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之春运动：消弭民族主义势力

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由来已久，它反映在克罗地亚社会各阶层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共盟领导层。这一运动被西方称为“克罗地亚之春”(Хрватско пролеће)，主要是由克罗地亚知识界发起和领导的。

“二战”后，克罗地亚共和国反复强调，它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语言文化。克罗地亚共和国共盟不愿承认有一个统一的全南斯拉夫的共产党，而主张南共联盟也应该“联邦化”，不要干预各共和国和各共和国共盟的内部事务。

20世纪60年代，克罗地亚共和国率先发难。1967年3月17日，克罗地亚130名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关于克罗地亚文学语言的名称和地位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声称克罗地亚语同塞尔维亚语一样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应该保证在克罗地亚社会各方面完全使用这种书面语言。该《宣言》认为，南斯拉夫联邦宪法关于联邦国家的官方语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规定是不正确的，是对克罗地亚语的歧视。

这个《宣言》一出来就遭到塞尔维亚共和国知识界的猛烈抨击，双方就语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论战不仅表现在文化界和理论界以及文化团体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分歧，而且有关共和国共盟的盟员和某些党政领导人也被卷入进去。南共联盟认为，关于语言争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所使用的语言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在书写上使用了拉丁字母(克罗地亚语)和基里尔字母(塞尔维亚语)的区别。《宣言》的要害是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之间制造分裂。因此，凡参加签名的共盟盟员都受到了批评，有的被开除出党。为了平息这种过激的民族主义势力，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相继被撤换。

但是，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暗流却时隐时现。1970年，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共和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又有了新的发展。两个共和国的报纸发起相互攻击：克罗地亚谴责塞尔维亚的中央集权主义是那些亲斯大林的前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产物；而塞尔维亚则指责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要求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国外的前“乌斯塔沙”分子的要求。

1971年，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分裂主义活动达到顶峰，要求从联邦独立出来并加入联合国，要求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发行自己的货币。“克罗地亚文化协会”(“马蒂察”，Matica)变成了宣传民族主义的阵地。后来，在铁托总统的多次亲自干预下，才结束这场针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群众性民族运动”。

根据近年公布的材料，这场“克罗地亚之春”运动已波及全南斯拉夫。波黑共和国的共盟领导要求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对克罗地亚领导人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煽动种族仇恨的行为采取措施”。铁托总统表示，“如果再晚6个月干预克罗地亚事件，南斯拉夫很可能面临国内战争”。

克罗地亚共和国坚持认为，波黑共和国的穆斯林也是克罗地亚人，因而波斯尼亚是克罗地亚的领土。克罗地亚共和国把联邦中一切负面的东西都归罪于塞尔维亚共和国，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塞尔维亚共和国。

有的巴尔干问题专家认为，克罗地亚对联邦政府不满和失望的理由很多，但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www.xing528.com)

第一，克罗地亚共和国在联邦范围内的边界不符合它的“国家历史权利”。塞尔维亚共和国比它强大，成了“大塞尔维亚”。

第二，南斯拉夫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联邦单位的国家主权相矛盾。联邦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各共和国失去了独立的国家地位和法律属性；而塞尔维亚又成了联邦的共同中心，成了联邦中央集权的强大捍卫者，这违背了联邦是各族人民平等联合共同体的精神。

第三，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与天主教发生了冲突。南斯拉夫战后又与梵蒂冈断绝外交关系，这刺痛了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心，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打击。

第四，南斯拉夫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北部和西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经济发达，而南部和东南部的波黑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科索沃自治省、黑山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部分地区)比较落后和贫穷。南斯拉夫以损害发达地区的利益来援助欠发达地区，使克罗地亚共和国认为自身在物质上付出太多。

第五，克罗地亚共和国对联邦的干部政策不满。克罗地亚人在军队、国家安全部门和中央机关任要职者很少，而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占据了主要领导职位和要害部门。尽管南斯拉夫的元首是克罗地亚人铁托，二号领导人是斯洛文尼亚人卡德尔，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共和国对联邦的干部政策仍耿耿于怀。

可见，克罗地亚共和国同塞尔维亚共和国、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积怨甚久，很难化解。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态度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南斯拉夫的命运。

南共联盟及其领导十分重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共和国的关系，尽量使这两个共和国及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不致激化。因为这两个在联邦中起关键作用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有别于其他较小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它们的团结还是分裂将严重损害联邦的形象，直接威胁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生存。