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实际上，像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既存在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大民族主义；也存在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同时，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大民族主义，也有斯洛文尼亚的“经济民族主义”、波斯尼亚的“文化民族主义”和马其顿的“地方民族主义”。它们的要求和表现形式虽不一样，但都把矛头集中指向联邦。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科索沃自治省、波黑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等地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恶性发作，严重影响了联邦内部的团结，成为导致联邦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60年代初，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政府内部已逐渐形成为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派以卡德尔为代表，得到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社会舆论的支持；另一派以兰科维奇为首，得到塞尔维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共和国的支持。在南斯拉夫学术界，认为这是“自由派”同“保守派”的斗争，是“邦联主义”同“联邦主义”的斗争，是非中央集权同中央集权的斗争。归根结底，这种争论和斗争的焦点是在南斯拉夫继续坚持联邦制，还是变成比联邦更松散的邦联制。
起初，铁托尽量在两派之间保持平衡，他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及其他民族主义，采取或调解或压制的政策。这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外交方面和军事方面。他频繁出访世界各国，而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则交给有关部门的专家来处理。
铁托是主张中央集权的。1963年他建议设立联邦副总统一职，由塞尔维亚强硬派人物兰科维奇担任。自由主义者被迫暂时收敛，不再轻举妄动，但是这个时期非常之短。在兰科维奇升迁不久，克罗地亚人米尔卡·库弗琳当上了联邦旅游委员会主席。她主张大力发展旅游业，取消外国旅游者的签证限制，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旅馆业和餐饮业，并向旅游者提供更优惠的第纳尔汇率。兰科维奇领导的国家安全部门担心外国间谍以游客身份大量涌入，反对库弗琳的做法。于是，1964年库弗琳被扣上“反党活动”的帽子，受到处罚。这被认为是保守势力的一个小小胜利。
1966年7月，兰科维奇被铁托赶下台，自由派拍手称快，标志自由主义者占了上风。然而，自由化并没有给社会政治体制带来稳定。相反，这个时期的自由化措施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并使它们全面活跃。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学术界围绕导致1941年南斯拉夫王国崩溃的“过错”、各族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各共和国生活水平的悬殊和“发达”与“欠发达”的标准等问题展开了辩论。争论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具体问题必然导致联邦内部民族之间的不信任，对联邦制产生怀疑。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波黑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都谋求获得更多的权利，要求联邦作出更大的让步。塞尔维亚共和国为承担起维护联邦统一的使命，它无法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服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只好借助占据优势的警察和军队，采取一些过激的行动。(www.xing528.com)
如果说随着兰科维奇的下台和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两个共和国之间矛盾的加深，南斯拉夫的根基已发生了动摇，那么1974年宪法的出台则预示着联邦的解体已拉开帷幕。前文已经介绍了这部宪法的新规定和新趋向，由于1974年宪法的实施，在南斯拉夫版图内形成了6个共和国加2个自治省的8个“权力中心”、8个“封闭性的市场”和8个“独立的实体”。联邦各成员单位在各自的共盟领导下各行其是，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泛滥，为后来的分裂解体埋下了祸根。90年代初，联邦内的离心力达到顶峰，南斯拉夫像一艘超负荷的巨轮在民族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沉没。
早在1971年，一位塞尔维亚学者就写道：“当铁托对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冲突熟视无睹的时候，他便犯下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南斯拉夫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1]还有资料说，在70年代后期铁托已经预感到南斯拉夫难以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他看到国内到处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各种民族主义顽症难以克服。联邦的基础正在动摇。1978年，铁托的老战友斯韦托扎尔-泰波·伏克曼诺维奇问他为何这么“忧郁”，是否党和国家出了什么事时，铁托回答说，已经没有南斯拉夫，没有党了。
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一直在“联邦”和“邦联”的风雨中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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