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都知道美国拥有掀起理想主义运动的能力，其主要动机是无私地推动人类的发展。
你知道，关于中国最令人兴奋的是:每一个到这儿来的人都被在这儿能实现他们的梦想这一点迷住了。
——亨利·卢斯援引一位瑞典年轻妇女的话
中国对卢斯的召唤就像对他父亲那一代传教士的召唤一样，舍伍德·艾迪曾说中国是“北斗星，是人生的目标”，对年轻的卢斯来说亦是如此。中国代表着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慈善家的机会，并且能影响世界大环境，这些都在他的文章《美国世纪》中提纲挈领地勾勒了出来。中国是美国成功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年轻的模仿者。启迪卢斯产生这一思想的美国“例外论”中有这样一个宗旨:美国有义务扩大自己的影响，中国当时的状况和发生的许多事情，使她成为美国实现自己梦想的最富有吸引力的地方。
在卢斯开始系统宣传他的美国化中国的思想之前，1927—1931年发生了三个重要的事件，这大大增加了他成功的机会。第一个事件是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并且加入了基督教;第二个事件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出版的一部小说;第三个事件是日本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将中国东北三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蒋介石的政治地位是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他成功地借助军事力量获得的。1926年7月，蒋介石开始北伐。在广州建立据点之后，他领导国民党军队北上，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地区，包括大城市上海、武汉和南京，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春天开始，他向共产党发起了多次围剿，集中兵力消灭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左翼力量，在上海和武汉制造了一系列惨案，这对他的美国支持者来说同样十分重要。蒋介石破坏了国共两党自1923年开始的政治统一战线，同时也拉开了此后20多年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要用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的序幕。[1]
美国后来接纳蒋介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个过程始于1927年，在他的新家庭，特别是他岳母的要求下，他同意学习《圣经》。[2]他的新娘宋美龄和她父母一样，是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陪蒋介石一起散步，坚持不懈地给蒋介石读了四年的《圣经》，最后蒋介石终于决定加入宋美龄所属的卫理公会。蒋介石入教不管对天主教还是新教来说，都是一个良好的兆头。蒋介石和宋美龄联姻对他个人的前途来说也很有好处，和宋氏三姐妹中排行老三的宋美龄结婚让他跻身于中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这两件事极大地增强了卢斯认为美国能够在中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信心，一种要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对卢斯来说，他的个人热情更是高涨，蒋介石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他新近的基督教信仰，使卢斯对中美关系未来良好的发展满怀信心。这些势头再加上原先已经存在的对中国的同情，使卢斯看好蒋介石夫妇，将他们视为中国要变成一个美国式国家的确凿证据。
蒋介石表面上统一了中国，并且皈依了基督教，再加上发生的另外两个事件，奠定了此后十年美国关注中国的基调。这两个事件一是赛珍珠在1931年发表了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这部小说被译成30种不同的文字，荣获普利策小说奖，1933年被百老汇改编成戏剧， 1937年好莱坞斥资近300万美元，将之打造成电影，荣膺奥斯卡奖。不同艺术形式的《大地》将王龙和他的妻子阿兰(在获奥斯卡奖的电影中由路易斯·蕾娜[Luise Rainer]扮演)遭受的磨难和苦难、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呈现在数百万美国人面前，让他们认识了中国。
赛珍珠的小说是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说的西方“最出色的关于中国或由中国激发出来的作品”[3]，亚洲的异国情调通过一个主要人物进入到美国人的意识里，这个人物对土地的热爱与杰斐逊所说的善良正直的美国农民极为相似。赛珍珠不是以她对美国历史的了解，而是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写作的，但小说的闻名却和美国人从文化与历史角度对自我的认识，对其祖先曾是边疆开拓者、移民和农夫的共鸣，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因为这一切在某些方面都和土地密切相关。一位电影评论员评论说王龙的故事是“热爱土地，而一旦离开土地灾难就会漫卷袭来”[4]的故事。《大地》发表的时候正值许多美国人看到由于多年来忽视土地、过度耕牧，导致自然灾害毁坏了他们土地的时刻，这些对大自然的破坏使得某些地区沙尘暴不断。王龙的坚韧和他后来在家庭面临灾难时回归土地从而克服了困难的做法，至少给醒悟过来的美国人带来了希望。因此，史景迁说，在20世纪20—30年代所有描写中国的作品中，“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以他们的坚韧、尊严，以他们的吃苦耐劳、天性务实以及同无情自然的不懈斗争，走进了美国人的内心深处”[5]。
促使美国关注中国的另一件事是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胡佛政府被美国的经济危机搞得焦头烂额，不打算采取行动，只从外交辞令上予以谴责。胡佛政府没有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深层含义，政府包括美国人民都不想把道义上的谴责化为实际的行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初期，美国没有马上作出义愤的反应，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大地》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和蒋介石皈依基督教，为美国后来重新致力于他们的中国梦奠定了基础。
当美国想方设法解决1929年突然爆发并引起巨大震荡的经济危机时，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很多比美国的经济危机还要严重。蒋介石以武力控制了中国南方以后，继续党同伐异。他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大敌，1927年和共产党决裂后，掀起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其中系统的反共活动始于1931年，一直持续了五年之久。
蒋介石的很多军事行动都依赖德国军事顾问，特别是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塞克特1933年、1934—1935年两度来到中国，他的军事理念、军事建议和蒋介石的想法有很多共鸣之处，因而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塞克特推崇普鲁士的军事理念——国家需要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来掌舵，他的顾问团一致认为蒋介石最适合这个位置。另外，塞克特将军关于国家和军队之间关系的理论见解也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塞克特主张应该建立一支自己掌控的精锐部队，必要时可以用来维护国家的统一。[6]
在依赖德国军事建议的同时，蒋介石政府内部兴起了一个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其头目是黄埔军校毕业、后来任军统(一个内部安全组织)局长的戴笠，他以法西斯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用历史学家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的话说，“蓝衣社”的成员“反对资本主义、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反对民主和共产主义，他们寻求国家信仰和行动的高度一致，从头到脚都符合‘领导原则’，实现教育‘军事化’、工业国有化、(更有趣的是)农业集体化”[7]。蒋介石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举动是实行“新生活运动”，试图把传统的儒家思想同基督教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发起的，最后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倡导，并制定出一系列规范人们行为的措施，致力于向民众灌输团结意识和有目标地生活的思想。[8]
1931年9月日军在奉天同中国军队产生摩擦之后，民族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使命。日军以此为借口入侵东北，到1931年底，整个东北成了日军的天下。1932年3月，日军宣布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满洲国”，让退位的溥仪称帝。此后两年的时间里，日军将其势力扩张到长城以南。
蒋介石不是去抗击日军，而是继续集中兵力对付共产党。蒋介石数次试图将共产党从苏区赶到福建-江西边区，均告失败。最后，他决定在1934年发起一个歼灭共产党的运动，在军事上步步为营围剿共产党军队，在政治上向苏区群众进行反共宣传。身陷困境的共产党军队8万余人，是年10月为了突破蒋介石的包围，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征，用了长达一年的时间，徒步约6000英里，最后到达陕北。
有十年的时间，时代公司一直支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1931年蒋介石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该期的封面故事强调蒋介石决心抵抗日军入侵东北，但当他1933年第二次出现在《时代》上时，则突出他要统一中国，也就是说，要消灭唯一“威胁他权力”的中国共产党。[9]到1936年底，卢斯的所有杂志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和蒋介石的各项政策。1936年，蒋介石两度登上《时代》封面，该年11月，他第二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这是美国总统大选后的一期周刊，封面上的蒋介石正襟危坐，一身戎装，精干潇洒，若有所思，眼睛凝视着右前方，左手恰到好处地扶着佩剑。[10]肖像下面的介绍文字抓住了封面故事的精髓:“修好道路，鼓足士气，准备好炸弹是他对日本侵略军的回答。”卢斯的政治同情非常鲜明:罗斯福刚刚赢得他的第二个任期，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但《时代》却以中国名义领袖的潇洒肖像作为封面，摆满了美国的各个报摊，而对轰动美国朝野的总统连任却不去过问。
封面故事也为蒋介石大唱颂歌，说他“无疑是远东最伟大的领袖”。中国的时局不断变化，《时代》把蒋介石吹捧为一个崭新中国的指路星辰，说他已经开始制定、实施全面、周密的计划来抗击日军。他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包括逐步统一中国、制定抵抗日军入侵战略、有效消灭共产党，慢慢地从思想道德上改造中国士兵和中国百姓，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伟大民族之列。卢斯的《时代》周刊通过报道蒋介石的这种变革，给美国人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因为在当时，亚洲以外的国家很少知道中国的这些变化。这一点正如《时代》所说的，蒋介石的“智慧和愿望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非凡的成就，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此却知之甚少”[11]。
《时代》周刊认为蒋介石最近的表现和决心与过去相比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代》不仅没有批评他以前的不作为，还为他的消极抗日寻找理由，说他对日军的侮辱和侵犯采取的是基督教“打你的左脸，把右脸转给他打”的做法。但现在蒋介石不再那样做了，被称为“宁波的拿破仑”的蒋介石，虽然“身材并不魁梧”，但最近开始视察他的前沿阵地，检查战壕和其他防御工事。[12]更令人欣喜的是，蒋介石这位“南方的卫理公会教徒”，已开始慢慢向他的225万军队灌输、践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时代》周刊评论说，蒋介石这样做的效果很明显，全中国同仇敌忾，一致抗日。
为了向美国人民展现蒋介石的全貌，《时代》特别关注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清剿，这几乎成了提蒋介石时必谈的话题。《时代》周刊刊文说，蒋介石旨在消灭共产党的战役不应当视为他在挑起内战，而应看做国民党军队在进行军事演练，以便更好地在实战中打击日本侵略者。《时代》说蒋介石“已经在共产党军队身上进行了无数次的实战演练”[13]。为了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描述中国，《时代》声称国民党军队不久就会利用他们同共产党军队作战锻炼出来的战斗能力，对日军发起大规模的、全面的进攻。
尽管一开始蒋介石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足够的关注，但他的行动在中国国内却是关注的焦点。据报道，为了回报他为国家付出的“努力”，中国人民把50架美国制造的军用飞机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14]《时代》上这样写道:“基督教式的生日蛋糕上……不是点着50支蜡烛，而是雕刻着50架外国造的轰炸机模型。”[15]《时代在前进》在一期节目中报道了蒋介石的生日礼物，美联社1941年在介绍蒋介石时也援引这个事例，评论说这些飞机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6]。生日蛋糕是蒋介石接受基督教洗礼的标志，不仅蛋糕是基督徒式的，而且蒋介石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他“需要耶稣基督这样一位上帝”。《时代》称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基督徒宋女士”，赞美她是促进中国精神转变的基督教发动机。
《时代》周刊1936年11月9日的封面故事，是卢斯漫长而持续地制造一个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蒋介石形象的开端，他把蒋介石塑造成努力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基督道德、政治民主、工业现代化的国家的领袖。时代公司本身不足以把蒋介石捧成一个突然之间在国际上具有巨大知名度的人物，但它的确让美国对中国的热情一点一点升温，为以后大量介绍中国铺平了道路。1936年12月，在蒋介石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仅一个月之后，张学良少帅在蒋介石去陕西西安布置他下一步要“最后”消灭共产党的任务时，扣押了蒋介石。张学良是蒋介石忠诚的部下，一直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南京以西的华中地区——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剿共”。但张学良对蒋介石不去抗日救国，而是向共产党发起内战的做法不满[17]，便和他的军队兵谏蒋介石，把蒋介石扣押了13天。在那段时间里，蒋介石是死是活，再加上扣押本身的戏剧性，不仅成为中国国内舆论的中心，也轰动了国际社会，时代公司不遗余力地大加渲染。
《时代》周刊1936年12月21日对这件事的报道从一开始就明确以下两点:蒋介石是“东亚最强大的人物”，而扣押他的是一个以前吸鸦片、现在被共产党利用或受共产主义思想蛊惑的人。显而易见，张学良希望蒋介石停止和共产党的内战，集中兵力积极抗日。《时代》刊文说蒋介石一直想抗日，但它又强调国民党军队需要在和共产党的战斗中得到锻炼，指出张学良的鲁莽行动不仅无助于中国的团结与和谐，他扣押中国伟大领袖的决定只能证明以前关于他吸毒成瘾、同情共产党的说法不是子虚乌有。[18]《时代》周刊在下一期继续强调这两个问题:蒋介石依然是亚洲最伟大的人物，他的死会让“中国过去十年来取得的巨大进步”荡然无存;张学良有吸毒的恶习，他曾戒过毒，但没有完全戒掉:“张学良之所以在北平没有戒掉鸦片，是因为他的姨太太偷偷往医院给他送鸦片”[19]。《时代》周刊1936年12月28日的报道承认张学良扣押蒋介石的原因——逼迫蒋介石积极抗日，是深得民心的，即便这是“那个有吸毒前科的瘾君子不太高明的主意”。但文章表现出《时代》周刊一贯坚持的为蒋介石辩护的态度，说蒋介石在同日军开战之前，需要和共产党作战来磨炼其部队的战斗力。《时代》毫不避讳地说，蒋介石打共产党会促进中国的统一，因为共产党“从很多重要的方面来讲是反中国的”。《时代》认为如果共产党抓住蒋介石的话，会马上把他处死。
《时代》周刊对当时中国情况的描述并非完全真实。蒋介石在被扣押时，作为中国的领袖，他并没有得到一致的拥戴。实际上，他对共产党发动战争以“锻炼战斗力”的做法，引起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不满。[20]蒋介石抵达西安两天后，几千名学生游行，要求蒋介石抗日。学生们还发起请愿，口号是:在国家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候，不应该出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请愿的学生遭到武装镇压，在蒋介石私人卫队的教唆下，西安地方警察开枪打伤了两名学生。张学良去平息这场冲突，向蒋介石汇报学生的要求，受到蒋介石的训斥，说他“想要两面讨好”。[21]
蒋介石对学生的要求漠不关心。与日军比起来，共产党更是他的心腹大患，在抵御外辱之前，他下决定要稳固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他已命令陕西几支部队的指挥官:“消灭共匪的战役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只需坚持最后的五分钟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22]
蒋介石刚愎自用的做法，在不同派系之间引起了很大摩擦，特别是东北军。东北军自1931年家乡失守后就一直驻扎在陕西，他们想抗日而不是打中国人。现在，他们拒绝与共产党作战，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飞往陕西，试图安抚东北军。在下达进攻共产党的命令后， 1936年12月12日早晨，他发现自己陷入了被软禁的困境。很快八项救国主张送到他的面前，要求重组国民政府，立即结束内战，联合一切党派共同抗日。军中很多人要求处死蒋介石，而且还要经过公判大会，让蒋受到应有的惩罚。[23]共产党的从中斡旋救了蒋介石一命，正如《时代》周刊报道的，共产党不愿看到流血事件发生，及时赶去平息事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约瑟夫·斯大林的支持下，向蒋介石递交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议书。斯大林担心一旦中国内部发生政治分裂，日军的力量无形中就会增强。中共同意由蒋介石担任联合抗日的总司令[24]，因为共产党认识到抗日统一战线需要蒋介石活着，需要借助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共产党不仅不支持处死蒋介石，还说服东北军放了他。由此，所有党派达成一种脆弱的理解，圣诞节那天，蒋介石获释离开了西安。
时代公司很少去报道西安事变的细节或结果，在卢斯浪漫化的中国观驱使下，《时代》把蒋介石同共产党打内战的事实委婉地说成是蒋介石要从中“获得战斗经验”以便更好地抗日，这种报道口径掩盖了蒋介石在外敌当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发动内战而引起的中国民众的不满，因此，蒋介石被扣押一事反而为他增添了光环，大多数美国人在《时代》周刊这种不准确、不全面的报道误导下，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继续做出几乎是完全错误的认识。
《时代在前进》新闻片的主要制作人员理查德·德·罗切蒙特(Richard de Rochemont)对这个时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我们认为很多时候我们站在天使一边，但蒋介石是个例外，我们把卢斯先生视为他的保护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唯一不可侵犯的人。”[25]卢斯不可抑制地要去干预有关中国的报道，以保证从正面来塑造他挚爱的中国。《时代在前进》特别制作了一期新闻片取名为《远东!》，主要内容是讲述蒋介石被“一度是鸦片烟鬼”的张学良扣押的始末，说张学良不负责任的行为让中国前进的步伐猝然停止。显而易见，这期新闻片像《时代》周刊一样，明显不同情张学良联合抗日的主张。相反，蒋介石的要等到“强大和统一以后”再抗日的政策被说成是最好的方针。新闻片的主体是说明蒋介石的政策如何推动了中国的进步，用几个主要城市的现代化来反映中国正以西方国家的模式，朝工业化国家的方向发展。“中国正冲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飞速地向前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是说道，“上海是蒋介石为中国所有城市制定的蓝图”。难怪上海被视为进步发展的标志，成了“大工业的集聚地”，而按照卢斯的说法，大工业是进步的发动机。[26]
“今天，上海的高塔和摩天大楼在美国之外的地界上拔地而起”，《时代在前进》新闻片拍摄的上海摩天大楼像极了纽约的高楼大厦——事实上这些摩天大楼恍惚让人以为是美国年轻女性希望在里面工作的纽约办公大楼，《时代在前进》新闻片早些时候曾在纽约拍过这样的镜头。此外，工业的发展在中国不仅像在美国那样，带来高楼大厦的涌现，还使中国迈向现代化时代，摒弃了祖先崇拜的陈规陋习。随着中国告别过去，在新的民族发展之路上飞奔向前，《时代在前进》新闻片预言了一个对中国大多数人来说充满诱惑力的未来:“随着货币在中国的自由流通，大多数工人会涌进新的、中国人开的百货店里，购买现代化的商品。”与解说词相配的图片不断闪现出像“梅西百货”(Macy)、“金贝尔百货”(Gimbel)那样一家一家的百货店，里面拥挤着中国顾客。将中国美国化甚至还包括“为中国消费者”制作巧克力雪糕。更多的解说词和电影画面显示出摩天大楼和流水生产线仅仅是现代化中国的一部分，还有的镜头反映了上海的生活，“快乐的中国年轻人在新成立的俱乐部里享受着欧式的消遣娱乐”。古老的茶楼近来变成了苏打水饮水处，“豪华电影院里放映的表现世故人情的电影”越来越流行，这也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之一。
总而言之，《时代在前进》新闻片所要表现的是:“中国要想成功地赶走日军，就需要有一个像蒋介石这样的领袖。”“德高望重的孙中山的妹夫尽管瘦小、年轻”，却是推动民族统一、将中国继续引向现代化的唯一人选，他领导中国人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谓不可估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将这两个国家分割开来的遥远地理距离，阻挡不了它们在宗教、政治、商业和文化上的融合趋势。
对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基督徒来说，张学良在圣诞节那天释放蒋介石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时代》对这件事的报道重复以前的主题:“东亚最有权威的人”从破衣烂衫、“一度吸鸦片成瘾”的张学良手中获得了自由。[27]报道还特别突出基督教的力量，说蒋介石在被扣押期间“一直坚持阅读圣经”。后来，蒋介石也在公共场合说他的宗教信仰如何帮助他挨过了扣押期，并把自己的磨难同耶稣经受的种种考验相提并论。显而易见，蒋介石在圣诞节那天获释，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巧合。从实际效果上来讲，它是蒋介石和中国的精神新生。
蒋介石本人也极力在公共场合夸大他性格中的基督教因素，在演讲中一再强调这一点。1937年，他在耶稣受难日的演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蒋介石的这次演讲是在南京的东亚卫理公会教堂大厅发表的，题目是《我对耶稣受难日精神的理解》。[28]蒋介石这样开始他的演讲:“没有宗教信仰，就不能对生活有真正的理解。”然后他详细描述他在去年12月被张学良扣押的情形，他说自己十年来一直“坚持阅读《圣经》”，在扣押期间，他只要一样东西:给他一本《圣经》。虽然他所受的苦难和救世主耶稣相比微不足道，但他感到自己在西安两周的扣押生涯，赋予了他更宏大的使命和目标。就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知道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他一样。蒋介石说自己去西安时完全是抱着报效祖国的愿望去的，“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在被扣押期间，他心中所想的是“耶稣在旷野里经受诱惑的四十个日日夜夜”，说想到耶稣经受的种种苦难，他更加坚定了信心，要和邪恶势力斗争到底。“我要以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精神为鼓舞，时刻做好在所谓的‘人民联合阵线’审判下，最后牺牲自己的准备。”就像耶稣为世人而死一样，他愿意为中国人民牺牲自己。就像他后来所说的，他已把自己变成了耶稣“实现自己拯救世界宏愿”的工具。[29]
西安事变一年后，蒋介石说犹太人两千年前陷入的困境和中国人目前的处境何其相似。像耶稣一样，他也“发起了一场社会革命”，这就是他的“新生活运动”。就像耶稣领导了一场困难重重的宗教革命一样，蒋介石要把基督教带给中国的努力也可作如是观。[30]蒋介石还把自己和他的基督教慈善同著名的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联系起来，说孙中山教给了他很多东西，尽管他最初追随孙中山时没有宗教上的因素，“但和宗教信仰有类似的地方。”他谈到孙中山的信仰，说孙中山身上有很多基督徒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为弱小民族谋求解放，为被压迫的人民谋取幸福”。蒋介石说当他接近这些理想时，他开始感受到基督思想的光芒。[31]
这一类的演讲为蒋介石赢得了众多国内外的支持者，用一位美国崇拜者的话说，蒋介石是“自省、耐心、富有忍耐力、充满智慧、苦修苦行的一个人，几乎像圣徒一般”[32]。对卢斯来说，他不再需要这种公众的认可了。自1937年初，他就下定决心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为赢得卢斯的支持奠定了基础，蒋介石夸下海口的政治、经济进步坚定了卢斯的信心，蒋介石说他要让中国沿着基督救赎、政治民主、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前进。
对许多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来说，民主既是“一种政治体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基督徒式的生活方式”[33]。这些话同样道出了卢斯的思想。根据卢斯对宗教和政治的总体看法，耶稣基督就是民主。就像他父亲那辈的新教传教士一样，卢斯相信中国最终会成为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民主自然会随之而至，在此基础上，贸易也会很快发展起来。传教士是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先导，尽管这句话是19世纪到中国来的一位美国牧师说的，但卢斯试图在20世纪将这种思想变成现实。
卢斯认为美国会主导世界秩序的思想核心，来源于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一个理想化的美国会用自己的权力慷慨地将自由播撒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接下来，卢斯顺理成章地认为美国是上帝特别挑选出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的。“我们时代的挑战首先是对美国的挑战”，卢斯在斯坦福大学一个毕业班上演讲时如此说道。世界上急需解决的各种道德问题对美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美国人有着独特的道德感——“一种美国式的敏感”:“美国人最大的特点是，知道该怎样做而且有能力这样做，美国有能力做的都是应该做的”。[34]
卢斯认为美国二战之前、二战期间，甚至二战之后“应该做的”事情之一是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1944年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卢斯给美国战争基金会会长写信，特别强调他认为“美国的慷慨应该用到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应该加大对中国的财政援助力度。[35]他写道:“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人民是美国最大的盟友，而美国在帮助他们方面做得太少。且不说中国对二战作出的重要贡献，光是中国辽阔的面积，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援助。
中国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同卢斯认为美国总体上有一种历史使命的信念结合起来，从更重要的意义上创造出中国独特的地位。中美两国注定要结成一个完美的联盟，其中，美国是施予者，中国是接受者。中国有几亿人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令人满意的接受者，或说是最慷慨的儿子。但首先，卢斯要向他的美国同胞介绍中国，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美国人才能帮助他们的亚洲同伴走向世界和谐的旅程。
日本偷袭珍珠港一年之后，卢斯在纽约圣托马斯教堂做了一次呼吁援华的重要演讲，作为主要发言人，他着重强调中美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中美合作的重要意义:中美的互相理解会在“相当程度上”很快帮助美国摆脱精神、经济和政治困扰，中国人已经准备接受基督教，因为它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极为接近:“当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来到中国时，连最卑微的农民也立刻就理解了基督教，他们是如此地喜欢耶稣基督，以至于满口称颂‘我的天主’”。的确，中国的宗教也崇尚人类之间存在一种兄弟般的友爱。中国强调帮助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中国人通过坚持不懈地、无私地抵抗日本侵略者，对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要向别国提供军事和精神援助的思想提出了挑战。中国希望美国能践行它的精神和道德理想，“中国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失败了，那么我们就彻底失败了”[36]。
卢斯强调说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挑战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已经“开始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部分是基督教教义引起的”。美国要想跟上中国的变革步伐，美国人就需要注入“新的献身精神，坚守我们的信念”。虽然这样做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收获会远远大于付出:“当美国必胜的信念和中国历史上非凡的胜利汇聚在一起时，我们不用再担忧文明会衰落”。美国需要做的仅仅是做到一个基督教国家应该做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除非像一个基督教国家应该做的那样，真心祈祷‘你的责任来了，你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履行你的承诺’，否则，美国无法应对这个挑战”。
在这次演讲中，卢斯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要全面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他认为中国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一种变革，是重新估价中国传统价值的力量。这一认识使卢斯可以游刃有余地援引中国历史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在卢斯看来，最能代表美国实现其中国梦想的人就是蒋介石，他被视为“这场伟大变革的利剑和象征”。不管是听信蒋介石的个人之辞，还是确实相信那一切都是真实的，卢斯明显地把蒋介石和耶稣基督联系起来。正像基督教所有的教义都是围绕耶稣一个人的言行一样，中国也有一个代表一切的人物。卢斯说，中国人尚不知道有一个人在代表着他们所有的人，“但在巨大的危机面前，他们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人”:“他是亚洲最伟大的战士、最杰出的政治家，他就美国人民的朋友蒋介石”。
卢斯的演讲越来越充满着赞誉之辞，对中国、对蒋介石、对中国与美国的联盟，他都充满了一种福音布道般的狂热。蒋介石是中国的救星:“一百年来，中国人就一直在等待他的出现。”中国人从19世纪中期“旧中国分崩离析”以来就在等待有魄力的人出现，正像摩西拯救犹太人一样，蒋介石拯救他的人民来了。实际上，自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中国人就知道每当出现大动荡或人民揭竿而起的征兆时，就会出现一位领袖人物。现在蒋介石出现了。”卢斯宣称，蒋介石走到哪儿，中国政府就在哪儿。无论他有多高的军衔，无论日本入侵的问题有多严重，蒋介石“都怀有圣杯一样不能动摇的信念，那就是中国终将获得统一，中国终将获得自由”。
卢斯对中美关系所持的宗教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在他对中美关系施加影响时表现出来。1941年，卢斯发表了《美国世纪》一文，文中卢斯为他心目中的美国国际主义开了一个综合药方，这个药方是他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前开出的。但在这个宏大的计划里面，中美关系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在文章开头就告诫他的美国同胞，不要只把目光盯在国家的分界线上，而要观察各种世界性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考虑美国的安全。他说，美国已经置身于战争漩涡之中，即便美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不承认这一点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美国已经在1919年错失了建构一个健康的、没有侵略和被侵略的国际社会的机会，由于那一次的失败，美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但既是危机也是机会。通过追溯历史，卢斯说目前美国人与其说面临着一个机会，不如说要承担起他们对全球的责任。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生命力的国家”，美国的这一地位使它要承担起巨大的责任，卢斯呼吁他的同胞要“全心全意地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全面的影响”。
美国是否选择承担这一责任，不仅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对整个世界秩序来说也影响深远。卢斯说，孤立主义不论从道德上还是实践上，都会导致一种破产政策，他强烈反对再采用共和党陈旧而又无力的外交政策。而罗斯福总统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他没有带领美国人信心百倍地承担起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明显应该承担的责任。卢斯宣称，美国的新政策一定要是“一种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归人民所有”的国际主义。为了确保建立一种由美国引导的世界秩序，美国的商业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利他主义和思想观念，都要输出到其他国家。对于中国，《财富》杂志说美国所要承担的义务“是长期的，是从基督教新教的根本原则上派生出来的”，是在中国处境艰难的时候决不能放弃的。[37]
考虑到在中国有很多潜在的经济机会，将美国的精神传播到亚洲看起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如果美国拒绝承担自己的责任，中国这片土地对美国来说就一文不值;而如果美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中国对美国来说则“每年意味着四亿、五亿、十亿美元”的收入。《美国世纪》发表三个月之后，《财富》发表了同样的看法，指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也采用了几亿美元这样的数字。[38]“新中国”展现在美国面前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美国应该毫不迟疑地抓住这个机会。卢斯通过时代公司，敦促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发生的一切对他们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基于两国未来的紧密联系，美国对待亚洲的外交政策应该鼓励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中国正在改换容颜”，《财富》声称，“考虑到对外贸易问题”，美国应该支持、帮助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作为“地球上最富有潜力的市场”，非常希望美国能对其施加影响。《财富》早就注意到，不去帮助中国“不仅伤害了中国，还会挫伤美国的自豪感，打击我们作为一个伟大的基督教民主国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别国的自信心。”[39]
为了让《时代》、《财富》和1936年11月创刊的《生活》加强对中国潜力的报道，三大杂志在随后几年时间里，有意识地从积极的方面宣传“中华帝国”。它们经常从三个方面强化对中国的报道。一是强调中美之间在地理上以及某种程度上历史上的相似性。从地理位置上讲，中美两国简直相似得近乎难以区分。《时代》周刊有一期用这样的词句报道中国:日本在占领“中国的波士顿(北京)、纽约(上海)和华盛顿(南京)”之后，正向“中国的芝加哥(汉口)进发”[40]，广东被描述为“中国富饶、闷热的新奥尔良”。[41]中国在区域划分上也和美国的州、特区有相似之处。如陕西省被称为“中国潜在的宾夕法尼亚州”[42]。(不过，中国的匹兹堡不在陕西省，因为《财富》上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匹兹堡是战时的首都重庆。[43])在提到中国西部地区时，《时代》周刊评价说:“东部沿海的中国人……对中国西部的了解，要比乔治·华盛顿对(美国)荒凉西部的了解多得多。”当日军在中国东部地区不断获胜，中国人被迫往西撤退时，《时代》将中国人带着装备浩浩荡荡向西部内陆转移的情景和美国的历史进行对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士兵、学生“坐在牛车上，向蛮荒的西部转移”[44]。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报道策略是从正面展示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民党军队。时代公司几乎毫不犹豫地称赞国民党军官的能力和他们取得的成绩。《时代》周刊称两个国民党官员是亚洲“最伟大、最温文尔雅的外交官”。蒋介石的连襟和大舅哥在时代公司的报道中一直很受推崇，“耶鲁大学毕业的孔祥熙博士(H. H. Kong)意志刚强、充满欲望，哈佛大学毕业的宋子文(T. V. Soong)为人处世周密圆通，能力超群”[45]。《财富》上的一篇文章也用同样恭维的词句来描述他们。[46]
1941年6月《时代》周刊的一期封面故事称赞蒋介石的宠将陈诚，说他非常“出色地”率部保护战时首都重庆。文章说尽管中国军队还不太为世人所知，而且缺乏重要的现代武器装备，但它以“人数、士气和作战技巧”弥补了装备的不足。称国民党的军队很能吃苦，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实战训练，已经变得非常富有“作战经验”。《时代》周刊说，与美国对中国军队的一贯误解不同的是，“中国最精良的部队与以前美国人认为的中国人胆小、毫无战斗力完全相反”。为了证明中国军队的战斗士气，《时代》在文章中将之描述为“强壮结实、收拾得干净利索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他们尤其擅长和日军短兵相接”。近来他们又具备了一种新的勇气，那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打持久战。《时代》周刊还说，那些年轻有为的中国军官带领他们的部队一次次地击退日军。陈诚年仅41岁，他的整个部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官兵”，但他们又坚韧顽强，精通战略战术。与一般中国人相比，他们的身材要高大一些，“休息时全身心地放松，而一旦打起仗来则杀气冲天”。这些年轻的军官热衷于献身孙中山的民主理想，而孙中山是“中国的华盛顿”[47]。《财富》也将中国的高层军官描述为年轻、强壮、富有激情、充满智慧:“他们可以说是最有趣的一群人……自拿破仑建立其大军团以来最有趣的一群人。”[48]更重要的是，他们热爱美国，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会给他们提供最急需的武器装备去打日本。《时代》周刊预言:“一旦有人给中国士兵提供武器装备，他们就会完成这项使命。”[49]
这之前，《时代》周刊已经将它对中国军队的赞扬扩展到共产党方面，就是在蒋介石千方百计地要统一全中国时也有对共产党军队的赞赏。《时代》周刊在1938年12月的一期上刊文说，“蒋介石的一些最精良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50]，游击队破坏铁路线，偷袭日军，护送军需品，消灭小股日军。共产党的军队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时代》周刊的报道还特别提到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说他是“中国第一号的游击队战士”，“谦逊、笑眯眯的”朱德和他的游击队是《时代》所称的“新中国”的一部分。《财富》也加入了赞扬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行列，刊文说:“共产党的游击队”是“一群难以想象的高效率的人”。[51]更令人惊讶的是，1939年6月份的一期《时代》周刊甚至宣称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美国的民粹主义不无相似之处，热衷于把土地交还给深受地主盘剥的中国农民”。[52]
然而，时代公司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扬并没有继续下去。毛泽东的游击战诚然牵制了日军很大的兵力，但共产党毕竟是蒋介石最大的政治威胁。《时代》周刊告诫蒋介石不要放弃太多的军事权力，也不要为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太多的军需品，他需要对共产党实行《时代》周刊称之为“灵活性”的政策。1941年，《时代》周刊提到蒋介石面临的诸多困难，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并说国民党对共产党新四军的局部胜利，是防止内乱的必要行动，即“解除共产党的武装，解散共产党，从而避免被其吞吃掉”[53]。
卢斯杂志报道中国的第三个策略当然就是继续对蒋介石进行正面报道，其实这从1930年就已经开始了。《时代》在封面故事中为蒋介石大唱颂歌，甚至把蒋介石和宋美龄作为1937年的年度夫妇。同样，《财富》杂志也对蒋介石表现出明显的偏袒，特别是在1941年秋季的一期报道中。《时代》周刊1938年1月3日的封面故事盛赞蒋介石，因为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统一。[54]为了振兴经济，培养、训练、装备一支精干的部队，给恢复国民精神注入动力，蒋介石团结了“传统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让他们初步具有了“国民意识”。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硬通货币、基础设施建设、水灾控制、饥荒救济制度的建立，所有这些都给中国带来了“革命性”的根本变化。蒋介石高效、现代化的军队，正以“足球教练使用陪练球队的方式，与共产党军队作战，训练新中国的正规军。”《时代》周刊上的文章还为蒋介石迟迟不抗日辩解:“新中国的战争机器还没有装备好”。认为1937年夏天日本侵略中国时，蒋介石的政策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只是在“中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才不得不重新考虑通过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来“练兵”的想法。《时代》周刊上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重复了同样的主题:蒋介石“决心要反击日本侵略者”，但首先他必须“整理内务，强化军队，修建公路，为不可避免地往内地撤退做准备”[55]。如此说来，蒋介石1937年没有立刻反击日军是出于全局考虑的。
不仅如此，《时代》周刊还在1938年1月的封面故事中说蒋介石提高了整个民族的士气，指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是“清教带来的火种”，夸大其词地把蒋介石提倡的社会节俭运动，放在美国宗教历史背景中加以看待。而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比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约翰·科顿(John Cotton)所想象的要严格得多，特别是“新生活运动”呼吁中国全民生活都要军事化。[56]
时代公司对蒋介石的其他重要赞辞是《财富》在1941年9月的一期上刊登的文章，这一期是“中国同盟者”专号，刊登了四篇有关中国的长文，其内容、主要基调和1938年1月《时代》周刊将蒋介石夫妇作为1937年的年度人物相唱和。《财富》说蒋介石“充满男子汉气概……是一名严肃、坚韧的战士”。[57]他虽然是以“人文关怀、政治智慧而非战争手段”征服了其他军阀，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统一中国的殊荣。蒋介石面对日军侵略的节节后退也被说成是“伟大的”撤退，就像他后来的进攻一样，毫无疑问都是“伟大的”。中国的未来在蒋介石一边:“他已经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财富》的描述中，蒋介石具有美国人期望中外国领导人所应具备的所有美德:政治敏锐、军事精明、道德正直，他正带领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式的民主国家。更令《财富》满意的是，他还最终帮助美国认识到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以此为基点，中美两国就能够向共同的目标迈进:去创造一个基督教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美国在宣布参加二战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的报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类型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代公司对中国的报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并进一步拓展到无线电广播和新闻纪录片当中。在这一过程中，时代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多元化的新闻帝国。随着它的发展壮大，它对中国的认识也以更强的力度得到报道，因而传播得更深、更广。中国的民主、中国作为美国潜在市场的重要性，国民党军队的内部团结，尤其是蒋介石的力量、智慧和基督教信仰，都成为时代公司关注的中心，而在亚洲真正发生的一切，某种程度上被排斥在外了。与卢斯的思想不相一致的信息，要么被忽略，要么被合理地过滤掉，美国人心目中的总体中国印象是积极的。美国记者葛拉姆·派克在描述自己在中国部分省市的生活时写道，他1940年从美国来到中国时，满脑子里都是“从美国新闻媒体上得到的信息:虽然战败但表现出了英勇的气概，勇敢机智的游击队，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迫向西部转移……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新国家……在美国大地上流传的是蒋介石的高大形象，他美丽迷人的妻子只是在幕后默默地奉献”[58]。在美国的媒体中，没有哪一家能与时代公司相抗衡，在报道中国方面也没有哪一家像时代公司那样持久。
20世纪30年代后期，卢斯媒体对中国事件的报道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的真实情况，不如说反映了卢斯的个人偏好。而对卢斯来说，这正是他想要的。对于卢斯的新闻理念，一位评论员这样说道，他“是一个传教士，一个信徒，他的信念、眼界和对真理的认识彼此有矛盾之处，因此，他的通讯员看到的真实情形在他那里并不是最重要的”[59]。卢斯认为自己的责任不仅是报道世界大事，而且要教导美国人承担起他们的责任，他不是一个报道者，而是一个布道者，站在中国一边布道。
美国宣布参加二战前的五年，是美国认识蒋介石的关键时期，时代公司在塑造、宣传蒋介石方面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1936—1941年，蒋介石被描绘成中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在这一时期，卢斯个人对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他的新闻帝国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二者结合起来加速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卢斯和他的媒体帝国对美国人理解“美国世纪”的基本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1] 关于这方面的更多内容，参照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341—370页;谢里丹的《分裂的中国》第156—182页;范·斯莱克的《敌人与朋友》第14—30页;盖斯特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第43—46页。(www.xing528.com)
[2] 蒋介石1930年10月接受基督教洗礼，《时代》周刊1930年11月3日的一期(第25页)报道了蒋介石对基督教的皈依:“蒋介石就像君士坦丁大帝(288—337)一样，君士坦丁大帝曾是罗马大将军，在认识到十字架会让他赢得胜利之后，皈依了基督教。之后，他果然攻克了罗马，做了皇帝。”(原文如此)
[3]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387页。
[4] 《纽约时报》，1937年2月3日，第27版。
[5]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387页。史景迁指出，赛珍珠的小说《大地》销售了150万册之多，而据估计有2300万美国人观看了《大地》改拍的电影。这不仅是由于小说和电影展现了异域的中国风情:“也许是因为当时的美国人正遭受着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看到中国人比他们生活得更艰难会给他们一丝安慰”(第388页)。
[6] 关于这一时期中德关系的更多内容，参照柯伟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特别是第113—126页;也可参照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396—402页。
[7]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59页。
[8] 更多关于新生活运动以及美国传教士参与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参见小汤姆森的《当中国与西方相遇》第七章。关于德国对中国“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参见柯伟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76—185页。
[9] 蒋介石有好几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第一次是1931年10月26日，照片上是他和他的妻子宋美龄。下面的小字写着:“中国总统和夫人，他是黄埔日军的威胁”，这是一个文字游戏，蒋介石曾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时代公司，特别是《时代》周刊在其初期以自命不凡为人所知。文中的引文出自1933年12月11日的《时代》周刊(第20—22页)，这是蒋介石第二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10] 此前在1936年2月，蒋介石和约瑟夫·斯大林、日本天皇、溥仪一同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
[11] 《时代》周刊，1936年11月9日，第18—19页。
[12] 从上海到南京的军事防线被称为“兴登堡防线”，参见柯伟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23页。
[13] 《时代》周刊，1936年11月9日，第19页。
[14] 飞机是用广大订户募集的钱买的，很多省市都超额完成了募资任务。参照小汤姆森的《当中国与西方相遇》，第33页;以及《美国对外关系》，1936年第4卷，第455页。
[15] 小汤姆森:《当中国与西方相遇》，第20页。
[16] “美联社传记部”，第2889号人物传略，1941年5月1日，第2页，美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91卷。
[17] 关于蒋介石被扣押的更多细节，参照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420—424页;以及范·斯莱克的《敌人与朋友》，第75—91页。
[18] “东亚最强大的人物”这句话在1937年1月4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上又一次出现(第18页)。
[19] 《时代》周刊1936年12月28日，第14页，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第420页说张学良已经戒掉了鸦片。
[20] 除了史景迁以中立的态度对“西安事变”的描述外，其他对蒋介石被关押始末记述最详细的，依然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参照该书第395—422页。无疑，斯诺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但他的叙述极为详细。关于莫斯科对此事件的批评，参照施克拉姆的《毛泽东》，第199页。关于对蒋介石政策越来越多的不满，参照谢里丹的《分裂的中国》，第254页。
[21] 转引自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第403页。
[22] 转引自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第403页。
[23] 同上书，第414—415页。
[24] 同上书，第415—417页;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423—424页;谢里丹:《分裂的中国》，第254—255页。
[25] 转引自菲尔丁:《时代在前进》，第134页。
[26] 《远东!》为《时代在前进》(新闻片)第3卷第5期的片名，雷电华影片公司1936年出版发行。
[27] 整个20世纪30—40年代，《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报道喜欢指出中国人在着装方面的不同。蒋介石总是以得体的戎装出现，而他的对手则邋遢、不修边幅。
[28] 所有引文均来自“记录中国”项目中对这次演讲的记录，参见第201卷。
[29] 蒋介石:《耶稣受难之于我的意义》，《基督世纪》，1937年5月12日，第612页。这篇两页长的演讲稿和蒋介石在复活节的演讲几乎是一样的。
[30] 蒋介石:《我为什么相信耶稣》，全文刊登于《基督世纪》，1938年6月8日，第723—724页。这篇演讲在美国的《时代在前进》节目中播出，参见雷金纳德·惠勒致蒋介石、蒋夫人信函， 1938年4月25日，“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文件，第4卷。
[31] “记录中国”项目，第201卷。
[32] 兰斯洛特·福斯特:《蒋介石和蒋夫人》，《希伯特杂志》，1937年10月，第100页。
[33] 瓦格:《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第153页。
[34] 《人类生存状况》，卢斯在斯坦福大学第53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7月2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35] 卢斯1944年5月6日致温思洛普·奥尔德里奇信函，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
[36] 卢斯在一次联合国特别为中国举办的捐献会上的讲话，1942年12月13日，联合援华会-联合援华服务会文件，第48卷。接下来有关卢斯演讲的引文皆出自该文献。
[37] 《美国的对外政策》，《财富》，1940年12月，第153页。
[38] 《中国市场》，《财富》，1942年5月，第69—120页。
[39] 《美国的对外政策》，《财富》，1940年12月，第153页。
[40] 《时代》周刊，1938年6月13日。类似的报道参照《时代》周刊以下几期:1938年1月3日，第14页;1938年2月21日，第23页;1938年11月7日，第12—13页;以及《生活》画报1938年5月16日，第12页。
[41] 《时代》周刊，1937年10月4日，第19页。
[42] 关于《中国潜在的宾夕法尼亚州》，参见《时代》周刊，1939年12月18日，第23页。
[43] 参见《新中国》一文，《财富》，1941年4月，第121页。这篇文章说:“看到国民党，你就会想到民主党;看到重庆的工业，你就会想到匹兹堡。”这段话实际上反对进行简单的类比，但事实上却正是这样做的。
[44] 《时代》周刊，1938年11月7日，第13页。
[45] 《时代》周刊，1939年6月26日，第30页。
[46] 《新中国》，《财富》，1941年4月，第120页。该文说孔祥熙精通人情世故:“虽然他是中国最具西方思想的大人物之一，但他善于掩盖自己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育背景，表现出来的是一副令人愉悦的老派处世方式”;宋子文则被称为“最杰出的人才”。
[47] 《时代》周刊，1941年6月16日，第23—25页。
[48] 《中国的军队》，《财富》，1941年9月，第50页。
[49] 《时代》周刊，1941年6月16日。
[50] 《时代》周刊，1938年12月5日，第17页;以及《时代》周刊，1938年11月28日，第15—16页。
[51] 《中国的军队》，《财富》，1941年9月，第49页。
[52] 《时代》周刊，1939年6月26日，第29页。要详细了解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参照肖梅克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
[53] 参见1941年2月3日的《时代》周刊，第23页，以及1941年2月10日的《时代》周刊，第14页。也可参见《新中国》，《财富》，1941年4月，第116页。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照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第463—466页，以及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权》第136—140页。另外，也可参照邹傥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138—141页，白修德和雅各比的《中国响惊雷》，见第75—76页、211—212页，白修德的《探索历史》，第110—116页。
[54] 《时代》周刊，1938年1月3日，第13—16页。
[55] 《时代》周刊，1939年6月26日，第30页。
[56] 《时代》周刊，1938年1月3日，第15页。其他认为“新生活运动”是“一种中国式清教”的评论，参见《时代》周刊，1937年3月1日，第21页。
[57] 《中国的军队》，《财富》，1941年9月，第47页。
[58] 派克:《两种时间观》，第35页。
[59] 哈伯斯塔姆:《无冕之王》，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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