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将其提升为战略关注

毫无疑问，中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社会不公问题是严重的。

在经济领域，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从2000年起，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到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这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非常大。第一，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1985年、1990年、1998年、2002年、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8倍、1.86倍、2.2倍、2.52倍、3.1倍、3.28倍，2007年和2009年达到3.33倍。^[1]为了全面考察中国东、中、西部各个省份的城乡差别，本书从中国东、中、西部省份中分别抽取一个省份为例，东部省份中抽取广东省、中部省份中抽取河南省、西部省份中抽取青海省。2016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7684.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4512.2元^[2]；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723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1697元^[3]；青海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675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8664元^[4]。通过简单计算可知，广东省、河南省和青海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分别是：2.60∶1、2.33∶1、3.09∶1。可见，这些省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接近甚至超过3倍。第二，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以2016年为例，在全国31个省（市）中，最富裕的两个省份是东部的浙江省和江苏省，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7237元^[5]，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0152元^[6]，而最贫穷的青海省，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6757元。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青海省的1.77倍，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青海省的1.5倍。可见，中国现阶段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第三，在阶层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1998年中国地域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7]。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一比例还算小。但是，如果用国际贫困线来衡量，2005年中国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8.17%。^[8]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一比例还算是比较高的。富裕群体的收入占整个社会居民财富的比例较高。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7年，占中国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群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达到51.9%，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群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仅有4.3%。^[9]第四，在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方面。2011年12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公布的相关报告显示，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的工资是最低的行业的4.2倍。^[10]而国际上公认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

在政治领域，民主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法律制度的缺失和司法体制的不完善导致的社会不公屡见不鲜。第一，在民主制度方面。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首先，法律法规的制定中的民主不充分。中国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政府主导下的建设，在这样的模式下，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下由相关职能部门起草法案，经国务院审议后提交人大讨论通过，或者由政府直接颁布。这样的制定程序使民主未得到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意志绑架甚至践踏公共利益而为自己牟利，这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危害。据相关统计，“中国现行有效的宪法、法律总共231部。但在立法过程中，公开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还不到10%”^[11]。其次，企业制度中同样缺乏民主。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由于政治民主机制的不健全，作为重要利益攸关者的职工很少有参与权，作为所有者的公民监督不力，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加剧了社会不公。第二，在法律制度方面，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少量社会成员通过钻法律的空子谋取利益。在司法体制方面，不健全的司法体制滋生种种司法腐败，违法办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现象屡见不鲜，这样的司法不公导致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公权力的腐败，这是政治领域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

在文化教育领域，教育不公非常突出。在城市，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与非重点小学、非重点中学在教学质量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导致在不同学校就学的学生所享受到的教育质量有很大差别，导致教育不公。在高等教育方面，高考录取是依据各个省、市、自治区划定的分数线进行录取，这就导致了各个省、自治区之间学生的不公平竞争。在那些教育质量较高、教学资源丰富的省份，很多学生享受到比其他省份低得多的分数线，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而在那些人口多、教育质量不高的省份，学生就面临着更加激烈和残酷的竞争。另外，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也是教育不公的重要表现。在那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由于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财力支持教育，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才，教育资源会越来越丰富，教学质量会逐步提高。而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和地区，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教育，就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甚至连留住人才都变得非常困难，教育水平很难提高，这就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公。(www.xing528.com)

在社会领域，失业问题比较突出。就业对每个社会成员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成员只有获得一份工作，才能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为自己及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保障。而大量的失业不但导致社会成员失去生活之所依，扩大贫富差距，加重社会不公，而且会导致一定的社会问题。2011年，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的尹蔚民指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增加，到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为9.97亿人。其中，中国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在2500万人左右，但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国家每年只能提供1200万个就业机会，年度劳动力供求缺口高达1300万人左右。^[12]另外，社会保障的缺失和不公仍然存在。社会保障的行业分割问题突出。目前，中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分属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这些单位的社会成员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有很大差别；对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还不够；区域之间社会保障的差异明显，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方政府财力的差别，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的差异非常明显。

要解决中国现阶段面临的种种社会不公问题，需要国家给予充分的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理念。应当指出，这一提法是在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摆脱平均主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大力发展生产力，人们热切地追求经济利益，经济增长成为头等大事，因此这一提法顺应了这一历史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提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一提法的缺陷非常明显。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提法把“公平”放在“兼顾”的位置，没有充分重视公平的重要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把经济放到了无以复加的重要地位，而公平只是放在“兼顾”的地位，这是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肤浅而片面的理解。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分化也越来越明显，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也会加剧，社会公平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仅仅把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未能充分重视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的保护，未能充分重视政治、文化、教育和社会领域的发展，这是一种片面的发展，是不持续的。社会发展不应仅仅关注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还应该重视社会财富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实现共建共享。如果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手中，大多数社会成员仍然贫穷，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最终的目的和意义。

社会公平是一个大问题，理应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社会公平问题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关系到社会发展能否持续有活力有动力，关系到能否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一言以蔽之，社会公正是一个事关整个国家能够得到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大问题。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两项基本内容。”^[13]要高度重视社会公平，把社会公平上升到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把社会公平放在突出位置，把社会公平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来抓，为推进社会公平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