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和美国结成了联盟，这就像是漫长订婚之后的结婚——你可以说这是枪炮式的联盟，但仍然是一种愉快的合作。
——A. T.斯蒂尔:《美国人民与中国》
1931—1949年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比中美关系中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能激起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一夜之间，中国成了美国的联盟。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欣喜异常，因为正像他们一直宣称的那样，中国的战斗就是美国的战斗。当亨利·卢斯的父亲卢思义去世时，《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向他的老板卢斯表示哀悼，但亨利·卢斯并不过分悲伤。至少，他这样评价他的父亲:“他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中国和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了。”[1]
对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大多数美国人表现出的无疑是震惊、愤怒，甚至勃然大怒。正如约翰·道尔(John Dower)详细阐述的，太平洋战争瞬间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20世纪30年代，很多美国人，不管是士兵还是普通民众，对日军的战斗能力不断产生怀疑，因为他们一直没能让中国屈服，而中国在美国人眼里是军事上的弱国。[2]珍珠港事件改变了这种认识。之前美国人一直把日本人视为野蛮人、低等灵长类，现在日本人成了返祖的超人。这两种明显矛盾的认识并不是种族主义歧视导致的不一致，正如约翰·道尔所说的:“野蛮人和超人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这一点也许和我们的想象不一样。”[3]珍珠港事件、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舰”(Prince of Wales)和巡洋战舰(Repulse)在南中国海上的沉没、新加坡英军的投降、菲律宾美军的战败，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都证明日军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是士气高昂的斗士。二战初期日本闪电般地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使美国人需要重新看待亚洲和亚洲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参战初期的挫败。
美国人对日军的重新评价也让他们重新认识中国人。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做出了这样的分析:如果日军是如此强大的敌人，那么自1937年以来就一直遭受日军最疯狂攻击的中国人，一定比他们先前认为的要坚强得多。
因而，战争成了美国人修正他们对亚洲的总体看法，特别是对中国的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将中国视为新的军事联盟也和传教士半个世纪以来的传教成就联系起来，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设想，为美国1941年12月7日之后转变对中国的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简而言之，战时的特殊处境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所幸的是，现在所有的美国人，不光是传教士，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美国化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之后，中美两国终于基于共同的军事目标而走到了一起，而且，两个国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联盟越密切，对整个战争局势越有利。
虽然美国参战的消息肯定了时代公司和联合援华会此前的努力，但为了适应新形势，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联合援华会1942年的首要任务是筹办4月份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中国周”活动。联合援华会宣传部主任奥蒂斯·斯威夫特列出了首先必须要做的几件事:联合援华会必须协调美国全国各地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做好新闻广播局、商品促销团和演讲事务处的工作。斯威夫特确定了宣传部的工作重点，即加强宣传，将邮政局、新闻纪录片、实地宣传活动、摄影人员、宣传册印制调动起来，彼此之间密切合作。[4]而且不仅要搞好地方范围内的合作，还要搞好全国范围内的合作。斯威夫特让时代公司通过新闻纪录片、广播节目、杂志发行做好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他还希望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能够访美，以扩大宣传，激发起更多美国人的热情。为了争取让美国人欢迎宋美龄，他为联合援华会的董事会成员制定了宣传计划，各地的董事会成员可以各显神通，利用教育和其他多种途径进行宣传。[5]
“中国周”(1942年4月12日至19日)期间，每天都安排一个主题。[6]“中国周”从4月12日星期日的救助中国活动开始，联合援华会委员会将在纽约地区散发1600份宣传册。周一是文化关系日，教育工作者和大学校长赠送纪念品，纽约公共图书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推出中国文化艺术展。星期四是中国贸易日，一百多名商界知名人士应邀参加由联合援华会1942年度主席温德尔·威尔基和保罗·G.霍夫曼、亨利·卢斯主办的午餐会，重点突出“未来自由中国对战后美国的重要性”。星期六定为联欢日，在中央公园举办大型野餐会。“中国周”期间的所有活动，尤其是风筝比赛、人力车比赛和乔·迪马古奥(Joe DiMaggio)给中国孩子表演的棒球，都被拍摄下来。
“中国周”在4月19日的周日“答谢日”达到高潮。在纽约举办的最后一项活动是从“中国城”出发的大游行，参加者有两千之众。为了使游行“富有新意”而又吸引人，组织者独具匠心，游行队伍中有“清秀的中国少女身着护士服”，象征着中国急需医药援助。游行队伍中还有四头大象(赛珍珠的第一任丈夫提供的)，驮载着礼物，象征着1942年中国如何通过“丛林之路”获得西方的援助。
由于举办“中国周”是联合援华会计划在一年内唤醒每一个美国人关注中国的第一步，因而在全美范围内对其进行宣传报道十分必要。该活动的宣传计划包括与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7]合作，让这次活动的最新报道传播到美国各地。联合援华会会长W. R.海洛德为争取国际扶轮社总裁汤姆·J.戴维斯(Tom J. Davis)的支持，从商业的角度来游说他，说作为还没有经历工业化的主要地区之一，战后的中国“会给美国的贸易发展提供最难得的机会”。海洛德在给戴维斯的信中指出，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却还“只有几千英里的铁路和远未发展起来的公路”，中国的自然资源可以帮助积累购买美国货的资本。[8]
其实早在海洛德求助之前，戴维斯已经给国际扶轮社的美国各地方分社社长及秘书长写信，敦促他们邀请专家，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以努力强化“中美人民团结一心”的观念。[9]为了配合联合援华会尽可能扩大宣传的愿望，戴维斯建议，每次举办这样的演讲会时，都要通知当地报社，以便更有效地宣传中国。他给海洛德的信中写道，宣传活动非常有效，许多计划已付诸实施，还有许多正在筹划当中。他还特别提到，以蒙大拿七八家大报社的经理埃德温·G.雷费摩尔(Edwin G. Leipheimer)为例，该君已保证在大量报道中国之余，还和其他两家主要通讯社——美联社和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通力合作，大力宣传中国。戴维斯欣慰地说:“海洛德先生，我可以这样对你说，国际扶轮社的工作非常有成效，在美国和加拿大将近3400个社区内，我们已把中国和我们连在了一起，也把中美友谊连在了一起。”[10]
国际扶轮社1942年初的活动为联合援华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联合援华会因此制定了更宏大的计划，即在4月份举办“中国周”，首先是4月11日星期六晚上，在全美范围内连续播出一个小时的筹款广播节目。联合援华会得到极专业的媒体人和电影人的帮助，好莱坞胜利委员会主任大卫·O.塞兹内克致电援华会在纽约的办公室，说他已得到卡里·格兰特(Cary Grant)、金格尔·罗杰斯(Ginger Rogers)、洛丽塔·扬(Loretta Young)等著名电影演员的许诺，将他们在一些广播节目中的商业广告捐赠给联合援华会，再由联合援华会以正常价格向其他公司拍卖，所得的广告收入作为全国性募捐活动的启动资金。这种做法吸引电影明星们的一个地方无疑在于，他们可以不用交所得税而直接将这笔钱捐赠给联合援华会。[11]
好莱坞明星们的加盟对联合援华会筹款广播节目的成功至关重要。联合援华会希望一些大牌明星，包括弗瑞德·艾伦(Fred Allen)、杰克·本尼(Jack Benny)、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琼·芳登(Joan Fontaine)、卡里·格兰特(Cary Grant)、鲍勃·霍普(Bob Hope)、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贝比·罗斯(Babe Ruth)、凯特·史密斯(Kate Smith)，来做长达一个小时的筹款广播节目。[12]好莱坞胜利委员会还寄希望于有才华的年轻演员，像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朱迪·嘉兰(Judy Garland)，她们在沃尔特·迪斯尼的引导下，加入了“为新中国募捐”活动。[13]联合援华会要求每位明星发挥其各自的特长，如沃尔特·迪斯尼可以通过米老鼠与唐老鸭之间的对话，更好地宣传援华事业。又如，拥有亿万球迷的贝比·罗斯可以谈论中国儿童问题。联合援华会希望通过此类由明星加盟、听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来吸引听众，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
纽约分区的筹款广播节目制作人是来自比奥(Biow)广告公司的查尔斯·马丁(Charles Martin)，好莱坞分区20分钟的筹款节目是扬·罗必凯(Young & Rubicam)广告公司的汤姆·刘易斯(Tom Lewis)负责制作的。筹款节目计划安排保罗·G.霍夫曼朗读罗斯福总统的信、麦克斯韦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和赛珍珠表演广播剧，关于联合援华会举办活动的知识问答，由“菲尔·贝克找茬大师节目”(Phil Baker Master Quiz Program)的原班人马表演。[14]一名来自怀俄明州的妇女就援助中国的重要性发言，她的儿子在东南亚的战场上牺牲了。
联合援华会宣传部主任奥蒂斯·P.斯威夫特声明，所有的节目在播出之前，都要经过中国顾问和联合援华会高层领导人的审核。他特别关心那些娱乐性的东西，担心中国国民党的要员，比如说驻美大使胡适发表庄重的讲话前面会插入令人尴尬的讽刺性内容:“好莱坞每晚的找茬节目时段一定不要放在中国驻美大使讲话之前”。他举前一年发生的一个例子，说那是非常不合适的，他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在给联合援华会宣传部主任的信中，卢斯表达了他对这一活动的极大兴趣，称联合援华会与好莱坞合作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他写道:“达利·扎努克(Daryl Zanuck)非常想拍摄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并说有50位好莱坞导演有意援助中国，萨姆·戈尔德温(Sam Goldwyn)排在首位，准备捐助1000美元。但他要斯威夫特注意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因为塞兹内克和扬·罗必凯广告公司在宣传方法上不同。扬·罗必凯广告公司想在每一个节目中都找名人参加，而塞兹内克想打动美国人的心弦:“大卫想在节目结束后，让4000万美国人为中国人的遭遇泣不成声，难以入眠，继而倾囊相助。”塞兹内克需要30天的时间“挖掘真正能煽情的中国资料”。卢斯从不放弃任何突出自己企业的机会，他说好莱坞和联合援华会的联手应该放到时代公司的大背景之中，因为“这意味着好莱坞与时代公司以及与联合援华会的联手”。[15]
筹款广播节目播出前四天，主要制作人拉塞尔·惠兰(Russell Whelan)指出这档节目的宗旨，他说启用米基·鲁尼、鲍勃·霍普这样的好莱坞明星，目的是“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听众”。他估计全美有四五百家电台同时转播，会有2000万听众收听。他解释了联合援华会的宣传计划，其方法是“给联合援华会的宣传披上一层糖衣，塞到娱乐节目当中，就如同广播上每周推销大量的果冻、肥皂、牙膏一样”。[16]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像其他东西一样推销给美国人。
这宗筹款广播节目得到了广泛宣传，《综艺》周刊(Variety)、《广播》周刊(Broadcasting)、《无线电日报》(Radio Daily)上面都有整版的节目广告。正式播出前四周，菲利浦·莫里斯(Philip Morris)烟草广告节目、覆盖全美500多家广播电台的布洛瓦(Bulova)钟表广告节目，都提醒观众收听该筹款节目。[17]联合援华会还在报纸杂志上大做宣传，同意刊登关于联合援华会和中国文章的杂志有:《名利场》(Vanity Fair)、《时装》半月刊(Vogue)、《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新娘杂志》(Brides Magazine)、《纽约客》(New Yorker)、《美国人杂志》(American Magazine)、《柯里尔》(Colliers)双周刊，后来又有32家加入进来。[18]此外，全国许多零售商，包括博威特·泰勒( Bonwit Teller)、波道夫·古德曼(Bergdorf-Goodman)、J. D.哈得逊(J. D. Hudson)，同意“中国周”期间在橱窗里张贴联合援华会活动的宣传画。后来，费城的伊丽莎白·雅顿化妆品公司(Elizabeth Arden)、F. A. O.施瓦兹玩具店(F. A. O. Schwartz)、“主人与裁缝”百货公司(Lord & Taylor)和斯特劳布里吉-克劳瑟尔百货公司(Strawbridge & Clothier)也加入进来。[19]
时代公司临时借调过来负责联合援华会宣传工作的韦斯利·贝雷(Wesley Bailey)在分析当时的形势时说，整个事态仿佛成了“大批大批的标着‘中国’标签的大集装箱”。他预言这次活动将以“《生活》封面报道的形式，在集装箱上打上斗大的红印”为标志达到高潮。[20]但是，《生活》画报并没有让韦斯利·贝雷如愿以偿，因为当年3月2日出版的《生活》刚刚刊登了对蒋介石充满溢美之词的报道，卢斯的新闻出版物竭力避免过多的赞美倒了读者的胃口。
尽管如此，贝雷和联合援华会的其他领导还是很满意他们取得的成绩。除了大规模地宣传这次活动外，联合援华会还说服许多主要报社在“中国周”期间连续刊登编者按。《纽约时报》在报道联合援华会的各项活动时，称中国是“我们的姊妹共和国”，号召美国人特别是纽约人民为其捐款，它断言“联合援华会将保证把源源不断的美元用到最正义的事业上”。[21]《华盛顿邮报》也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联合援华会的一次活动，照片上是一位来自马里兰州森林峡谷国家公园学院姐妹联谊会的妇女，她通过举办捐赠晚会筹集资金，晚会省去了沙拉和甜点，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联合援华会。[22]通过这些形式各异的小型集资活动和零售所得，联合援华会在二战期间筹集到了数目可观的资金。仅二战最后三年销售圣诞卡这类小物品的净销售额就有近35万美元。[23]
从某些方面来说，传播中国信息比筹集资金更为重要。为了帮助各地的筹款活动，联合援华会使用了一个很有利的宣传手段:大力宣传中美两国的相似性。一份宣传品上这样说:“中国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另一份传单说:“中国前线的每一寸土地也是属于我们的，中国面临的危急关头同样也是我们所面临的。”尽管日军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中国人的精神依然高昂。不仅如此，联合援华会还强调中美两国的共同之处，指出中国“对自由的热爱就如同我们对自由的热爱”，应该继续激励中国人民抵御外侮。教育界人士给出了特别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也许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痛恨士兵这个概念的了”。他们进一步说道，“对中国人来说，学者、教师、哲学家都排在士兵的前面，将来也会是如此。”[24]
教育美国下一代进一步加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一直是联合援华会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除非全美国从中小学开始就在了解中国、尊重中国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25]，否则这个目标很难实现。为此目的，联合援华会经常免费为不同层次的学生，从小学生到高中生，提供中国方面的文章、宣传册、电影及其他教育材料。其中一份题为《中国入门》的宣传册充分说明了文化因素对于造就二战时期美国人的中国观的影响。[26]这份宣传册是美国军事委员会专门为赴华士兵编写的《简明中国指南》的简易读本。宣传册的开篇就要求读者摒弃过去对中国抱有的偏见，接下来一节的题目是《中国人民就像美国人》，实际上，“凡是了解中美两国人民的人，都必言其共同性”，有无数例证可以证明，最直观的是两国的地理条件极为相似，但最相近的是中美两国人民都同样地“热爱独立和个人自由”，都怀有同样的政治抱负。诚然，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不同，但是这本小册子解释道，“我们仍然十分相像，因为我们天生对民主抱有同样的向往”。
幽默是连结中美两国的又一条纽带，因为喜欢开玩笑反映出两国人民在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中国人喜欢幽默剧，因而美国的幽默电影大师如查尔斯·卓别林、哈罗德·劳埃德( Harold Lloyd)、劳雷尔(Laurel)和哈代(Hardy)，在中国和美国一样受欢迎。联合援华会的一位发言人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这种现象，指出美国人喜爱幽默，并说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美国人是多么相像，中国人是“一个达观乐天的民族”，他们和美国人一样，“其玩笑有高雅的，有低俗的，还有尴尬型的”。[27]
联合援华会的教育工作还包括向读者推荐读物，其主要推荐的是时代公司各杂志上的文章。其次是联合援华会自己制作、发行的有关中国的电影。1942—1946年期间，联合援华会制作了四部影片:讲述“中国英勇抗日”的《西线》(1942)、《中国——率先抗击日军》(1943)、《这里是中国》(1944)和《报道中国》(1945—1946)，最后一部是曾为《时代在前进》新闻纪录片工作过的肯尼思·考夫德(Kenneth Cofod)剪辑的。这几部电影所反映的主题与联合援华会的宣传册、电视节目、演讲大同小异。影片《西线》一开始是自由女神像的特写，旁白道:“有美国作为其范式和先锋”，新中国已在美国的模式上建立起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能就是“辛辛那提、底特律或南本德的翻版”，在中国“和在俄亥俄州的奇利科西没有什么两样”，如此，美国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凸显。该片还为蒋介石唱赞歌，说他给中国带来了民族统一的意识，并已成为“四亿中国人爱戴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英明的抗日战略及其仿效“美国政府和在自由企业里自由劳动的思想”，已将新中国的建设打上了“亦步亦趋‘美国制造’”的烙印。[28]通过这类影片，联合援华会用和时代公司类似的方式传播中国观念。这两个机构在重点突出文字材料宣传的同时，还注意利用广播、电影等其他宣传媒介，强化中美极其相似的观念。
1942年，在联合援华会积极开展活动的同时，时代公司也在实施自己的宣传计划，将中-缅-印战区的抗日战况以有利于中国的口径，报道给美国人民。这些来自前线的最新报道和30年代后期《时代》周刊的调子一致，即赞扬蒋介石的军队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无所畏惧，赞颂他本人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进而采取各种形式渲染蒋介石的人格魅力，但最终目的是全面地、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总的来说，《时代》周刊称蒋介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六个人物之一”。[29]
中美两国现在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为美化蒋介石提供了最好的理由。《时代》周刊的另一个封面故事中称蒋介石是“伟大的蒋”，在士兵的心目中是“坐如磐石、行如威龙、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的人，是深受士兵爱戴的军事领袖，很多士兵敬畏他非凡的能力，而且作为中国开明的政治领袖，他把西方思想的精髓带给了他的国家。“蒋介石就是中国”，《时代》周刊如是说。[30]几乎同时，《财富》上又出现了一篇着意刻画蒋介石的文章，说“蒋介石工作起来具有十足的男人气概，而且带着非凡的献身精神”。这篇文章的作者除了称赞蒋介石“令人难以置信的威信”外，还说他之所以能赢得众人的尊敬和爱戴，是因为“他以身作则，是一个罕见的付诸行动的人，能够从哲学的高度看待自己要做的一切”。[31]
为了说明蒋介石的确就是中国的代言人，《时代》周刊还列举了他能担当此重任的许多优秀品质。毫无疑问，首先就是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每天早晨5点半就起来朗读《圣经》。《生活》画报刊登了记者白修德采写的文章，强调蒋介石的信仰转变:“像蒋介石这样意志坚定的人”是不会轻易改变宗教信仰的，但他改变了，而且他改变信仰不是“做表面文章”。文章暗示，正如一些传教士所解释的，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蒋介石刀光剑影的军事生涯和他“划着十字信仰的温和的宗教”并不矛盾，因为他是“《旧约全书》式的基督徒”。[32]
蒋介石不仅自己有坚定的宗教信仰，还竭力给他的军队灌输基本的政治民主思想和基督教伦理，至少有一位《时代》周刊的读者对此深信不疑。这位读者给《时代》周刊写信，说她认为蒋介石对基督教的信仰是真诚的。她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祈祷时，蒋介石请求上帝首先赐福于美国人民，其次才为自己的人民祈祷，最后还请求上帝宽恕日本人。这说明蒋介石有一颗真正的基督之心，因此他愿意饶恕那些蹂躏了他的祖国的人。[33]另一位读者写信说，蒋介石“内心的宁静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他完全具备了成为《时代》周刊1942年年度新闻人物的资格。[34]
《时代》周刊不只把目光放在中国的现状上，它还常常有意识地从历史中寻找中美两国的相似之处，目的是廓清美国对中国臆测驳杂的认识。《时代》周刊1942年年初就说，尽管不断遭受日军猛烈的进攻，蒋介石仍然尽力将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从一个福吉谷(Valley Forge)[35]到另一个福吉谷”，他始终坚持与敌人战斗。[36]《时代》周刊还牵强地把中国同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相提并论，将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Sun Fo)视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孙中山”之子。[37]
所有这些历史类比都是时代公司旨在让美国人学会以对待自身的方式对待中国人。1942年3月2日的《生活》画报是中国专刊，重磅推出蒋介石的三幅看上去俨然就是美国政客的照片:第一幅是蒋介石坐在写字台旁，一种普通的企业执行官形象;第二幅是蒋介石夫妇一同出席午宴，座位后面的墙上挂着蒋总司令的相框，这张照片曾出现在1936年11月9日的《时代》周刊封面上;最后一幅美国味十足，委员长夫妇并肩坐在花格呢的美式沙发中，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一本书，一边爱抚着他们的爱尔兰塞特犬哈咪。最后一副照片的背景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他们身后的书架上放着罗斯福总统的照片。[38]与此非常相似的另一张照片出现在美国传教士印制的一个小册子上，题目为《李文所看到的》，画面上爱尔兰塞特犬哈咪趴在蒋介石脚边的地板上，罗斯福同样出现在背景当中。[39]照片上的这条爱尔兰塞特犬至少还在《星期六晚邮报》的中国战况报告中出现过。[40]
《时代》周刊在反复报道中国将士决心战斗到底的同时，也开始批评美国军方拒绝中国代表团参加讨论作战计划。说过去十年里，中国一直在和日军奋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没有中国人做顾问，不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对美军无疑是极大的损失。《时代》周刊称蒋介石是“盟军中两位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并说中国仍是未来军事行动极有潜力的军事基地。[41]《时代》周刊还俨然以国民党政府的口吻含蓄地威胁罗斯福政府，说有关专家认为，中国“是美国忽视的绝好战机，如果美国不赶快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它就会稍纵即逝”[42]。
《财富》杂志在报道太平洋战场时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在1942年8月一期的编者按中，《财富》杂志总结说，美国参战初期接连受挫的原因与四个部门有关:罗斯福政府、美国军方、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媒体。[43]罗斯福政府没有及时提供事先许诺的军需物资，特别是没有提供飞机，因此难逃罪责。美国军方没有及时将武器装备运送到位，而且拒绝中国人参与制定作战计划。《财富》杂志声称，事实证明中国的确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财富》在后来一期的文章中补充道:“在战略战术特别是防御性的战略战术方面，中国做得非常出色。”[44])美国国务院的责任在于:中日战争初期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鼓励日本，而没有给予中国应有的支持。《财富》杂志说，实际上，美国国务院的政策缺乏指导性和连续性，不管在治外法权还是中国移民政策上都是如此。美国新闻媒体也难逃其咎，在过去15年中没有对中国局势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真实报道日军对中国人民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媒体只报道美国政府的援助承诺，而不去关注实际上兑现了多少——远远低于承诺的数量，这样，中国究竟得到美国多少援助，美国人得到的仅是一个虚假的印象。
在分析了各方的缺点与不足之后，《财富》将目光转向美国人民，它推论说美国整个国家都要为军事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负责。它说:“中国人应该受到肯定、赞扬，甚至爱戴，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也没有真正关心过他们。”因此，目前拯救美国的唯一途径是救助中国。为此，罗斯福政府必须为中国提供大量军需物资;美国军方要注意吸取中国抗日的丰富经验;美国的外交政策要打造一个“强大、自由的中国和美国平等、亲密地结成联盟”的形象。[45]
随着战局的发展和美国公众对最终会赢得太平洋战场胜利的信心，时代公司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规划上。《财富》自然重点关注战后中国的贸易环境。它指出，中国显然为美国提供了许多极好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的建设计划是很难付诸实施的。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也迫切需要中国这样的国外市场来保持满负荷生产。中国有梦想和人口，美国则有技术和工业生产力。两国在精神、政治和经济方面截然不同，但却可以互济互补。战后的中国能消费大量的美国产品，特别是重工业产品，这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动力。《财富》还援引孙中山的话来说明中国的潜力。孙中山曾说，中国迫切需要铺设10万英里的铁路，将会需要2000万吨的钢铁、25000个火车头、30万节货运车皮、3万节客运车厢。而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每年仅有能力生产200万吨左右的钢铁，其余的要靠进口。《财富》相信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前景十分看好，因为中国人认为“美国的铁路和重工业产品、美国的公用设施及通讯设备是世界一流的”。况且，国民党政府正考虑对海外公司实行宽松的政策，少一些限制。这一切会带来这样一种局面:“美国在亚洲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诱人的前景，会开辟一个新纪元。”[46]
在卢斯的刊物预言中美经济合作会有一个光明未来的同时，美国联合援华会也努力将中国市场的神话变成现实。1944年，为纪念推翻清政府33周年，B. A.加塞德发表广播讲话，讲话中他勾画了战后等待美国的贸易机会。他说，中国是美国“潜在的最大、最容易建立贸易关系的伙伴”，鉴于国民党政府不久要实行“民主政体”，中美贸易前景灿烂。由于中国有足够的原材料来保证中美双边贸易，为维持这个巨大市场的安全运行，美国唯一需要做的是“高效、公正、友好”。[47]
中美两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合作是很多关心中美关系的美国人关注的重心，但这并不是他们试图说服美国人中国是实现美国梦的核心要素的唯一途径。以前的主题宣传依然在起作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人追求自由独立，他们和美国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切随着战局的发展不断得到重复。赛珍珠为了扩大宣传范围，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建立了一个非盈利性机构——“东西方联合会”(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目的是推动双边的和谐与相互理解。东西方联合会和援华联合会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都致力于推进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赛珍珠进一步发展了联合援华会的许多主张，尤其是她一再强调中国是一个十分民主的国家。她在给时任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的夫人梅布尔·怀特·史汀生(Mabel White Stimson)的信中，请她捐助1000美元，一起做东西方联合会的发起人。虽然该联合会主要关注美国和亚洲的关系，但赛珍珠特别指出中国值得帮助，这不仅仅因为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局势，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48]
像援华联合会一样，东西方联合会也发行一些宣传册，用美国人能理解的方式向他们介绍中国。有一期宣传册上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各种人物，包括“中国的贞德”、“中国的罗宾汉”，当然，还有“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在这里，历史联想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宣传册上说，“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在创立自己的政治哲学时，受到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葛底斯堡演讲”的启发。[49]宣传册称蒋介石和宋美龄是他们国家的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赞美宋美龄是“中西合璧的典范”。
为了印证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东西方联合会还追溯其他关于中国的神话，包括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民主行为的历史渊源。它说中国不划分阶级，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熟知他们家族史上的盛衰，因而没有建立起一种永久的贵族统治。而且，中国的科举制也反对严格的社会等级划分。中国的分级考试制度留下了“两千年来客观、竞争”的选拔考试遗产，避免优秀人才被埋没，保证了东西方联合会所谓的“机会均等”。这种说法纯粹是幻想。中国的考试制度不仅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平等或政治民主，而且明显地是要提高士大夫阶层的特权地位。这种考试本身不考查实际能力，而集中在背诵四书五经上，需要很多年的努力，通常有一位私塾先生辅导，下层子弟是负担不起的。此外，女性被排除在这种考试之外。[50]像东西方联合会一样，联合援华会对中国同样有种种误解。它试图在中国的考试制度中寻找一个类似于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51]的故事，宣传说早在美国年轻人开始阅读破衣狄克(Ragged Dick)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故事之前，中国人中就有数不胜数的年轻人凭借自己出色的才华，在这种考试中脱颖而出，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多数的“中国伟人都出身贫寒，但有着天赋才华”。[52]这些有关中国的误释广为流传，并在联合援华会、时代公司出版物和东西方联合会的印刷品中一再强化，表面上起到了推动美国支持蒋介石的作用。由于坚信这些说法是真实的，它们也就获得了生命，不断地得到更多美国人的认可。
1944年，联合援华会的新一届主席查尔斯·爱迪生( Charles Edison)——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儿子，也是新泽西州上一任州长，对建立中美关系的主题非常感兴趣，建议联合援华会接下来的活动应强调中美两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宗教情谊”。他敦促要继续宣传“中美两国在福音信仰上结下的友谊”。一次，为了给美国国家战争基金会(National War Fund)争取支持，他通过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发表演说，称中国是美国“太平洋那边的姊妹民主政体”。他重申一个广为征引的幻象，即认为中国人1911年选择民主政体是受到了1776年以来美国政治榜样的深刻影响。[53]
在联合援华会其他促进中美关系的宣传活动中，中美之间的界线更加趋于模糊。其策略大同小异，即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非常相像。但联合援华会将这种相似性扩大到志向、理想及其他无形的东西之外，甚至强调身体体征上的相似性。《中国入门》的小册子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说美国人和中国人在身材长相上有相似之处，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种族恩抚主义态度经常与对日本的种族主义态度相提并论(反之亦然)。美国军人手册上有一则《怎样辨认日本人》的说明，把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身体特征进行了对比，指出中国人在身材、眼睛、脚和体格上与欧洲人或美国人有相似之处，说中国人的“身材与中等个头的美国人相当”，而日本人的个子要矮，“看起来眼睛直接长在了胸部!”中国人的眼睛和“欧美人的差不多”。联合援华会的宣传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说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与美国人相似，日本人则是一个迥异、低等的民族。[54]这种想当然的指导性滑稽说法也出现在1943年3月的《生活》画报上。[55]
“怎样辨认日本人”清楚地说明了种族主义和恩抚主义这两股相辅相成的力量是如何联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将美国白人男性的身体特征与中国男性的相比较，说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体貌、种族上与美国人更相像，而与日本人较不同，暗示出从达尔文进化论的某种怪异形态来看，中国人明显进化更快，更接近美国人。从这个角度看，种族主义和种族恩抚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整个二战期间，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亚洲人的丑化都被赋予了日本人，而出于战时的恩抚主义，对中国人则持正面、积极的看法。不管他们的最终目的如何，美国的中国同情派通过宣扬亚洲人乐于采用美国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了此前认为中国人是低等民族的思维方式。[56]
当然，致力于援助中国的美国人则不这样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十分相似”，一位美国人这样说道，因为两国人民生活的地理条件相似:“事实上，在大陆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彼此相似，就如同在岛屿上发展起来的民族有相似之处一样。”[57]即便承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有差别，也将这些差别放在与整体比起来相对不重要的位置上。尽管中美两国人民“在地理位置、种族和语言上彼此不同”，但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相似，信念相仿”。[58]一位评论员在评价二战后的中美关系时指出，尽管美国人和中国人不完全一样，但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他们“思想相近，行为方式相同”[59]。
联合援华会和东西方联合会的宣传册、演讲以及时代公司的宣传，显示出二战后两个国家会最终走向联合的坚定信心，这种中美之间和谐一致的幻象同传教士们的理想极为相像。但不管是这种幻象，还是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坚持认为中美两国有许多相似之处，都不能说明美国人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一切有准确的了解。随着二战局势的发展，联合援华会的成员尽管仍然相信他们的宣传，但其中有些人开始怀疑他们对中国的宣传是否过度了。他们担心他们是否绘制了一幅过于美好的中国图画，万一中国的真相和他们描绘的不一致时，美国人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激烈的反应。
引发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1943年11月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一篇题为《我们对中国的扭曲认识》的文章，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他的观点是:美国对中国形成的这种带有很多幻想的认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最终会是弊大于利。他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心里有一种他称为“忏悔”的思想，因为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支持日本。但突然之间，美国又和中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日本，这让美国人发现或者毋宁说重新发现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这种同情是建立在内疚和希望建立统一战线以抗击共同的敌人基础上的。在探讨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扭曲认识的源头时，裴斐指出传教士和其他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同情，裴斐说他们的观点“有时非常愚蠢”。这些人的观点导致建构出一种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杰斐逊式的民主国家，中国的领袖大公无私，是致力于传播自由的政治家，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是炮火中的英雄”[60]。
B. A.加塞德在联合援华会的内部备忘录中回应了裴斐的文章。他承认联合援华会“至少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但他反对过度报道的说法，声称联合援华会总的来说依赖的是“二手材料”，由于没有自己的驻中国记者，联合援华会无从验证有关中国的材料真实与否。[61]
即便承认中国存在着某些问题，联合援华会的官员也想方设法将其合理化，不管这些问题多么严重，都丝毫不埋怨国民党政府。1944年，联合援华会会长詹姆斯· L.麦康纳(James L. McConaughy)访问中国后，写了一封致联合援华会全体人员的信，信中他探讨了美国人初期是如何将中国人理想化的，他不得不承认很多国民党士兵吃不饱，缺乏军事训练，被强拉来当兵，甚至连武器也没有。但他不仅不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反而暗示受谴责的应该是美国人，美国人为苏联军队提供装备，而没有为中国军队提供任何东西。他赞赏蒋介石“举止沉着，热情周到”，他试图用亲眼所见来反对美国当时对蒋介石私人生活的批评。他说:“我相信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都是积极践行的、有着高尚人格的基督徒。”他最后呼吁美国人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鼓舞中国人的士气，因为“当中国人从收音机里或报纸上得知”远在美国的捐助、游行和其他活动时，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62]
和会长詹姆斯·L.麦康纳一样，联合援华会的执行官们很快也抹去了裴斐文章的阴影。一年之后，加塞德给联合援华会主席查尔斯·爱迪生写信，谈到过去两年来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根本变化”。他提到以前曾对“把中国的一切过于理想化，把中国领袖和中国人民视为具有非凡勇气、坚毅顽强、充满英雄气概的超人”的认识有过悔意，但这次与以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同，他在备忘录里否认联合援华会有任何过错。他宣称:“在联合援华会里面，我们一直竭力保持恰当的平衡”;联合援华会极力超越党派之争，致力于提供建设性的建议。他还指出，不仅如此，联合援华会还避免“过分的赞扬和恭维”，特别是考虑到美国人民不会接受此类东西。[63]
一个更能说明联合援华会或多或少否认过度美化中国的例子是1943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蒋廷黼(T. F. Tsiang)作为联合国善后救 济 总 署(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的中方代表，在联合援华会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讲话中蒋廷黼谈到蒋介石在困境面前表现出来的“钢铁般的决心”。他说，认识到蒋介石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命运赋予他的重担”，这对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十分重要，在中国最多灾多难的时刻，“上帝指派这样一个人来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困境”。[64]
当然，联合援华会不仅想让美国人，还想让中国人了解它的主张，它继续强调中美之间的互利互惠。在一张用中文制作、面向中国发行的唱片中，联合援华会主席爱迪生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仅出于同情，更重要的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需要中国”，他这样说，最迫切地是需要和中国人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日本。他称赞中国人的能力、勇敢和为自由、和平献身的精神，说中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1944年米高梅电影《东京30秒》中的一个角色说过同样的话)。爱迪生总结道，就像中国需要美国一样，美国也需要中国。[65]
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很难精确地计算出来，但一些统计数字，像发放材料、发表演讲、播放电影、举行会议的次数，显示出联合援华会的宣传覆盖面很广。1942—1944年，美国联合援华会各地分会由2 600个发展到将近3500多个。[66]1944年，援华会成员在各地演讲558次，其对象包括147所学校，108个妇女俱乐部和62个教会团体。[67]截至1945年3月，发送教育宣传材料超过27000批，包括100多万件物品。全美国约2900所小学索要宣传资料，2750所高中收到联合援华会邮寄的资料，765所大学院校得到联合援华会的服务。[68]从1945年起，联合援华会根据需要，印制了10万份新的宣传册——《中国报告》。最不同凡响的是援华会筹集到的援助金额和其发放情况，从珍珠港事件到1945年底的四年时间里，美国联合援华会共为中国筹到3700多万美元[69]，其中3100万美元已于1945年10月前分发出去[70]。
这些数字证明联合援华会和它对中美关系未来的看法在美国广为传播，用援华会成员的话说，中美关系的和谐前景正像圣杯一样向他们招手。这种说法在美国对亚洲的认识史上并不新鲜，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国会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就大讲文明一开始在西方是怎样传播的，他说文明从欧洲起源，传播到美洲，现在要跨过太平洋传播到亚洲。美国处于亚洲和旧大陆之间的优势位置，保证了它会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本顿宣称:“亚洲丰富的商品会从我们的心脏流过”，从中国注入的商品不仅会增加美国的财富，还会带来“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高度繁荣”。[71]1945年，联合援华会对中美关系未来的预言与“命定说”遥相呼应。在过去，欧洲以其“文化、艺术和各种机会”，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联合援华会预言，下一个世纪亚洲将会取代欧洲，甚至会起到比欧洲更加重要的作用。[72]一旦世界和平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就会发挥其作用。
随着二战的即将结束，中国在未来意味着各种机会的说法，开始在美国的报刊上频繁出现。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美国商会会长埃里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为《读者文摘》写的一篇短文，展望战后中美两国的互利互惠。他的想法和亨利·卢斯不谋而合:“未来是我们的”，但为了保证这个美好的预言得以实现，他呼吁制定一个向其他国家积极、直接投资的计划。他说，1929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是12 400万美元，如果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提供援助，那么，这个数字会远远超过80亿美元。[73]另一个例子是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前任会长唐纳德·M.尼尔森(Donald M. Nelson)，1944年他曾和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一同被派往中国解决外交和军事难题。1945年，他同样为《柯里尔》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文中他充满信心地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将会给美国带来可观的利润。[74]
同时，美国陆军部也夸张地勾画中国蓝图，其中比较粗重的一笔是二战时美国作战新闻处电影部绘制出来的，旨在推进罗斯福政府支持国民党、试图把蒋介石和中国提升到四巨头[75] 之一的热切愿望。美国政府出台的电影产业指南中建议，描写中国二战时期的电影应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伟大、文明、追求自由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必将和中国紧紧地绑在一起”[76]。为了全面地推进这一想法，美国陆军部下令拍摄关于美国二战时期联盟的系列电影，名字就叫《我们为何而战》。这套纪录片包括七部电影，要在全美电影院放映。该系列片的导演是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他导演的电影像《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浮生若梦》(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等多次获得奥斯卡奖。这套纪录片中表现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军的是《中国战役》(The Battle of China)，这是一部观众耳熟能详的电影，旨在支持中国和美国十分相像的观点。电影中有一组画面的镜头聚焦在一本翻动的书上，第一页是孙中山的肖像，周围环绕着中文解说;第二页是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周围也是中文解说。卡普拉还用其他传统的手法来表现中国。为了突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他将孔子的箴言和耶稣的教义并列排放在一起。电影中还有中国基督教教堂的镜头，阳台上飘动着一幅画在布上的耶稣画像。为了表现中国的现代化，卡普拉借用《时代在前进》纪录片中反映上海的镜头，突出这是一个“真正的东西方交汇的地方”。[77]
卡普拉在这部中国纪录片中显示出来的态度是他的电影为人所熟知的强烈同情态度，从这方面来讲，《中国战役》反映出来的情感、态度，不仅同时代公司、联合援华会的宣传相一致，而且也和美国政府的态度相一致。但这部电影对中国的赞誉终有过度之嫌，1944年秋公映之后不久，蒋介石就要求美国召回中-缅-印战区的美军统帅约瑟夫·沃伦·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将军，美国陆军部暂停放映该电影。在当时的情况下，“歌颂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史诗性赞歌”[78]和中美关系的严重问题之间冲突太明显。但这部电影很快又重新上映，到了1945年中期，有将近四百万美国人观看了该影片。[79]
为促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美国作战新闻处也制作了新闻短片。其中一个短片追溯到二战初期美国和中国联合起来抗击日军的事情，影片主要讲述美籍华人在福特汽车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工作的情形，以此来反映中美之间互相支持、彼此合作的总主题。影片中还有中国的童子军同时打两面旗帜，一面是中国国民党党旗，一面是美国的星条旗。还有的画面赞美蒋介石、孙中山，表现中国孩子在早晨上课之前向美国国旗敬礼。[80]美国作战新闻处后来制作的一个新闻短片还将中国的皮山[81]和美国康涅狄格的丹伯里市(Danbury)相比较，称城市“像人一样，尽管处在地球的两极，仍有许多相似之处”。[82]
不仅弗兰克·卡普拉和美国作战新闻处在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美国国会里面也有蒋介石的有力支持者，其中鼓吹得最起劲、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国会议员周以德。周以德以前是从医的传教士，多年来一直献身于后来联合援华会、时代公司致力的事业，即让地球上的其他民族信仰基督教，按西方的设想建立社会秩序。周以德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议员，在外交上极力主张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周以德的热情具体表现为他多次发表演讲支持蒋介石政府，并主张美国制定大型援助计划，从军事和经济上支援中国。为了密切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周以德使用与时代公司、美国联合援华会相同的策略，从中美历史上寻找两国的相似性，强调蒋介石的宗教信仰。
二战临近结束时，德国和日本败局已定，周以德在众议院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事实真相是怎样的》，演讲中他列举了他认为在中国起主导作用的一些力量。[83]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情况，以便制定有针对性的对华政策。他说，美国人不应该以20世纪美国的现状来看待中国的状况，而应该联系美国的过去来认识中国，因为中国还在为独立而战，以1945年的美国来对比中国是不公正的。他提醒他的幕僚们，美国花了将近90年的时间，“包括南北战争”，才完全彻底地完成了自身的革命。沿着这个思路，周以德援引美国历史上的事件来解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你们还记得我们的革命进行得比中国还要长，美国的情形……也非常糟糕，政府中腐败盛行，派系林立……以至于新英格兰的代表们……投票要求分离出去。”他提到1814年的哈特福德[84]会议(Hartford Convention)，但并没有和中国的哪个具体事件类比，不过这对他引用的目的来说并不重要。周以德把当时的中国放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的语境下，显然是在为国民党的现行政策辩护。此外，他尽自己所能向罗斯福政府建议支持美国的盟国，特别是支持像中国这样同美国极为相似的国家，两国甚至在爆发内战上都有相似之处。演讲的最后他说“中国目前的情形”也是以往美国历史上“轻易出现的情形”。周以德不只局限于一种类比，他还援引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来解释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弊端。他从美国历史上寻找例子来类比蒋介石的军队不受中国农民的欢迎:“乔治·华盛顿的军队不时被种植园主赶出来，遭到殖民者的嫉恨和反抗”。他还把日军对中国的封锁比做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对南方的封锁，说如果把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在1861—1865年间美国南北方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Mason Dixon)的相似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
周以德在1945年2月就中国如何获得统一问题举行的论坛上发表了相似的看法，他和中国作家林语堂先生同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阿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争论这个问题，声称自己站在自由主义者一边。在争论中，他把蒋介石同共产党的对抗说成蒋介石不能满足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要求，就像亚伯拉罕·林肯不能和“美国南方的分裂主义者妥协一样，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南方政权，有自己的流通货币，有独立的军队和指挥官，纳税单列”[85]。
周以德在谈论中国问题时非常善于运用类比。比如，针对美国人对蒋介石政府的谴责，他说“这种事发生在别的国家我们称之为盖世太保，而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则叫做联邦调查局。”[86]他用这种聪明的论辩方法来推论、解释、自圆其说，为蒋介石政府犯下的错误辩护。周以德的这种做法很有趣，因为当要证明自己的论点时，他第一个站出来说不应该用美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而应放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语境中来评判它。如果有人批评蒋介石和蒋介石政府，他就说“这不是与中国的过去相比较，而以西方的标准作出的评价”。他还说，“我们不能用美国的状况来对照中国，而应该和20年前的中国或200年前的中国进行比较”。[87]他曾以这样的思路给亨利·卢斯写信，表现出对美国人误解中国现状的担忧，说自己一直想改变中国的状况:“令我非常害怕的是这种无知的做法到处盛行，即用西方的标准而不是以其过去或未来的发展为依据，来评价一个东方国家”[88]。周以德想曲意为我所用:当有助于说明他的观点时，他就信手拈来，拿美国作类比;而当类比对中国不利时，他又回避这种类比。
通观周以德的精心辩护，可以看出他坚决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尽管有来自各方面的对蒋介石的批评，尽管通货膨胀和腐败继续在中国大行其道，尽管蒋介石的军队在战斗中一再溃败，周以德仍然说:“蒋介石不是一个异教徒、野蛮人、军阀，而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话说出了很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的心声:不管中国存在什么问题，不管中国的情形如何糟糕，蒋介石起码还是一个基督徒。对像周以德和亨利·卢斯这样的人来说，这一点足以让蒋介石赢得美国人大张旗鼓的支持。[89]
在战时情形下，许多美国人接受中国是一个和美国十分相像的国家的说法，这一点儿都不奇怪。上千个像扶轮社这样的地方组织举办各种活动，再加上美国国家广播节目的努力，共同建构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其实是一幅幻象，幻想美国勇敢、坚毅的亚洲同盟，正和美国肩并肩地建造一种自由、民主、充满基督教信仰的世界秩序。
从这样一种总体印象出发，自然会得出战后中国会和美国密切合作的结论。二战期间结盟的两国在政治、社会和宗教信仰方面的相似性，也令人相信战后两国会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关系，并认为随着中美两国的发展和扩张，它们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会一起推动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复兴运动。
尽管时代公司和联合援华会不遗余力地正面宣传中国和中国人民，但还缺一样东西，这就是缺一个能代表美国化中国梦想的所有神秘、奇妙、美好的具体面孔、人物或人格。最终，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成为推动中美关系的核心人物，实际上，她充分利用了二战期间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在她身上，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看到了一个沿着美国的道路建设新中国的鲜活例子，他们诚心诚意地欢迎她。
【注释】
[1] 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30页，亦可参照斯旺伯格的《卢斯及其媒体帝国》，第189页。
[2] 道尔:《无情的战争》，第94—117页，特别是98页。
[3] 同上书，第116页。
[4] 备忘录，1942年1月26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5卷。
[5] 斯威夫特1942年1月22日致W. R.海洛德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5卷。
[6] 参照“中国周”备忘录，未注明日期，但很可能是1942年春天，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2卷。
[7] 1905年，芝加哥律师保罗·P.哈里斯(Paul P. Harris)创建了国际扶轮社，它是由商界、外交界及各行业成功人士组成的一个非宗教、非政府和非政治的公益性机构。其成员结成团体，每周集会，商讨实施各项捐助活动。——译者注
[8] 参见海洛德1942年3月9日和25日致戴维斯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3卷。
[9] 戴维斯1942年2月2日致国际扶轮社美国各地分社社长及秘书长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3卷。
[10] 戴维斯1942年2月21日致海洛德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3卷。
[11] 塞兹内克1942年2月28日致贝雷的电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4卷。
[12] 这个名单是根据两份备忘录列出来的，这两份备忘录的日期都是1942年3月12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5卷。拉塞尔·惠兰给斯威夫特、弗莱彻、贝雷、罗米利的便笺中提到查理·卓别林时说，这是他“第一次(或者说几乎是第一次)出现在广播节目里”。另一份备忘录是O. P.斯威夫特写给W. R.海洛德的，讨论这次筹款广播节目如何通过覆盖全美100家电台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蓝色广播网播出。
[13] 惠兰1942年4月7日致海洛德、斯威夫特、加塞德、贝雷、弗莱彻和罗米利的备忘录中提到米基·鲁尼，见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2卷。惠兰说米基·鲁尼是“最受欢迎的好莱坞明星”。(www.xing528.com)
[14] 斯威夫特1942年3月27日写的备忘录，见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2卷。
[15] 卢斯致斯威夫特信函，未注明日期，但可能写于1942年初，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16] 这里所有的引文都出自惠兰1942年4月7日给联合援华会各位官员的备忘录，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2卷。
[17] 惠兰1942年3月12日致联合援华会各位官员备忘录，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5卷。贝雷还提到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同意在其“鲍斯少校业余者时段”的广告中为联合援华会做宣传。
[18] 贝雷1942年3月12日致斯威夫特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6卷。1941年，《星期六晚邮报》的发行量略大于《生活》画报，前者是320万份，后者是290万份，《读者文摘》的发行量最大。
[19] 美国医药援华会文件，第86卷。
[20] 贝雷1942年3月12日致斯威夫特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6卷。
[21] 《纽约时报》1942年4月12日，第8E版和第34版。
[22] 《华盛顿邮报》，1942年4月17日，第3版，也可参见4月14日的第9版和4月16日的第16X版。
[23] 零售所得的净销售额和纯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其数额如下:1943年的净销售额是117285美元，纯利润是36335美元;1944年，净销售额112029美元，纯利润43441美元;1945年，净销售额116482美元，纯利润40043美元。所有这些数字均来自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8卷。
[24] 所有引文均来自联合援华会致各分委会主席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4卷。
[25] 出自一册名为《美国小学里的中国认知》的宣传册，它是埃德娜·安布罗斯和凯·格里姆肖为哈佛社会研究系举办的研讨会准备的。见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3卷。该宣传册是美国教育理事会亚洲研究委员会分发的，该委员会里面有多萝西·博格、费正清等知名的历史学家，联合援华会“为了鼓励美国小学更多地关注中国”，重印了该宣传册。
[26] “主要为美国青年人准备的”《中国入门》，由联合援华会重印、分发，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3卷。
[27] 《美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未注明日期，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5卷。
[28] 电影《西线》中的字幕，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0卷，特别是第10页、12页、13页。
[29] 《时代》周刊，1942年2月23日，第19页。
[30] 《时代》周刊，1942年6月1日，第18—21页。
[31] 威廉·E.霍金:《新世界里的新东方》，《财富》，1942年8月，第124页。
[32] 白修德:《蒋介石》，《生活》，1942年3月2日，第80页。
[33] 《时代》周刊，1942年6月22日，第4页。
[34] 《时代》周刊，1942年12月28日，第2页。
[35] 福吉谷:美国的革命圣地。1777年冬，费城陷落，华盛顿率领残兵败将在这里修整，冻死、开小差的士兵不计其数，是整个独立战争里最艰难的时光。但同时华盛顿也利用这段时间重新训练了军队，过冬之后，又杀出谷来，重新和英军较量，最终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译者注
[36] 《时代》周刊，1943年1月5日，第13页。
[37] 《时代》周刊，1942年1月26日，第18页。当然，《时代》周刊的许多读者一定都知道，乔治·华盛顿没有孩子。白修德的“蒋介石”(载《生活》，1942年3月2日，第72页)也称孙中山是“中国的乔治·华盛顿”。《时代》周刊在1942年12月7日的一期中用“伟大”一词来描述孙中山。
[38] 《生活》，1942年3月2日，第72页。最后一幅照片底下的小字特别提到罗斯福的照片。
[39] 《李文所看到的》，第18页，传教宣传册档案，第231卷。
[40] 欧内斯特·O.豪塞:《老蒋是中国的强人》，《星期六晚邮报》，1943年8月28日，第20版。
[41] 《时代》周刊，1942年3月2日，第24页。
[42] 《时代》周刊，1942年6月1日，第20页。
[43] 《我们依旧陷入“被动的局面”》，《财富》，1942年8月，第112—116页。
[44] 《东方的战争》，《财富》，1942年12月，第100页。
[45] 《财富》，1942年8月，第114页。
[46] 参见《中国的战后发展计划》，《财富》，1943年10月，第151—164页。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工业需求同样令人振奋:2000万千瓦的电，其中一半是水力发电，另一半是火力发电;8000万台电话，1200万英里长的电话电缆，这些电缆将会消耗150万吨铜;100万户新家庭以及相应的生产工具，将会从西方需求9万件工具。所有这些数据均来自《财富》1943年10月第154页。
[47] 加塞德:《中国的革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1944年10月10日的广播讲话稿，第1—4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5卷。
[48] 赛珍珠1941年6月23日致史汀生夫人信函备忘录，附有信函原件，史汀生文献，微缩胶卷第104盘，第147—149个镜头。
[49] 《中国人民》，东西方联合会1943年3月印制、散发，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9卷。也可参见林谋盛的《中国革命的意义》，1943年10月10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1卷。
[50] 有关中国科举制的简介，参见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10—11页。要了解更多科举制在中国和越南的社会影响，参见伍赛德的《越南及其中国榜样》和韩书瑞、罗友枝的《18世纪中国社会》(第123页)。这两部书中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尽管表面上唯才是举，但“很多考中的人都有科考及第的亲戚”。非常感谢吉姆·密尔沃德给我提供了最后这条引文资料。
[51] 霍雷肖·阿尔杰成名于19世纪中期，主要创作青少年励志小说，定义了当今世界津津乐道的“美国精神”:勤奋、诚实、善良终将得到回报。——译者注
[52] 《中国为民主而战》，在印度战争基金会和美国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战争基金会上的讲话，未注明日期，但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大概是在1944年夏天，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5卷。发表讲话的人可能是查尔斯·爱迪生或B. A.加塞德，但资料中没有说明。也可参见题为《中国人民》的广播讲话，未注明日期，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5卷。
[53] 爱迪生1944年5月4日致各地分会会长信函，第2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4卷。另外也可参照爱迪生代表美国国家战争基金会和联合援华会的发言，插入底特律交响乐团节目当中，底特律WWJ广播电台，1944年10月8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5卷，第1页。
[54] 《怎样辨认日本人》，收入《中国入门》，第16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3卷。以“特里和海盜”闻名的美国漫画家弥尔顿·卡尼夫用漫画的方式解释怎样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这些漫画刊登在美军的《中国指南》上。卡尼夫后来应联合援华会的请求，画了一组蕾丝小姐的漫画。
[55] 《生活》，1943年3月1日，第12页(《时代》周刊同一周让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登上了封面)。甚至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时代》周刊就以贬抑的口吻评述日本士兵的长相，该刊1938年11月28日一期第15页中说:“中国人说很容易辨认穿中国军服的日本兵，因为日本人由于从小穿木屐拖鞋，走路时拖着脚。”《时代》周刊1942年1月5日第22页的插图回顾了日军侵入婆罗洲岛的情形，用一只猴子挂在字母B和N上来形容。
[56] 关于种族主义和恩抚主义相辅相成有两点说明。首先，道尔在研究种族主义和太平洋战争时指出，1945年以后，美国二战时期的日本形象迅速转向恩抚式的孩子或宠物，参见《无情的战争》，第302—302页。日本形象从种族主义者转向恩抚性的形象，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其次，霍斯曼在研究种族和19世纪美国社会时，探讨了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两种看法。第一种是把印第安人视为高尚的野蛮人，认为这部分印第安人可以通过同化继续生存下来。第二种是把印第安人简单地视为野蛮人，认为消灭他们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这种同化主义-歼灭主义的二元对立，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看法。参见霍斯曼的《种族和天定命运》。
[57] 《中国人民》，出自东西方联合会宣传册，第1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9卷。
[58] 《中国为民主而战》，第1页，未注明日期，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5卷。
[59] 《中美关系的未来》，没有具体日期，但可能是在1945年8月以后，第2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5卷。
[60] 裴斐:《我们对中国的扭曲认识》，《纽约时报杂志》，1943年11月7日。原文后来收入传教宣传册档案，第230卷。
[61] 加塞德撰写的备忘录《我们“过度推销”中国了吗》，1943年11月8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1卷。
[62] 麦康纳1944年10月致联合援华会全体人员的一封信，传教宣传册档案，第230卷。不过，令人感到疑惑的是，有多少中国人能读到、从收音机里听到美国的捐助、游行等多种活动的情况，并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
[63] 加塞德1944年10月26日致爱迪生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4卷。
[64] 蒋廷黼:《中国在战斗》，1943年12月13日，传教宣传册档案，第231卷。
[65] 联合援华会录制的4分钟长的唱片英译文，未注明日期，但很明显是在1944年之后和二战结束之间，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34卷。
[66] 第一个数据来自联合援华会的一份备忘录，是海德里克先生1943年10月16日写给麦康纳的，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6卷。第二个数据来自爱迪生1944年5月31日致美国各州州长的一封信，温斯洛文献，第28卷。
[67] 对联合援华会演讲委员会活动的报道，1944年12月29日，1944年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5卷。
[68] 所有的数据均来自玛丽·弗格森1945年3月12日致加塞德的备忘录，第1—6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5卷。
[69] 筹款总数来自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的财政报告文献，第36卷、37卷、52卷。此数据涵盖1942年、1943年、1944年和1945年的。1941年筹集到的325万美元没有包括到筹款总数里面，因为大部分是珍珠港爆发之前筹集的。所有的捐款都是以美元计算的，1942—1945年各年的筹款数额分别是:1942年930万美元，1943年660万美元，1944年990万美元，1945年1180万美元。
[70] 这个数据来自联合援华会的月刊《中国报道》第4卷第12期(1945年12月)，第6页。为了保证下一年的活动能顺利开展，联合援华会没有把筹集到的资金全都分发出去。另外，这个分发数额没有将1945年最后三个月的包括进去。
[71] 引自托马斯·哈特·本顿的演讲，收入威廉斯等编:《越战中的美国》，第11页。威尔基在他的《天下一家》中也提到亚洲对美国来说蕴含着无穷的机会，见该书第128页、130页、133页、145页。
[72] 《中美关系的未来》，第1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5卷。
[73] 埃里克·约翰斯顿:《美国在世界上的机会》，《读者文摘》，1945年6月，第5—9页。
[74] 唐纳德·M.尼尔森:《中国也能帮助我们》，《柯里尔》杂志，1945年5月12日，第13页、47页。
[75] 指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外加蒋介石。——译者注
[76] 引自科佩斯和布莱克:《好莱坞走向战争》，第68页、236页，强调系笔者所加。
[77] 这七部系列电影总名为《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役》是其中的第六部，由美国战争部通讯处为军纪服务部制作，导演是弗兰克·卡普拉。要了解更多卡普拉如何受早期纪录片，特别是《时代在前进》系列纪录片影响的，参照卡尔伯特的《我们为何而战:战时民主社会的社会功能》，收入肖特主编《二战期间的电影广播宣传》，第173—191页;以及伯恩的《对“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电影的历史分析与阐释》，第239页。
[78] 道尔:《无情的战争》，第17页。
[79] 卡尔伯特，第184页。他1945年7月1日引用了一个数据，说“至少375万人”观看了该影片。
[80] 《中国人在美国》，新闻短片序号10，未注明日期，但可能是在1942年，哈金森文献，第1卷。在总共121个画面中，有20多个里面有孩子或和孩子有关。
[81] 在新疆，原称固玛镇。——译者注
[82] 《两个城市的故事》，新闻短片序号135，1945年6月26日，第7页，第124个镜头。哈金森文献，第1卷。为了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这些新闻短片散发到美国各地。
[83] 周以德:《中国的事实真相是怎样的》，1945年3月15日，第1—20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1卷。
[84] 哈特福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译者注
[85] 《中国怎样才能获得统一？》，1945年2月22日，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蓝色广播网的会议报道中播出，由《读者文摘》资助，周以德文献，第34卷。周以德是东西方联合会会长，只要安排的论辩会涉及中国，周以德总会被邀请参加。
[86] 《中国的事实真相是怎样的》，1945年3月15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1卷。
[87] 《中国发生了什么》，周以德1945年2月12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讲，周以德文献，第34卷。
[88] 周以德1944年5月22日致卢斯信函，周以德文献，第31卷。
[89] 周以德:《中国的事实真相是怎样的》，1945年3月15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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