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命运和东方民主的未来都取决于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
——亨利·H.迈尔夫人1941年5月在美国联合援华会广播节目中的讲话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四年半的时间里，卢斯致力于诠释中美关系，中国发生的一切越来越引起美国人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早期那种对待中国模棱两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正如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所说的，“放弃了牺牲中国以谋求与日本相安无事的立场”[1]。最终，美国从阅读日本对中国的入侵，观看中国对日军的抗击，到自己置身于对日战争之中。美国新闻媒体对日本的报道越来越负面，而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正面，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增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支持了美国国内的那些中国同情者，他们早就提出中美之间要建立友好发展的关系。
从1937年7月7日开始，日本不断地蚕食中国，采取惨无人道的军事政策，从东北三省长驱直入中国腹地。虽然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伤亡惨重，但并没有有效地抵挡住日军的进攻。到了1937年底，日军已经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到南京以西。1937年12月占领南京之后，日军开始实施骇人听闻的暴行，包括强暴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1938年，日军继续向西侵犯，蒋介石不得不把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搬到四川重庆。
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被报道到美国，中国人的英勇抵抗成了1937年美国新闻的焦点。该年底就本年度影响美国人最大的事件进行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亥俄水灾排在第一，紧随其后的就是中日战争，排在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论争和美国女飞行员爱米丽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在太平洋上空神秘失踪事件之前。[2]此外，美国的同情明显是在中国一边，从1937年8月43%的同情率到1939年5月的74%。[3]《财富》193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与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入侵相比，更多的美国人对日本侵华感到震惊。[4]但关注和同情并不见得会付诸实际的行动，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所观察到的，“中国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依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动乱、不重要的异域国家”。[5]但正是从这种抽象的认识出发，产生了中国是可锻造的、愿意采取美国的发展模式这一意识。亚洲的地区冲突，法西斯在非洲和欧洲的侵略，再加上美国国内持续的经济停滞，创造了一种使中国走美国之路看起来更加真切的氛围。亨利·卢斯毫无疑问早就坚持这一观点，现在他要寻找有这种思想倾向的志同道合者。
在卢斯新闻公司的推动下，另一股影响美国对中国看法的重要力量，在美国宣布参加二战之前加入进来。同时代公司对中国的大量报道一样，这股力量对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态度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援华组织以前一直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独立地搞募捐活动，独立地支配募集来的资金，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中日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一共同目标让它们联合起来，成立了“美国联合援华会”(UCR)。由于卢斯对中国的巨大热情和他提供的高额现金援助，他在这个组织的成立和运行当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他不仅帮助建立起这个机构，而且由于他从时代公司和其他企业抽调、招募去一些工作人员，他在该机构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联合援华会的目的是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并募集资金帮助那些不幸的中国人。联合援华会在公开场合和宣传材料上宣传的中国形象，与时代公司塑造、推动的中国形象极为相似，尽管前者不像后者那样有公开的政治目的，但它同样传达了一种错误的印象，说中国是一个和美国极为相似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有同样的理想，他们正努力以美国为榜样，用一个新的未来来代替他们古老、过时的过去。联合援华会致力于将日本侵华在美国引起的同情，转化成帮助中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美国人已在进行一些援华工作，想唤起美国人潜在的对中国的同情。早在1941年创建联合援华会之前，美国的一些人道主义举动已在以下八个机构中体现出来，这八个机构分别是: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ureau of Medical Aid to China)、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Chinese War Orphans)、华美工业联合会(American Committee in Aid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工合”)、美国友好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紧急救济中国委员会(China Emergency Relief Committee)和教会援华委员会( Church Committee for China Relief)。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关注重心，比如美国医药援华会主要筹集资金，用现代医疗手段救治战争中伤病的战士和受战争残害的百姓;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重点为不断增多的战争孤儿提供食宿和照顾。这些机构各自为政，虽然一定程度上为穷苦的中国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但由于中国的需求太大，再加上这些机构之间彼此竞争出现的诸多问题，所以发挥的作用受到了限制。
一群具有献身精神的美国人决定将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帮助身陷战火的中国人民，于是就开始了创建美国联合援华会的努力。[6]由于种种原因，将各机构筹集到的资金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这八个机构彼此嫉妒，害怕隐没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主权。它们之间不仅有竞争，还偶尔互相拆台，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具体负责这个事。1940年底，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各援华机构暂时达成协议，到了1941年2月，八个援华机构合并成“美国联合援华会”，开始时只将它视为一个临时性的组织。联合援华会的最终成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卢斯的努力。
从协商成立联合援华会之始，卢斯就承诺利用他的影响力为美国联合援华会组建一个由“最杰出的美国人”组成的董事会，最终，他出色地践行了自己的诺言。除了卢斯本人以外，美国联合援华会还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人士，比如赛珍珠、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III)、好莱坞制片人大卫·O.塞兹内克(David O. Selznick)、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前任驻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海丰信托公司总裁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C. Blaine)、摩根金融集团银行家托马斯·W.拉蒙特(Thomas W. Lamont)以及史都德贝克公司总裁、战后马歇尔计划负责人保罗·G.霍夫曼(Paul G.Hoffman)。[7]此外，卢斯认识到如果每一个独立的援华机构都抛开歧见、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组成一个联合组织，那么，这个新的超级联合机构需要“充足的开办经费”。合并计划1940年底有了眉目，1941年1月达成最后的协议，一个月后美国联合援华会诞生了。[8]
联合援华会的计划并不复杂，董事会制定了一个四点计划。首先，联合援华会的任务显然是联合各方力量筹款，通过散发筹款传单和其他大规模的募捐宣传筹集资金。其次，联合援华会将筹款所得全部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中国的重建。总体规划资助五个方面:医药卫生资助、以宋美龄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为重点的儿童福利资助、以重建学校培训教师为中心任务的教育资助、救灾资助以及经济重建资助。再次，联合援华会想实施一些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情况的计划，尽管在募集资金宣传时一定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但联合援华会想特别针对美国的在校学生进行宣传，印发、播放中国社会、历史、地理和文化方面的宣传册、书籍和电影。最后，联合援华会通过自己的行动向中国人民保证，美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保持与中国的传统友谊。[9]
联合援华会1941年的计划是筹集善款500万美元，最先筹集到的117. 5万美元用作各分支机构的活动经费，以便它们能够顺利地实行各自的计划，这个数字相当于1940年八个机构没有联合时一年的筹资总额。尽管联合援华会共同筹集资金，但八个分会独立分配资金用途。接下来筹集到的117. 5万美元也是分给各个分会，除非联合援华会在资金使用上有特殊的说法，其他的捐款由联合援华会统筹分配。1941年，联合援华会筹集到的资金约有325万美元，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但毫无疑问比八个机构在前一年没有联合时筹集到的要多。更重要的是，联合援华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在1941年的年度总结报告中说，联合援华会已经“引起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关注，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10]
卢斯不仅帮助联合援华会组建董事会，还从时代公司抽调员工去做重要的工作。比如，他指派时代公司的公关人员奥蒂斯·P.斯威夫特(Otis P. Swift)去担任联合援华会宣传部主任。时代公司的驻中国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11]也被抽调到联合援华会担任职务，《生活》画报举世闻名的摄影师玛格丽特·布克-怀特( Margaret Bourke-White)从中国发来图片，以帮助联合援华会扩大影响。卢斯本人还慷慨解囊，1939—1941年，他捐赠了近6万美元，其中许多是以时代公司股份的形式捐赠的。他还游说其他大财阀为联合援华会提供赞助，其中有烟草公司的女继承人多丽丝·杜克(Doris Duke)，有在一战期间担任战时工业董事会董事长的千万富翁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到1941年底，巴鲁克已向联合援华会捐资6万美元，1942年他又捐资102340美元，这是联合援华会接受的数额最大的个人单笔捐款。[12]有了卢斯的倾力相助，联合援华会顺利地展开工作，组建董事会，开始举行筹集资金的活动。[13]
卢斯给予联合援华会的帮助还不止这些。为了得到联邦政府对联合援华会的支持，他请求罗斯福政府认可联合援华会。他给国务卿康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写信，说来自华盛顿官方的鼓励会消除所有对联合援华会工作心存疑虑的赞助人的顾虑。卢斯甚至要求赫尔一定要给予答复，并为赫尔起草了给联合援华会财务经理詹姆斯·布莱恩的回执，里面有这样的话:“中国人民竭力摆脱目前的战乱局面、力图成为进步民主国家的事业，是受到我国人民极大同情的。”[14]赫尔在回信中写道，出于政策考虑，国务院无法公开认可私人基金组织的援外工作，但他说美国政府“赞赏所有通过正当手段进行的符合基本经济政策、志在减轻人类痛苦的救济工作”。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赫尔回绝了卢斯的请求，他认可卢斯起草的回执中的想法，在回信时引用了卢斯自己的一些话。[15]
国务卿的回信尽管不太热情，对联合援华会仍然是一个鼓舞。但联合援华会依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如何让美国人相信他们捐助的钱确实将用于帮助中国人民。此时排华法案依旧存在，许多美国人对中国人仍抱有成见，或者对中国根本没有兴趣。联合援华会最要紧的工作就是说服美国人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和他们息息相关。为此，联合援华会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在机构建设上，首先需要设立专职部门“负责宣传中国的情况，影响公众舆论”。其次，联合援华会需要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将公众舆论转化为对中国的物质援助”[16]。最后，联合援华会必须竭力将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密切关联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联合援华会的三管齐下最终集中到反复强调中国和美国的相似性上。
由于联合援华会的很多机构都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个宗教组织，这就意味着联合援华会的宣传资料中要反复强调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而且，由于联合援华会是由追求人道主义这一共同目标的数个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它迫不及待地想使美国人相信，美国人的贡献能实实在在地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为了做到这一点，联合援华会需要利用最新的通讯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向广大美国公众做宣传。
这样，联合援华会就不仅仅局限在慈善意义上，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联合援华会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指出该组织的目的就是“将中国推销给美国人民”[17]。这要求联合援华会必须把中国描述成一个民主国家，即便不是政治上的民主国家，至少也要是社会生活上的民主国家。联合援华会通过广播、宣传性的小册子以及其成员在全美发表的公众演讲、布道会和学校报告会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以多种形式展现中国美好的一面。
整个1941年，广播电台以两种途径协助联合援华会宣传中国。联合援华会的电台设在中国，主要向美国听众和其他西方听众进行广播。同时，联合援华会还将广播稿做成传单在美国广泛散发。例如，为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的莫德·罗素(Maud Russell)在中国发表了题为《鼓励中国民主》的演讲，描述中国民主意识如何在中国妇女和中国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简称)的努力下重生。她断言:“如果妇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成为推动民主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教育，她们正积极参与到“建设一个民主中国”的事业中来，加入到劳动大军当中，为“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贡献着她们的力量。[18]
罗素还报告说，中国工合也为传播民主作出了贡献。为了保证国民党政府的战时生产，中国工合在各地就地取材，生产鞋子、被褥、布匹等“普通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并以他们能够承受的价格出售”[19]。这样，中国工合把最基本、最迫切需要的物资送到人们手中。华纳公司的电影明星约翰·加菲尔德(John Garfield)在美国为联合援华会募集资金时，称赞中国工合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中国工合代表着进步的民主意识，虽然机构设在中国……这一伟大运动背后的精神和我国早期的民族进程极为相似。”[20]
由于中国工合也起着积极的军事作用，因此成了日军想方设法轰炸的目标，可以说它既是一个旨在推动中国西部轻工业发展的爱国机构，同时也为许多中国农民提供了赚钱养家的机会。[21]如此，中国工合将战时所需与战后的民主基础融合了在一起。《时代》周刊也随声附和，称中国工合是民主机制的催化剂，说中国民主的胜利要依靠中国工合这样的“民主自动发电机，取代落后的曲柄摇杆”。[22]
中国工合最大的宣传者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直生活在中国，此时他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财产都倾注到中国工合上。尽管他相信中国工合能够帮助人们掌握政治民主国家所需的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技能，但他对这样做越来越没有信心，只不过在公开场合不表现出来罢了。由于农民没有机会或者不愿意参加进来，再加上一些腐败者企图为自己谋福利，中国工合并没有带来其热情的支持者所期望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工合不感兴趣，因为让中国农民明白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好处，会威胁蒋介石独裁政府的统治。通过控制重庆中国工合的要害部门，国民党政府不仅在1940年通货膨胀严重影响经济时拒绝增拨资金，还严格限制该组织的发展。[23]
尽管中国工合的活动受到了种种限制，但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继续报道中国取得的可喜变化。一位认同罗素和《时代》周刊关于中国民主迅速发展说法的传教士说:“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主国家，其民主传统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显然，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民主传统扎根于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似乎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助于形成这种悠久的传统。基于这样的论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尤其是由传教士建立和支持发展起来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会加入到敦促民主发展的洪流中来，并将促使民主从地方扩展到整个国家。而且，基督教大学培养起来的民主意识为“抵挡共产主义”提供了最坚实的堡垒。美国人民会全力帮助民主由地方向国家范围拓展，同时通过为这项事业提供经费，协助阻止共产主义的扩散，以使基督教大学继续其传播民主观念的工作。[24]《财富》杂志在1941年4月刊出一篇题为《新中国》的文章，认为“西方传教士的贡献和西方大学培养的杰出中国人”，在过去的20年里终于开始发生影响了。[25]
其他支持中国工合的人中有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博士，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中说中国工合传播了民主的种子，其作用不仅是生产了被褥，而且在于锻造了“好人”。最重要的是美国的筹款，共计500万美元。这笔资金会“让中国工合站稳脚跟，帮助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在胜利后在中国广大农村建立起民主的堡垒”[26]。
还有更多关于民主进步的报道。在一期题为《缩微版民主》的广播节目中，主持人谈到重庆职业学校的童子军，说学校给了他们很好的民主氛围。[27]另一期节目中说“中国人生活中许多方面”都隐含着“民主的种子”，主持人说，美国最需要做的是向中国展示“美国民主制度的种种好处”，让中国人“完全了解美国的梦想是什么”。[28]还有的广播节目中称中国民主力量的存在，意味着美国有义务帮助中国人，使中国拥有一种“合理的民主形式”。[29]
联合援华会的许多成就，尤其是资金募集上的成就，和亨利·卢斯及其时代公司有直接的关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克莱尔·布斯·卢斯(Clare Boothe Luce)1941年6月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募捐晚宴上的讲话。克莱尔是卢斯的第二任妻子，一位出色的剧作家，后来成为康涅狄格州众议员，发表讲话时她和卢斯刚从中国访问归来。这次晚宴旨在公开展示美国对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的崇高敬意。此前，《生活》已经刊登了有关卢斯夫妇访华的报道，而且由卢斯亲自撰文，并附有克莱尔拍摄的照片。晚宴特意安排卢斯夫妇讲话，让美国的知名人士与他们一道分享访华的体验。参加晚宴的主要客人有:赛珍珠、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总裁威廉·帕雷(William Paley)、洛克菲勒三世夫妇、好莱坞著名制片商塞兹内克、扬·罗必凯广告公司执行总裁雷蒙德·罗必凯(Raymond Rubicam)和这次晚会的主持人威尔基。[30]此外，晚会还安排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全文广播了克莱尔整整25分钟的讲话。
克莱尔向听众介绍了近期发生的、导致欧洲和亚洲局势紧张的一些事件。她认为，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时，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已经走上了“通向健康的现代化国家的大道”，日军入侵只是暂时中断了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进步势头。她几次提到“自由的、战斗的中国”，暗示中美就像驾驶着世界飞机的主驾驶和副驾驶，共同飞向光明的未来。[31]但是，1941年的局势非常动荡，“我们精神上的同盟军和我们的基督教兄弟”中国人民反抗日军蹂躏的事业，迫切需要美国人民的支持和指导。她宣称，中国人确实是美国人的“基督教兄弟”，“50%以上的中国军界、政界和经济领域的领袖，都和蒋介石及其夫人一样是基督徒，是从中国的13所基督教大学毕业的”。由于有这么多的基督教领袖，中国像西方一样具有基督精神。传教士多年之前播下的基督教种子，现在通过“福音主义者和基督徒有活力的生活”，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她说，纵观中国领导层，“在践踏着中国的战争中……基督使命的英雄传奇是当今世界上最英勇、最壮丽的乐章”。[32]
最后，克莱尔高度赞扬了中国的第一家庭，说蒋介石和他“可爱的妻子”由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和身为中国领袖的身份，站在中国政治启蒙和精神启蒙的最前沿。她还称他们是“除了热爱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和他美丽动人、慷慨大方、无以媲美的第一夫人埃莉诺以外世界上最完美的一对”，说他们按照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配合默契。蒋介石负责“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事务，宋美龄则负责“鼓舞士气、净化心灵和社会福利工作”。蒋介石是具有“美国大古力水坝”能量的“中国发动机”，宋美龄则是一个更微妙的组合:“蒋夫人部分是梦幻的白莲，部分是嗔怒的百合，部分是美国的玫瑰……她手里没有枪，但如果她真的手握钢枪，就会像所有美国西部姑娘一样百发百中”。[33]克莱尔最后还提到宋美龄讲一口“地道、流利而率直”的美式英语。
克莱尔·布斯的演讲中有很多形象的比喻和暗示，也多次提到美国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力量。但她的主题之一——基督教在引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引起了许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的共鸣。很多中国人信仰基督教这一点，似乎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提供了最显而易见的证据，这也是联合援华会在宣传材料中一再强调的。每次组织、协办像麦迪逊广场那样的宴会、集会时，联合援华会都精心策划，迎合那些热情的、从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的美国民众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说，联合援华会是基于它要把中国推销给美国人民的想法来开展各种活动的，中国需要推销给美国人民，而且要反映出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借助于美国历史上的事件和对中国的认识，同时将这一切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联合援华会希望能说服美国人民:他们对中国的命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联合援华会宣传部主任奥蒂斯·P.斯威夫特在一份备忘录中描述了1941年募集资金的紧迫任务，提出了拍卖名著手稿这样独特的建议，而作为回应，好莱坞制片人大卫·塞兹内克捐出了《飘》的手稿。[34]其他的募集活动包括出售以中国为主题的商品。联合援华会散发小册子，在全美各地租零售柜台，义卖多种商品，从茶叶、烹饪书，到内衣、珠宝、玩具熊猫、香水、圣诞卡等。联合援华会设计、生产、义卖的各种产品中，最能引起美国人关注中美关系的是圣诞卡，当然是将基督教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主题关联起来的圣诞卡。这些卡片通常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画面上虽是传统的圣诞场景，但圣诞老人不是西方白种人，而是中国人。有的圣诞卡上甚至画着“圣母子”，圣母马利亚怀抱着亚洲模样的孩子耶稣。还有一张题为“耶稣山洞降生”的圣诞卡，上面画着亚洲风格的“圣母家庭，可爱的小天使手提灯笼立在一旁”[35]。
联合援华会出售的所有卡片都不同程度地以中国为背景。其中一张明信片上是1937年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之后，一个中国小孩坐在废墟上的情形，明信片的背面写着:“这是梅平[36]——一个中国孩子……他是中国五千万难民中的一个，他们急需食物、衣服、栖身之所和医疗救助”。小梅平的这张具有震撼力、打动人心的照片，多次出现在美国的报纸杂志上，也被用到新闻纪录片里面[37]，这是图像具有巨大威力的一个例证。1942年11月，也就是南京大屠杀五年之后，当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美时，白宫里有一封来自新泽西州东方橘园的信，凯瑟琳·奎恩和她的女儿随信附上3美元，说是想帮助“那位坐在铁路旁的中国男孩”[38]。
尽管奎恩夫人被南京大屠杀后小梅平独自一人坐在废墟上的画面深深打动了，但联合援华会解释说使用这张图片和使用其他许多图片一样，不仅仅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募集资金援助中国，除战争引起的悲惨处境和可怕痛苦外，中国还是美国未来的希望。梅平是“四亿五千万友好、民主、热爱美国的中国人中的一员，过去他们曾帮助过美国，现在他们面临着生存危机，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将来会获得自由，赢得独立，成为我们友善的邻邦”。换句话说，梅平的遭遇尽管令人揪心，但明显不是美国提供帮助的最充分的理由，中国的民主传统和对美国美好未来潜在的作用，是这张照片吸引美国人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联合援华会的其他努力和鼓舞人心的活动包括给联合援华会的官员和支持者安排演讲。联合援华会的执行会长、曾到中国传教后来出版卢斯父亲传记的B. A.加塞德(B. A. Garside)，1941年秋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中国人民正在勇敢地抗击日本侵略军，美国有责任帮助中国。他说，美国实际上有负于中国，因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日本出售重要的战略物资，这让日本的战争机器有条件轰炸中国的乡村。加塞德说:“中国的友谊是一个民族所能给予的最大回报之一”，特别是“我们一向做得太少，受之有愧”。他还指出，美国不光有负于中国的友谊，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帮助中国意味着它能赢得一场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战争”。中国正在为美国人民所珍视的理想和价值观而战:“中国人民正在帮助我们巩固西方的阵线，正在为世界的民主生活方式而战。”[39]
同样，援华基督教会的执行官查尔斯·科贝特(Charles Corbett)强调基督教在培养民主理念、灌输民主体制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已经成为“远东民主的主导力量”:对亚洲民族来说，是中国而不是英国、美国，是民主希望的新灯塔。科贝特提到蒋介石时说:“认识到中国……在一位每天都阅读《圣经》的基督徒领袖的领导下实现了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他继续说道，美国传教士长久以来致力于带给中国人的“天国”，是“一个比民主更重要的概念”，之所以说天国比民主更重要，是因为天国“带来了民主这个副产品”。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在亚洲，有两股力量——帝国主义(日本)与民主(中国)在进行斗争。[40]
加塞德在列举美国给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因时，提到中美关系所隐含的经济潜力。他预言道:“在不久的将来，获得了自由、独立的中国，会依赖美国工业和机械化生产的一切产品。”1941年的援助中国和未来大规模经济贸易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美国和中国都将迈入新的繁荣。”[41]
1941年底，加塞德在送给卢斯的备忘录中总结了联合援华会的成绩，他发现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振奋的。尽管联合援华会没有达到自己预定的资金筹集目标，但在过去七八个月的时间里，联合援华会已经“广泛、切实地引起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42]。令他尤为高兴的是，多数捐款来自美国民众的小额捐赠。从某些方面来说，捐赠者的数量比捐款总额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向联合援华会捐款的人数越多，说明这项宣传中国的活动在美国越深入人心。事实上，1941年向联合援华会捐款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它无法及时公布捐款人名单。人们竞相捐助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卢斯向《时代》周刊的订户们发出呼吁，恳请他们每人捐出5美元，他在呼吁信中列举了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他让《时代》的读者相信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有对自由和人性的执著追求，他们渴望能像美国人那样建设自己的国家，将“希望和抱负”注入自己的民族之魂。[43]
联合援华会1941年的成功让它在年底进行全面的总结，筹资总额达300多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4月和12月初筹集的。经过认真的总结，联合援华会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更团结的组织和更多地放权给各个分支机构。联合援华会希望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建立一个更大、更强有力的董事会;增设一个管理委员会，决定资金的分配和去向;设立一个活动委员会，协助宣传，组织募集资金活动。[44]尽管一些部门之间在责任和权力问题上尚有分歧，联合援华会还是完成了重组，并为下一年度制定了新的目标，宣称1942年的资金募集目标是超过700万美元。保罗·G.霍夫曼被选为新的董事会主席，另一位杰出的企业执行官、国际通用电气公司总裁W. R.海洛德(W. R. Herod)，被选为会长。另外，志愿者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一些企业的执行官也加入进来，不要任何报酬，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推销给美国人民，在全美范围内建立中国委员会”。[45]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联合援华会从一种想法变成了现实，变成了一个有能力为中国筹集几百万美元的援助组织。不像早些时候的1931—1937年，那时媒体人赫斯特(Hearst)的系列出版物认为中国的困境“与我们无关……我们同情他们，但并不为他们操心。”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四年半时间里，美国人在关注亚洲发展方面有了惊人的变化，正如入江昭所说的:“就像美国人看到的，这里面有一个道义上的问题”[46]。非常巧合的是，联合援华会的活动和那种不断增长的对中国的同情相一致，并把它往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情感不管多么难以捕捉，对二战初期中国引起美国人的关注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联合援华会要让美国人了解，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对美国有很多好处，这项工作自1941年起步，此后十年一直坚持不懈。作为早期传教活动的发展延续，联合援华会无疑借鉴了传教士的许多思想观念，而它尝试用图像来传达理念的做法，很快得到美国人的认可。中国对美国来说依旧是美国成功的象征，联合援华会富有奉献精神的全体员工，以时间上的投入和金钱方面的资助，营造出一种令人鼓舞的奉献氛围，促进把美国化中国的理想变成现实。
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已十分同情，对日本则充满了憎恨。联合援华会这样的组织致力于将美国对中国不断增长的欣赏和理解，变成实实在在的支持行动。它举办的一些活动强调中国的战斗就是美国的战斗，这一思想不久就切切实实地变成了现实。
【注释】
[1] 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第220页。
[2] 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35—1971)》，第1卷第72页。要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还可参照斯蒂尔的《美国人民与中国》，第20—22页。俄亥俄水灾的公众关注率是28. 3%，中国局势的关注率是27. 8%。
[3] 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舆论(1935—1971)》，第1卷第69页、159页。
[4] 《财富》，1938年7月，第80页。调查的具体结果是:29. 4%的人对日本侵华感到震惊， 22. 8%的人对德国入侵奥地利感到震惊。(www.xing528.com)
[5]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4页。
[6] 要全面了解美国联合援华会(二战后更名为“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情况，参照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美国医药援华会文件以及“工合”文件。
[7] 《美国联合援华会董事会章程》，第1页，工合文件第167卷。
[8] 所有这些信息均来自《美国联合援华会基本情况介绍》，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68卷。也可参照《美国联合援华会五年》，特别是第2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联合援华会董事会1941年的章程可在工合文件第167卷里面看到。其他关于卢斯在帮助创建美国联合援华会中的作用，参见斯旺伯格的《卢斯及其媒体帝国》，第183—184页，以及赫茨斯坦的《亨利·R.卢斯:美国世纪创始人的政治肖像》，第207—216页。
[9] 《美国联合援华会基本情况介绍》，第1—6页。
[10] 筹款数字来自《美国联合援华会五年》，第3—4页，引文出自第3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11] 亦译为白修德，下文通用白修德。——译者注
[12] 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1939—1949年十年间，卢斯个人向联合援华会捐款总额达9. 3万多美元。此外，1937—1938年，他向中国教会大学紧急救助委员会捐款2. 5万美元，同时又以纪念其父亲的名义，向燕京大学卢斯奖学金基金会捐款5万美元。后两笔捐款记录在两封信里面，一封是艾伦·格罗弗1937年12月20日写给B. A.加塞德的，另一封是加塞德1937年12月30日写给格罗弗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文件，第14卷。
[13] 1941年9月15日纽约的捐助者名单显示，联合援华会董事会成员捐助了近15万美元。工合文件，第168卷。
[14] 卢斯1941年8月5日致国务卿赫尔信函。卢斯信函中草拟了赫尔给联合援华会财务经理詹姆斯·G.布莱恩的回执，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893. 48/2138。
[15] 赫尔1941年9月5日致卢斯信函，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893. 48/2138。赫尔回信的最后一段直接采用了卢斯来信中起草好的话，在信的结尾，赫尔这样写道:“我非常赞同你来信中最后说的那段话。”
[16] 《詹姆斯·G.布莱恩总裁的非正式报告》。1941年5月16日，第8页，加塞德文献，第3卷。
[17] 《美国联合援华会五年》，第6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18] 莫德·罗素:《鼓励中国民主》，收入《文化的发展》，第15号宣传册，莫德·罗素演讲广播稿记录，1941年6月，传教宣传册档案，第401卷。
[19] 派克:《两种时间观》，第166页。
[20] 1941年5月1日，约翰·加菲尔德代表工合发言的新闻稿，工合文件，第174卷。
[21] 关于工合成立的目的和实施结果的更多讨论，参照派克的《两种时间观》第七章和第八章，也可参照伊斯特曼的《毁灭的种子》，第220页。关于同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工合的正面简要评价，参照威尔基的《天下一家》，第120页。
[22] 《时代》周刊，1940年4月22日，第32页。
[23] 派克:《两种时间观》第163—170页、176—183页。
[24] 作者不详，《战火中的中国之教育》，第11—15页，《文化的发展》，传教宣传册档案，第401卷。
[25] 《新中国》，《财富》，1941年4月，第122页。
[26] 史迈士:《建设未来》，1941年5月，传教宣传册档案，第401卷。
[27] 赫伯特·弗雷恩:《缩微版民主:重庆上海童子军职业学校》，传教宣传册档案，第401卷。
[28] 芳威廉博士:《援助战争中的中国》，1941年5月，第5页、7页，传教宣传册档案，第401卷。
[29] J. A.埃迪柯特:《战时中国的社会状况》，1941年5月，第4页，传教宣传册档案，第401卷。
[30] 嘉宾名单来自沃尔特·李普曼的请柬，李普曼文献，第106卷。
[31] 克莱尔·布斯·卢斯1941年6月18日在联合援华会晚宴上的讲话，第4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5卷。
[32] 同上，第6页。
[33] “部分是美国的玫瑰”和“美国西部姑娘”很明显让人联想到比拉斯科的戏剧和普契尼的歌剧《西方女郎》。“梦幻的白莲”、“嗔怒的百合”会让人联想到普契尼的另外两个女主人公蝴蝶夫人和图兰朵公主，这两个女主人公像《西方女郎》中的咪妮一样，都是卢斯的读者耳熟能详的。当时，《蝴蝶夫人》刚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1940年12月5日);《西方女郎》也在1931年上演过;《图兰朵》则在1929年上演过。参照《大都会歌剧院年鉴:1883—1985》(纽约:1985年版)。感谢雪莉·泰勒、简·艾达斯、林恩·贝利托尼和罗伊·多明尼各帮助我找到这些有趣的材料。
[34] 斯威夫特致卢斯信函，1941年4月14日，第1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35] 传教宣传册档案，第231卷。
[36] 音译。——译者注
[37] 据统计超过13600万美国人观看了梅平的电影短片或他的照片。参照菲尔丁的《美国新闻纪录片，1911—1967》，第260页。
[38] 转引自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349页。
[39] 加塞德:《中国现在急需我们的援助》，1941年秋天，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1卷。
[40] 查尔斯·H.科贝特:《一个重要的因素》，1941年10月，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52卷。
[41] 加塞德:《中国现在急需我们的援助》，1941年秋天，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1卷。
[42] 加塞德1941年11月6日给卢斯的备忘录，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43] 卢斯致《时代》周刊订户的一封信，落款为1941年11月8日，有关无法及时公布捐款人名单的细节来自1942年1月17日道格拉斯·奥金克劳斯给加塞德的备忘录，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5卷。斯旺伯格的《卢斯及其媒体帝国》第184页说，卢斯的呼吁信募集到约24万美元。
[44] 《联合援华会五年》，第4页，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45] 《联合援华会五年》，第6页。国际通用电气公司1941年捐赠了2500美元。
[46] 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第185页、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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