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民族主义问题解析与优化

斯洛文尼亚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文字，属于“中欧文化区”。它一直以此为豪。

1969年8月13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领导人指责联邦政府在分配使用修建公路的国际贷款方面不公平，要求联邦政府辞职。这便是著名的“公路事件”。这一事件的实质在于，斯洛文尼亚认为自己是发达的共和国，联邦政府向其他不发达共和国投资是一种“政治投资”。斯洛文尼亚认为，它仅占联邦人口的8%却负担联邦预算的1/4，太不公平。这当然也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损害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不利于联邦的团结。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也发生了“斯洛文尼亚之春”运动。这一运动提出的主要要求是言论自由，反对塞尔维亚共和国控制联邦军队。同时，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国内成立了生态组织和保护人权组织。这在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不同政见者运动。

1986年11月，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学生利用公众的支持，向联邦政府请愿，要求改变现行的联邦机制。其中，请愿书特别要求改变对服兵役的选择权利，要求取消每年5月25日的南斯拉夫青年节作为铁托生日庆祝这种“过时的仪式”。铁托在世时，南斯拉夫各族青年在这一天举行火炬接力仪式，并将接力棒呈交给铁托本人。1988年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结束了这种仪式。

1987年2月，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新观察》(Nova revija)杂志连载了一系列文章，突破了南斯拉夫有关民族问题的禁区，大谈“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危机”和联邦的弊端。其他共和国的政界和知识界提出批评，称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备忘录”。这一系列文章的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从1918年成立南斯拉夫国家起，斯洛文尼亚的主权就受到了限制；在社会主义年代，它既不是独立共和国，也不是主权民族；联邦不符合斯洛文尼亚的民族利益；南共联盟是“人为的先锋队”；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军队；等等。

同年3月，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个别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公然提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应该脱离南斯拉夫联邦，加入西欧……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南斯拉夫联邦境内最文明的民族”，而其他共和国和民族完全靠联邦人为的支撑，是联邦的“包袱”。面对这种挑衅性攻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共盟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批评这种“反共势力”的同时，又认为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纲领的出现是对塞尔维亚《备忘录》的回答，是对大塞尔维亚主义在科索沃问题上强硬政策的警告。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民族主义以自己亲西方的优越感，无视联邦“兄弟团结”的民族政策，破坏联邦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黑共和国作为波斯尼亚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三个民族共居的特殊地区，一直同时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基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在共和国同一份报纸上一面用基里尔字母，另一面是拉丁字母。这样处理是为了在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两个民族之间保持平衡。因为波斯尼亚族没有自己的官方语言，只有个别穆斯林作家在写作时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的成分。

当1967年克罗地亚共和国提出克罗地亚语同塞尔维亚语一样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时，波黑知识界开始认为，穆斯林已经被认定是一个民族，应该和其他共和国和自治省一样也使用自己的语言——波斯尼亚语。他们建立了“穆斯林文化协会”，倾向于克罗地亚文化协会的独立语言观点。(www.xing528.com)

在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争论初期，波黑基本上持中立立场，起着不偏不倚的作用。1970年在萨拉热窝举行了关于在波黑学校中使用一种“宽容的”语言教学的学术讨论会。次年，波黑政府通过了一份《关于波黑书面语和语言文字政策》的文件，指出在语言方面的论战，是一定社会政治矛盾的表现形式。因此，任何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都带有本民族自己的政治色彩。

基于这种认识，波黑共和国一方面主张“语言上的宽容”，另一方面又努力提倡要发掘和使用自己的“波斯尼亚语”。波黑共和国的知识界在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影响下，也参加了“讨伐”南斯拉夫联邦的大合唱。1981—1982年，波黑共和国出现了一批文章和书籍，宣传19—20世纪波黑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特别是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生活。波黑共和国共盟中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要求“南斯拉夫联邦新宪法应给予穆斯林更多的民族权利”“联邦的权力应该更小一些”。波黑共和国民族主义势力要求打造一个单纯种族和单一文化的共和国，而忽视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共处。民族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波黑成为一个具有“泛伊斯兰”思想的共和国。

马其顿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现象。马其顿共和国、马其顿民族和语言文字都是“二战”后正式出现的，是在南斯拉夫的全力保护下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马其顿共和国在联邦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无法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共和国相比，但强大的联邦是它的坚强后盾。

马其顿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是以“自由化运动”的面目出现的。1971—1972年，在克罗地亚共和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马其顿共和国向联邦提出“权利平等”问题，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1972年11月，铁托总统来到斯科普里，指出马其顿共和国的自由主义跟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的自由主义不同，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主义”。当时，马其顿共和国民族主义对“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和南共联盟的引导作用提出质疑，暗示政治多元化是未来的一种选择。

马其顿是受塞尔维亚影响最大的一个共和国，但它一直追求“去塞尔维亚化”，主张马其顿共和国的东正教会脱离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教区。马其顿共和国领导人的政治主张经常摇摆不定：一部分领导人支持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邦联化”思想；而另一部分领导人赞成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中央集权主张。马其顿共和国民族主义活跃还表现为“大马其顿思想”的复活，这种思想渴望生活在保加利亚和希腊的马其顿人及其居住地区都统一到马其顿共和国，组成一个强大的马其顿民族国家。马其顿共和国提出保护在保加利亚和希腊两国马其顿族的权利问题，经常使南斯拉夫同这两个邻国的关系趋于紧张。

历史上，黑山是巴尔干面积最小和人口最少的袖珍国家，但它也有一个“大黑山”的宏伟计划。“大黑山”计划打算将阿尔巴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的一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黑山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欲证明黑山民族不是起源于塞尔维亚人，早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例如，萨瓦·布尔科维奇在《黑山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施皮罗·库林舍奇在《关于黑山的种族起源》等著作中就强调说，黑山民族是中世纪就已经存在的一个单独的民族，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这一观点引起黑山共和国社会关于黑山民族起源的广泛争论，引起反塞尔维亚情绪。而塞尔维亚史学界部分人认为，黑山人起源于塞尔维亚人，没有形成一个黑山民族。黑山的历史和文化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1988年2月黑山共和国共盟批评黑山学者的论断是一种“民族主义理论”，不利于民族团结。黑山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还强调他们在联邦中处于“民族不平等”的地位，黑山共和国的语言和文化特征没有得到保护，反对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民族同化”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