斯的杂志都强调宋美龄的演说是即席发表的，这更突出了她出色的演讲才能。
宋美龄的“即席”演讲强调中美两国团结起来的重要性，但她暗示中美两国人民已经互相建立起了友谊、钦慕和尊敬。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她提到一位美国飞行员的经历。这位杜利特尔(Doolittle)空袭队员在执行轰炸日本的任务后，迫降在中国境内。当中国村民赶来时，美国飞行员挥舞着手臂，大声喊着中国村民能听懂的两个字“Meiguo”，即美国[直译为美丽的国家]，逗得中国村民哈哈大笑，“像很久前走失的兄弟一样”拥抱他。后来这位飞行员告诉宋美龄，中国村民对待他的方式让他感到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43]
这也许是杜撰的，也许是真实的，这个故事后来在米高梅1944年拍摄的电影《东京30秒》中再一次出现，该片由范·约翰逊( Van Johnson)、罗伯特·沃克( Robert Walker)、菲利斯·萨克斯特(Phyllis Thaxter)、斯宾塞·特蕾西(Spencer Tracy)主演，道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任编剧，默夫云·莱·罗依(Mervyn Le Roy)执导，突出与战时思想意识和文化相关的两大主题，即强调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伊莱恩·泰勒·梅探索的“家庭生活”意识。《东京30秒》描述1942年4月第一批空袭日本的美国飞行员所面临的考验。鉴于当时飞机的后勤装备落后，无法降落到运载它们的航空母舰上，只能降落在中国境内。一架美国飞机上的机组人员落地后受伤，被中国农民救起，飞行员泰德·劳森(Ted Lawson，由范·约翰逊扮演)用生硬的汉语说他们是美国人，想去往重庆:“我们是重庆蒋介石的朋友”。后来在中国的一所野战医院疗伤时，一位美国机组人员对另一位说:“中华民族是富有同情心的优秀民族”。当劳森离开中国返回美国时，他对一个曾经帮助他的中国人说:“我们会再来的，可能不是我们这些人，但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会来。我希望能和他们一起来中国，因为你们都是善良的大好人。”[44]
战时的家庭观念通过很多场景表现出来。有的场景表现飞行员受命接受训练，而三位飞行员的妻子坐在机场附近聊天，其中一位妻子说尽管她的丈夫非常喜欢飞行，但“他经常回家来，特别是在他饿了的时候”。另一位妻子接着说:“我有时会想，不知道战争结束后我们会怎样。想想看，能够在一个小房子里安家，养大自己的孩子，不用再担心任何事情，那该多好啊!”[45]
宋美龄1943年2月在参议院的演讲以自身为例说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我说你们的语言，”她说，“不光使用你们的语言，而且模仿你们说话的方式，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感到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然后，她强调把中美两国人民连接起来的共同事业和共同愿望，很多中国人不会说美国的语言，但如果会说的话，“他们会告诉[美国人]……我们在为共同的事业奋战，我们有共同的愿望”。而且，她像她的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朋友一样，赞美中美两国之间长久以来的友谊，说她认为这种友谊是建立在中美两国人民“诸多伟大共性”的基础上的。[46]
宋美龄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说和在参议院的演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她在众议院的演说主要目的是反对罗斯福的“欧洲优先”战略。她盛赞那些在中国服役和战斗的美国人，特别提到其中的几个代表，并向美国致敬，说美国“不仅是一个民主大熔炉，而且是民主法则的孵化器”[47]。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她在这里间接提到美国过去的拓荒精神，倡议国会议员们抓住“这个发扬祖先精神的光荣机会，突破美国目前的地理疆界”。她说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断增强，很多国会议员已经认识到，由于爆发了珍珠港事件，美国应该首先将战争矛头指向日本，宋美龄说自己赞同这样的观点。[48]
宋美龄的演说在美国好评如潮。《纽约时报》1943年2月第19期刊登了好几篇关于蒋夫人的文章，其中一篇报道说她的演说“让很多美国人转变态度，支持中国的事业”，并让一些国会议员认识到支持中国是赢得太平洋战场胜利的关键。[49]另一篇文章说:“中国第一夫人面带微笑，侃侃而谈，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美国人。”[50]一篇题为《中国第一夫人》的编者按描述她“在众议院如何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甚至称她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并用此前《时代》周刊上的话说，她在代表整个亚洲讲话。实际上，《纽约时报》周刊宣称，她“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那位接受美国教育的漂亮中国姑娘”，在赞叹她光彩照人、仪态万方、优雅高贵时，美国带着“一种家长式的骄傲”。宋美龄强调中美两国人民的共性，这“不仅展示了她讲我们的语言讲得如何的好，还显示出中国人的思想、愿望和我们的是何其相似”[51]。这篇文章的溢美之词反映出美国对待中国的两种态度:恩抚主义和自由发展主义。
《华盛顿邮报》当天的报纸称宋美龄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她在国会的演讲“精彩绝伦，几乎无人能及”。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观众为了一睹她的风采，不断地寻找最佳位置，参议员和众议员从没听过、见过像她这样出色的演讲和迷人的风度。参众两院的议员“坐在那儿呆住了”，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也是“所有掌声中最热烈的一次”。众议员们全体起立，“欢呼声一片”。[52]《华盛顿邮报》的编者按中说蒋夫人是一位富有魅力和感染力的女性，预言她出色的演说会刺激国会和罗斯福政府加大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力度，暗示说一些报道适逢其时地赞成用500架装备齐全的飞机去消灭日军，并牵制日本工业的发展。[53]
《生活》画报以其一贯的赞誉态度报道宋美龄的到来。为了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生活》图文并茂地进行全方位的评论，说蒋夫人到达国会大厦时，就像“一阵旋风吹过”。《生活》在编者按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美国的建国之父以“某种灵魂的方式”，见证了中国的一位伟大领袖，因为“莫辛莫小姐”遵循的治国原则正是“我们的建国之父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治国之道”。编者按中列举了宋美龄演讲的所有要点，《生活》认为这些要点和美国第一代政治领袖的治国之道十分相似，简而言之，“蒋夫人清晰的表达堪与托马斯·杰斐逊的相媲美”[54]。
看到美国媒体对宋美龄在国会的演讲反应如此热烈，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担心她出色的游说才能或许真的能让美国政坛重新考虑“欧洲优先”的战略。不过，罗斯福坚持这一政策，事情就算过去了，但总统确实给予中国大量的空中运输援助，包括当时最新研发的C-46运输机，在还没有充分试用之前就匆忙投入了中国空中运输当中。[55]
如此，宋美龄几乎赢得了国会议员的一致赞许，至少暂时让美国国会重新考虑总体战争策略问题。美国的新闻记者显而易见被打动了，就连善于和媒体周旋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跟不上宋美龄机敏的反应。在去国会演讲的前一天，宋美龄和罗斯福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170余名记者济济一堂，罗斯福和宋美龄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总统谈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主国家”，并谈到中美两国人民在“思想和目标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蒋夫人进一步强调了总统的看法，说其中的一些理想是美国传教士和其他支持中国的美国人，较长时间以来帮助确立的。她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就一直推崇社会民主”;现在，国民党政府正致力于建立一个政治上民主的国家。然后，一位记者向宋美龄发问: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需要哪些帮助？罗斯福敏捷地接过话题，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武器和军火”。宋美龄礼貌地表示赞同，在回答另一个关于中国人民坚韧的问题时，她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她说中国人不能手无寸铁地和日军打仗，中国士兵需要现代化的军事武器。而当问及怎样才能让更多的装备运到中国时，宋美龄巧妙地回答:“总统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化解了很多大型危机，我想我可以放心地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56]
记者对宋美龄机智的回答爆发出友好的笑声，罗斯福总统当然不会轻易让别人占上风，他立即用长篇的外交辞令予以回答。他首先简单地谈了谈当前援助中国的一些困难，特别是日本封锁了滇缅公路。然后，他继续谈日本当时在战略上的位置，盟军怎样才能插进滇缅公路，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战略物资。在结束回答之前，罗斯福说他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问一些简单而又直接的问题，比如什么时候给中国提供军需物资？多长时间能运送过来？为什么不能再多提供一点？他的回答是:“以上帝允许的速度来做这件事。”宋美龄机敏地接过话头:总统说要以上帝允许的速度来援助我们，但“天助自助者”。[57]记者们齐声大笑，当然，这件事通过记者招待会得到了全方位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提到蒋夫人离去之后，总统“好像忘记了要避开此话题”，整个事件“开了蒋夫人令人难忘的华盛顿之行的另一个先例”。[58]
对许多美国妇女来说，宋美龄是当时妇女能力和权力的象征。《华盛顿邮报》社会栏目的专栏作家霍普·拉丁斯·米勒(Hope Ridings Miller)是宋美龄众多钦慕者中的一位，尽管她用传统的词汇来赞美她的毅力、美貌、高雅的服饰品位，但她说蒋夫人最令人钦佩的品质是对妇女权力的维护。[59]
早在一年前，《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在一篇写自重庆的报道中就为宋美龄喝彩，说她是“中国觉醒妇女”的代表。[60]此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尼·奥黑尔·麦考密克(Anne O’Hare McCormick)在撰写关于中国和194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军火租借法方面的文章时，称宋美龄代表着女性在地位和权力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61]《旧金山新闻》(San Francisco Chronicle)称宋美龄“象征着女性的权力和所取得的成就”[62]。露丝·格林(Ruth Greene)在一份妇女俱乐部小报上发表文章，赞扬宋美龄更关注妇女的社会地位，说蒋夫人生动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妇女在战争时期所作的贡献，格林赞赏中国妇女的能力，说她们“在中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参与进去”，为全世界的妇女树立了榜样。格林进一步说:就为妇女提供的机会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走在了美国前面。格林将中国的国民参政会同美国的国会进行比较，说中国国民参政会中的妇女人数是美国国会中妇女人数的两倍，尽管前者的总人数只有后者的一半。[63]一位妇女给《旧金山新闻》写信，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她对宋美龄的爱慕:“一想到她是许多国家关注的人物我就深感敬佩，而我尤其羡慕她的是:仅仅做一个妻子和母亲似乎并不足道，但从她嘴里说出来，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就显得特别伟大。”宋美龄的榜样力量让这位妇女为自己在战争年代扮演的角色充满信心，尽管仍然“受制于家庭”。[64]
简而言之，宋美龄通过她的地位、发表的文章以及演讲，巩固了中国妇女的双重内涵:她作为20世纪30年代“新生活运动”的领导者，她为中国战争孤儿所做的一切，她作为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所有这一切为她建立了这样一种形象:她超越了中美社会对女性的传统界定。[65]此外，由于经常为丈夫当翻译，宋美龄无疑要涉足国民党统治的很多方面，和蒋介石打交道很多时候要通过她。她并不是和丈夫一起统治中国——中国的情况要远比这复杂得多——但美国人从正面看到的情况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而且正是这种总体上的认识，使他们认为中国正在令人欣喜地步美国的后尘。[66]
尽管宋美龄涉足传统上男人统治的领域，但一些美国评论家宁愿把她的行为放在女性的语境中进行讨论。比如，多产作家卡尔·克劳在20世纪30—40年代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作品，他在一本书里指出，蒋夫人的日常活动主要是帮助中国妇女做好“母亲、妻子或成为为她们而战的男人的姐妹”。卡尔·克劳说，蒋夫人在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临时负责人时期的活动，都得益于她作为女性“涉足”于男人的领域。克劳这样评价宋美龄清除国民党政府中贪官污吏的才能:“也许是女性的直觉让她发现那些人是有罪的。”完成了她的工作之后，宋美龄又回归自己“中国精神之母的角色，她在中国航空委员会主要是做一些清理工作，就像一位称职的家庭主妇做好自己分内的事”[67]。我们可以这样说，诸如克劳这样的评论家和其他各类报纸上的编者按，一方面突出宋美龄身上的男性特征，另一方面又以性别的眼光把她的能力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他们这样做不仅显示了他们的狭隘性，而且他们也在庆贺自己是美国人，为他们的文化和国家能培养出宋美龄这样的人才而倍感自豪。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出自宋美龄之手的文章不时反映出社会对女性角色的传统看法。她在自己的《中国必将再度崛起》(China Shall Rise Again， 1940)一书中说，如果女性“想要为民族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她必须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好公民”。[68]她强调说，成为好母亲对培养下一代公民来说尤为重要。
在国会成功发表演说后，宋美龄接下来在美国各地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成功演讲，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向众多热情的美国观众发表演说。不管走到哪儿，她都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印象。她每到一处，美国联合援华会和时代公司的热心支持者们都事先营造声势。[69]宋美龄在第一站纽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有50000名听众聚集于此，官方接待后她前往唐人街观光时又有50000人欢迎她。[70]《纽约时报》报道说:“或许从来没有中国的代表团取得过如此巨大的成就”。《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Tribune)在编者按中补充说，中国的战斗就是美国的战斗，因而美国人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帮助中国人。[71]《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同一期关于援助中国的第二篇编者按中评论说，中国要求得并不多，而蒋夫人提出的飞机、军火、汽油必须实实在在地得到落实，因为仅停留在口头上并不能帮助中国人打败日军。美国在不久的将来要采取更加切实的行动来帮助中国。[72]
宋美龄在纽约的精彩亮相是1943年3月2日的麦迪逊广场集会。在这次集会之前，宋美龄作为贵宾被邀请出席亨利·卢斯筹划的宴会。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很多杰出的嘉宾，其中一些是美国联合援华会的忠实支持者，有“纽约各界欢迎蒋夫人委员会”的主席洛克菲勒三世、温德尔·威尔基、美国空军中将亨利·H.阿诺德将军(Henry H. Arnold)、联合援华会的现任主席保罗·G.霍夫曼、宋子文、纽约州长托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以及美国八个州的州长，包括新泽西州州长查尔斯·爱迪生(后来担任联合援华会主席)。[73]宋美龄称自己身体欠佳没有出席这次宴会，但她同意在麦迪逊广场发表演讲之前，与其中的一部分人见面。[74]
参加麦迪逊广场集会的热情美国听众大约有17 000人到20 000人。[75]几位州长首先致辞，每一个人都慷慨地赞扬宋美龄和中国人民，随后阿诺德将军和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斯洛恩·考芬博士(Henry Sloane Coffin)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最后宋美龄来到麦迪逊广场，从外表上看她显得有些异国情调，但声音是美国式的。《纽约时报》说尽管她看起来明显是亚洲人，“乌黑发亮的头发往后梳，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带着翡翠耳环，天鹅绒旗袍的领子很高，胸前的刺绣闪着金光”，但她开口说话时“与西方人如此地相像，以至于让人觉得她不是作为中国人在向美国人介绍中国，而是作为美国人理解中国”。[76]《纽约时报》在一篇编者按中详细说明了它对宋美龄美国之行的报道，反复说明蒋夫人“非常完美地使用我们的语言”，说她“清晰的表达在美国取得了和在中国一样的效果”，这将两个国家拉得更近，并说中美两国在语言、思想等文化方面的诸多共同之处使得中美两国互相理解，同时也加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中国对美国来说不再是一块奇异、神秘的土地:“中国将要诞生的民主的笑声对我们来说有一种熟悉感。”《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措辞华丽的编者按——这通常是不多见的，该编者按断定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一个新的、前景辉煌的国家，自由正在她的江河、山川里生长，站在自由和渴望自由的角度来讲，无垠的海洋并不能将他们同我们分开”[77]。
在美国媒体对宋美龄演讲的反应上，《时代》周刊毫无疑问试图用自己过度的赞誉来超过其他新闻媒体。《时代》的报道中说蒋夫人身着“黑色、镶着金边的旗袍，戴着耳环和黑色的手套……看起来像下个月《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不像是42200万人的复仇天使”[78]。《时尚》杂志上已经刊发了一些有关中国妇女的文章，而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4月15日出版的一期中对宋美龄美国之行的报道，比《时代》周刊更关注她的智慧和才能。[79]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三天之内刊登了三篇关于中国和宋美龄的编者按，其中一篇宣称宋美龄的思想“既不是完全东方化的，也不是神秘深奥的”，她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话语是美国人很长时间以来就认为的“即便不是他们独一无二的也是他们独特的财产”。实际上，宋美龄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她对社会民主、政治民主的强调都是美国人所熟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大胆地猜测:“也许这正体现了很多美国人都发现的中美两国之间有着精神上的联系，有一种熟悉感。”[80]
1943年3月，宋美龄抵达芝加哥，她又一次以自己的魅力和尊严在这个城市掀起了狂潮。她白天在芝加哥的中国城发表演讲，约有15000人到20000人参加了这次集会。另外，在芝加哥体育馆也有20000人聆听了她的演说。[81]和宋美龄在其他地方的亮相、演说相比，这次演说获得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一位从收音机里听了演讲的中国妇女给宋美龄写信说:“我不得不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动人的演讲，也从来没有觉得收音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请接受我个人的致谢，你半个小时的演讲对我来说就像半秒钟一样眨眼而过。”[82]
宋美龄从芝加哥去了旧金山，然后到了她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洛杉矶。《洛杉矶时报》立刻为宋美龄的到来定下了好莱坞的基调，说蒋夫人是“国际性的灰姑娘，对她来说午夜永远不会到来”。[83]亨利·卢斯在美国联合援华会地区总监大卫·O.塞兹内克的盛情帮助下，设法在宋美龄停留的所有城市都给这位“莫辛莫小姐”以好莱坞式的欢迎。除了1943年3月31日宋美龄抵达芝加哥时组织了列队欢迎和招待会之外，还举办了一个“特别茶会”，安排宋美龄会见200名好莱坞明星。4月2日在国宾饭店举行的1500名杰出人士出席的宴会上，宋美龄和塞兹内克以及众多好莱坞大牌明星欢聚一堂，其中有鲍勃·霍普、塞缪尔·戈尔德温、洛雷塔·扬、巴巴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加利·古柏( Gary Cooper)、丽塔·海华丝( Rita Hayworth)、爱德华·G.鲁宾逊(Edward G. Robinson)、詹姆士·卡格尼(James Cagney)、弗兰克·卡普拉。[84]
此次美国之行宋美龄发表的最后一次公众演讲是在好莱坞露天剧场，这次听众最多，约有30000人，也是她的演讲风格最能被美国人接受的一次。《生活》画报报道说，蒋夫人对她的祖国被蹂躏惨状的描述，使很多在场的听众流下了眼泪。[85]报纸专栏作家克米斯·亨德里克(Kimmis Hendrick)评价说塞兹内克对整个活动的策划“令人激动不已”、“好极了”，塞兹内克使出浑身解数，尽可能地让更多的美国人来欢迎美国太平洋战场的盟军领袖。亨德里克写道:“只有好莱坞才能导演出如此盛大的欢迎活动。”[86]
宋美龄对美国人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她访问的结束和夏天的回国而淡薄，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兼朋友长老会传教士弗兰克·W.普里斯写信给宋美龄，祝贺她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你在美国人心目中赢得了独特的位置，你取得的成功比我们预想的更大，你成功地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希望、将中国在整个世界战局中的重要位置、将战后的重建计划，极为完美地呈现给了美国人。”[87]1943年10月，《南大西洋季刊》上刊文总结说宋美龄访美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良好看法持续下来。文章称蒋夫人代表“同样信仰民主、在基本思想和行动上与美国相一致”的整个中国在讲话:“莫辛莫小姐”作为中国的“特使”，在代表“本质上和美国有着同样民主要求的中国在讲话，即推崇人类公正，呼吁自由行动和获得自由的机会这些共同的基本原则。”该文作者最后总结道:“熟悉中国人民的美国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天生追求民主的国家之一，在追求民主上，较之于欧洲与我们‘同宗’的许多国家，美国和中国更为亲近。”[88]
宋美龄1942年冬与1943年春在美国的公开亮相是她在美国产生广泛影响的顶点，但这并不代表她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终结。私下里她继续从事政治活动。1943年秋末，她竭力支持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做中-缅-印战区的军事统帅。另外，她当年11月出席开罗会议进一步证明了她作为中国的一位联合统治者，对公众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1943年2月至该年年底，不管从公共层面还是从个人层面上来看，她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都达到了顶峰。
史迪威和蒋介石一向不合，1943年，随着中国军事局势的恶化，二人就中国如何采取军事行动产生了更大的分歧，事情发展到最后蒋介石坚决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89]史迪威的上司乔治·C.马歇尔将军甚至致信史迪威，以“蒋总司令的态度”作为理由，要结束他在中国的使命。[90]史迪威谴责以下两个人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是中国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另一个是宋美龄的哥哥、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91]
支持史迪威的是宋美龄和她的姐姐宋霭龄，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一位富有的银行家，也是国民党的要员，因而，史迪威事件背后上演的是家族内部争夺中国控制权的斗争。史迪威要训练、武装一支能够有效进攻日军的英-中-美陆军联盟的大胆计划，得到宋美龄的支持，史迪威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谈到蒋夫人对这一军事行动的兴趣。[92]但蒋介石不愿让他的军队投入战斗，他担心会有伤亡，会削弱他军队的战斗力，不利于日后和共产党的内战，因为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他的心腹大患。蒋介石想借助克莱尔·L.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空军力量，从空中打击日军。
为了维护盟军的团结，史迪威在中国的日子似乎走到了尽头。实际上，海军中将蒙巴顿(Lord Louis Mountbatten)就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司令后，就告诉史迪威蒋介石要求将他召回。史迪威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猜就是这样。”[93]宋美龄以前曾告诉史迪威，说服她的丈夫改变主意是一件复杂而棘手的事，宋美龄和她姐姐约史迪威于1943年10月17日晚8点见面。见面后史迪威被告知“还有一线转败为胜的机会”，最后宋氏姐妹让史迪威同意向蒋介石承认自己过去犯的一些错误，三人立即去见蒋介石。事情最终解决了，史迪威留下来在中国再待一年，这很大程度上是宋美龄努力的结果。[94]
对宋美龄来说，维护她声誉的另一个事件是她和丈夫蒋介石1943年11月底在开罗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与史迪威事件相比，这是一个公众事件。这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才在德黑兰会见了约瑟夫·斯大林。开罗会议是二战期间提升国民党声望的重要事件之一，罗斯福邀请蒋介石(由史迪威陪同，此时史迪威已与蒋介石和好)出席在开罗举行的美、英、中首脑会议，讨论如何结束战争以及战后的和平问题，这等于提高了蒋介石的地位，使他成为二战时期世界上的主要领袖之一。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他希望借此压制蒋介石喋喋不休地不断向美国要求更多的军事和资金援助，认为他可以运用“著名的罗斯福魅力”让国民党的领袖明白要把盟军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同时体谅他们在进一步援助中国方面的困难。其次，罗斯福把蒋介石提高到与美国平等的地位，是考虑到将来如果大国之间发生争端，他可以争取蒋介石来反对丘吉尔和斯大林。通过提携蒋介石，罗斯福保证了将来一旦苏英联合起来对付美国，他就不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尽管丘吉尔不满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个二战中的小角色过于关注，罗斯福仍然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而蒋介石也愉快地答应了。
然而，到达埃及后，蒋介石立刻感到十分失望，因为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没有到机场迎接他，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来看，会议从此刻开始每况愈下。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告诉蒋介石，美国近期内不可能再增加飞往中国的运输机数量，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军队需要蒋介石的支持，以拖住日军不从缅甸撤兵。虽然罗斯福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将继续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海陆空联合作战，但私下里罗斯福总统站在英国一边，而英国想无限期地拖延这一地区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秘密交易美国媒体只字未提，而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还有蒋夫人亲切友好交谈的照片，却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杂志上，后来还被选进了历史教科书。其中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是蒋介石坐在最左边，挨着他的是罗斯福总统，他正侧向蒋介石，明显地是在奉承蒋介石或在讲俏皮话，而蒋介石微笑着似乎在附和总统的话，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蒋介石不懂英语。紧挨着罗斯福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一身白色西装配上黑袜子，而紧挨着丘吉尔的是宋美龄。当罗斯福总统摆好姿势和蒋介石合影时，丘吉尔和宋美龄似乎交谈不欢，他们以友好的态度在欣赏罗、蒋二人的交谈。这张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领导人加入了世界巨头的圈子，伴随这一印象而来的是中国是太平洋战场上一个平等的伙伴，对于战后建设亚洲和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美龄不仅是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而且以蒋介石助手的姿态出现在开罗会议上，照片上她和三巨头坐在一起似乎印证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实际上是在和丈夫一起统治中国的身份，这反过来强化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很多时候参政议政的地位。[95]
私下里，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翻译，在开罗会议期间至少参加了五次会议。[96]此外，她还坚持不懈地劝说丈夫同意中国配合盟军，采取军事行动。史迪威注意到，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宋美龄想尽一切办法劝说丈夫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她明白所有的暗示，这把她气疯了”。第二天史迪威补充说:“[美龄]说她昨晚和蒋介石一起祈祷，她告诉我她‘尝试了所有的办法，只差杀了蒋介石了’。”[97]
开罗会议通过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开罗宣言》，宣言要求盟军在目标、战略和政策上要高度统一。更重要的是，此前11个月的宣传取得了成效。宋美龄访美期间以其出色的演讲才能征服了许多美国人，现在，罗斯福政府用提高蒋介石政府的国际地位来支持宋美龄，这种姿态虽然是象征性的，却不乏意义。
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请废除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排华法案》，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美国公众希望和中国进行更多合作的要求。实际上，废除《排华法案》的压力早在宋美龄成功访美的那一年就开始了。美国国务卿康德尔·赫尔1943年6月和宋子文谈话时，就暗示他和他的同仁已提请国会议员关注中国渴望真正平等的愿望[98]，解释说国会当年通过《排华法案》是出于回应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劳工输入的恐惧。时光流转到20世纪，尽管中国已成为美国太平洋战区尊贵的同盟，这条法案还在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罗斯福政府毫不回避地说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侮辱，在参加开罗会议的前一个月，总统提请国会废除该项法案。从开罗回来之后，罗斯福高兴地宣布他已签署了废除这项法案的法令。虽然新的条例每年只允许100多名中国人进入美国，但正如罗斯福在宣布废除该法案时所说的，这一变化象征着中美之间美好的感情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好感。
为了强调盟军之间的联合，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联合，罗斯福总统圣诞夜在海德公园发表了亲切的广播讲话，讲话中他向美国人民宣布了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所取得的成就。在谈到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时，他说:“今天，我们和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情同手足地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99]
二战期间，宋美龄确实以她在公共场合的亮相征服了美国人，从1943年2月18日在国会演讲，到六个星期后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最后一次在美国公共场合露面，大约有250万美国人见到了宋美龄，还有为数众多的美国人从广播里听到她的演讲。[100]宋美龄除了为中国的一切蒙上了正面色彩外，还象征着美国传教士几十年来致力于播撒的思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基督教的中国，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伴随这一设想而来的热情和乐观感染了许许多多的中美关系评论者，宋美龄成功地将中国人格化了。不管宋美龄如何突出中国正发生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变化，她已使自己成为美国考虑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人物。她以强调中美之间的相似性这一引人注目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她是美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改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
从更大的战争背景上来看，宋美龄适合时宜地强化了当时的性别观点。伊莱恩·泰勒·梅指出:“即便是在战争期间，美国人也推崇女性的家庭角色。”[101]男人们在国外的战场上为“家庭生活”流血牺牲，这一态度本身就强化了传统观念中的性别建构。美国国内的“家庭文化”和美国在国外的“文化攻势”并行不悖，导致美国将自己衡量男女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标准，应用到其他国家，比如在这里就以中国为试金石。[102]中国的蒋介石和蒋夫人正努力达到一种类似于美国的性别标准，这一观念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正在步美国后尘的看法。美国的评论家一方面把宋美龄放在他们自己民族的社会框架内，另一方面也明显地把她置放到美国对性别的“文化建构”之中。
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个超越了传统对女性和女性能力界定的人物，宋美龄吸引了很多女性的目光，她们将她视为女性地位变化的重要典范。就像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样，宋美龄同时扮演着两种互为矛盾的角色:既符合传统女性的标准而又给女性角色带来了变化，后一方面表现在她发表的文章和对美国公众的演讲上。
宋美龄二战期间的声望一直延续到日军投降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对她有批评性的报道，有不以为然的文章，以及其他着眼于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文章(多数是二战后出现的)，宋美龄在美国依然享有很高的声望，而她丈夫蒋介石的威望却在国民党中日渐走下坡路。[103]即便是二战结束三年后，在1948年12月美国评选的最受尊敬的人物榜(男女一起参评)中，宋美龄位列第二，仅次于埃莉诺·罗斯福。[104]一年以后，即便是国民党政府垮台，逃到台湾去之后，宋美龄仍然是全美前五位最受欢迎的人物。[105]
无疑，宋美龄的丈夫蒋介石对于塑造美国的中国幻象和美国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设想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在许多重要方面无法和妻子宋美龄相提并论，因为宋美龄将其身上的中国元素和美国元素同时展现出来，她非常完美地将美国长久以来对中国的兴趣和愿望象征性地表达了出来。
当美国和亚洲的日本进行严酷的战争时，宋美龄提供了另一种亚洲形象，一种有着美国的政治理想、有着美国的社会结构，甚至有着美国式幽默的亚洲形象。如果说美国和日本的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那么宋美龄则代表着完全相反的图画:美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密切合作的图画。她以自己在公众面前的权威形象，以她的美貌、智慧、魅力、高雅和纯熟的英语，征服了美国人，因为她符合美国对文化联盟和军事联盟的寻求。
【注释】
[1] 引自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第285页，也可参见项美丽的《宋氏姐妹》。
[2] 克劳:《中国的地位》，第149页。克劳写了好几部关于中美关系方面的书，每一部都持非常乐观的看法，这从以下几部书的名字就能看出来:《四万万客户》、《我为中国人说话》、《中国人是这样的》。
[3] 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第1056页。
[4] 比林顿等:《文化和社会》，第125页。
[5] 本章中涉及的更多理论方面的知识，参照罗森堡的《性别》，收入《圆桌会议:诠释美国对外关系史》，第116—124页;切夫:《美国妇女》;哈特曼:《家园与战区:1940 年代的美国妇女》;拉普:《动员妇女参战》;卡普兰:《远去的帝国》，收入卡普兰和皮斯合编《远去的帝国:美国文化研究中的帝国缺席》;特别要参照梅的《返航:冷战时代的美国家庭》。
[6] 关于宋美龄父亲宋耀如早年生活的更多介绍，参照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第15—95页，以及项美丽的《宋氏姐妹》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十一章。关于宋耀如的早年生活，伯克的《我的父亲在中国》，第11—17页、29—35页、42—45页有描述。这本书中的描述一再被引用，但实际上并不确切，时代公司借用的也是这本书里的描述。关于宋美龄早期求学的资料，参见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第109—115页，以及项美丽的《宋氏姐妹》，第49—55页。
[7] 克劳:《中国的地位》，第140—142页;项美丽:《宋氏姐妹》，第105页。
[8] 项美丽:《宋氏姐妹》，第十四章。宋美龄和蒋介石感情的发展以及他们的婚礼，在伯克夫的《中国强者:蒋介石的故事》第十三章中有描述。
[9] 沙勒:《20世纪美国与中国》，第44页。
[10] L. J.伯尼1927年11月8日致约翰逊信函，约翰逊文献，第13卷。关于更多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参见小汤姆森的《当中国与西方相遇》，尤其是第59—65页有更多关于威廉·约翰逊的介绍。
[11] 约翰逊1933年11月6日致阿洛(信中没注明阿洛的姓氏)信函，约翰逊文献，第14卷。也可参见小汤姆森的《当中国与西方相遇》，第61—63页、71—72页、104页。书中指出，国民党政府尤其喜欢传教士到以前共产党占领的区域去传教。鲁茨在其《中国与基督教大学: 1850—1950》第八章中，从更广泛的角度探讨了传教士和他们进行的改革。
[12] 宋美龄1939年11月2日致伊丽莎白·莫尔信件，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文件，第4卷。亦可参照鲁茨的《中国与基督教大学(1850—1950)》，第313—316页;以及韦斯特的《燕京大学和中西关系(1916—1952)》。
[13] 小汤姆森:《当中国与西方相遇》，第185页。
[14] 时代公司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比如《时代》周刊1936年12月21日和28日、1937年1月4日都登载了相关的文章。另外，还可参见《远东!》(《时代在前进》新闻片第3辑第5集)。
[15] 蒋介石夫妇是在《纽约时报》上连载他们的故事的，时间是从1937年4月16—24日。其中一个标题赫然写着:《介石夫人(原文如此)宣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西安事变的结果》。这一说法固然有很多证据，但连载的故事还有一个副标题，不免令人疑惑，这个副标题是:《蒋介石日记“我在西安被关押的日子”以及蒋夫人自述“如何通过外交拯救丈夫”揭开蒋介石被扣押真相》。(www.xing528.com)
[16] 卡耐基:《戴尔·卡耐基人生宝典》，第137页。非常感谢约翰·克鲁克伯格给我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卡耐基的确提到宋美龄最大的贡献在于设法阻止国民党要员不要使用武力，从而保证了蒋介石的安全获释。
[17] 关于西安事变的更多论述，参见汤姆森的《当中国与西方相遇》，第184—185页;也可参见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420—424页，史景迁在书中说约瑟夫·斯大林发来电报主张营救蒋介石;范·斯莱克的《敌人与朋友》，第77—90页;以及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第411—412页。斯诺尤其详细叙述了宋美龄是怎样粉碎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试图派飞机轰炸西安的阴谋的。其他同一时期强调宋美龄在蒋介石获释中作用的论述，参见项美丽的《宋氏姐妹》，第205—233页，尤其是第224—233页;还有贝特兰的《中国第一幕——西安事变》。
[18] 宋美龄:“介石夫人(原文如此)宣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西安事变的结果。”《纽黑文晚报》， 1937年4月16日，第26版。耶鲁-中国档案，第23卷。我认为，蒋夫人宋美龄对整个事件的描述证明了我的观点，即她在美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女性性别角色特征的凸显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她强调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19] 宋美龄这样写道:“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打开《圣经》读给他听，直到他离开平静地入睡。”出自宋美龄的文章:“蒋夫人冒死来到叛军当中，结果发现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懊悔并感到羞愧”。《纽黑文晚报》，1937年4月16日，第26版，耶鲁-中国档案，第23卷。
[20] 哈特曼:《家园与战区: 1940 年代的美国妇女》，第189页。
[21] 铆工罗西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是二战时期一幅宣传海报上身强力壮的女子，代表着当时在工厂工作的劳动妇女。——译者注
[22] 梅:《返航:冷战时代的美国家庭》，第61—62页。
[23] 罗森堡:《性别》，收入《圆桌会议:诠释美国对外关系史》，第119页。其他关于拉美的例子，参见亨特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美国的对外关系投射出来的另一种形象是把其他国家视为需要美国引导和保护的孩子，亨特对这一点也进行了探讨，而用在中美关系上也非常适合。
[24] 引自约翰·考诺斯对普雷斯顿·肖耶新出版的小说的评论，标题为《外国作家小说新作及其他新小说》，载《纽约时报书评》，1942年3月15日，第6版。
[25] 除了哈特曼和梅的论述外，参见拉普的《动员妇女参战:1939—1945年德国与美国的宣传运动》第六章。
[26] 《美联社传记部人物掠影》第2996号，1942年11月1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1卷，强调系笔者所加。
[27] 宋美龄:《东方第一夫人对西方的讲话》，《纽约时报杂志》，1942年4月18日，第5页、36页。
[28] 宋美龄1942年5月18日致居里信函，居里文献，第1卷。
[29] 《中国崛起》，《大西洋月刊》，1942年5月，第533—537页。
[30] 其中一个邀请函请参见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1937年2月25日致蒋夫人信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文献，第4卷。
[31] 史迪威文献，第36页。也可参见斯侬恩的《一种联盟》，第156页。但到了1942年9月份，白宫明显改变了看法，罗斯福夫人致信宋美龄，正式发出访问邀请。居里在促成宋美龄访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罗斯福暗示宋美龄访美“不仅会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到宣传作用”。罗斯福夫人1942年9月16日致蒋夫人信函，居里文献，第3卷。
[32] 史迪威1942年7月1日说，蒋夫人暗示他“她想不久去美国访问”，并没有提到治病这个原因。参见史迪威文献，第120页。宋美龄在1942年5月18日写给居里的信函中，特别提到鉴于牙龈发炎再加上胃炎，她希望有机会去美国治病。
[33] 普里斯1942年10月10日致宋美龄信函，普里斯文献，第1卷，强调系笔者所加。
[34] 蒋夫人呼吁美国给予更多飞机援助的其他例子，可回溯到1942年7月1日，参见史迪威文献，第120—123页。
[3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60—661页。
[36] 爱德华·T. 弗利亚德:《罗斯福的客人:中国斗士首领之夫人》，《华盛顿邮报》，1943年2月18日，第1版。
[37] “莫辛莫”是美国有名的服装品牌。——译者注
[38] “莫辛莫小姐”出自《华盛顿邮报》1943年2月18日的编者按，第8版。美国人总是把宋美龄放在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中来界定她，她对蒋介石的辅佐帮助界定她是谁。琼·斯科特探讨早期对性别的认识时说:“这种看法认为女人的天地是男人世界的一部分，是由男人在男性的世界中创造的。”参见斯科特的《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第1056页。
[39] 这是一个体现宋美龄双重性的完美例子。作为一位尽职的妻子，她满足了男人对女人和女性角色的需要;作为丈夫统治中国的辅佐者，她实现了女性对平等的追求。
[40] 转引自苏斯曼的《文化如同历史:20世纪美国社会的变迁》，第279页。正如马登教导人们去做的那样，宋美龄为了让别人喜欢她，有意让自己符合苏斯曼所说的正经历着变化的人格特征。有人指出，宋美龄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时候正是这种人格的转型期，苏斯曼认为这个时期大致是在1900—1920年。
[41] 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是荷兰女王威廉敏娜。
[42] 《时代》周刊，1943年3月1日，第23页。
[43] 蒋夫人在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讲文稿，参见1943年2月19日的《纽约时报》，第4版。
[44] 强调系笔者所加。
[45] 对《东京30秒》的简要分析，参见科佩斯和布莱克的《好莱坞走向战争》，第277—267页;梅:《返航:冷战时代的美国家庭》，其第三章着重阐释了把家庭当做前线的思想。
[46] 《纽约时报》，1943年2月19日。
[47] 美国官方印刷的蒋夫人演讲稿中，“民主”和“民主的”两个单词用的都是大写字母，报纸上重印时用的是小写字母。
[48] 温德尔·威尔基在《天下一家》(1943)中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不断增强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见第105—108页。美国军方很多人也都赞成“太平洋优先战略”，这些人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五星上将欧内斯特·金以及五星上将威廉·丹尼尔·李海。更多的论述参见斯侬恩:《一种联盟》，第156—157页、163页。斯侬恩指出(第156页)，1943年2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把日本视为“主要的敌人”。
[49] W. H.劳伦斯:《蒋夫人请求美国首先击败日本，白宫附和声一片》，《纽约时报》，1943年2月19日，第1版。
[50] 南希·麦克伦南:《蒋夫人征服了国会》，《纽约时报》，1943年2月19日，第4版。
[51] 《中国第一夫人》，《纽约时报》，1943年2月19日，第18版。
[52] 爱德华·T.弗利亚德:《日本蹂躏中国之时，国会欢迎蒋夫人》，《华盛顿邮报》，1943年2月19日，第1—2版。
[53] 这类预言和二战期间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坚持的观点相一致，陈纳德当时任赴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美国志愿航空队通常被称为“飞虎队”。关于“飞虎队”的大量描述，可以方便查到的有:费斯的《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37—40页、51—52页、63—64页、133—134页;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215—220页、335—339页、356—357页;以及陈纳德的《一个斗士的自述》。
[54] 《在国会的演讲》，《生活》，1943年3月1日，第26页。
[55] 参见舍伍德的《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06页;费斯的《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59页;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352页;以及史迪威文献，第217页。据史迪威讲，飞机汽化器设计上的缺陷很容易造成飞机表面结冰，导致1943年7月中旬损失了6架飞机。
[56] 罗斯福:《公共文件与讲话》，1943年，第100—108页，文中引自第101页、103—104页。
[57] 罗斯福:《公共文件与讲话》，1943年，第100—108页，文中引自第106页。
[58] 爱德华·T.弗利亚德:《总统看到侵华日军遭受痛击》，《华盛顿邮报》，1943年2月20日，第1版、3版。其他的报道请参见爱略特·简威:《尝试与错误》，《财富》，1943年4月，第62页，以及《时代》周刊，1943年3月1日，第10页。
[59] 霍普·拉丁斯·米勒:《在首都华盛顿的聚光灯下》，《华盛顿邮报》，1943年2月25日，第5B版。
[60] 哈里森·福曼:《与中国领导人在重庆》，《纽约时报》，1942年3月15日，第6页。
[61] 安尼·奥黑尔·麦考密克:《军火租借法辩论中的中国声音》，《纽约时报》，1943年3月8日，第14版。
[62] 《蒋夫人》，《旧金山新闻》，1943年3月25日，第16版。
[63] 露丝·A.格林:《中国妇女和战争》，《新闻公报》，1944年1月，第5页、10页，《格林文献》，第6卷。《新闻公报》明显不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重要报纸和发行量较大的杂志重要，但由于它是一份针对女性的杂志，因而格林的分析具有特殊的意义。格林在文中指出了当时探讨中美关系及宋美龄时一些流行的基本观点。
[64] 克莱尔·M.弗拉纳根:《为政府服务》，弗拉纳根致《旧金山新闻》编辑信函，《旧金山新闻》， 1943年3月30日，第12版。
[65] 苏斯:《鱼翅与小米粥》，第64页。苏斯的著作虽然总的来说是批判国民党和宋美龄的，但指出了宋美龄为中国和国民党做的很多事情。有意思的是，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1944年的时候提到过这本书，当时国民党正设法从美国搞到另一笔贷款。参见第89届司法委员会第1次会议，1965年2月2日，《摩根索日记》(中国部分)，第1022页。关于宋美龄在新生活运动中的作用，参见汤姆森的《当中国与西方相遇》第七章。
[66] 不止一位美国观察家指出宋美龄在做翻译时喜欢打断别人的话，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关例证参见史迪威文献，第120—121页;以及《摩根索日记》(中国部分)，第460—461页。二战中有一个时期，宋美龄担任蒋介石和在华美军之间的联络员，给双方做翻译。对于宋美龄的这一差事，一位观察家这样说:“如果觉得必要，蒋夫人会延误信息传递，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爱德乐信函，收入《摩根索日记》第1134页。
[67] 克劳:《中国的地位》，第148—149页。克劳把宋美龄的职责与传统女性的责任和义务联系起来的做法，同威廉·切夫发现一些美国制造商认识到女工有能力从事各种工作是相一致的。切夫说:“女工能够得心应手地做好她们的新工作，这对以前关于妇女的许多老套认识是个挑战。企业主用传统的意象来描述妇女在新岗位上的成功，说高过头顶的吊车‘就像一个巨大的榨汁机’，而在电器厂绕线圈就像在编织东西。”参见切夫的《美国妇女》，第138—139页;拉普也提到这一点，见《动员妇女参战》第152页。但宋美龄主持的会议不支持克劳对性别的解读。美国陆军少将克莱顿·比斯尔对1942年7月2日举行的会议做了记录，记录中他明确指出宋美龄就像任何一个男性军官一样主持会议，询问某些类型的飞机情况，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等等，千方百计地要为中国争取500架飞机。居里文献，第4卷。
[68] 宋美龄:《中国必将再度崛起》，第59页。
[69] 斯旺伯格:《卢斯及其媒体帝国》，第200—203页。他特别指出联合援华会在芝加哥为宋美龄做的接待安排。尽管联合援华会已争取了免费使用帕尔默厅，但宋美龄的外甥坚持宋美龄应该享受最好的待遇，指出应该用德雷克厅接待，联合援华会不得不为此买单。
[70] 市政厅听宋美龄演讲的人数统计来自《纽约时报》，1943年3月2日，第1版。中国城观光时欢迎宋美龄的人数统计来自《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3月2日，第12版，以及同一天的《纽约时报》，第3版。
[71] 《中国第一夫人》，《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3月2日，第18版。
[72] 《让中国充满信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3月2日，第18版。
[73] “纽约各界欢迎蒋夫人委员会”名单是根据《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提供的数据整理出来的，希金斯是挑选出来受到宋美龄接见的人士之一。参见《九位州长简短地拜见蒋夫人》，《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3月3日，第13版。描述这次晚宴的另一个版本对宋美龄就不这么恭敬了，参见斯旺伯格的《卢斯及其媒体帝国》，第201—202页。威尔基在《天下一家》中说“宋美龄和蔼可亲但又是个铁腕夫人”(第132页)，另外还可参见该书第139—141页。根据威尔基的叙述，是他在1942年访华期间的建议促成了宋美龄一年之后访问美国:“我们最希望听到她的演讲。蒋夫人智慧、迷人，慷慨大方、善解人意，举止优雅，相貌可人，笃信宗教，她正是我们盼望到来的访问者”。
[74] 宋美龄拒绝出席晚宴被一些评论者视为是傲慢和自以为是，并说她在很多场合都曾表现出这一特点。更多此类的例子，参见斯旺伯格:《卢斯及其媒体帝国》，第200—201页，以及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351—353页。在这次访美过程中，有一个细节需要指出来。宋美龄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丝质床单，每天一换，如果午睡的话，每天要换两次。一些评论者认为自带床单是宋美龄坚持要给她皇室礼遇的例证。但支持宋美龄的人认为她当时得了荨麻疹，皮肤过敏(的确如此)，需要勤换床单来保持清洁。根据后一种说法，宋美龄自带床单是为了方便(床单是丝绸的，为的是少摩擦她的皮肤，减少痛苦)。丝绸在中国并不贵，因此这是她考虑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她这么做也是出于对主人的尊重(为的是不弄脏别人的床单)。这类吹毛求疵的批评当时很少见诸报端，虽然近来有些历史著述中提到这件事，但和中美关系的宏大背景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关于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参见加塞德的《作为普通人的蒋夫人》，尤其是第5页，美国医药援华会文件，第5卷。
[75] 17000人这个数字来自1943年3月3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蒋夫人表示中国决心同日军战斗到底”，第1版。20000人这个数据来自约翰·G.罗杰斯的文章《蒋夫人要的是没有仇恨的胜利》，载《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3月3日，第1版。麦迪逊广场集会也通过哥伦比亚广播网和互联广播网络进行了广播。
[76] 《蒋夫人表示中国决心同日军战斗到底》，《纽约时报》，1943年3月3日，第13版。
[77] 《我们的邻邦中国》，《纽约时报》，1943年3月3日，第22版。
[78] 《时代》周刊，1943年3月15日，第17页。
[79] 《蒋夫人宋美龄》，《时尚》，1943年4月15日。毫不奇怪，这篇文章讨论了宋美龄的服饰选择，也谈到她在国会的演讲:“对这位女英雄的崇拜如此之深，她的使命如此重要，她的请求如此打动人，不论是作为一位知识女性还是一个普通女性，都有令美国人难忘的时刻。”见第36页。《时尚》有关宋美龄的其他报道，参见《中国妇女在美国》，《时尚》，1942年6月1日;郭海伦:《你不知道的中国》，《时尚》，1942年9月1日，文中说:“事实上，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是中产阶级，就像美国和法国一样。”第83页;《顾维钧夫人》，《时尚》，1943年1月1日。
[80] 《一定是没有痛苦》，《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3月4日，第18版。
[81] 玛莎·墨菲:《蒋夫人在中国城收到68087美元战争捐款》，《芝加哥论坛报》，1943年3月22日，第1版。该文提到，尽管宋美龄用普通话演讲，而她的听众多数说广东话，但“似乎没有人听不懂她说的话”。
[82] 于尊纪1943年3月23日写给蒋夫人宋美龄的信，顾维钧文献，第156卷。
[83] 吉恩·谢尔曼:《蒋夫人轰动了洛杉矶》，《洛杉矶时报》，1943年4月1日，第1版。
[84] 参见《生活》，1943年4月19日，第36—37页。
[85] 《蒋夫人在好莱坞》，同上，第34—35页。
[86] 克米斯·亨德里克:《美国支持宋美龄》，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和具体日期均不详，美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100卷。
[87] 普里斯1943年8月27日致蒋夫人信函，普里斯文献，第1卷。
[88] 伊丽莎白·格林和克雷格希尔·汉迪:《新世界秩序中的两位杰出大使:蒲安臣和宋美龄》，《南大西洋季刊》，1943年10月，第391—400页。
[89]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375—381页，史迪威文献，第211—212页、215页。
[90] 马歇尔将军1943年10月19日致史迪威将军信函，马歇尔文献，第60卷。
[91] 更多的探讨，参见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十五章，以及史迪威文献，第223—236页。关于宋子文，布里恩·索莫威尔中将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宋子文在德里时轻描淡写地对我说，蒋介石不愿史迪威再在中国待下去了，要求把他召回，这话的确出乎我的意料。”索莫威尔致马歇尔信函，1943年10月24日，马歇尔文献，第60卷。
[92] 史迪威文献，第224页、226页，史迪威援引宋美龄的话:“我们应该抛开其他的一切，专心致力于战争，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政治和青年运动还有什么意义呢？”
[93] 同上，第231页。
[94] 同上，第228页、232—233页。费斯得出同样的结论:“宋美龄和姐姐——孔祥熙夫人宋霭龄似乎反对这件事，她们让蒋介石在最后时刻收回成命，不让索莫威尔致电华盛顿召回史迪威。”参见《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78页。
[95] 一些美国人甚至在二战前就把宋美龄视为和她丈夫蒋介石一起统治中国的联合统治者。早在1937年，《纽约时报杂志》就说宋美龄是“蒋介石非正式任命的外交部长，当蒋介石会见外宾时，宋美龄以短促的伦敦音做翻译，尽管她是从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毕业的。只要有可能，那些外宾总会去见宋美龄而非蒋介石。”参见波拉·莱克勒的《蒋介石为自己贴金》，《纽约时报杂志》，1937年1月3日，第6页。
[96]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参见《美国对外关系: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1943)》，第307页、322—323页、349页、366页、367页。从参会人员名单上可以看出，宋美龄是唯一一个既会说汉语又会讲英语的人。
[97] 史迪威文献，第263页。
[98] 美国国务卿整理的会谈纪要，1943年6月28日，《美国对外关系:中国》，1943年，第65—67页。
[99] 圣诞夜炉边聊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1943年12月24日，罗斯福:《公共文件与讲话》， 1943年，第556页。
[100] 这是我自己的估计，当然是保守的估计，我把蒋夫人此次美国之行中参加各类游行、聆听宋美龄演讲的人数都计算在内。
[101] 梅:《返航:冷战时代的美国家庭》，第90页。
[102] 我把梅的著作和罗森堡的《传播美国梦》，特别是其第十章放在一起，来看一看家庭观念在二战时期是如何向外延展的。
[103] 关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参见伊萨克斯的《亚洲没有和平》，特别是第43—80页，以及白修德和雅各比的《中国响惊雷》。对中国实事求是的批评在二战中特别是史迪威1944年秋被召回后开始出现。伊萨克斯1944年11月发表在《新闻周刊》上的文章尤其绘制了一幅真实的中国图画。不过总的来说，蒋介石依然得到美国各大媒体的支持，特别是亨利·卢斯的时代公司。
[104] 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35—1971)》，第1卷第775页。从1948年11月28日到12月3日，一直就同一个问题进行调查:“你最敬佩的女人是谁？”宋美龄位居第二，修女肯尼和克莱尔·布斯·卢斯分别名列第三、第四。
[105] 同上，第885页。在1949年的民意调查中，宋美龄排在罗斯福夫人、修女肯尼、克莱尔·布斯·卢斯和海仑·凯勒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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