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南斯拉夫：生死存亡的挣扎

1989年，当苏联和东欧的政局发生剧变的时候，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也遭受强烈冲击，处于动荡和解体之中。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迅速瓦解的情况下，西方把南斯拉夫视为“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南斯拉夫各地在不断发生动乱事件。

早在1988年12月30日，南斯拉夫联邦总理布兰科·米库里奇(波黑人)因联邦经济危机和各共和国“邦联化倾向”加剧，宣布解散联邦政府，一度出现政治危机。于是，在南斯拉夫联邦和南共联盟中央形成了4票对4票的状态，即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为一方，主张维护南共联盟和联邦的现行体制；而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黑4个共和国为另一方，支持改革联邦的党政体制。联邦党政部门已很难正常运作。

1989年1月10—11日，黑山共和国因对塞尔维亚在联邦的强硬政策不满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时任塞尔维亚共和国共盟主席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借口“人民的不满”迫使黑山党政主要领导集体辞职，并把自己的亲信、年轻的布拉托维奇扶上台。

1989年1月17日，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决定在斯洛文尼亚实行政治多元化；6月17日，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诞生，结束了南共联盟在这两个共和国的垄断地位。

面对国内外出现的严峻形势，1989年1月底2月初，南共联盟召开了第十三届二十中全会，但领导层内部对南斯拉夫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德鲁日奇曾形象地把当时的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比作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塞尔维亚，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南共联盟“联邦化”和南斯拉夫“邦联化”问题。

1989年2月中旬，科索沃煤矿的阿尔巴尼亚族工人举行大罢工，成千上万的工人、职员、学生加入罢工活动，整个自治省陷入瘫痪。联邦主席团宣布在科索沃自治省戒严，坦克和装甲车进入动荡地区。这时，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组织大型集会支持和声援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罢工活动，谴责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沙文主义政策”。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领导人还公开声称，“塞尔维亚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态度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毫无二致。每一个塞尔维亚人都可以辱骂阿尔巴尼亚人，而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后果”。

1989年3月28日，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决议，取消了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的地位，宣布这两个地区完全由塞尔维亚司法管辖，以加强内部(包括两个自治省)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这实际上是否定了1974年宪法所赋予这两个自治省的所有权力。这对各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1989年上半年，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多次开会研究在东欧和南斯拉夫正在发生和将会发生的事态。3月和5月，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曾先后表态，认为多党议会制不适合南斯拉夫的宪法，在这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成立各种政党会激化民族矛盾，甚至导致分裂联邦国家。所以，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一开始不主张实行多党制，而只赞成实行“政治多元化”。然而，面对东欧国家掀起的多党制狂潮，国内一部分反对派政党的进攻和西方国家的施压，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不得不一再退让。开始，他们只同意成立各种政党，想把反对党的活动限制在统一战线组织——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范围之内，但这种想法已抵挡不住反对党发起的公开挑战。

1989年上半年，南斯拉夫的党政领导发生了较大变动，塞尔维亚共和国在联邦的垄断地位已严重动摇。3月，克罗地亚人安特·马尔科维奇当选为南斯拉夫总理，年仅39岁的斯洛文尼亚人亚内兹·德尔诺夫舍克代表斯洛文尼亚担任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南共联盟主席团主席则由较为中立的马其顿人米兰·潘切夫斯基担任。在社会和政治形势对塞尔维亚不利的情况下，新任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决定利用“科索沃战役”600周年纪念大会的机会，显示塞尔维亚共和国在联邦的强势地位。

1989年6月28日，他在科索沃有近百万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时强调说，“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心脏”“科索沃历史性战役6个世纪以来，我们又面临新的战斗……而且，不排除有新的战役”。他的这一讲话激起科索沃、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地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在煽动塞尔维亚人同联邦里其他民族的矛盾，在为南斯拉夫解体推波助澜。

在这次集会之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要求恢复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并向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投诉，称塞尔维亚共和国侵犯了阿尔巴尼亚族的人权。这为后来科索沃问题的国际化迈出了第一步。(https://www.xing528.com)

1989年上半年，克罗地亚在对待科索沃自治省动乱事件的态度上，强烈反对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做法，趁机决定从联邦派往科索沃自治省的特种部队中撤回全部克罗地亚人员，并停止缴纳援助不发达地区的基金。

1989年下半年起，南斯拉夫联邦各共和国相继修改了各自的宪法，其中许多条文与联邦的宪法原则相悖。塞尔维亚共和国则强调要加强内部(包括两个自治省)的集中统一。

1989年7月，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斯洛文尼亚宪法修正案草案，宣布它是主权国家，拥有不可剥夺的完全的自决权，有脱离南斯拉夫联邦的权力，并将修正案提交全民讨论。

1989年9月26日，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以97票对40票要求斯洛文尼亚议会推迟讨论宪法修正案。同时，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也建议斯洛文尼亚议会把宪法修正案搁延15天，暂缓讨论。斯洛文尼亚议会拒不听取南共联盟和联邦议会的劝阻。

1989年9月27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议会几乎以全票通过了宪法修改案，确保共和国的自决权和同联邦的分离权，并禁止联邦机构和军队在该共和国实施戒严的权力。修正案决定在宪法中删去“南共联盟的引导作用”，为成立其他政党组织铺平了道路。当时，除了克罗地亚共和国以外，其他共和国和自治省在塞尔维亚的带领下向斯洛文尼亚群起而攻之，攻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领导人“出卖国家”“肢解南斯拉夫”，鼓吹“多党制才是唯一的拯救办法”是“不折不扣的分离主义”。

接着，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许多大型企业宣布断绝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经贸联系，塞尔维亚居民开始抵制斯洛文尼亚的商品。克罗地亚共和国则表示站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一边。

南共联盟在1989年10月召开的十三届二十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纲领》，表示愿意放弃“一党垄断”，接受多党制政治模式。自打开这一缺口后，南共联盟领导层内的分歧日益严重，党的“联邦化”问题更加突出。

1989年，南斯拉夫最后一届政府安特·马尔科维奇总理已经放弃经济改革，放任经济完全自由化。这时，南斯拉夫历史科学开始重新评价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抵抗运动，纠正过去无限拔高的英雄主义历史观；报刊等媒体也在利用言论自由辩论社会问题，试图突破过去对一些事件和任务的“红线”与禁区。

1989年南斯拉夫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联邦决策层在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机制运转不灵，在社会丧失权威性；联邦上层领导的不团结发展到公开对立，甚至相互攻击；南共联盟内部思想混乱，联邦化倾向愈益加剧；经济形势日益恶化，青年学生和群众性抗议活动波及南斯拉夫全境；民族矛盾加深，敌视活动频繁和扩大升级；联邦各单位各自为政、我行我素已威胁到南斯拉夫的独立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